一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塑（一）

2015年3月14日廣州講座

一戰這個時間節點，這個節點對於歐洲讀者來說應該是很熟悉的。對於他們來說，可以說，自然而然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是文明的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折點。對於中國讀者來說，至少對中國受現代教育產生出來的讀者來說，這個想法可能比較陌生，好像直接影響不如二戰。但是因為世界的動力中心在歐洲，世界體系的演化源也在歐洲，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比較整體的視野的話，還是必須要重視一戰。一戰是一個轉折點，它截斷了漫長的十九世紀和短暫的二十世紀。這個劃分我得解釋一下。什麼叫「漫長的十九世紀」？就是，從拿破侖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時期，也有人把它稱之為英國主導的世紀，或者叫做自由主義世紀，或者叫做資本主義世紀，也可以叫做殖民主義世紀。其實這幾個稱呼有內在的聯繫。拿破侖戰爭，等於是歐洲各國內部之間模式演變的最後一次對決，以英國為代表的立憲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模式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在這之前，路易十四的法國和法國大革命的法國，以及拿破侖，本身就代表了拒絕這種模式的一種企圖。他們，也可以這麼說，是認為：絕對主義王權，或者是群眾的民主制度，或者像拿破侖這樣以軍事光榮為代表的，復活古羅馬的體制，能夠給人類歷史提供另外一個出路。但是在拿破侖最後失敗以後，法國自己也漸漸走上了英國那種議會制和資本主義制的模式，等於是挑戰者不復存在了，英國模式變成了世界唯一主要的選擇。基本上所有國家，在整個十九世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時候，都在模仿英國的議會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議會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逐漸變成一個唯一合理的模式，同時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過程我們通常稱之為殖民主義。

因為中國人往往用情緒化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覺得殖民主義是屈辱的，所以對這一點中國人沒有較好的理解。但是你從整個世界文明的角度來說看，可以說是，在沒有議會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廣大的亞非拉地區，殖民主義是迅速引進歐洲模式的，即使不是最佳方式，也是最常見、最經常的方式，在十九世紀它毫無疑問是主流方式。歐洲內部的議會制度和資本主義向外擴張的過程，和世界範圍的殖民主義是基本同構的。這種同構不是天然就能形成的。假如在拿破侖戰爭以前，英法爭霸，歐洲內部的國際協調沒有搞好的情況下，對外的殖民擴張不能夠有效的產生。例如，像阿蘭·佩雷菲特這樣的人會有一個，在歐洲可以說是常識的觀點，就是說，鴉片戰爭之所以在1840年發生，不是偶然的，是因為拿破侖戰爭的緣故。如果不是拿破侖的話，很可能提前20年就已經爆發了。因為英法戰爭牽制了英國東向發展的勢力，使英法兩國的勢力都留在歐洲，所以大清帝國才暫時沒有遭到印度的厄運。如果拿破侖戰爭延長一點，鴉片戰爭可能還會再延遲。這就是殖民主義和歐洲內部發展有密切關係的地方。維也納會議，結束了拿破侖戰爭造成的混亂，在歐洲內部達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國際協調的狀態；在這種國際協調的狀態下，大部分的國際糾紛可以通過列強內部協調來解決，即使真的發生糾紛的話，爆發一場戰爭，這個戰爭也是有限、有節制的。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像這樣的戰爭是費厄潑賴(fair play)的、小規模的、紳士的戰爭，他必須尊重人道和文明的基本原則，對社會造成的破壞性很小，基本上不會打亂資本主義大發展。在這個有效的國際框架的約束之下，歐洲國家內部的衝突是低烈度的，歐洲國家對外的擴張是勢如破竹的，資本主義向全世界迅速發展。這就是漫長的十九世紀，或者是資產階級世紀，或者叫做英國主導的世紀。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亂了這個局面，使國際協調瓦解。國際協調瓦解也就是使資本主義和平發展、和平演變的條件不復存在了，各國之間的政治鬥爭不再以文明的、費厄潑賴的形式展開。一戰的第一個產物就是產生了蘇聯。蘇聯的產生，它跟其他以前的列強完全不一樣，它斷然拒絕接受國際秩序本身，他公開把自己的身份定義為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和顛覆者，他撕毀了以前的所有國際條約，並且宣佈：蘇聯的任務，就是推翻現有的資產階級所有國際條約和秩序。托洛斯基擔任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員，他就說，他的任務就是，發動世界革命，然後解散外交部。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革命政權。你把它跟辛亥革命比較，你就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第一個原則就是，首先承認大清帝國和列強簽訂的所有條約，維護遠東國際體系。因此辛亥革命就是一場，照我們教科書的說法，是資產階級革命，要尊重資產階級文明和有限的費厄潑賴戰爭，加入到原有國際體系。十月革命是第一次戲劇性的、以推翻國際秩序為緣由的革命。它有點像是現在的伊斯蘭國，而不像是一般的獨立國家或者是文明。由於蘇聯的產生，於是就迅速產生了反蘇勢力。蘇聯就是，用我們現在所謂的超限戰的手段反對國際秩序。於是，歐洲的右翼勢力，例如德國的軍官團，或者是參與暴動的這些人，也利用超限戰的手段來反擊蘇聯，就是說，你可以不仁，我也可以不義。

有了列寧主義，然後才有法西斯主義；有了法西斯主義，然後才有納粹主義；有了納粹主義和蘇聯在第三世界的經營，然後才有了伊斯蘭極端主義、才有了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大體順序就是這個樣子的。這些做法的共同特點就是，破壞費厄潑賴。大家都是費厄潑賴的時候，我沒有機會。我首先破壞規則，那麼我就可以佔一點點便宜，用更加殘忍的手段。但是你殘忍了初一，別人就會殘忍初二，於是二十世紀的整個特點就是，遊戲規則急劇的惡化，世界變得野蠻多了。十九世紀的戰爭是紳士的戰爭，以前拿破侖的戰爭，或者普法戰爭，或者克里米亞戰爭，他們都是文質彬彬，要講究優待俘虜，軍隊不能傷害平民，只是少數軍隊之間殺來殺去。二十世紀的戰爭，以蘇聯和德國的糾紛、戰爭為代表，都是極其殘忍的，破壞國際規範的戰爭，動不動就要搞種族屠殺和大規模平民的滅絕。這些事情在十九世紀是絕對不可想象的。

這就是短暫的二十世紀和漫長的十九世紀的區別。它的關鍵就在於一戰以及一戰產生出來的蘇聯和反蘇勢力之間的博弈。在這個博弈的過程中，可以說，人類文明曾經多次面臨著徹底毀滅的危險。冷戰結束，1989年，結束了短暫的二十世紀，就是從1918年到1989年這個時期，在西方通常就稱為短暫的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一個極端危險的窗口期。人類，可以說是，自從部落時代開始到現在，人類最有可能滅絕，或者完全墮落為野蠻人的時期，就是這個短暫的二十世紀。這個短暫的二十世紀，隨著蘇聯的開始而開始，隨著蘇聯的瓦解而瓦解。但是目前還有許多遺留問題，比如說像俄羅斯和烏克蘭、像中國的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台灣問題這些，其實都是短暫的二十世紀留給二十一世紀的負面遺產。這些遺產，對二十一世紀，也就是冷戰結束後建立的新型國際體系有著巨大的拖累作用。如果沒有這些拖累的話，可以說，冷戰結束以後的新世界比較容易像十九世紀一樣，重新恢復到，在一個較為文明、規範的基礎上建立國際體系。

建立國際體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國讀者對這一點的理解都是普遍偏低。如果你是中國歷史學教育出來的人，那麼你就會得出一個錯誤的印象，就是說一個國家的興起和發展、人民的生活好壞，主要是由於內部政策的緣故。你看《大國崛起》或者是什麼電視片，都是傳播這種觀點，他們說，英國人採取了什麼政策，法國人採取了什麼政策，或者是實行了什麼政治制度，然後就強起來了；西班牙人或者是什麼人採取了什麼錯誤的政策，所以他們就弱下去了。最經典的段落就是，中日兩國的比較：因為日本明治維新，大清拒絕改革，所以日本就強盛了，中國就沒落下來了。但是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因為一個國家的國內政策體制，嚴重的受到國際體系的牽累，歐洲國家對這一點都很清楚，他們的內部憲制跟國際體系之間的互動是切不開的。像大清和日本之間的此消彼長，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日本一開始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到國際體系里去，做一個國際體系的優等生。而大清呢，他堅持原有的天下國家的理念，他說他自己就是一個國際體系。大清是天下的共主，很不願意參加進去。儘管在李鴻章主政的時代，大清加入以英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機會其實比日本要多。英國人一再邀請他，但是大清不肯。而日本人呢，儘管英國人不太看得上他，他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進去。最後，隨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塵埃落定，日本終於加入了國際體系，通過庚子年加入八國聯軍，這件事情建立了他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

中國人往往通過錯誤的國恥教育，把這件事情看成是帝國主義侵略。其實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這種事情和中國參加利比里亞維和部隊是一個性質的。你以前是個不太重要的國家，國際活動都不請你參加。現在你地位重要了，人家承認你是文明人了，所以到野蠻的索馬里或者其他地方去維持和平這種任務，就邀請上你了。對日本來說，八國聯軍，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多國干涉部隊，到發生義和團的野蠻地區去維持國際秩序，這就是日本的光榮，這證明日本考試合格了，他從此以後就是文明人的一部分了。日本加入了國際體系，明治維新才能夠順利展開。大清拒絕加入國際體系，所以他，等於是，處處都不利。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只有一小部分是屬於他自己的正確做法和努力，一大部分要靠周圍的人帶動。打個比方說，如果你是坐在車上，即使你不大努力，你也可以跑得很快；如果你在地上跑的話，即使你非常努力，你仍然也跑不過坐在車上的人。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就是這樣的一列快車，即使你本身不太優秀，但是因為你搭上了這個便車，你幹什麼都容易；你沒有搭上這個便車，你幹什麼都難。冷戰以後這個局勢進一步、再次又重演了。日本儘管是戰敗國，他再次加入了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而中國呢，則通過1948年的內戰加入了蘇聯為首的挑戰者，於是再一次出現了日本坐在車上、而中國在地上跑的那種局面。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後來許多內部政策，他不是不單純是國內的，必須把國內和國際結合在一起考慮。

中國人很少通過國際體系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然而國際體系對國家來說就好像生態環境對生物一樣重要。從達爾文主義演化論的角度來看，什麼叫做適應，什麼叫不適應，不是你本身決定的。鯨魚它在水裡面可以算是適應，它的流線型身體在海裡面是適應的，如果在陸上就不算適應。你說鯨魚是適應的，那是因為你結合它所在的海洋環境來考慮。所以如果說日本制度是優秀的或者說是明治維新是正確的，那你也得結合他所在的國際體系和資本主義環境才能夠理解。在國際體系、國際協調主義，和資本主義一系列的基本法則情況下，那麼日本的制度是適應的，而中國的制度是不適應的。但中國自己也是適應的，如果你把它放在蘇聯的陣營和挑戰者當中，其實他那種也是適應的。正如塔利班，火燒巴米揚大佛，他在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生存環境中是適應的，儘管在全世界是不適應的。紅衛兵砸孔廟，這在紅衛兵各個派系、小生態環境中，這也是適應的，儘管它在國際大環境中是不適應的。你把這些東西都理解了，你才能夠理解歷史上各個行為主體的真正處境。好，開場白就是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