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塑（二）

2015年3月14日廣州講座

我們回過頭去講國際體系的破壞。國際體系的破壞，就是短暫的二十世紀的國際糾紛，絕大部分是由蘇聯引起、以及由反對蘇聯的各種努力造成的。首先就是產生我們剛才講的托洛斯基的革命外交。革命外交，它是蘇聯的本質，是由蘇聯的國家性質決定的。所以它不是一個技術性的因素。只要蘇聯本身存在，他的外交的革命性是沒有辦法改變的。因為他沒有辦法通過正常的外交渠道維護自己的利益，他的利益就是推翻整個舊世界。所以他一旦開始，就是掀起俄羅斯帝國內部環境裡面的內戰，而他成立的整個經過，就是發動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規模的國際戰爭，而且是不按規範的地上戰爭和地下活動結合在一起操縱的。所以首先，蘇俄，一開始誕生，立刻就引起了俄羅斯內部的糾紛。俄羅斯本來是一個多元實體的巨大帝國，像芬蘭這些地方是享有自主權的大公國，他們在沙皇共主的情況下還可以維持，在臨時政府的俄羅斯共和國的時候還可以維持。但是蘇聯變成布爾什維克國家以後，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就首先要求獨立，於是立刻就引起了布爾什維克和這些地方的戰爭。這種戰爭你說它是內戰，是外戰，還是階級戰爭都很難說。它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超限戰。19世紀文明的面紗在這個地方徹底銷毀了。就是我們現在網絡上說的那樣，民主之後殺全家，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實現了。作戰的主體不再是正規的守紀律的軍隊，而是各式各樣的武裝團體，比如說赤衛隊、契卡、或者是白衛軍之類的。就芬蘭的情況來說，所謂白衛軍，其實就是參加過一戰的老兵，或者是比較資產階級的社區產生的民兵和保安團體之類的這種東西。赤衛隊就是布爾什維克的代表蘇維埃，從舊沙皇軍隊中間要求退出戰爭的逃兵。雙方實行的都是超限戰。在芬蘭的情況和波羅的海的情況下，就是，在俄羅斯的人力優勢快要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德國的軍官團捲入了這場內戰。最後，由於為數甚少而戰鬥素質極高的德國軍官的參戰，使戰爭的局勢變得有利於芬蘭和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國。最後的結果是，列寧不得不承認芬蘭和愛沙尼亞等國的獨立。

在烏克蘭就爆發了一場更加複雜的三角戰爭。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的白衛軍以克里米亞為基地北上，和南下的紅軍爭奪烏克蘭的糧食產區。而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在蓋特曼和共和主義者、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支持者，打了一場危險的四角戰爭，然後在烏克蘭快要失敗的時候，畢蘇斯基的波蘭人從西面卷進來，要求恢復波蘭的歷史邊界，把這場四角戰爭變成了五角戰爭。最後的結果是，蘇聯和波蘭簽署了瓜分烏克蘭的里加和約，把西烏克蘭划入了大波蘭的範圍，把東烏克蘭納入了蘇聯的範圍。在南方的高加索，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在孟什維克和當地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獨立政權，邀請英國的軍隊進來援助他們。但是協約國的軍隊在戰後就撤走了。隨著協約國軍隊的撤退，蘇聯軍隊在邵武勉的統帥之下，再度進入了高加索地區，通過邵武勉和奧爾忠尼啓則的武力干預，最後穩定了高加索地區。在中亞，土耳其恩維爾帕夏支持的泛突厥民族主義者和蘇聯支持的浩罕蘇維埃政權，發動了一場殘酷的內戰，大大減少了中亞地區的人口。最後蘇聯軍隊打死了恩維爾帕夏，肅清了中亞地區的白軍殘餘，把整個中亞都納入到蘇聯的範圍，這樣就成立了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國。

在東歐，隨著德國的戰敗，協約國自己的軍隊復員，沒有能力在東歐維持秩序，於是他依靠捷克人和波蘭人組成小協約國集團，維持奧、匈兩個戰敗國留下的大量空間。捷克人在這個時候大體上發揮了法國代理人的作用，在匈牙利、波蘭和羅馬尼亞的邊境上暫時維持秩序，直到凡爾賽和約決定通過公民投票來解決當地的歸屬問題。而公民投票進行的非常混亂，因為列強接受威爾遜主義的基本原理，要求實行當地住民自決，而當地的情況實際上是，有點像1991年的南斯拉夫戰爭，住民自決，完全可以通過驅逐當地居民、實行種族清洗的辦法來完成。在波蘭和捷克邊境，列強、協約國的觀察員們能夠發揮實際作用的情況下，大體上公民投票能夠以比較文明的方式進行，划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的邊境。但是這個邊境是不完美的。波蘭邊境裡面留下了大量德國人，德國邊境裡面也留下了很多波蘭人，因為雙方本來就是混雜居住的。尤其重要的是，這種劃分方法，顛倒了當地的階級結構，因為德國人和波蘭人不光是單純的民族集團，也要涉及當地的階級結構。德國人往往是貴族和農場主，而波蘭人往往是勞工。這樣，國境線的劃分就導致當地社會內部糾紛的加劇，這樣就種下了以後戰爭重新爆發的種子。

在南方，在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斯洛伐克的邊境，以及新成立的第一個南斯拉夫王國，邊境的重新划定，以非常野蠻的強行劫持的方式進行。通常，新建立的巴爾幹各國，都對本國內部留下的大量少數民族實行野蠻的清洗和鎮壓，才能夠維持它的邊境。這些邊境的不穩定性，這些國家內部的不穩定性是很明顯的。威爾遜主義解決不了這方面的問題，因為它說不清楚，這樣留下的大量少數民族應該是怎麼樣一個去向。最後的解決方法，實際上是通過希特勒和斯大林、通過更嚴厲的種族清洗，基本上把各國內部的少數民族全部趕出去或者是屠殺乾淨，這樣才能夠在東歐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權。但是協約國為了堅持比較高的文明水準，不能採取這樣野蠻的手段，結果它只能留下一系列極不穩定的國家和極不穩定的邊境。所以英國後來決定對東歐國家的邊境採取不擔保政策，也是考慮到這個因素。這樣的擔保，無論你是支持哪一方面都是不正確的，而且都是很難維持的。後來有些人把這稱為綏靖政策。實際上這是一種高度的政治智慧，這樣的擔保是怎麼也站不住腳的，就像是你現在去擔保阿富汗或者是伊拉克的某些派別一樣，誰也不知道這些地方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大英帝國的榮譽，不能夠押在這樣危險而靠不住的前途上面。

在這樣紊亂的情況下，蘇聯覺得通過革命戰爭來推翻整個歐洲資產階級統治時機已經成熟，接下來就產生了巴伐利亞和匈牙利一系列蘇維埃國家。這些國家，照我們的說法來看，是蘇維埃革命，但是照英國人看來，實際上是少數外國顛覆勢力，依靠蘇聯提供的軍火在當地實行的破壞性行動，很像是後來的廣州暴動。這些暴動團體基本上都是外國人或者是當地的流氓什麼的，佔領政權以後首先對當地的所有資產階級分子實行大屠殺，用這種恐怖的手段來建立蘇聯式的統治。因此引起了歐洲各個國家普遍的反對。即使原先號稱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在整個20年代都展開了大規模的清黨活動。現在我們中國的學者往往有一個觀點，覺得北歐好像是溫和左派，粉紅色左派民族的一個典範。實際上在整個20年代，芬蘭和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則是搞清黨運動清的最厲害的國家。清黨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把本黨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和社會上的蘇聯顛覆者全部消滅掉。消滅的手段並不是通過現在這種法治手段，而往往是通過街頭鬥毆和殘酷鬥爭的手段。因為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現在這樣的、完善的警察組織還不存在，可以說是，十九世紀的瑞典王國只有皇家軍隊，沒有像樣的警察部隊的，對付像蘇聯這種大規模的顛覆活動是沒有能力的。即使在警察產生以後，也只能對付一般的盜賊，而蘇聯他的顛覆，他的顛覆人員，或者是搞出來的煽動人員都比警察還要多，他們在和平的社區裡面使用武力和暗殺手段，在資產階級人士的門口放置炸彈，綁架他們的妻子兒女，實行半夜殺全家這樣的、敵後武工隊的恐怖行動。用這種方法，照現在的說法，他們幹的是伊斯蘭恐怖分子這種行動，通過恐怖襲擊，迫使當地的資金和精英外流，促使社區崩潰，然後製造革命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正規的警察還沒有產生，要不你就派軍隊上街去鎮壓，要不呢，你就只能採取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那種做法，組織自己的工人糾察隊，拿起大棒去砸布爾什維克在當地的支部，把當地的勝利者用暴力恐怖的方法趕出去或者打死。瑞典和芬蘭都是通過這種手段穩定了國內的政局，也奠定了瑞典和芬蘭兩國社會民主黨長期處於政治中心的格局。所以蘇聯對芬蘭社會民主黨是有切膚之痛，有深仇大恨的。這個深仇大恨有點像是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深仇大恨。所以他寧願讓保守黨和農民黨執政，也堅決反對社會民主黨。你要是從單純的左右角度來看，保守黨、農民黨、中央黨是右派或者是中間派的政黨，而社會民主黨是溫和左派的政黨，而蘇聯至少也應該支持比較靠左的政黨才對。但實際上蘇聯寧可讓右派和中派政黨當權，也絕不願意讓社會民主黨當權，就是因為在20年代的殘酷鬥爭中，芬蘭的社會民主黨對布爾什維克實行了差不多是是肉體消滅的殘酷行動，這種殘酷行動讓蘇聯人長期耿耿於懷、懷恨在心。其實中國也是這樣的，從中國的邏輯來看，國民黨是一個比較中間偏左的政黨，比起北洋軍閥以及梁啓超那些黨派來說，國民黨還要稍微左一點，但是就因為國民黨在差不多的時期有類似的清黨活動，所以才有對他的深仇，理由也是差不多的。

對於蘇聯來說，他的顛覆是通過兩線作戰方式展開的，此消則彼長。二十年代初期，他的動作主要是針對歐洲，到二十年代後期，他對歐洲的顛覆基本失敗了，引起了我剛才說的強烈的反擊。這時候他的顛覆重點轉向了東方，以中國、印尼、日本這些國家為重點，而尤其以中國為重中之重。這一點你從共產國際的資金流就可以看出來，大部分錢是留給中國的。為數非常之多，具體賬目就可以說明。像20年代所謂的國民革命時期，蘇聯僅僅援助馮玉祥一人的金錢，每年是四千萬白銀，最少是四千萬白銀。你再比較一下後來在冷戰時期，蘇聯資助美國共產黨的錢，頂多也就是每年數百萬美元，而且美元是在貶值，80年代他用來資助美國共產黨的數百萬美元，如果換到二、三十年代，可能只值數十萬美元甚至是幾萬美元。你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20年代末，歐洲顛覆活動失敗以後，蘇聯的重點，對中國重視到什麼樣的程度。他等於是出了血本，寧可讓烏克蘭的農民餓死，也要把錢省下來，支持中國的親蘇軍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國共兩黨 — — 不是早期的議會制度的國民黨，而是國民革命以後的國民黨，和共產黨 — — 是共產國際用割肉的方法，一口一口養大的。這種割肉的方法割的自己人，也只有中國在60年代援助越南才能夠相比。當時中國援助越南，是中國自己的人民解放軍用的是50年代的舊武器，新產生出來的武器，除了留少數標本以外，全部送到越南戰場上去打美國。倉庫都已經掃空了，為了援助越南民族對抗美國人來打仗。

蘇聯在二、三十年代，就是用這種餓死本國國民的方式，拼了老命來援助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其他國家，英法，或者是其他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也有對外援助，但是你可以放心，他們的對外援助是有節制的。就是說，無論如何也不會援助到，寧可讓本國國民挨餓也要支持外國的那種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所以說，我們歷史書說的是，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啊，蘇聯、中國革命者驅除了帝國主義，實際上恰好相反。帝國主義者，包括英國、日本，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干涉是很少的，援助也是很少的。真正大規模的干涉中國內政，通過中國內部的顛覆勢力，也就是國共兩黨，以及像馮玉祥和盛世才這樣的軍閥，顛覆原有的、比較合法的北京政府，基本上是蘇聯一手操辦的。蘇聯是單方面的積極活動，而列強沒有進行具體干涉。這個邏輯也很簡單，就是因為，列強在一戰以後，由於歐洲國際體系的破裂，對遠東這樣的次要地區變得力不從心、不感興趣了。就像美國一樣，美國對歐洲當然是很感興趣，對中東不大感興趣。你讓他去積極干涉伊拉克或者是阿富汗的內戰，去鎮壓當地極端分子，他愛惜美國軍人的鮮血，覺得這些地方本來就不太重要，犯不著。如果是歐洲出了事，他們一定會跳起來。英國在當時也是這樣的，如果歐洲出了事他是會影響自己，但是遠東這樣的次要地區，你顛覆不顛覆，干涉不干涉，對他來說，無關緊要。他就會袖手旁觀，聽任你墮落。

日本在幣原首相執政時期，也採取了類似的政策。但是日本在亞洲的利益比他要大得多。所以幣原倒台以後，日本國內的軍部和激進勢力強烈譴責20年代的國際協調主義，就是這個邏輯。他們認為是，正是因為幣原在任時期，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消極無為的政策，才導致了北洋政府和親日勢力的倒台，導致了國共兩黨的勝利。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國民黨是蘇聯的白手套，是國民黨沒有能力清算內部的布爾什維克分子。而共產黨則是布爾什維克的直接代理人。國民黨這個白手套就有點像是以色列看法塔赫。他認為，法塔赫也好，黎巴嫩政府也好，他們都是真主黨和伊朗勢力的白手套。骨子裡面，底下是伊朗在操縱。歸根結底，這些勢力都是改頭換面，欺騙國際勢力，骨子裡面是為了顛覆以色列的。而幣原在北伐戰爭時期，錯過了干涉、一舉掐死國民革命的最好機會，導致了國民革命成功以後，在南京政府的主持下，大規模的收回租界、廢除條約、破壞條約體系，為蘇聯政權減壓，嚴重損害列強，特別是損害日本在華的既得利益。這時候日本人重新干涉，就出現了九一八事變、塘沽協議這些事情。但是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這已經不是最佳時機了。禍患在沒有開始的時候你就應該當機立斷把它掐死，現在禍患已經生成了以後日本再干涉，這就是為時太晚了。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二十年代就是應該當機立斷。所以，英美派和幣原勢力在30年代的日本失勢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無法證明自己正確，實際行動已經證明了他們坐失良機。

從蘇聯的角度來看，二、三十年代是一段凱歌前進的時代。中國原有的政治局勢本來就是非常脆弱的。國民政府，其實即使在宋子文收回關稅、穩定了南京政府以後，國民政府全年的收入也不過就只有，開始的時候就只有八千萬兩白銀，最後，經過黃金十年的大建設，好不容易才增加到四億，北洋政府連這個數目都沒有，一般來說，就只有幾千萬銀子。這個幾千萬的銀子，比起蘇聯給的錢來說，微不足道。可以說在1927年和1928年之間那段時間，蘇聯扶持中國國內顛覆勢力的錢，比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自己的全部收入還要多。這個時候的中國就很像是現在黎巴嫩。貝魯特那種名存實亡的中央政府，雖然能夠從國際援助，或者是關稅什麼的，弄到一點錢，實際上他遠沒有真主黨或者南黎巴嫩軍隊的國中之國強大。南黎巴嫩軍隊拿著伊朗和敘利亞的錢，在國內養的兵，比黎巴嫩政府的軍隊更多更強。他的收入，依靠伊朗和敘利亞的資助，也要比黎巴嫩政府更強。黎巴嫩政府如果惹了敘利亞或者伊朗的話，他自己的總理，比如說哈里里總理，就會遭到暗殺。他在真主黨的壓迫下，不得不向以色列挑戰，向以色列發動襲擊。而以色列的報復是落在黎巴嫩的頭上的，不會落在敘利亞和伊朗的頭上。儘管策動人是敘利亞和伊朗，但是形式上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戰爭。儘管黎巴嫩政府根本不想打，但是因為國內有真主黨代表的伊朗勢力的脅迫，他不得不被動的跟以色列打，承擔戰爭的所有損失。

中國、日本和蘇聯的關係是一樣的。中國儘管打不過日本，就像是黎巴嫩打不過以色列一樣，也不大想打，但是因為國內有國共兩黨的緣故，他在國共兩黨的劫持之下，不得不去當人肉盾牌。想要顛覆遠東國際秩序的主體是蘇聯，這是世界革命計劃的一部分，但是犧牲的就是中國人。中國人像現在的黎巴嫩人一樣，他們的用處是替蘇聯的世界革命計劃充當人肉盾牌。而日本，或者是其他想要維持舊的條約體系的勢力，他的報復活動，全都打在了中國人的身上，沒有打在蘇聯的身上。這就是國民革命以及後來蔣介石政權的真實意義。而照我們的革命敘事，好像說的是，偉大的革命史觀，其實這個革命意義就像是誰呢，他就像是真主黨在黎巴嫩的革命行動一樣，他是被外國勢力支配的革命，由中國人充當犧牲品。故事就是這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