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塑（五）

2015年3月14日廣州講座答問部分

提問部分：（所有提問均經過一定的精煉）

提問人A：請您評價下面這個某一宗教派別的說法：1914年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分水嶺，以前雖也是戰爭不斷，但是都是有限度和文明的，之後趨向於無限度和野蠻。

劉仲敬：在西方文明的範圍內，這肯定是正確的。因為近代文明，我們不講政治正確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所謂的近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衍生，包括中國、非洲和其他國家，他們的所謂的近代化，就是歐洲文明進步的結果。在近代文明，或者說西方文明的範圍內，做第二梯隊或第三梯隊。就是說，以最近400年為標準，1914年之前的世界，基本上是，雖然有波折，但是至少是退三步進兩步，世界變得越來越繁榮，也越來越文明，人越來越人道，野蠻和殘酷的現象越來越少。所以整個19世紀，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抱有樂觀和進步的態度，覺得今後的世界肯定會變得更美好。如果發生革命的話，那麼革命產生的新政權應該比原來的舊政權更加文明、更加道德，包括馬克思本人也是有這樣看法的。他所設想的那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跟蘇聯和中國搞的這種現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很少有什麼共同點。他設想的也是一種更加文明和可靠的東西。這是19世紀的普遍共識。後來20世紀，大家普遍認為這是一種淺薄的樂觀主義。為什麼是淺薄的樂觀主義，就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發展，摧毀了人們的原有信心，歷史突然[轉向]，由持續不斷的進步和樂觀，戲劇性的變得越來越野蠻了。像奧斯維辛這種情況，歐洲人很難想象在以前的19世紀的時候還會發生這種莫名其妙的怪事。大家都會覺得這種現象頂多就是東方人或者是古代的野蠻人可能做得出來，但是現在的文明人已經永遠擺脫了這種危險。但是事實證明，他們想的太樂觀了，這種危險仍然存在。

毫無疑問，不管原因是什麼，責任歸誰，這是文明整體上的墮落。要知道文明整體上墮落，這不是像有些比較低層次的吵架一樣：這件事情是國民黨的錯！不對，是共產黨的錯！不對，是蔣介石的錯！不對，是劉少奇的錯！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實際上是一個整個生態上不斷惡化的結果。如果你所在的文明生態上處於一個走上坡路的情況，那麼所有人都會走上坡路。就像一個學風很好的學校一樣，我今天我拿了第一名、拿了個獎狀，明天我的同學就要超過我，拿一個獎狀把我甩在後面，後年第三個人拿了獎的話，把我們兩個人都甩到後面。大家在不斷的相互競爭，但是都是往好的方向相互競爭。今天我的成績比你好，這就是，19世紀的大體上就是這樣的。20世紀就屬於一種類似黑社會的競爭：競爭的遊戲規則每況愈下。本來北洋政府時期的遊戲規則還是相對比較文明的，現在，我孫中山第一個打破了底線，把蘇聯引進來，於是我佔了便宜，得到了資金，然後，我蔣介石再給你黑一下，又得到了什麼什麼；然後毛澤東再給你黑一下…這就等於說是，原先我第一次打破底線打破還不太多，我佔了點便宜，然後你第二次打破底線，比我打破的還要多，比我更黑一點，然後你把我給贏了，然後第三方過來了，他過來比我們雙方以前兩次都要黑得多，最後勝利又歸了他。總之在這個下降的生態場中間，越野蠻、越打破底線，就越能取得勝利。

於是，20世紀出現了越來越野蠻的情況。列寧剛剛上台的時候，不要說是資產階級黨派了，就是社會黨人中間的其他派別，社會民主黨提到布爾什維克，都破口大罵，說他嚴重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引入了東方的亞細亞式的野蠻。但是過不了多久，等到列寧死後，斯大林來的時候，殘存的老布爾什維克又在唉聲嘆氣，說斯大林比列寧那時候還要野蠻，把列寧時代不敢打破的底線都打破了。蔣介石的北伐已經打破了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底線，然後國共的戰爭又嚴重打破了國民黨時期的底線。而國民黨滾蛋以後，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又把共產黨執政初期的底線給全部打破了。這是一個一環接著一環下降、螺旋形下降的過程。你要說具體下降過程中間誰是罪魁禍首？他們全都是罪魁禍首。所有的幸存者都是罪魁禍首。凡是拒絕接受遊戲規則破壞的這些人，就是比較好的人、比較堅持較高道德標準的人，一個接著一個出局。吳佩孚為什麼會失敗，因為只有他拒絕接受蘇聯援助，所以他失敗了，大家還要罵他是帝國主義走狗。其實真正拿著帝國主義的錢來顛覆中國的人取得了勝利，把自己打扮成愛國的英雄，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真正拒絕帝國主義的錢，堅持中國獨立自主，最後被打倒了，然後大家反過來全都跺腳一起罵他是帝國主義。然後同樣的事情又在汪精衛身上發生了。汪精衛之所以變成漢奸，恰好是因為他在所有人當中是最不願意當漢奸的，所以他失敗的最早，然後最後的勝利者把他打成漢奸了。而真正拿外國的錢拿的最多的人，反而以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的身份出現了。順著這個一步步惡化，最後中國終於墮落到五湖四海戰鬥隊時候的文革那種地步。

在這種情況下，責任屬於所有成功者。可以大膽地說一句，在世界範圍內，1914年以後，成功者就是在惡性競爭中勝出的，也就是打破底線比較多的人，失敗者就是打破底線比較少的人。在中國和全世界，大致上都是這樣的。在中國，20世紀可以說是從1928年開始，這個遊戲一直到1978年為止；在全世界，這個遊戲從1914年開始，到1989年結束。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1989年以後的世界，多多少少有點恢復正常了。大致上就是這樣。

提問人B：再講一講果敢吧，果敢是中國的吧？

劉仲敬：是不是中國的，你如果從明清時代的邏輯上來看，這個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明清時代的政治模式不在於民族劃分。當時西南各個土司實際上是這種情況：他們的政治結構是在明朝初年奠定的，因為朱元璋在建立他的王朝以後，對西南設了所謂「三宣六慰」，就是西南各少數民族的頭領。他派了很多人過去當土官，這些人往往是南京人，往往是在明朝內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人，或者是根據其他的理由被他調走的人，派他到雲南去，基本上，往往是一種迫害。但是無論如何，他們既然被派到雲南，就當了雲南的土官，或者是雲南、老撾、緬甸那些地方的土官。最大的土官當然就是我們金庸曾經描繪過的天地會的對手沐王府，沐王爺沐家世世雲南，是當地最大的土官，當然他下面還有許許多多的土官。這些土官，按照當地土族官員來看，籠統的覺得他們是南京人，是大明朝派來的，他們的政治資源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大明朝的戍軍。即使在明朝滅亡，大清統治中國，改朝換代以後，基本上沒有擾動當地的生態。在這種情況下，大體上可以認為，當時的統治階級可以說是大明人，當地的被統治階級，是當地各式各樣的土族，但是他們的血統摻雜的很厲害。

由於他們所代表的華夏文化是一種男性家長制的文化，所以他們對當地的血統造成一個[長期]的後果，就是，屬於北方系的y染色體基因在當地大大的擴張了。可以想象就是，第一，這是統治者實行一夫多妻制，少數從大明朝那裡來的統治者有很多小老婆，傳播了很多男性後裔的基因；第二就是，當地，在他們實施統治的過程中，可能會對反抗者或者是被統治者的男性實行了迫害，包括屠殺和閹割。大家要知道，中國的太監制度不僅僅是為了保證宮廷血統的一種措施，而且是帶有迫害少數民族的[意味的]。大家如果查一下唐代以後太監的出身，就會發現，南方的蠻族，南方的少數民族產太監產的特別多。為什麼呢，因為太監是一種種族滅絕的手段。征服你，不是要把婦女兒童殺光，那是不必要的，按照古代的戰爭邏輯，婦女兒童屬於戰利品。我征服你，我很可能會殺掉或者是閹割掉你的男丁，然後把你的婦女兒童據為己有，然後我變成你的統治者。這種邏輯有的時候可以用極端殘酷的手段，就是鄭和[遭受到的]那種手段。鄭和為什麼會變成太監呢，就是因為他所處的城市在元朝的時候是親元朝的，在元明戰爭的時候被明朝的軍隊打敗了，然後，作為一種野蠻的懲罰，然後他就變成太監了。這是中國古代的政治邏輯最殘酷的一部分。南方的少數民族，那些人數比較少，軍事上不太發達的少數民族，在這方面是最大的受害者。你只要測試一下他們的基因，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征服者父親和被征服者母親的混血兒。

等於說是，說一句野蠻的、不好聽的話，就是說：殺父娶母，在中國南部各少數民族，甚至在中國南部各名義上的漢人地區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現象。像江南，特別是湖南、廣西的，登記簿上登記為漢人的許多人，實際上是古代征服者對當地土著民族實施殺父娶母的結果。殺父娶母是在征服時極端殘酷的情況下，或者是通過太監制度來實現的。有的時候是通過比較緩和的手段，有的時候是通過政治經濟歧視的手段，把土族在政治經濟的地位貶為最低的情況下，結果土族的女人寧願嫁給地位比較高的漢族人，而不願意嫁給本族的男人。那麼，本族的男人娶不到妻子而死去，逐步的實現了同化。這種比較溫和的同化也是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通過這種情況，南方的許多民族採取了冒用漢族的做法來提高自己的地位。比如湖南，像許多，比如說曾國藩的家族這樣，就是自己說，我們是漢族流放官員的後裔。其實不是的，你要真查血統的話，他們在明清以前都是少數民族，他們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搞冒用家譜的活動，通過文化崇拜，把自己加入到了華夏的文明圈，從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這是同化和殖民的重要手段。

明朝初年以後，在緬甸邊境，實際上把這種六朝以後在江南的經濟推向了更遠的地方。如果我們設想西方社會沒有進步的話，這種殖民主義和儒家家長文化，很可能把緬甸、泰國、老撾邊境一帶的各少數民族，像湖南和廣西一樣，併入到華夏文明的版圖之內。但是由於大清末年，西方勢力的進入，導致新型的國際關係產生。原先不必划邊界，現在必須要划邊界了。本來天下都是大清的、大明皇帝的臣民，只是方式不一樣：你是土官，但你也是皇帝的臣民；江南，蘇州知府你是個流官，但也是皇帝的臣民。這種是沒有必要區分的。民族成分不是重要的，社會階級也不是重要的。但是現在有一個劃分，這個一劃分出來，某一些土官是雲南巡撫的轄區，某些地方那是大英帝國、緬甸、英印帝國、勃固殖民地的轄區。這樣做，就是有些地區，本來是由明朝實行土官制的地區，被划入了緬甸境內。然後，這個劃分在當時的情況下，對地方上的下層居民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下層居民談不上什麼正統。如果說有人是接受華夏正統，那也是果敢的土官接受了華夏的正統。但是60年代以後，新的民族國家建構都要面臨選擇了，全民都要參加政治。那你必須選擇，無論你的血統是什麼。我想，當地的血統基本上都是混雜的。那你可以選擇：你是講漢語，把自己建構成為華夏文明的一員；還是把自己建構成為新興的緬甸民族國家的一員？這個衝突，主要不是圍繞著血統展開的，而是圍繞政治認同來展開的。當然政治認同在很大程度上由當地的精英解決，就是當地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如何決定。我們是古代大明朝派來的土官統治，或者是國民黨的遠徵軍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我們要選擇做一個不同於緬甸的民族，我們講漢語，用漢民族的小學課本，那麼這個的重要後果：果敢民族就出來了。如果他做出相反的選擇，即使他原先的血統是純正的南京人，他仍然可能變成緬甸民族的一部分。

我想這方面，我推薦一下一位台灣的作家，後來變成美籍華人作家，他叫黎錦揚。他有一部小說，後來改編成很流行的電視劇叫做《怒江春暖》（注：即《土司與他的秘書》系列小說，首發於《紐約客》。中文譯本為《天之一角》），它描寫的就是緬甸土司的故事，這些緬甸土司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處境。他們在法律上屬於大英帝國的臣民，但是血統和文化上和重慶的國民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中英兩國聯合反日，而緬甸又被日本佔領的情況下，他們又要通過地下通道，捐助國民黨的遠徵軍和國民黨的抗日勢力，同時又要既忠於大英帝國又要跟日本佔領軍周旋。這個故事還是非常巧妙的。我推薦大家看一下這部電影，你就能夠明白緬北那些有華人影響的小社區的真實處境。我順便再補充一句，他描繪的那種華人社區後來選擇了緬甸化，而沒有選擇果敢化。選擇果敢化就是說，你對當地人 — — 反正都是沒有文化，無所謂認同不認同 — — 進行漢族教育；選擇緬甸化，就是拒絕接受這樣的漢族教育，讓他們忘記自己原先曾經有過漢族血統，變成新的緬甸家族。認同是主動選擇的結果，而且選擇的日期非常有意思。就東南亞的情況下，基本上就是金庸那些小說的同一個時代，1960年代的產物，大中華的民族主義是很大程度上香港人和南洋土著創造的。之所以創造，就是因為南洋的土族，東南亞的土族，選擇了發明民族，建立新的民族國家，致使當地原有漢語社區處於尷尬的地步，他們不知道應該是保持原有的漢文化呢，還是選擇歸化原住民，學習他們的語言。在這種尷尬的處境下，他們重新發明和構建了大中華的概念。金庸的武俠小說、香港的那些電影，在這方面體現的是相當清楚的。可以說，這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那本《想象的共同體》，構建民族的一個現在進行時的案例。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今後還會有新的發展。謝謝。

提問人C：為什麼斯大林允許中國共產黨統一中國？一個統一的共和國早晚要和蘇聯翻臉，英國人50年代也知道，而斯大林他作為厚黑學大師，應該也能預見到這個後果。而且他應該也有能力控制中國共產黨是否打過長江去。我覺得划江而治是對於斯大林比較好的做法，為什麼他不這麼做呢？

劉仲敬：你這個解釋有一點錯誤，對於斯大林來說，理想的做法不是划江而治，而是划長城而治。對他來說，他要達到的目的，他跟國民黨交涉，要達到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東北和內蒙古，再加上新疆作為親蘇勢力建立的特殊政權，同時在內地，他願意支持國民黨。斯大林並不想要華北，因為華北是一個極其窮困，而沒有自給能力的地方，他就是像現在的敘利亞或者伊拉克等地方，它是個負擔。任何人得到華北，那都是要耗費錢的。得到東北不一樣，東北是富饒的、高度工業化的，經過日本人的長期建設，已經是亞洲的魯爾區，生活水平比日本國內還要高。所以蘇聯人搶劫德國的工業產業，也搶劫東北，為什麼，你能夠變成他的搶劫對象就說明你相當富裕。大家要明白，東北是一個富裕的地方，是亞洲的歐洲，而華北就是整個亞洲大陸最窮困的地方，不但比江南窮困、比東北窮困，甚至比邊疆的許多地方都還要窮困。這是個重大的負擔，誰都不想要華北，只有走投無路的人才想要華北。對於斯大林來說，最理想的情況就是，划長城而治。如果蔣介石跟他配合的話，實際上雙方完全可以在犧牲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下達成協議的。但是，1949年的情況是各方都失控了，蔣介石頑固的堅持，要麼統一全部中國，要麼他寧可就去死。於是斯大林就要他去死了。但是過長城這件事情仍然不是斯大林的希望。斯大林仍然是希望中國共產黨適可而止，佔住北部以後，差不多就結了。順便說一句，毛澤東在越南的情況也是這樣，他始終支持越南的南方的共產黨獨立於北方，他希望印度支那有四個國家，而且很明顯的表現出，他更喜歡越南南方。而越南人對於這一點是極其不高興的，他們希望把越南南北統一起來。而任何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都會看出來，越南南北一旦統一，倒霉的是中國。而中國的情況也是這樣的，但這時候已經失控了…【被提問人C打斷】

還是提問人C：為什麼控制不了？你說斯大林想要拿下毛澤東也沒問題，那為什麼他不能攔住共產黨軍隊打到長城下面？

劉仲敬：機會窗口是非常短暫的。你要知道，如果我說，誰是我的領導，這不是說我在每一個細節上都要聽他的。像韓國或者說像蒙古，在關鍵的時刻，局部戰場上先斬後奏是經常有的事情。而毛澤東是一個擅長於先斬後奏的人。你可以想象，如果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是高崗或者是王明的話，第一，他在抗戰時期就跟著斯大林的旨意，去全心全意地支持蔣介石抗戰，替斯大林分解壓力。但那樣的話共產黨實際必定要受到很大的損失，很可能會變成國民黨的俘虜。而毛澤東堅決的違背斯大林的旨意，保護共產黨的實力，採取消極抗爭的戰略，保證了他自己共產黨的勝利。如果親蘇的勢力上台這件事情是不會發生的。斯大林在1942年的時候就希望給共產黨提供一些武器，幫助他打日本，緩解蘇聯東方邊界上的各種壓力。但毛澤東沒有乾。這是為什麼呢，實事求是的講，就是說，毛澤東是在中國共產黨黨內是對蘇聯打小算盤打的最多的一個人。但是他打小算盤的程度，還沒有嚴重到蘇聯跟他不和的情況。你如果是一個公司的領導，你應該很清楚，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你部下所有分公司的經理，除了在替你賣命的同時，多多少少都要給自己存一點私房錢，這也是合理的，因為他也不敢說領導就是聖人，萬一領導哪一天頭昏了或背叛了我怎麼辦？我也得稍微做一點準備。只要他存的私房錢，第一，不違反本公司的發展大方向，第二，沒有直接對我這個總公司經理的地位構成挑戰的話，我能夠在一定的程度上容忍你。當然如果你特別討厭的話，可以給你編一個罪名把你做掉。但是，你要明白什麼叫做水至清而無魚，你即使換一個人，仍然是有私心的。沒有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你用誰，他都會多多少少有一些私心。而且你換一個人還要重新培訓、重新花錢，也是有一定成本的。所以一般的領導的做法就是，只要手下人的私房活動沒有超出明顯違背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是願意忍受的。像斯大林來說，最好是毛澤東作為一個東北的地方官，像金日成一樣，這樣可以不威脅蘇聯，但他要多拿一點，只要他不公開反對蘇聯，蘇聯也不會打擊他，如果還能夠容忍的話。就像是蘇聯在晚期一樣…【被亂入者X打斷】

亂入者X：毛澤東在延安的時候，大約每一年受到蘇俄的250萬馬克的援助，那麼這樣在感情方面是深厚的… 【被主持人打斷】

主持人：我覺得您最後不妨說一下延安整風，毛在這個過程中的角色和與蘇聯的關係，這樣剛好可以把大家的疑問順利的解答了。

劉仲敬：延安整風，現在大家現在都知道，意識形態的問題是事後製造的，主要是為了確定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黨在張聞天時代，對蘇聯的依附程度是很高的，毛以後的依附程度有所下降，主要的轉折點就是遵義會議。但是延安整風也是有限度的。等於說吧，毛這樣一個老練的、善於掌握分寸的政治家，他要，第一，表現出我比王明和其他人更忠於蘇聯的前提下打倒王明，這種情況就像是，總經理手下有兩個分部經理，都向總經理爭寵。站在總經理的情況下，只要你們都忠於我，我不一定要讓某一個部長去死。誰表現的最好我就支持誰。所以毛澤東知道他的限度，第一，他必須無限的忠於蘇聯，反對王明必須以忠於蘇聯為前提，加強自己在黨內的統治，以不損害蘇聯在主要前提。在這個前提之下，他終於確定了自己的統治，取代了王明。但是不用說，因為有這個前提的存在，他的取代是不會太徹底的。因為蘇聯留下的很多幹部，像劉少奇這種人，他們當然也都是親蘇聯的人。但是因為他們不像王明一樣反對毛澤東的統治，這種人他是不能清除的。如果按照毛澤東絕對自私的角度來看，他應該是建立：主人絕對是你個人。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自己當共產黨的領導，也還既需要蘇聯，又需要國民黨。在這種情況下，他不能排除那些忠於蘇聯但是又不反對自己的領導，他只能夠集中打擊明顯對自己構成進攻力量的少數領導。整風運動就是為了達到這種效果。所謂治病救人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對大部分幹部來說，我只要求你忠於我一個人就行了，我不是要把你們一棒子打死。一棒子打死你是我的衷心希望，但是要等我個人的勢力更加強大，再過20年，我已經用不著蘇聯，用不著其他人的時候我再把你們打死。現在是不必要的。我只要排除掉極少數危險分子，我還是差不多可以放過你們，再鬥鬥你們的。王實味在這個時期倒霉，可以說，部分是因為他自己的政治策略沒有搞得太好，部分由於他性格不太好。其他的如果是有一種比較牛皮糖的性格，而且足夠馬基雅維利的人，應該是能夠看出，毛澤東整你，是為了通過教訓你，讓你絕對的服從他，而不是要把你真正搞死，是可以和你無關的。要和你真正有關，要再過20年，不過對於很多人來說，這20年已經夠了。好，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