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发明史之一例

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

《党史资料》中所收录资料的改动情况

在史料的编纂过程中要对原始史料进行引用,原则上是不允许擅自对原始材料进行修改的(删除或添加)。不得不进行修改时,应该在修改处明确注明,这是编纂史料时的通例。如果按 照这种规则予以考察,就会发现《党史资料》的编纂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果依照今天的标 准来看,属于非常明显的有意识的修改史料。下面以两个资料为例,介绍一下编纂者擅自修改的 情况,并分析这种“篡改”的原因。

(一)陈潭秋“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 1 期,1951 年第 1 期) 在《党史资料》创刊号的卷首刊载的文章是曾经参加过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以下简称“一大”)的人物的回忆录。该回忆录写于 1936 年,对于在史实方面存在诸多不

明之处的“一大”来说,是一份包含着重要信息(会期和参会人数等)的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一大”的开幕时间是 1921 年 7 月 23 日。这是根据后来发现的并经过考证 的俄文史料确定的。49而在当时尚没有这一物证,因此能够确认这些史实的资料就更显珍贵。

《党史资料》在刊载这份回忆录时,对资料来源做了这样的说明:“作于 1936 年,曾在 1936 年 7 月出版的《共产国际》上发表,这次在本刊刊载时略去了末尾论述当时政治形势的一段”。 这一说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共产国际》是在莫斯科出版的第三国际的机关杂志(有德、俄、英、 法语等版本)。在其中文版(《共产国际》)的 1936 年第 4、5 两期合刊上登载了当时逗留在莫斯 科的陈潭秋的文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不过,通常情况下,阅读上面的来源说明,会理 解为:该回忆录曾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现作部分缩略予以转载。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两篇文章不仅文体上大不相同,在内容方面也有让人感到奇怪的差异。

《党史资料》版的陈潭秋回忆录,实际上并不是从《共产国际》(中文版)上采集而来,而 是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延安出现的打印版本50。根据这个打印版本的文体以及附在文章中 的康生的按语51来推测,这篇文章可能是从《共产国际》的其他语种版本翻译而来。也就是说,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的延安,甚至是在 1951 年的北京,还没有搞到这一期《共产国际》(中

48 于光远“我和黎澍几个时期的交往”(前面􏲗到的《黎澍十年祭》,第19页)、冷铨清“我所知道的 中央政治研究室”(《党史博览》,2009 年第 5 期)、耿化敏“改革开放前中共中央编写党史教科书的设 想”(《中共党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49 关于中共一大会期的史实考证,请参看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第 245–279 页。

50 请参看注26。
51 按语如下:“最近曹轶欧同志从莫斯科带回的书籍中,找出一篇陈潭秋同志的文章 — — 中共第一次大 会的回忆。这篇文章,是 1936 年 6、7 月间潭秋同志在莫斯科为纪念党的十五周年纪念而写的,我记 得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曾登过。此文对党的第一次大会供给了许多历史材料,特抄出送各同志一阅。 康生1944年7月”。

文版),保留下来的只有从俄语版(或德语版、英语版)翻译而来的文章。52而且,问题并不仅仅 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的文体差异上,在􏲘些内容方面(大会的会期、参加的人数等)也能看出不自 然的修改过的痕迹。

具体而言,在《共产国际》(中文版)和延安打印版上,一大代表们在上海集合的时间是 1921 年“7 月后半月”,大会在“7 月底”召开。而在《党史资料》版上,“7 月下半月”改为“6 月的 下半月”,大会召开时间改为“7 月初”。为了使两处地方前后一致,将原本写着“7 月末”召开 的史料强行修改,以证明大会是在“7 月初”召开的。此外,关于一大参会者的人数,尽管《共 产国际》(中文版)和延安打印版分别称“这次到会的一共有十三个人”、“参加的一共只有十一 人”53。但是,《党史资料》上却把这一句删掉了。

之所以采取这种奇怪的处理方式,是为了符合当时的权威说法。所谓当时的权威说法,具体 而言,就是指刚刚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 年出版)一书。该书在􏲙述一 大的情况时,明确写着大会于 7 月 1 日开幕,54出席者十二人。而且,该书的这一􏲙述等到了更 大权威的支持。这个更大权威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本人。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出版前, 胡乔木曾就一些无法确认的史实和评价问题向毛泽东请示,其中之一就是一大的参加人数。胡􏲗 出:“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 说不知孰是?”对此,毛明确回答“是十二人”。55毛这样回答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同意李达的说 法,还是自己的判断)?现在还不清楚。56不过,也许就是因为毛的这句话使得《中国共产党的 三十年》这本书具有了更高的权威性,《党史资料》的编集者们就把烈士陈潭秋(陈于 1943 年牺 牲)的回忆录内容进行了修改。在这里,中共一大已经不是历史问题了,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

《党史资料》并不面向一般读者,而是以极少数党的高级干部和专家为对象发行的内部刊物。 如此刊物在党史研究即将起步时恣意删改资料,其后果将会如何?无法看到作为原始材料的《共 产国际》的专家们,也许认为这些资料恰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的官方见解的正确。 当时仍然健在的一大的参加者,当然也会受到这些材料的影响。例如,李达也给《党史资料》创 刊号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共建党的回忆录,他也一定读过刊载在该创刊号上的陈潭秋的回忆录。我 们知道,李达一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之前,始终坚持一大的开幕时间是 7 月 1 日,参会代表是 12 人。不可否认,这是受到了被修改过的资料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得不说对资料的“篡 改”是其后关于一大的党史研究出现混乱的一个原因。

(二)施平《英勇的西征》(第 14 期,1954 年第 3 期)

52 陈潭秋的回忆录除刊载在《共产国际》的俄语版、德语版及英语版上外(内容一致,估计都是从《共 产国际》(中文版)上转译而来的),还在莫斯科出版的俄语杂志《民族、殖民地问题》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олон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的 1937 年第 1 期(通卷第 38 期)上刊载过。
53 在《共产国际》的俄语版、德语版及英语版上记述的都是“十三个人”,但是延安打印版上写的却是 “十一个人”。为什么有所不同呢?原因不明。

54 关于确认中共一大的开会日期为7月1日的研究过程,请参看拙文“想不起来的日子 — — 中国共产 党的纪念日”(小关隆编《创造纪念日》,人文书院,2007 年)(「思い出せない日付――中国共産党の 記念日」、小関隆編『記念日の創造』、人文書院、2007年)。
55 “在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几处􏲗法的请示信上的批语(一九五一年六月二一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367 页。

56 在这之前,毛泽东曾经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大会召开前,回忆过“一大”的情况,讲到参会代表是 “十二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一日)”,《毛泽东文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91 页)。

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普遍说法保持一致,擅自对资料进行修改的事例还出现在长征和遵义会 议问题上,二者与一大一样是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关于长征的情况,1942 年,作为“党 内参考资料”曾经少量出版过一份回忆录《红军长征记》,571954 年第 1 期到第 3 期的《党史资料》 重新刊载了这份资料(重新刊载时的题目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不过,前段时 间去世的高华曾经指出,在刊载的资料中删除了与革命性的回忆(强调长征的艰难)不一致的 5 篇文章。58实际上,不仅仅如此,其中刊载的施平的文章《英勇的西征》(介绍红军从江西到四川 情况的报告)中还存在着更大的问题。

在刊载施平的《英勇的西征》时,编辑部撰写的按语介绍非常简单,只􏲗到“本文作于 1935 年,曾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过”。对作者施平没有进行任何介绍。现在已经知道,1935 年 6 月,陈云在四川离开长征部队被派往莫斯科,同年 10 月在共产国际作过报告,后经整理以“施 平”名义发表。此即《英勇的西征》。59而《共产国际》中文版 1936 年第 1、2 期合刊也的确载有 施平该文。这篇有关红军长征的报告,由于发表在 1936 年春天,时间较早,且刊登在共产党(共 产国际)方面的正式刊物上,应该说其资料价值极高。60《党史资料》版的文体与《共产国际》 版的文体是一致的,这和前面介绍的陈潭秋回忆录(不是从《共产国际》中文版转载而来)的情 况有所不同。所以,《党史资料》编辑部可能有《共产国际》第 1、2 期的合刊本。

可是,如果把《党史资料》版和《共产国际》版仔细进行对比的话,会发现在内容方面有很 大的不同,暴露出很多修改的痕迹,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长征中红军作战的失误 问题,对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路线的批判被大量删除;2强调长征中红军经历的艰难困苦, 同时突出了红军得到了民众(少数民族)的帮助;3在取得的几个成绩中增加了毛泽东、任弼时、 王震等领导人的名字,删去了原来领导人的名字(如贺龙、萧克、陈昌浩等);4关于长征时期 的划分问题,将占领遵义和遵义会议作为重要的节点,强调遵义会议的意义。对于上述的1和2, 可以理解为要突出表现长征(或者说是红军、共产党)的英勇的一面,而隐去其不好的方面。可 以说,这些修改的目的,与前文􏲗到的高华所指出的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篇 文章的修改是一样的。

再比如上述的3,原文是“从 1930 年起我们党就已开始用全力来解决这个最紧急最重要的 任务〔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被修改为“从 1927 年起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就已开始用 全力……”。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文章中建设苏维埃根据地这一党的最重要工作是从 1930 年开始 的,现在改为以 1927 年毛泽东建设农村根据地(井冈山)为起始时间。这一修改是要把当时的 认识和后来的历史认识统一起来。我们认为这体现出相当强的主观意图。

这一主观意图发展到极端的表现就是上文􏲗到的4,原文是“渡江后,即佔了遵义,同时佔

57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红军长征记》(1942年刊行,由朱德赠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2006 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58 高华“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稍后收录在高华著《革 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

59 在共产国际的报告全文(汉译)收录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上,题目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一九三五年一〇月一五日)”。关于如何刊载 在《共产国际》上,请参看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31–1937, Москва, 2003 (汉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一九三六年一 月)》,中国党史出版社,2007 年)第 339 文件。

60 除了在《共产国际》的俄语版(1935年12月)、德语版(1936年1月)、英语版(1936年2月)上 刊载外,还在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杂志《布尔什维克》(Большевик)上刊载过(第 22 号,1935 年 11 月)。

了湄潭”。修改后的表述是“……同时佔了湄潭。在遵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加了关于遵义会议的意义的内容。召开遵义会议是历史事实,但是, 众所周知,强调遵义会议的划时代意义却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事情了,具体来说是 1945 年通 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的事情。1936 年初发表的施平的《英勇的西征》中还没有这 样的认识。至少,还没有明确表明这一认识。61尽管如此,《党史资料》的编集者却进行了修改, 好像当时的执笔者(施平)已经具有了和“历史决议”一致的认识一样。类似的例子还体现在总 结长征的成果方面,将原文的“特别是党的领导长成起来了”修改为“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党的 正确领导树立起来了”。这些情况与前文􏲗到的1和2相比,可以说是更高水平的“篡改”。

结尾 — — 《党史资料》对资料的修改所产生的影响
毫无疑问,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由于这种特殊性,我们

不能用今天的学术研究的范畴和价值标准加以评价。即便是党史资料的收集、编纂等这些看上去 很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可以说也具有上述的特征。关于这一点,对黎澍非常了解的陈铁健曾经对 50 年代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和黎澍的立场做出过这样的评价。

50 年代中期,当时的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人邀约黎澍合作与他合作撰写中共党史。黎 澍没有同意去写党史。他深知党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的非统一性。党性第一, 科学只配从属于党性, 从属于党在各个时期通过的决议文件。在奉行绝对权威主义、领袖说 辞甚至领袖发言人的话语即是绝对真理的氛围中, 任何人编著党史都只能以领袖言论为依 据, 诠释领袖言辞, 而没有可能在占据大量可靠史料, 进行独立思考的研究工作基础上, 撰写符合历史真实的党史著作。黎澍自己选择了中宣部党史资料室主任这个比较清闲的职 务,只做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而不撰写党史著作,而且有时间读书和研究自己的学术课题, 这正是他作为历史家的聪明和严肃。62

陈铁健认为,黎澍将自己的工作范围限定于收集和整理资料,与当时被迫奉领袖言行为绝对 权威的党史研究划清界限,这是黎作为历史学家“聪明和严肃”的表现。不过,正如本文分析的 那样,“党性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的非统一性”这一点并不仅仅体现在党史研究领域,在资料的 收集和整理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前面章节􏲗到的对资料的修改情况,很难说是在黎澍不知情的前 􏲗下进行的。如果要专注于收集和整理资料这种“比较清闲的职务”,就很难从党史研究的诸多 限制中摆脱出来。

作为后世的我们,会很轻易的对绝对权威主义时代背景下的党史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嗤之以 鼻。但是,这样做没有多少意义。本文的着眼点也不是批判作为《党史资料》编集者的黎澍和缪 楚黄他们。那么,为什么会把他们编辑《党史资料》当做一个问题来研究呢?那是因为在改革开 放以后重新开始的党史研究和党史资料编纂中,绝对权威主义时代下被篡改的《党史资料》上的

61 不过,陈云在共产国际干部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曾􏲗到,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此前 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而且“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见前文􏲗到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一九三五 年一〇月一五日)”。

62 见前文􏲗到的陈铁健“黎澍先生十年祭”(《黎澍先生十年祭》,第274页)。另外,文中􏲗到的“中 央宣传部主要负责人”,一般认为指的是胡乔木。

资料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依然在刊载,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以前面章节介绍的两份修改过的资料 为例来说明一下。

关于中共“一大”的陈潭秋的回忆录,1979 年以后被收录在许多资料集中,这种情况一致 持续至今。事实上,2010 年笔者就向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供了《共产国际》中文版的复印 件。直到这份材料被影印之前,该版本从未原封不动的在中国国内公开发表过。该文在《共产国 际》发表后的 75 年间曾多次被翻译为中文,但是通行的始终是经过修改后的版本,党史研究者 们在对此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着关于“一大”的考证研究。

关于陈潭秋回忆录的版本问题,已经由学者撰文专门讨论过,63在此不再赘述。不过,即使 是在近几年,各种版本混乱交织的情况仍未改变。其中让人担心的是,在 2010 年出版的资料集 《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21–1949)》64中仍然原封不动的收录了有问题的《党史资料》的 版本,也就是那个把中共“一大”会期改为“七月初”的版本,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被收录 进来并公开出版。据这本资料集的编者们讲,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对从事编纂《党史资料》这一党 史研究工作的前辈学者(指缪楚黄)的贡献给予肯定,所以才收录了包括陈潭秋回忆录在内的《党 史资料》上的 9 篇文章。65但是,如果《党史资料》上刊载的版本是没有瑕疵的,这样做还说得 过去。可是,选取的资料偏偏却是问题最多的。在这一情况下,再特意将其重新刊载的意义实在 是让人无法理解。对前辈学者的贡献给予承认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先达们编纂资料时党史 研究所处的严峻背景以及在这一背景下修改资料的情况,如果不给予明确的说明也是不对的吧。 后世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相关人员,忽视了上述的解释说明工作,仅仅看到了前辈学者编纂资料 的重要性,就原封不动的再次刊载出来。这样做,一方面暴露出对前辈学者的业绩缺乏理解,另 一方面也容易再次引发党史研究工作上的混乱。

此外,施平《英勇的西征》的情况与陈潭秋的回忆录又有所不同,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 该文并未马上重新公布,也未被收入资料集。直到“长征胜利 60 周年”的 1996 年,中国国内才 再次公开发表,发表的媒体是颇具权威的《党的文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主编) 的第 5 期。《党的文献》编辑部在刊载此文时还附有这样的按语:

原文见载于 1936 年春第三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 1–2 期合刊上。……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本刊根据中央档案馆藏件,重新全文发表这篇具有重要史料 价值的文献。我们只对个别文字、标点,作了校正,保持了文献原貌。

一面称原文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的哪卷哪期,却又根据“中央档案馆藏件”公布全文, 此按语着实令人费解。而更费解的是,《共产国际》版和源自“中央档案馆藏件”的《党的文献》 版,其内容竟存在着微妙差异。而其中最大的差异就体现在关于占领遵义后的情况的叙述中,是 否有“在遵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一句。也就是说,

63 详见拙文“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 — — 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 年第 5 期;徐云根、信洪林、张玉菡,“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版本考述”,《上海革命史资 料与研究》,第 11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64 李海文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21–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该 书曾被收录在 2005 年出版的“人民、联盟文库”中,书名未变。

65 前文􏲗到的李海文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21–1949)》,第412页。

原本在《共产国际》版上没有的这句话,却出现在了《党的文献》版本上。 接下来,我们再把同样都包含有这句话的《党史资料》版和《党的文献》版比较一下。在《党 的文献》版中,没有看到本文第三章(二)部分所指出的那些大幅改动的情况。不过,《党的文 献》版与《党史资料》版仍然非常接近,可以找到一些与《党史资料》版内容相同的地方(如《共

产国际》版中“萧克的第六军”这个地方,《党的文献》版改为“任弼时、王震、萧克的第六军”。 《共产国际》版中􏰀到有一些少数民族对红军抱有敌意,这一叙述也被删掉了)。也就是说,《党 史资料》版与《党的文献》版具有􏰁种程度上的共通点,这是可以肯定的。这样看的话,中央档 案馆收藏的《英勇的西征》,也可能是一份比较奇怪的版本。自从 1996 年《党的文献》刊载《英 勇的西征》以来,在中国出版了大量关于长征历史的资料集,66其中收录的《英勇的西征》全部 是来源于《党的文献》版。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竟然没有一本资料集注意到这篇文章存在着不同 版本这一事实。

不过,曾经有一个人意识到了《英勇的西征》中没有关于遵义会议的记述这一情况。这个人 就是流亡于莫斯科、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为批判毛泽东而撰写中共党史评论的王明。在“关于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王明的历史作用遭到了否定。对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 一中共的说法,王明认为属于事后诸葛亮性质的“捏造历史”。他还􏰀出证据,试图说明在陈云 的《英勇的西征》中根本没有遵义会议以后的􏰂述。

至于遵义会议本身,那么,陈云在文章中〔指《英勇的西征》 — — 引者注〕讲了红军占 领遵义后休息十二天的情况,而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连􏰀都没􏰀。……显然,陈云 开始意识到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及以后年代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关于毛泽东的军事路 线也站不住脚这一点,他早就清楚;因此,他只字都不愿􏰀及遵义会议。*67

毫无疑问,王明对毛泽东的批判方法存在着不少问题。不过,在《英勇的西征》中没有关于 遵义会议情况的叙述,这一点是肯定的。显然,《英勇的西征》中有无“在遵义,中国共产党召 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段文字,实在不是小问题。当事人陈云在生前 一直否认自己是《英勇的西征》的作者(施平)。68因为该文被王明大量引用来批判毛泽东,成了 一份有问题的文献。这也许是陈云不愿承认的原因吧。69于是,《英勇的西征》就成了一篇包含着 难言之隐的文章。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王明死后四个半世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员又专门 撰文批驳王明书中的这一部分。这位研究员叫陈群(曾参与《陈云文集》的编纂),文章写于 2001

66 主要代表著如下。刘统编《亲历长征 — — 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陈宇编《谁最早口述长征》,解放军出版社,2006 年;董必武、陆定一、舒同等著《红军长征记》,解 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年。
67 王明著,徐小英等译《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9,31页。此外,王明在引用《英 勇的西征》时,借鉴的是《共产国际》的中文版。

68 朱佳木,“听陈云同志讲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
69 在周一平的“《英勇的西征》作者究竟是谁”(《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8期)一文中,认为“施平” 就是陈云的别名。同时,还分析了陈云不肯承认的原因。

年。70其中􏰀到: 王明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就是在王明所说的“连􏰀都没􏰀”遵义会议的《英勇的西

征》一文中,只要仔细阅读,也不难发现,该文指出的,“在遵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 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陈的看法是,《英勇的西征》明明对遵义会议作了记述,王明却故作不知,有意狡辩。陈群 之所以这样判断,可能是因为他手上的版本是《党的文献》版(即“中央档案馆藏件”)吧。那 么,是否可以据此认定他不知道存在着《共产国际》中文版的情况呢?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这 篇文章中,他还􏰀到“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初,笔者参加编辑《陈云文选》时,曾发现《共 产国际》(中文版)1936 年第 1–2 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施平’的《英勇的西征》的文章”。 也就说,尽管他知道《共产国际》中文版上有这篇文章,而且恐怕他也知道《共产国际》中文版 上没有关于遵义会议的记述这个情况,他仍然以其他版本 — — 追本溯源的话,就是以《党史资料》 为蓝本的“中央档案馆藏件” — — — 为依据,认为《英勇的西征》中的确存在着“在遵义,中国 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句话。

今后,再次评价长征及遵义会议的历史时,我不知道《英勇的西征》这份史料还有多少参考 的价值?20 世纪 50 年代的《党史资料》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和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在没有对 这一情况深刻理解的前􏰀下,就公布了《英勇的西征》这份很奇特的“中央档案馆藏件”,必然 会引发混乱,给正常的历史研究带来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研究的对象是 1949 年前的 中共党史,但是,如果对党史研究和党史编纂起始时期的 20 世纪 50 年代的情况没有了解,那么 恐怕是不会有所进展吧。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了解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党史研究情况。

《党史资料》总目录 第一辑【总第一期】(1951 年末 — — ?)共 257 页

《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1951 年 7 月)》 陈潭秋《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回忆》 吴玉章《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片段回忆》 郭沫若《“四一二”前夜的蒋介石》 《“四一二”大屠杀纪实》 李光《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创立》 刘型《秋收起义前后的片段回忆》

《在井冈山上》 龙耀、江天辉、黄知真、缪敏《闽浙赣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
《编后记(1951 年 10 月 30 日)》 《“党史资料”征稿及发行简则》

70 陈群,“关于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第二辑【总第二期】(1952 年 2 月)共 281 页 瞿景白《一九二七年的中国职工运动》 杨立三《南昌起义时的警卫团》 氓《南昌起义时的片段回忆》 何长工《井冈山的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 周文《坚持二十年的游击战争的赣粤边》

《抗日战争时期敌后解放区概况》 《编后记(1952 年 2 月 10 日)》

第三辑【总第三期】(1952 年 8 月)共 305 页 秋白《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 文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中国职工运动状况》 叶蠖生《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 典琦《一九三〇年初全国苏维埃区域总形势》 红旗社《一九三〇年春全国红军概况》 李光《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活状况》

《编后记(1952 年 8 月 2 日)》

第四辑【总第四期】(1952 年 12 月)共 195 页 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 秋白《中国的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 思美《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封建政纲”》 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 附录: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层》 《编后记(1952 年 12 月)》

1953年第1期【总第五期】(1953年6月1日)共147页 《中央宣传部关于“党史资料”扩大发行应注意事项的通知(一九五三年五月)》 李锐《毛泽东通知的初期革命活动(上)》
廖焕星《武昌利群书社始末》

廖焕星《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杨之华《一个共产党人 — — 瞿秋白》 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资料组《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川陕分团《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史略》 《简讯》、《编后记》一九五三年四月

1953年第2期【总第六期】(1953年7月1日)共168页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下)》 袁福清《回忆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湖南初期工人运动》 王真《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期会址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讲义初稿(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七年)》 林《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战绩统计》

1953 年第 3 期【总第七期】(1953 年 8 月)共 208 页
彭江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历史》
曾光润《回忆蔡升熙烈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讲义初稿(一九三七年 — — 一九四

五年)》
穆欣《抗日战争时期的晋绥解放军》 缪楚黄《坚持苏南苏中抗日战争的新四军第一师》 《信箱》

1953 年第 4 期【总第八期】(1953 年 9 月)共 156 页 《传记(一) — — 陈云、高岗、彭德怀、董必武》 邓中夏《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 杨铨《一八六二年至一九二一年之中国工业》 缪楚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海陆丰的革命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一部分文件》

1953 年第 5 期【总第九期】(1953 年 10 月)共 148 页 《传记(二) — — 林伯渠、彭真、邓小平、刘伯承》 董纯才编著、李卓然校阅《陕甘宁边区简史》 林田编《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刘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产生发展及其转变》 新华社《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主要的革命青年团体介绍》 《简讯》“人民出版社决定影印‘向导’‘解放日报’等十种革命报刊”

1953 年第 6 期【总第一〇期】(1953 年 11 月)共 162 页 《中央宣传部办公室关于一九五四年“党史资料”第一期至第十期发行办法的通知(一九五三年一〇月)》 《传记(三) — — 饶漱石、陈毅、林彪、贺龙、徐向前》 缪楚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政治状况和党内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 — — 学者“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笔记》 张宗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产业工人人数的初步统计》 北京工人周刊社《二七运动纪实》 项英《一九二八年的中国工人运动》 刘弄潮《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的两个小问题》 于俱秋《介绍人民出版社影印的十种革命报刊》

1953 年第 7 期【总第十一期】(1953 年 12 月)共 153 页

《传记(四) — — 邓子恢、叶剑英、李富春、罗荣桓》 葛萨廖夫著、张诚译、徐永瑛、赵一鹤校《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 李之龙《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 李木菴《西安事变纪实》 《補正》“党史资料”一九五三年第一期至第七期篇目索引

1954 年第 1 期【总第一二期】(1954 年 2 月)共 134 页 《传记 — —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长征记(上)》

《重印序言(一九五四年一月)》、《原出版者的说明(一九四二年一一月二〇日)》、《原编者关于编辑过程 的说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二日)》、《毛泽东同志长征诗》、《毛泽东同志长征词》、必武《出发前》、富春 《暂别了,江西根据地的弟兄!》、小朋《离开老家的一天》、彭加伦《追》、富春《夜行军》、小朋《夜行 军的一幕》、张云逸《聂都游击队的记述》、小朋《泥菩萨》、加伦《大王山上行路难》、艾平《占领古陂圩》、 斯顿《“没有敌人呀!”》、艾平《彭军团长炮攻大来圩》、斯顿《占领宜章城》、加伦《“干事去!”》、小朋《粤汉路旁》、耿飚《由临武至道州》、艾平《休矣飞机!》、艾平《从两河口到马蹄街》、艾平《烧死了两匹马》、 加伦《道州城的一瞥》、彭加伦《苗人的神话》、李雪山《紧急渡湘水》、莫文骅《在重围中》、谭政《最后 的一道封锁线》、郭滴人《广西傜民》、定一《老山界》、陈明《放火者》、艾平《手榴弹打坍了一营敌人》、 刘亚楼《渡乌江》、艾平《红四师强渡乌江的故事》、张山震《瓮安之役》

1954 年第 2 期【总第一三期】(1954 年 3 月)共 172 页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

谭政《向赤水前进》、加伦《病员的话》、雪枫《娄山关前后》、艾平《第二次占领遵义城》、舒同《遵义追击》、 翰文《扩大红军》、曙霞《小茅屋》、小朋《残酷的轰炸》、熊伯涛《茅

台酒》、陈士乐《倒流水四个连控制敌人三个师》、萧华《南渡乌江》、陈士乐《夺取定番城》、艾平《五颗 子弹消灭了一连敌人》、艾平《看谁先到》、邓华《北盘江》、艾平《抢渡北盘江的前后》、童小朋《禁忌的 一天》、王首道《长征中九军团支队的断片》、艾平《一个团与一个师谁胜》、莫文骅《“五一”的前后》、 莫休《由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曙霞《渡金沙江》、艾平《鲁车波寻船》、艾平《火 焰山》、曾三《一个人带一根绳》、文彬《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加伦《十七个》、刘忠《泸沽到大渡河》、 艾平《“倮倮”投军》、艾平《老娘也要戳你一杆子》、廖智高《一个忠实的革命“倮倮”》、邓华《铁丝沟 战斗》、谢觉哉《真是“蛮子”》、加伦《飞夺泸定桥》、罗华生《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

1954 年第 3 期【总第一四期】(1954 年 4 月)共 144 页 《中央宣传部关于征集现代革命历史资料的通知(一九五四年四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下)》

觉哉《抱桐岗的一夜》、黄镇《回占宝兴》、莫休《大雨滂沱中》、觉哉《卓克基土司宫》、舒同《芦花运粮》、 莫文驿《打鼓的生活》、周士梯《还不算空手》、周士梯《吃冰琪林》、 拓夫《瓦布梁子》、童小朋《波罗 子》、王辉球《波罗子》、艾平《隔河相望》、莫休《松潘的西北》、必武《从毛儿盖到班佑》、曙霞《通过草地》、 觉哉《藏民生活鳞片》、周士梯《俘虏兵的一束话》、杨成武《突破天险的腊子口》、定一《榜罗镇》、翰文《过 单家集》、莫休《吴起镇打骑兵》、周碧泉《长征中走在最后头的一个师》、黄镇《长征前的红五军团》、李雪

山《艰苦奋斗的五军团》、李治《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必武《长征中的女英雄》、徐特立《长征中的 医院》、定一、拓夫《长征歌》、定一、戈丽《红军入川歌》、定一、黄镇《打骑兵歌》、定一《两大主力会合 歌》、莫休《再占遵义歌》、莫休《凯旋歌》、彭加伦《渡金沙江胜利歌》、加伦《战斗鼓励曲》、加伦《􏰀高红 军纪律歌》、彭加伦《到陕北去》、《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安顺场战斗的英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 点及里程一览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 所经之民 族区域表》、《红军第一军团在长征中行军和休息的时间统计表》

施平《英勇的西征》

1954 年第 4 期【总第一五期】(1954 年 5 月)共 146 页 李立三《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工人运动概况》 杨尘因《六三运动在上海》 张秀熟《四川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未定稿)》

《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 上海学生联合会《“五卅”后之上海学生》

1954 年第 5 期【总第一六期】(1954 年 6 月)共 138 页 萧向荣《抗战三年来八路军的英勇战绩》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是怎样创造起来的?》 孙志远《冀中平原上的抗日斗争》
白迹《记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马寒冰《南征散记》 陶志泉等《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职工斗争情况简单介绍(初稿)》

1954 年第 6 期【总第一七期】(1954 年 8 月)共 131 页 吴玉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情况》 康生《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回忆》 林疋编《武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涂国林《南昌起义前后的片断回忆(未定稿)》

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粤东分团第一分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江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史略 (初稿)》

《重要更正》、《启事》

1954 年第 7 期【总第一八期】(1954 年 9 月)共 136 页 袁血卒《宁都起义的片断回忆(初稿)》

《从“九一八”到“七七”》 时事问题研究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抗日战争中的军事(上)》

1954 年第 8 期【总第一九期】(1954 年 10 月)共 126 页 杨林《苏南敌后抗日斗争简史》 李运昌《热河抗日简史》

王夫《抗日战争时期冀中蠡县地道斗争的回忆》 时事问题研究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抗日战争中的军事(下)》 王幼平《回忆宁都起义前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里的一个中共士兵支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武汉办事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概况》

1954 年第 9 期【总第二〇期】(1954 年 11 月)共 164 页 《中央宣传部关于一九五五年“党史资料”发行和保管办法的通知(一九五四年一○月一三日)》 周保中《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
程子华《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 穆欣《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初稿)》

1954 年第 10 期【总第二一期】(1954 年 12 月)共 133 页 王维舟《四川东部游击战争和红三十三军的历史情况》 徐海东《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
魏传统《北进短诗七首》 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战场上的民兵》 程欣《晋绥解放区民兵抗日斗争散记》

“党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一期至第十期篇目索引

1955 年第 1 期【总第二二期】(1955 年 2 月)共 142 页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 — 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 R《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 中夏《“努力周报”的功罪》 双林《胡适之与善后会议》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求实《评胡适之的“新花样”》 至愚《一九二二年秋交通界三大罢工之原委》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二七大屠杀的经过》

《施伯高传》 陈修良《回忆李求实烈士》

《该者来信》

1955 年第 2 期【总第二三期】(1955 年 3 月)共 161 页 文叔《五四运动的经过》 觉迷、亦痴《五四运动大事记》 何长工《回忆红军大学》

“抗大”总校政治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史》 胡仁《粉碎国民党匪帮三次全面围攻的片断回忆》

955 年第 3 期【总第二四期】(1955 年 4 月)共 160 页 傅锤《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及长征情况概述》 顾家熙《介绍“劳动界”和《上海伙友》

于佩秋《简介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青年团的四种机关刊物 — — “中国青年”、“无产青年”、“列宁青年”、 “青年实话”》

顾家熙、张宗仁《“中国工人”简介》 张宗仁《介绍“工人之路特号”》 于佩秋《“布尔塞维克”简介》 夏秋《“红旗”、“上海报”、“红旗日报”简介》 张宗仁《“红色中华”(瑞金版)简介》 张宗仁《介绍“救国时报”》
周宁夏《“生活”周刊评介》
张宗仁《“中国浓村”简介》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新闻界大事纪要》 穆欣《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华北敌后新闻工作的战士们》 范瑾《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新闻工作是怎样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