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個概念的形成

20160503在台灣廣播節目《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上的對談

主持人：楊憲宏

主持人：劉仲敬老師2014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有一本《從華夏到中國》，討論「中國」這個概念在近代形成的過程。我們都知道，孫中山成立同盟會的時候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中國」概念的形成跟清末的革命、跟現代國家的形成有一些交互關係，密不可分。根據你的研究，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劉仲敬：這個其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不僅僅是在亞洲存在。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由法國大革命開創出來的民族國家觀念向全世界各地傳播，東歐國家、西亞國家、東亞國家其實都受到波及，並不僅僅是孫中山和梁啓超他們的事情。波蘭、匈牙利那些地方的知識分子也是根據法國大革命和法蘭西共和國的原則，想把他們原來的各個族群建立成為一個新的共同體，而這個共同體應該跟西歐的共同體有些相似之處。而日本其實在近代也有同樣的國家建構問題，奧斯曼土耳其、俄羅斯帝國同樣有這樣的共同體構建問題。實際上，共同體構建問題，或者叫做國民構建問題，本身就是現代世界上最重大的問題。

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上，統治原則是不需要考慮國民問題的，它只需要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達成私人關係就行了。我只要忠於皇帝或者國王就行了，皇帝和國王跟我是不是同一族，是誰，那沒有關係，只要他實際上行使統治權，而我實際上對他進行個人效忠就可以了，他沒有整體性的國民概念。而法國大革命產生了民族民主國家的概念，統治權要由國王 — — 這個具體的、有血有肉的國王這個人手裡面，轉到抽象的國民手裡面。國王是有具體的人的，無論你是路易十四還是路易十六，說是國王統治，就是這個名字叫路易的人統治；但如果你說法蘭西共和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由法蘭西國民統治，那你就要首先搞清楚法蘭西國民是什麼。例如洛林人是不是法蘭西國民的一部分？如果洛林人是法蘭西國民的一部分，那麼阿爾薩斯人是不是？阿爾薩斯人如果是，比利時人是不是？如果比利時人不是，那我們就要搞清楚，巴黎人和布魯塞爾人到底有什麼區別，為什麼巴黎人是法蘭西國民，而布魯塞爾人就不是法蘭西國民。

所以國民共同體的建立，首先就要劃清邊界，誰是國民共同體的一員，誰不是國民共同體的一員。這就是認同政治。現在的所有民族國家都是建立在認同政治的基礎上。你是不是這個國民共同體的成員？如果你是，你就有統治權；如果你不是，你就沒有統治權。而國王就沒有這個問題，你是不是國王，這是一目了然的，不存在這個認同和邊界的問題。如果東亞仍然是在大清皇帝的統治下，這個問題是不必要的。光緒皇帝在台上，你就是光緒皇帝的臣民；宣統皇帝在台上，你就是宣統皇帝的臣民。但是你如果認為大清帝國應該結束，東亞的居民應該像秋瑾說的那樣享受歐洲人同樣的權利，那麼你就要搞清楚，這個新的共同體的邊界在哪裡，誰是這個新共同體的成員。

例如像是孫中山、宋教仁、汪精衛、章太炎這些人就認為，像滿洲人、蒙古人，不是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我們要革命，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要划定一個新的共同體邊界，在邊界划定以後成立新的共同體，這個新的共同體要不包括滿洲皇室和八旗。滿洲皇室和八旗不是我們這個共同體的成員，而是我們這個共同體的征服者和敵人。他們要利用這一點劃分自我和他者，從而建立新的共同體。這個毫不奇怪，歐洲人也是這樣的。例如波蘭人要發明自己的共同體，就要首先區分俄羅斯這個概念，儘管波蘭人和俄羅斯人都是斯拉夫人，但是俄羅斯人是波蘭的征服者，波蘭的民族主義和國家建構是建立在抗擊俄羅斯的基礎上的。愛爾蘭人首先就要劃清楚英國人和愛爾蘭人的不同，通過反對英國人，把愛爾蘭這個共同體建立起來，利用天主教這個符號，把愛爾蘭民族這個共同體建立起來。孫中山、宋教仁、汪精衛這些人想要做的也就是利用大清對大明的征服這件事情，建立一個新的共同體，他們設想的這個新的共同體是不包括長城以外的各個族群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在東京留學生當中，是不是自稱自己是「中國人」或者「支那人」，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大清的國號畢竟是「大清」，而日本人對留學生的稱呼，一般就是說「清國留學生」。這話是很正常的，因為大清就是清國，那麼從清國來的留學生，當然就是清國留學生。如果你是一個忠於大清的人，或者是完全不關心政治的人，你就會機械性的去，填你的身份的時候你就會說我是清國留學生，接受這個稱呼。但是如果你是反清的人呢，你就會說我是支那人或者我是中國人。例如像章太炎和那些留學生，在東京舉行支那亡國多少多少年的紀念會，就是說把大清入關這件事情當成是支那亡國。他說「我是支那人」的意思就是說，我不是清國人，我是你們清國的敵人。說我是「中國人」，或者說我是「中華」，或者說我是「炎黃子孫」，意義也是這個樣子的。照當時用詞的含義，說自己是「炎黃子孫」，或者說自己是「中華」這些東西，跟歷史上的假如曾經存在過的黃帝、炎帝其實沒有什麼關係，它主要就是表明，我想要建立的這個共同體跟你大清這個共同體是有區別的，我想要建立一個全新的共同體。其實辛亥革命就是本著這種精神製造起來的。

但是後來發展的情況就跟波蘭、匈牙利和愛爾蘭不一樣。波蘭、匈牙利和愛爾蘭經過一系列的糾紛以後，把一部分有爭議的土地放棄了以後，逐步的建立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而辛亥革命以後，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例如像是九一八事變之類的問題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離開了他們在辛亥年間的政策。他們在辛亥年間認為滿洲不是中國，而是中國的敵人；然後在北伐以後又主張，中華民國應該繼承清朝的所有土地。因此滿洲到底是不是中國的問題，就引起了嚴重的衝突，最後導致了戰爭。我們從全世界的這個宏觀角度來講，這種戰爭其實稀松平常。像波蘭要建立民族國家，它也要考慮一下，立陶宛到底是波蘭的一部分還是不是一部分。按照歷史原則，那麼波蘭立陶宛王國一直是一個王國，立陶宛應該是波蘭的一部分；按照民族原則的話，波蘭可以建立民族國家，立陶宛當然也可以建立民族國家。匈牙利人對羅馬尼亞人、西班牙人對加泰羅尼亞人也都有諸如此類的問題。

歸根結底就是因為，民族國家或者是國民共同體這個東西的建立，最核心的因素就是認同，而認同是主觀的，因此沒有客觀標準。所以你可以說，一個立陶宛人，他可以認定自己是波蘭人，也可以認定自己是立陶宛人。一個都柏林人，他可以認定自己是大英帝國的臣民，也可以認定他是新興的、還沒有國家的愛爾蘭民族的一部分。那麼這兩種說法哪一種正確呢？完全看他自己的認知如何。都柏林人如果堅持說，我是天主教徒，我就是愛爾蘭人，跟你們信仰新教的英國人不同，那他就等於是，客觀上講他就是支持了愛爾蘭民族、建立愛爾蘭共和國、脫離大英帝國的企圖；如果他堅持是他是大英帝國的臣民，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民族國家的根本核心就是認同，而認同又是主觀的，因此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認同的邊界穩定之前，為了爭奪認同的鬥爭基本上是連綿不絕的。像十九世紀晚期的斯洛伐克，如果你讓斯洛伐克人接受匈牙利語的教育，他就比較有可能自稱自己是匈牙利人；如果讓他接受斯拉夫的教育，他就比較有可能支持捷克和斯洛伐克聯盟、搞泛斯拉夫主義的前景。這兩種前景是水火不相容的，也就是說斯洛伐克未來的命運取決於斯洛伐克人的自身認同和斯洛伐克教育機構對斯洛伐克人民認同的教育。

台灣現在面臨的就是這個問題。它到底需要有什麼樣的認同呢？它是要接受由梁啓超設計的那個繼承大清帝國的中華民族認同呢，還是要發展一種純粹台灣的台灣民族認同？這個問題就將直接決定它未來的前途。立陶宛是會變成波蘭的一部分，變成俄羅斯的一部分，還是變成一個獨立國家，歸根結底是十九世紀以後那段時間，立陶宛當地居民如何培養認同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沒有確定答案的。直截了當地說，我認為我是立陶宛人，我就是立陶宛人；我認為我是俄羅斯人，我就是俄羅斯人；我認為我是波蘭人，我就是波蘭人。所以我說，認同這個事情就像信仰和愛情一樣，是越過懸崖的一跳。你不可能證明，為什麼我要做基督徒或者做穆斯林，我只能說我認同基督教或者伊斯蘭教，我也沒有辦法說，憑什麼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我認同中國，我就是中國人，我認同台灣，就是台灣人，答案只能是這樣。爭奪認同的鬥爭歸根結底是無法避免的。

主持人：台灣的問題的確非常有意思，有一個變化，大概在過去三十年的時間，一開始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按調查，人口比例是比較高的，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逐漸的，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人越來越少，少到現在幾乎只剩下可能百分之十。其他比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也佔了一定的比例。最大的比例，可能到了七成左右，現在的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是過去三十年的變化。在台灣有一種說法，就是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人才是中國人。至於拿中華民國護照的人，因為「中國」這個概念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拿走了，所以台灣的中華民國護照底下還附註「台灣」兩個字。大多數的人在入境美國問你是什麼的國籍的時候，大多人都填台灣。過去曾經有一陣子還有一個誤解，就是被改成「China」，很多台灣人在海關告訴他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所以目前的確還有一些地方是矛盾的。劉老師您怎麼看剛剛我講的這個有關「誰是中國人」的問題？

劉仲敬：這個問題其實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局部的和具體的因素，就是說，北京的共產黨政府既然認為只有我才代表中國，那麼不認同共產黨的人就傾向於認為，我最好也不要認同中國，以免跟你混淆在一起，這是一個局部和具體的理由；但是從更長遠和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這根本上就涉及一個近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當中，怎樣的共同體容易建立的問題。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小型的共同體容易建立它的認同，而繼承了帝國規模的共同體不容易建立它的認同。因為認同這個東西，它是需要經過一系列的操作來強化的。如果你我都是一個小共同體的成員，我們經常在同一個共同體之內辦理共同的事務，那麼我們之間的認同就容易鞏固。而且尤其是這個小共同體在建立了民主以後，我們更容易通過投票和民主參與的角度來看，因為我們都對同一個共同體的事務施加影響，而這個共同體的好壞對我們將來的命運有直接影響。比如說是陳水扁當總統還是馬英九當總統，對台北人和台南人之間的未來是有一定影響的，但對福建人和遼寧大連人的影響就基本上沒有。那麼你就可以想象，台北人和台南人就可以在一次又一次的參加選舉總統的投票以後，就比較容易產生一種認識就是：我們台南人和台北人雖然有很多不同，但是是同一個共同體的成員；而我們跟大連人，跟東京人，跟夏威夷人都不一樣，跟他們沒有共同命運。也就是說，認同可以通過命運方舟或共同體的方式加以強化。而沒有這樣的關係，認同就不容易鞏固，就容易流於形式。

而帝國性的認同，像中國或者奧斯曼帝國這樣，它繼承了以前帝國的規模以後，它就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它的規模太大，跨度太大。共同體越大，集體行動的難度就越高，彼此之間的個別成員就特別難以感受到相互之間有共同的利益關係。這是所有大國都共有的困境。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人和萊頓人之間比較容易感覺到彼此之間的親緣關係，但是莫斯科人和喀山人之間就不大容易感受到他們有什麼共同利益。另一個問題就是，帝國的族群差異性太大，而且政體上講多半是不民主的，依靠一個凌駕於各族群之上的政治精英集團來統治的。因此大多數帝國統治下的居民感覺不到政治參與跟他們的利益有什麼關係。而沒有政治參與，即使是紙上的認同，也容易流於虛化，不容易建立。所以在近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間，像奧斯曼主義、大俄羅斯主義和大德意志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這樣的可以說是帝國認同，不容易站得住腳，很容易潰敗，這些帝國最後都解體了；而小規模的認同，像波蘭認同、希臘認同、愛沙尼亞認同這樣的小規模的共同體認同，一旦建立起來就相當的堅固，衝突會加強它的認同堅固性。

所以從1848年到現在，最近世界上的歷史，基本上是大的帝國傾向於解體、而小的新興的民族國家不斷產生的過程。其實東亞在這方面是最晚的一步，東歐的幾個大帝國，其實在1848年以後，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已經完全解體，把歐洲中部和東部變成一個小國林立的世界。奧斯曼帝國滅亡以後，中東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把中東變成一個小國林立的世界。其實呢，跟大清帝國壽命相同、和大清帝國同時代存在的各大帝國，其實現在都已經全部滅亡了，只有大清帝國目前還留著一個繼承國。現在的土耳其繼承奧斯曼帝國的程度很低，現在的中歐各國繼承神聖羅馬帝國的程度也很低，但現在的中國繼承大清帝國的程度很高。你也可以說是，其實特殊之處不在於世界，而是在於東亞。東亞現在的格局就很像是一個近代化沒有完成、而民族國家建構沒有走完的一個中間狀態。世界上大多數地方已經經過了長期的痛苦和血腥以後，已經走完了這條道路，大體上進入了民族國家的世界；而東亞呢，大清解體以後，重建國民共同體的工作至今還沒有走完，而且前途還未定。「我是哪一個共同體成員，我應該建立怎樣的共同體」的問題現在仍然懸而未決，仍然不比梁啓超所在的那個時代更容易解決。

主持人：現在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議題，我再解釋一下台灣的這個變化，這個變化特別是發生在現實層面，像拿中華民國護照到美國是免簽證，這兩天又多了一個，持這個護照的人，在美國的定義底下，可以用電子快速通關，完全不必對人審查，自己跟機器掃描一下就過了。這個發生了以後，就使得更多人認為，如果你是中國人的話，不會有這個待遇。所以這時候對所謂的「中國人」跟「台灣人」的切割線，會因為入境美國這個事情產生極大的一個影響。不過，在台灣有另外一個部分，在野的綠營的人也曾經提過，不如不要談「中國」了，還有一個詞叫做「中華民族」，似乎好像比較柔性一點，比較不是那麼緊張，就跟護照是沒有關係的，所以有文化這樣的一個定位，就產生了有關「中華民族」的討論。也發現中共最近開始利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諸如此類的名詞在開始講，所以又引起台灣開始警覺，說「中華民族」到底是什麼。劉老師你怎麼看「中華民族」呢？

劉仲敬：中華民族，你按照安德森那種理論，那就是一個典型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它設計的目的跟大俄羅斯主義和奧斯曼主義是一樣，就是要在多族群構成的前現代帝國當中培養出一種超族群的認同感。當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和大清帝國這樣的多族群帝國進入近代世界的時候，它馬上就會面臨著一個認同問題。它如果始終是停留在前現代世界的時候，它是不需要臣民的認同的，它只需要效忠和統治就足夠了。但是近代的歐洲核心國家，它要強調認同和共同體概念，於是這些後發的帝國就不得不在自己的境內培養認同概念，否則它不可避免要面臨著這種情況，它境內的各個族群，一旦產生出自己特殊的認同的話，那麼帝國就要解體了。像奧斯曼帝國，它就必須說，它境內有希臘人，也有阿拉伯人，也有土耳其人，如果是希臘人認同歐洲超過認同奧斯曼怎麼辦呢，那帝國豈不是要失去希臘？如果阿拉伯人認同麥加超過認同君士坦丁堡，那麼帝國豈不是要失去敘利亞？如果亞美尼亞人認同東正教的莫斯科超過認同君士坦丁堡，那麼帝國豈不是要失去亞美尼亞？那麼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怎麼樣呢？其中的一種方案就是建立一種官方民族主義，也就是說，以現行的帝國邊界為依據，把帝國邊界裡面的所有族群都強行捏合為一個假定的國族共同體，希望用一種人為的方式，把本來沒有親和力的各個族群給糅合起來。也就是說，你們亞美尼亞人、希臘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今後全都是奧斯曼民族，這就叫奧斯曼主義。同樣也有大俄羅斯主義，也就是說，俄羅斯帝國境內的波蘭人、格魯吉亞人、烏克蘭人和其他種種人，你們全都是大俄羅斯人，你們原有的族群身份都不重要。

同樣，中華民族就是同一種建構方式的產物。梁啓超發明的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就是因為他跟革命黨論戰的時候，提出了一個大清應不應該解體的問題。革命黨，我們都知道，孫文也好，汪兆銘也好，章太炎也好，他的立場就是，為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緣故，我們一定要打倒滿洲來的皇帝，滿洲來的皇帝不是我們自己人，我們要把他們趕出去。梁啓超要求實行君主立憲制，要求保留大清皇帝的統治，他的論證就是這樣的，如果你們真的把皇帝推翻了的話，那麼不可避免要發生解體和戰爭，為什麼呢？因為大清皇帝，他並不僅僅是十八省的皇帝，並不僅僅是蘇州的皇帝，他同時也是蒙古、滿洲、回部、西藏和其他各個多族群的皇帝，這就跟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皇帝有多元身份一樣，你把大清皇帝打倒了，這個不要緊，那麼你要問一問，你要不要滿洲蒙古這些地方，要不要讓滿洲蒙古這些地方統統建立獨立國家？如果你的意思是這樣的話，那你實際上就是要大清解體，而大清解體以後，各個繼承國之間，不可避免的，根據歐洲經驗和歷史上的其他經驗一樣，帝國解體以後建立起來的各個繼承國不可避免要通過戰爭來解決問題，何況外面還有歐洲列強，那麼你可以想象，這些繼承國必然是各自在列強當中尋找自己的靠山，然後你打我我打你，那麼東亞的流血就要不可避免了。梁啓超建議，為了避免東亞的流血，我們最好是不談滿漢矛盾，不談族群矛盾，我們乾脆就以大清帝國的現有的邊界為標準，把大清帝國裡面居住的各種居民，無論你是穆斯林也好，還是藏傳佛教的信徒也好，還是儒家信徒也好，還是朝鮮人也好，我們統統不管我們原有的族群差異，我們一概認同自己是一個新的中華民族，把大清帝國改造成為新的中華帝國，實行君主立憲制，把大清皇帝改變成為中華帝國的立憲君主，這樣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我們可以不經過流血而文明的進入現代世界。

我們都知道，梁啓超和革命黨的衝突並不是依靠嘴上和理論上的正確性來解決的，而是依靠武力來解決的。無論如何革命是爆發了，戰爭是爆發了，大清帝國是解體了。大清帝國解體以後，中華民國的幾十年以及對日本和蘇聯的種種戰爭和衝突，其實歸根結底還是一個認同的問題。大清留下的這個攤子應該怎麼樣重組呢？是不是還要按照梁啓超時期的中華民國重新組合起來？還是乾脆就讓日本人去建立滿洲國，讓蘇聯人去建立蒙古國，我們不管他了，各人去建立自己的國？最後的結果就是，無論理論上誰優誰劣，但是最後的結果是，蔣介石和他的政府認為，寧可把南京和上海打爛，也決不能放棄滿洲，付出一切代價都要維護大清帝國留下來的這一片江山，於是就產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1945年這個版圖。這個版圖實際上可以說是恢復大清帝國遺產的一個非常慘烈的企圖。你注意世界歷史，就可以看出這樣的企圖是非常特殊的。凱末爾在革命成功、建立了土耳其以後，他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放棄奧斯曼帝國的其他各地，讓希臘人也好敘利亞人也好其他地方的人也好，愛咋咋地，他只在土耳其核心地帶建國。俄羅斯也好，神聖羅馬帝國也好，在近代化的過程中都走上了這條路。只有中國是例外。只有中國在除了外蒙古這個特殊例外以外，大體上採取了不惜一切代價恢復和維持大清版圖的路線。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所以它目前仍然沒有辦法進入近代世界。

所謂國強民弱就是這個道理。你剛才已經提到，台灣人，可以說是，他跟美國不能派出大使，只能派出代表，只能建代表處不能建大使館，但是台灣人到美國去是一點兒問題都沒有的；而中國人在這方面，儘管北京在華盛頓有正式的大使館，而且還有核武器，好像在軍事和外交層面上能夠跟美國做有效的交涉，但在國民這個層面上，普通的中國公民要憑著中國護照到美國卻是千難萬難。好像中國國民沒有進入現代世界，而中國的政府倒是進入了；而台灣呢，台灣儘管在政府層面上受到歧視，而台灣的國民卻是理直氣壯的進入了現代世界。這個其實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中國為什麼能夠有核武器和其他東西？這一切不是免費來的，它有賴於中國政府能夠有效的汲取中國社會的各種資源，把它用於軍事和外交層面，而這個汲取機制迫使普通的百姓沒有辦法發展現代社會所必要的那些經濟文化生活，沒有辦法享有西方民主國家社會理所當然的那些權利。如果他們都有了這些權利，第一，擁有這些權利的國民必然的會把大部分財富用於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不會用於搞核武器或者是搞富國強兵那一套；第二就是這些居民必然的會更多的重視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地方認同，大清帝國的版圖能不能保持都很成問題。直截了當地說，中國一方面要保持大清帝國的版圖，又一方面要做一個軍事強國，就只能犧牲它自己的國民；而台灣則是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但是中國這條道路也是一個死胡同，因為只要你自己的國民永遠處在一種置外於世界的道路上，無論你有多少核武器，你都不是國際社會體面的一員。朝鮮有了核武器，難道說它就會變成一個像樣的現代國家麼？顯然沒有。所謂是「落後要挨打，軍事不強就不行」，這種說法其實是神話。中國走在這條路上，實際上也是把自己卡住了，使自己進不能進退不能退，無論你在軍事上怎麼樣講大國復興，但是你還是沒有辦法改變自己和世界主流文明的結構性衝突，它的問題其實比台灣問題要大得多。而台灣實際上在國民層面已經建立了，但是它在國家層面上沒有得到適當的符號性的承認，這就是一個認同政治的問題。現在實際上是雙方都已經進入死局了。按說的話，武斷的搞預言是不恰當的，我只能說是，根據十九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驗，近代轉型過程中間，多族群帝國向民族國家進行轉型，出現這樣的死局，一般來說是很難有善果的。東歐也好，西亞也好，出現這種情況的國家和地區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需要經過慘烈的流血才能夠解決問題的，歐洲本身也是流了很多血以後才走到現在這一步的。

Amba daicing gurun is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hich consists inner Asian nations and east Asian nations. Manchuria, Mongolia, Geensland, Tibet and Kashgaria are in inner Asia. Cantonia, Gestneseland, Hokkienam,komeseland, Fuhsiangria, Goetland, Chianghwlia, Jingchuria, Bashulia, China, Qizhouria, Yehetland and The Great Diantnam are in 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