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與變態的共同體想像

愛國者不可能公正，愛國的定義就是愛她的弱點。如果女人對情人和陌生人一視同仁，那麼她其實並沒有戀愛。如果她愛情人的優點，那麼她其實並不愛情人。如果她感到情人的弱點就是自己的弱點，她才是真正戀愛。愛國主義是偏見和歧視的銀行，將個體的小額偏見匯聚成巨大的財富，然後用於儲戶不一定理解、不一定贊同的投資和投機事業。健康的愛國主義和病態的愛國主義只有一項區別：前者是遵守商業道德的經理人，不願意委託人遭到投資失敗的打擊；後者是賭徒性格的冒險家，把投機本身當做作品來經營。投資和投機一向難以精確界別，健康和病態的共同體想象同樣如此。然而，模糊地帶的廣闊並不能否定兩者的差異。

民族傳統和文化差異民族主義都是資本主義發明的，發明者通常是外國人或文化國際主義者。想象的、主動的認同選擇才能構成共同體，蘇格蘭民族主義其實是高地武士的屠殺對象發明的。前現代的地方主義和地方民俗有更多的真實差異，反而不能構成共同體，因為那是他們天生的命運。

人們嘲笑那些只會講俄語的格魯吉亞民族主義者，殊不知俄羅斯民族也是由只會講法語的日耳曼人發明的。共同體是歸屬需求和死亡恐懼的產物，在文化浪人身上最為明顯。因此，流亡者是民族的最大發明者。他們發明民族以後，才能將自己定義為流亡者。

無論在哪裡，發明民族的時間都與資本主義成熟的時間同步。在資本主義尚未成熟的地方人為製造官方國家主義，無法避免日後的第二次民族建構，例如奧斯曼主義。波蘭和東歐的民族主義產生於1863年失敗後的威權資本主義繁榮，新生市民為了解決認同危機，重新發現了他們曾經鄙視的極少數螳臂當車的流亡者。

台灣香港的認同政治正在瓜熟蒂落之際，支那為他們送來了最需要的死亡恐懼。一群沒有戰鬥力的征服者就像一支滅活的疫苗，能夠最為廉價地買到你亟需的抗體。如果支那內部的資本主義成功，必定導致地方發育落差，喚醒新一輪認同政治。赫茨爾的猶太國和匈牙利王國的斯洛伐克主義都曾是開明人士的嘲諷對象。

美國已經不是邦國，帝國的德性可能就是邦國的缺陷。冷戰自由主義和種族平等原則已經屬於帝國正義，歴史不能回頭。波斯不是帝國，只是僭主。帝國就是超越身份政治之上的普世正義，不是君主制或君主的稱號。

羅馬是元老院和羅馬人民的共和國，世界的帝國。辛辛那提和華盛頓的淳樸已經一去不復返，格拉古正在攻擊先人的美俗，但凱撒和龐培的世紀還不一定會出現。迦太基和安條克已經滅亡，希律王和托勒密正在垂死掙扎。#天命#

格拉古和西塞羅之間，反抗羅馬權力的鬥爭已經不再有實際意義。然而，羅馬的偉大傳統正在面臨內部的考驗。小加圖只擔心托勒密的腐化侵蝕，從不畏懼東方的武力。羅馬軍團在此期間毀滅東方僭主，以便拯救亞歷山大留下的城邦。這不是特修斯和萊庫古的複製，而是羅馬秩序和帝國正義的自我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