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觀系列 （二）：古今之變的關鍵節點（上）
此文根據本人2014年10月18日長沙“熬吧讀書會”講座的錄音整理
主持人：今天咱們的主題叫做“古今之變的關鍵節點”。我想問老師，這樣的題目是什麼意思，跟您的這本新書《從華夏到中國》有關嗎？
劉仲敬：有關。應該說它和歷史的本質有關。什麼叫做通古今之變？大家都知道這是太史公所說的。所以，通古今之變是一切歷史最原始的目的，但是隨著秩序的演化，有時候我們會忽略甚至遺忘這些原始的目的，這就是捨本逐末。所以無論你們對中西歷史如何瞭解，最關鍵的問題是通古今之變。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什麼叫歷史？歷史是一種認知結構，他是教你怎樣從紛繁、外化的各種細節中間，發現結構和規律的一種藝術。這種藝術多半要靠你們的悟識或者說是認知能力，而不是依靠材料的堆積。因為單純的盲目的對於材料的追求，無論材料本身如何正確，不一定能夠提高人從紊亂中發現結構的能力，而一個人能不能從紊亂中發現結構，這可以說是直接反映了他聰明才智的最高天花板。因為我們每個人的聰明才智都會有一個最高天花板，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內也都達不到這個最高境界。但是即使你達到了最高境界，你也會發現個人的最高境界是相當有限的。像莫札特他為什麼能夠在5歲作曲？當然就是，在一般人看來，音符好像是一大堆雜亂無章的東西，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在他看來確實是有規律有結構的。他可以很清楚的把結構給你拈出來，然後給你拿到很高的作品中間。而別人呢，即使是經過很長時間的學習以後，發現結構、組織結構的能力仍然跟不上。這就是說，我們在音樂中發現結構的能力和莫札特有天壤之別，天花板差的非常之遠，所以他是天才的音樂家，而我們頂多是一個音樂愛好者。
其實一切科學都是這樣的，愛因斯坦說物理學就是這樣的。物理學根本上就是做實驗的東西。他出自這樣一種願望，就是說宇宙看上去是紊亂的，但是背後是有規律的。從紊亂中發現規律，是一個巨大的刺激，也是巨大的獎勵。因為把紊亂變成一個有結構有秩序的東西，本身有一個審美上的巨大的愉悅。他自己就說是，他看一個物理學理論，首先要看它是不是符合審美，如果一個理論本身看起來是很醜的，那麼他就可以直覺上斷定這個理論多半是錯誤的。如果理論本身是和諧的，那麼他會考慮這個理論也許是正確的。這種篩選方法本身是超越的，這就是一種物理學上的柏拉圖式的論證。
實際上歷史也是這樣的。研究歷史，最根本的，最高的境界就是，從紊亂中尋找結構的能力。你找不出結構，那你永遠超越不了技術員和學術工這個境界。可以說這樣的人即使是收集了很多資料，調看了很多東西，未來也就是技術員，不客氣地說，這種人也就是書記員，他搞的這些東西都是為別人準備的。
考驗歷史學家才華的方法，也就是我在剛才講的認知結構，你要能夠從各種事件中間，抽取事件背後的結構和規律。這個結構和規律可能有很多錯誤。但是有的時候，你即使是在製造規律和結構的過程中犯錯誤，也比完全製造純粹理論要好得多。因為這個世界從來不是純粹的。理論這個東西從來不是絕對正確的。你想，難道你說愛因斯坦找出這個規律，牛頓的理論就變得邪惡了，當然不是這樣。他們的理論就是兩把梯子，愛因斯坦這把梯子可以達到比牛頓的梯子更高的地方，所以他能夠解釋牛頓解釋不了的地方，而且還解釋的更精確，這就是他理論層次更高的地方。一切理論歸根結底就是這樣的，它只要有更新的更優的解釋力的討論，也就是更好的梯子的出現，那麼之前的梯子就是要被拋棄的。但是製造梯子的能力就是你自己才能和修養的最終驗證。
我可以舉很多例子來證明，只要你把歷史的格局沒有理解正確的話，即使具體問題是正確的，也無濟於事。格局理念正確，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你在具體問題上對不對，而是你有沒有能力提出正確的問題。而你的格局感錯誤，最主要的一個證據就是，你在提出問題的時候是錯誤的。一個錯誤的問題得不到正確的回答。能夠提出正確的問題，那麼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半。如果你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是錯誤的，那麼就像是諺語上說的那樣：傻瓜提出的傻問題，聰明人是回答不了的，而且也沒有意義。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像沈志華對於朝鮮戰爭做的這些工作，它實際上，可以簡單粗暴的說，他實際上是在提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和美國會在朝鮮爆發戰爭？這場戰爭是不是能夠避免的？那麼他做了很多解釋，認為這場戰爭也許是能夠避免的。因為如果沒有避免會對中國產生很多惡果，因此只能避免。這就是他那些工作的本意。從這些事情上你就可以看出，他要麼是沒有用良好的格局看，要麼是故意沒有用良好的格局。因為這個問題是錯誤的。
中美兩國有沒有可能性在朝鮮不發生戰爭或者發生戰爭，這是毫無意義的問題。因為朝鮮戰爭從本質上來講，它根本不是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爭。他根本上就是日本失敗以後遠東格局重組過程中間，兩種秩序的衝突。這場衝突中間，中國不是一個孤立的行為主體。像毛澤東，或執政以後的中國人，他沒有獨立決定能不能參加朝鮮戰爭的自由。他不可能不參加朝鮮戰爭。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在東北和蔣介石爭奪東北的時候，事先就已經得到了朝鮮、蘇聯和蒙古的協助。因為朝鮮，蒙古，蘇聯和中共是冷戰陣營的一部分。而中國內戰就是通向冷戰道路的一部分。朝鮮已經協助中國共產黨奪取東北，所以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根本沒有機會不援助朝鮮。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位置，他在這個團體內部的位置，比他在國際社會中的位置要重要得多。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沈提出的所有問題，都是偽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偽問題，所以他所做的考據是不是正確，或者他引用的那些檔案有什麼意義就不是很重要了。我們要知道，檔案不一定代表當事人真正的目的，即使代表了當事人的真正的目的，這個目的的意義也要放在當時的整個格局中間去考慮。否則單純從檔案的文字上判斷，往往是會犯錯誤的。
好，下面我們回到原來的問題，就是研究歷史是認識格局，發現格局，尋找格局演變的意義的過程。比如說像羅馬這個概念，什麼是羅馬？羅馬是怎樣產生的？他是怎樣演變的？他給今天留下什麼遺產？這些就是真正的歷史。而不是說你在奇里契亞那些廢墟裡面挖出一些考古學資料，配合當地留下來的希臘文和拉丁文的材料，考證當地修了什麼水利設施什麼的，這些是沒有意義的。因此你必須把這個水利設施和當時的歷史背景聯繫在一起。比如說是如果是在戴克裡先朝修了這個水利，那麼你就要考證一下這些水利設施它的工藝品質，比如說比伯裡克利時代或者說是比圖拉真時代是不是退步了，這個退步是不是反映了羅馬帝國整個社會的生命力，他的財政基礎是不是市政提供的，或者是其他人提供的。如果它的財政發生枯竭，或者是出現其他的問題，是不是反映了羅馬帝國從早期到晚期的憲法性質上的變化。你把這些問題搞出來，這些問題是有意義的真問題。現在的傾向就是，人們往往忽略了真問題，而去關心那些無足輕重的細節。而檢視這些細節的時候又沒有把正確的背景搞清楚。
所以我們必須回到歷史的本質，就是說你無論研究任何細節的問題，在研究細節問題之前，就必須把細節所在的基本環境搞清楚。就是結構和演變的問題。而結構和演變，從根本上講是非常類似於博爾赫斯那部小說，叫做《交叉小徑的花園》。因為世界就是這樣一種交叉小徑，它由無數錯綜複雜的道路組成，這些道路穿過時間與空間。在有些情況下，你正好處在一個節點上，就是相當於一個十字路口，也就是更加多維的，通向更多道路的路口。在這個路口上，你可以做出選擇，選擇可以通向許多個不同的位置。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非常微不足道的失誤，做出一些很小的失誤，對未來也有很大的影響。就像蝴蝶效應所說的那樣，一隻蝴蝶在扇動翅膀，會引起猛烈的風暴。但是你一旦越過這個節點，比如說從十字路口進入道路中央，那麼你的選擇餘地會直接減少。在這種情況下，你頂多能說我在路上，我可以比別人走得快一點，或者說我故意比別人走得慢一點。但是我要越過道路，硬著頭皮不按照道路的方向走，向左走、向右走、橫著走，那是不太可能的。
打個比方來說，以我所認識的人中間，絕大多數人在30歲以後他的人生道路已經鎖定了。你看他在30歲的時候做的什麼工作，你就可以合理的推斷他在60歲時或者臨死時是什麼狀態。你頂多能說，他也許升官發財比人快一點或者慢一點，但是基本路徑已經確定，劇本要想突破那是非常困難的。除非他所在的大環境發生急劇的變化，那麼他的路徑可能會改變。但是如果一個人在18歲的時候，你要做預言那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那個時候他處在個人命運的時間節點上。他也許會學文，也許會學理，也許學完這一門以後突然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它的路徑有巨大的開放性，這就是因為他處在節點上面。
歷史總是處在一種動盪-平衡的狀態中，從一個節點走向另一個節點。如果你正好處在節點之間的道路上，那麼你的生活，不管你個人的才能或者志向等等，你的一生註定都是比較平淡的，也許是比較幸福的。但是如果你處於接近節點那個狀態的時候，那麼無論你怎樣渴望安定的生活，你都註定要做出許多非常痛苦的決定。這就是所謂歷史的基本格局。這個格局是超越公正或者不公正之上的。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先在的命運。這個先在命運在你自己意識到你自己的命運以前，已經把你自己所能做的選擇做完了。這些選擇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先在條件，這些條件是你不大可能超越的。
歷史上的行為主體也是這個樣子的。你如果回顧我們所說的中國或者說是羅馬，或者說是美國，或者說是其他實體的起源，你就會看到這樣類似的演變過程：振盪-平衡，經過節點，在節點做出重大選擇，然後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走進一個你沒有辦法回頭的路線。如果你對目前的情況表示不滿，或者說是你發現前後左右的許多人都對目前的情況表示不滿，那麼很可能就是你們都沒有預見到不滿的意義，這些不滿的意義，就是說，大家正在感到，某一個節點正在接近，而且大家希望在這個節點的時候能夠做出有利於自己的選擇。重新選擇的機會是非常寶貴的。對於人，或者說是任何國家，或者說是任何歷史主體都是這樣的，選擇的機會比任何具體的意義都要重要。一次錯誤的選擇會帶出許多錯誤的選擇，所以一步錯，步步錯。失去先機就會在未來的許多次選擇中間緊接著失去先機。而一次搶佔先機，那麼你就會在以後的許多次選擇中一次又一次的搶佔先機。像馬太效應一樣：初始條件的敏感性使它不斷放大。你們兩個人在第一個十字路口上是處在一起的，因為在第一個十字路口上選擇不同，一個向左一個向右，然後第二個十字路口，第三個十字路口，不同的選擇會把他們拖的越來越遠。最後在遊戲快要接近結束的時候，兩個人已經完全像是不同世界來的人，已經完全沒有共同點了。這樣的事情是在歷史中不斷的發生。
在國家層面也是這樣的。像甲午戰爭這樣的事情，其實它真正重要的，不是說要考證什麼高升號事件啊，到底是誰違反了國際法呢，到底是哪個政治集團對戰爭應該負有最大責任呢？其實它的關鍵意義就是：甲午戰爭鎖定了中日兩國歷史的命運，而這個歷史命運又對以後的發展做出了進一步鎖定。像盧溝橋事變，像朝鮮戰爭這些事情，它根本的意義就是這樣的命運鎖定問題。所以我剛才提到沈志華，就是因為沈把朝鮮戰爭看成是中國命運的一個節點。其實不是這樣的。中國的命運，等於說是從1928到1949年的過程中，已經通過一個動態平衡鎖定了。只要是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關係是這樣的，蘇聯和遠東的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關係是這樣的，然後中日戰爭和日美戰爭按照我們已經知道的方式發生，這些事實確定以後，那麼朝鮮戰爭是改變不了的一個基本格局。三八線存在不存在，朝鮮完全落到南韓手裡面或者說是完全落到北韓手裡面，都改變不了這個基本格局。1952年邊界戰爭，其實本身的具體邊界是無關緊要的。比如說朝鮮戰爭中，中國如果取得全勝，使邊界不是在三八線上劃過，而是在濟州海峽，在對馬海峽劃過，把整個南邊劃入蘇聯陣營裡邊，難道以後的歷史會有多大的不同嗎？恐怕影響很小。所以我們可以說，從格局和節點的意義上來講，朝鮮戰爭其實並不算是一個節點，它的節點意義比起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和1928年的北伐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1928年的北伐以後，等於說是中國的整個命運，無論國民黨做出怎樣的挪移，已經被鎖定在一個挑戰國際秩序的不可撤狀態之中。這個挑戰國際秩序的基本姿態，迫使他註定要在其他國際體系挑戰者當中去尋找朋友。而那些朋友，如果不是蘇聯，那一定是德國或義大利。國民黨有一種說法就是，他本來很想跟英美結盟，但英美不要他了，所以後面的事情才發生。但是實際上在那以後他已經不可能跟英美結盟了。因為英美給自己選定的這個角色已經是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角色，而1928年後的中國，通過它的革命外交，通過它的廢約，打倒帝國主義一系列措施，他已經占到了國際秩序破壞者的一邊。而跟國際秩序破壞者在一起，他可以選擇的餘地是非常小的。
1937年之所以是一個節點，就是說，因為1937年以前，一直是站在英美一邊扮演國際秩序維持者的日本，做了一個重新選擇：他由比較消極地維護華盛頓條約確定的遠東國際體系，打擊中國和蘇聯這兩個主要破壞者，一變而為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說它由維護者變成破壞者，它想從原來國際體系垮臺的廢墟中間，萌發出一個新的巨大勢力，通過佔領滿洲控制亞洲，對亞洲大陸施加更大的影響，獲得一個新的權力體系，這個新的權力體系將來可以用於挑戰英美，以另一種方式建立有利於自己的國際體系。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那麼未來的情況也就很清楚了，就是，中蘇集團和日本集團這兩個集團都對原有的華盛頓條約確定的體系非常不滿，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不惜一切代價推翻這個體系。那麼他們的博弈不管得到什麼樣的結果，遠東原來的各種勢力，都要經過嚴重的重新洗牌。對於中間狀態的，比較維護原有體系的勢力，像北洋勢力是註定要毀滅的。而沒有確定自己的位置的勢力，像國民黨，處境也是非常糟糕的。他搞不清楚他自己是站在哪一邊的。如果他堅持要站在挑戰國際秩序的一方的話，那麼由國民黨統治中國就顯然不如由共產黨統治中國，因為共產黨是始終站在蘇聯一邊的。而國民黨呢，他在追求一個虛無飄渺的目的，在追求一個可以說是很類似於泛亞主義的一個目的，一個包括滿蒙藏在內的一個大中華。這個大中華要推翻從鴉片戰爭以來強加在中國身上的所有的條約體系，但是又不能跟蘇聯站在一起，又不能接受史達林主義的軍事工業體制，不能接受跟蘇聯結盟的外交政策。這樣他就把自己推進了一種自相矛盾的狀態。他要追求的目的，不可能通過他實施的手段來實現。而他實施的手段終於讓他自己為自己切斷了退路。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以後，未來的結局可以說只能有兩種了：要麼是資本主義集團粉碎了中蘇集團，在亞洲大陸上取得一邊倒的勢力，那麼亞洲大陸上當然肯定會爆發日本國家和英美國家的冷戰；要麼是相反，日本完成徹底垮臺以後，蘇聯在亞洲大陸獨大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不但國民黨本身是註定要毀滅的，寮國、越南、柬埔寨這些國家都被送進一種別無選擇的歷史佈局中間。日本一旦倒臺，退出滿洲和亞洲大陸，那麼那些地方一定不會是國民黨的，或者是其他地方性質的勢力，一定是蘇聯和他支持的親共勢力的。在這種情況下，在英美不願意自己干涉亞洲大陸的情況下，整個亞洲大陸的赤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另外一種選擇就是亞洲大陸上都要建立汪精衛的或者是溥儀式的傀儡政府，在日本的領導下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在1928年以前，亞洲大陸的玩家還是比較多的，遊戲還比較複雜。這種二選一的局面還沒有出現。但是通過革命外交，以及國民黨和蘇聯、以及日本激進派在一起博弈以後，到盧溝橋事變和珍珠港事變以後，牌局上清一色的局面已經註定，將來只能是這兩種結局，國民黨等於說是已經處在一種費比烏斯的狀態。只有極少數頭腦特別清醒的人才能看出它將來的命運。
所以4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的選擇，這是很自然的。整個佈局也是判定形勢的關鍵。像楊奎松寫的好像是沒有抓住格局的重點，他寫的好像是，40年代整個知識界仍然像是20年代的知識界，或者是清朝末年的知識界那樣，有很多不同流派，鹿死誰手還沒有確定。其實在40年代的時候，鹿死誰手已經確定了。要麼是親蘇的勢力，要麼頂多就是親英美的勢力。既不親蘇又要搞反英美的民族主義勢力，這肯定是死路一條。你怎樣搞，無論蔣介石怎樣理解中國的命運，他們怎樣打天下，都不會有任何價值。
就像今天，可以說是，在1972年以後，張春橋、姚文元再去寫文章也沒有什麼意義。為什麼呢？因為當時中國已經是跟蘇聯徹底鬧翻了，而文革已經過去，因此只能是走親美的路線。違背這樣一條路線的任何勢力，都會遭到毀滅，情況就是這個樣子的。這個格局不是在1978年，而是在1972年中美機會主義聯合已經確定了。文革實際上是這樣一種事情，就是說，毛想要用極左的路線去打擊蘇聯的修正主義路線，奪取整個共產黨的權威統治。他失敗了，失敗的體現就是林彪的出逃，這時他是別無選擇的，繼續走下去，他要冒被党內親蘇派清除出去的危險。只有美國才能克制蘇聯，他只有通過親美路線才能克住黨內的親蘇路線，同時使中國在挑戰蘇聯失敗以後，不至於遭到柬埔寨和斯洛伐克的命運，還能夠第二次東山再起。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儘管粉碎四人幫不是毛澤東的決策，但是1978年的事變確實是1972年事件不可避免地後續。走到這一步以後，你往下走，再往後走下去，無論如何你也別無選擇。無論是四人幫還是其他人，不願意按規定好的路線去走，那麼遭到毀滅的就是他自己。在這種情況下，在楊奎松的設想裡，知識界如何如何了，思想流派如何如何了，都是些泡沫的東西，沒有什麼意思的。思想流派也許在五四以前，也許在1901年、1912年，還能夠發揮一定作用，但在1946年，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那時候文化界已經無法主導了。
用我剛才的理論就是，歷史節點已經過去，現在不是你做出選擇的時候。用中國古代的政治術語來說是，這叫天命已定，群雄逐鹿已經成為歷史。如果你是在劉邦和項羽的時候，那就是“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你有巨大的投機機會和巨大的不確定性。但在漢武帝那個時候，你有再大的本事，你也沒戲了，路徑已經鎖定了。中國古代歷史學家，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要知天命。知道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你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所以，什麼時候是天命，格局已定，你已經無法選擇？什麼時候是群雄逐鹿，天命未定的時代？要建立這兩種時代的概念，你需要對歷史格局有非常深刻的瞭解。這才是中國古人研究經學和史學要研究的真正問題。如果背離了這個問題，那就是說，你的史學不具備資治通鑒的意義，因此只是一種尋章摘句，雕蟲小技，所以說是不值得重視的。
我們再回顧現代史學你就會發現，現代史學恰好就是這種雕蟲小技，他們不要求你有很多的背景知識，只要求你考證具體問題。但是僅憑這一點是沒有意義的。你只要不瞭解歷史具體事件當時發生的巨大背景，而只去抓住什麼檔案啊，考古資料啊，考證一點一滴的東西，那麼你犯錯誤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因為任何人、或任何角色或任何事件都離不開當時的環境和背景。我們經常看到一篇文章是錯別字百出，但是我們仍然能理解他的意義，為什麼呢，因為儘管錯別字很多，但是你看錯別字還是能夠想像出錯別字原先那個正確的是什麼意思。因為你看到上下文了。有上下文在，你中間只是缺一兩個字，就像考古學家考證金文一樣，仍然能夠想拼圖一樣把它拼出來。這就是我們說的情景模擬能力。這幾個字錯了，或者說是缺字，沒有關係。具體的考證過程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你只要勤勉一點，情景模擬是正確的，對整個大局的把握沒有錯誤，那麼整個文章或者整部書的意義，你是能夠做出正確解讀的。但是反過來就不行。如果你對上下文的理解是錯誤的，對格局的理解是錯誤的，那麼你把這幾個字討論的再清楚，即使你糾正了其他一些錯誤，那麼你的判斷仍然是錯誤的。任何人都不能挽回你的錯誤。所以一切問題的關鍵還是要回到對格局的瞭解。對格局的瞭解，那就不是單純的普通史學家能搞出來的。你必須到余英時或者陳寅恪的門下，你必須有那種知人論事，老吏斷獄那種能力，對人類的動機和行為，特別是他隱秘的動機是什麼，有著非常深刻的瞭解，然後你才能夠挖掘出他真正的動機，不會被表面上的事件，或者說是寫在公文上的那些東西所欺騙。
回到沈志華的例子上，他把從史達林和毛澤東的電文中間去選擇，去收集了很多材料，得出這些結論，就是說，在某年某月某日以前，雙方都傾向於不干涉朝鮮，然後在某年某月某日以後，史達林改變了主意，在某年某月某日以後，毛澤東改變了主意，因為他們的電文上是這麼說的。但這肯定是胡說八道的。電文上說的絕不是真話。我們都應該很清楚，從亞洲遠東大陸的歷史演變的格局上來看，早在內戰時期，甚至在北伐時期，蘇聯的遠東戰略的基本邏輯都已經預定好了。日本的共產黨、朝鮮的共產黨、中國的共產黨本身，都已經相當清楚他們之間不同的角色。這些角色彼此之間有一個相互協調的配合默契。這種默契是不用寫在紙上的。寫在紙上只說明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默契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點上：我們認為有必要留下一個證據，留下一個公開的決策，以便讓下面的人知道具體問題應該怎麼辦，以便後人按照我們希望的方式理解歷史。但是他們真正的決策絕對不是依靠這些電文。你們不可能想像，在毛澤東和史達林發這些電文以前，他們對金日成將要幹什麼事是真正毫無瞭解的。不是說是金日成，照他那種，根據電文判斷歷史所得出的結論，金日成的冒險行動是毛澤東所不知道的，甚至說可能是反對的。但是這些事情是真的麼？
如果你按照趙盾的事例我們就可以推斷出，古代歷史學家就這樣認為，趙盾作為晉國最有權勢的宰相跟攝政大臣，跟國君不和以後逃到國外去，然後國君被他的同門趙穿所殺。這件事情就算不是趙盾本人的意思，也是在他的影響下進行的。因為殺國君，趙盾是總要得到好處的。趙穿沒有接到他的命令，但是他肯定報有某種希望，也就是他做了這件事情以後，會對趙盾本人和趙家有很大的幫助，這就足夠了。這就是格局問題。因為根據這個格局，我們可以說是晉國政變的罪魁禍首仍然是趙盾，即使趙盾本人他沒出現。
根據同樣的邏輯我們也可以說，陳炯明和孫中山的衝突中，儘管廣東的政變軍人驅逐孫中山時沒有經過陳炯明的批准，甚至是在陳炯明本人的極力反對下進行的，但是陳炯明仍然應當負責任，因為他的廣東路線和孫中山的廣東路線截然相反，兩者是一定要發生衝突的。如果不以那些正面軍人政變的方式發生衝突，在稍後的時間內，也一定會以其他方式衝突。而陳炯明是最後早晚要和孫中山決裂的。儘管那些政變軍人過於魯莽，沒有按照陳炯明所採取的那種巧妙的、慢慢排擠的辦法把孫中山擠出去，但是他們所做的事情，實際上是反映了陳炯明的願望，儘管做的魯莽了點。也許是看陳炯明臉色行事的。
毛澤東和金日成的關係也是這樣的。自從毛澤東把參加中國內戰的朝鮮部隊派給金日成以後，他其實是肯定是早就知道金日成早晚要把這些力量派到韓國的，正如史達林把日本在東北留下的大批軍火交給毛澤東以後，他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早晚要用這些軍火去對付蔣介石。但是如果再看史達林和蔣介石的函件來往，你會得出一種荒謬的結論，就是說史達林其實一直是想要遵守條約壓制中共的，其他什麼都不知道，那些軍火到了毛澤東的手裡，毛澤東正在破壞協定，他什麼都不知道，完全是中共自己搞的一套。如果你用沈志華那種史觀，讓一個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去考證中國內戰的歷史，你會得出一種荒謬的結論，就是說蘇聯對中國內戰一點責任都沒有，他是僅僅出於天真和武斷，才把日本留在東北的巨大資源交給中共手裡邊，這些巨大資源比蔣介石在內地18省所擁有的全部軍事資源至少要多出3倍，而且品質要高出不止一個等級。他們能夠在東北一年造出一千架飛機，而蔣介石在南方，整個南方，造不出一兩台汽車，不要說完整的汽車，連完整的卡車輪子都造不出來。得到這些資源以後，基本上毛澤東處在一個可以對南方摧枯拉朽的地位上。史達林做了這些事情，但是你從他留下的檔案裡面，根本看不出來他有暗示毛要動手的意向，但是他肯定是想到了這一點。
正如趙盾在出亡的時候，陳炯明在流亡的時候，他肯定知道，他留在國內和留在廣東的其他勢力不會坐視不管，非讓孫中山難看不可。史達林在做出移交軍火這個決定的時候，他肯定也知道，他做的這個決定就是要蔣介石難看。毛澤東在移交那些朝鮮軍隊的時候，他肯定也知道，這些朝鮮軍隊一定會派上用場。但是他不留下記錄，不承擔責任。如果幹成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倒楣了我也不承擔任何責任。大人物都是這個樣子的。你只要稍微有一點官場經驗就會知道，領導有的時候，要做某些事情的時候，他是不能向你說明的。你必須主動去推測領導的意圖，推測領導說不出口的隱秘的欲望，然後主動的迎合領導，在他自己不用說明的情況下，替領導辦到領導自己想做而不肯做的事情。做到這些事情以後，你才能夠真正把自己變成領導的心腹死黨，然後變成可以突然起身，可以絕對信任，可以在他洗澡的時候能夠隨時闖進去，說私房話的人。如果你變不成這種人，一切都按照公文程式上的辦，那你一輩子也沒啥做大官，或者是做大事的機會了。
到某些時候，比如說亨利二世在想殺掉湯瑪斯·貝克特的時候，他只要在偶然時喊出來：這個聲音太討厭了，難道沒有忠臣義士替我幹掉他嗎。他不用下這種具體的命令，保證就有一幫忠臣義士在沒有接到國王正式命令的情況下就要把貝克特殺掉，殺掉之後還要向羅馬教會、向全世界宣佈：國王從來沒有向我下達過這樣的命令，而且他說的話是完全正確的，國王就是沒有向他下達過這樣的命令。但是國王通過其他間接的方式已經清楚地表明了，誰是他的敵人，也清楚地表明了，除掉誰是他的最大的願望。這種情況下，你敢說亨利二世對貝克特的死是沒有責任的麼？根據同樣的邏輯來說，你敢說是中國內戰不是蘇聯造成的，或者說是朝鮮內戰不是中國造成的麼？當然你不能。如果你足夠承認這些，而且對歷史格局有足夠的瞭解的話，你不會為那些推脫責任的小花招所迷惑的。那你只能像中國古代的史家一樣，大膽地寫下，“趙盾弑其君”這幾個字。你要大膽的承認，1928年以後的遠東國際，是在蘇聯的操縱下，中國共產黨對朝鮮戰爭是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的。你承認這一點以後，你才能夠理解後面的事情。正因為中國對朝鮮戰爭負有巨大的政治責任，政治責任跟法律責任不同，像我剛才說的那樣，亨利二世在法律上對大主教貝克特的死沒有任何責任。責任完全在刺殺者本人，因為他沒有下達任何書面命令。任何一個陪審團都會宣判國王是無罪的。但是歷史學家一定會判斷，國王是對以後的政教衝突有責任的。他有政治責任但是沒有法律責任。在法律上有責任，在政治上可能是無責任的；在政治上有責任，在法律上可能是無責任的。這兩者是完全不一致的。
中國共產黨承擔了朝鮮戰爭的歷史責任，也就註定了它在今年後20年的歷史中被鎖定了。這種歷史路徑是，周恩來不可能跟杜勒斯握手，越南戰爭一定按照他實際發生的那樣。中國沒有選擇的餘地，而且中國的國內政治也必須跟著它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地位而基本確定。50年代的各種運動是什麼呢？你不能抽象地說是極左運動或者說是毛澤東個人錯誤什麼的。要看清它真正的意義，就是說，中國既然通過共產黨在冷戰陣營中間已經綁定在蘇聯這一邊，那麼他就有責任，哪怕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安全，對國內社會進行格式化，對國民黨、對右派做出必要的清洗，把社會改造到，符合他是作為蘇聯藩屬國和衛星國角色這樣的地步。一直到1957年，他發表了一些所謂的極左言論，根本上是為了這一點。
但是1957年的分裂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史達林死後，毛認為，今後的共產主義陣營應該按照比較平等的方式來安排，也許是要他來做主，也許至少要由中蘇協商來做主。所以儘管赫魯雪夫對他做的許多事情是史達林絕對不會做的，但是毛肯定對蘇聯反而更加不滿意。這個不滿意反映了什麼問題呢，不是說赫魯雪夫對他比史達林還要壞，實際上史達林對他更苛刻，而是雙方的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恰好在史達林那個時候，毛自己的安全都沒有保證，他能不能打贏蔣介石，能不能打贏高崗，能不能在黨內鬥爭中取勝，這都全靠史達林決定，他完全沒有資本去違逆史達林。在50年代後期，他感到這些人都已經不足以成為他的威脅，他希望雙方能夠按照新的力量對比，重新安排勢力範圍。蘇聯不能接受這一點，導致中蘇分裂，而文革是中蘇分裂的下一站。中蘇分裂既然分裂那就要有一個路線問題，你既然說蘇聯是修正主義，就要我們就要提出一條不同於修正主義的路線，因此要做出理論上的對位，這個理論上的對位就是文革的極左路線。這個極左路線跟50年代的極左路線不一樣，它代表的是反蘇，反親蘇觀念的，跟原來的所謂的極左路線恰好是相反的。在國際上出現了所謂“三個世界”理論，這表明中國要聯合第三世界，跟非洲或者是亞非拉一些國家，同時反對蘇美兩國，這兩種路線的尖銳矛盾才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根本問題。如果你僅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或者看到毛澤東對國內的事情，就不會理解格局的重要性。
毛澤東在1960年以後，選擇他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陣營中間的位置，類似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線選擇。因為這條新路線，必須要求他在外交上和國內政治上，都發生重大的改變。而1972年的事件是什麼呢，就是他的努力失敗了。他儘管做了這些工作，儘管拉攏柬埔寨或其他許多小國，但他還是既沒有揍倒蘇聯也沒有揍倒美國，而且自己陷入了極度危險的處境，黨內的親蘇派很可能會把他做掉，發生捷克斯洛伐克類似的事件，他已經很清楚意識到捷克事件對自己可能產生的危險。這時候必須做出馬基雅維利式的選擇，因為只有美國才能平衡蘇聯。1972年的戲劇性的一系列事件，使以後的黨內鬥爭不再有史達林式人物的機會，因為現在要依靠美國反對蘇聯，那麼只有你在國內政治上採用比較實用而不顧矛盾的權宜之計。1978年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已經是確定的。就好像說是，你把河水放出了水閥，那麼你肯定要遇見到，河水沖出水閥之後，就會沖出一條河道。1972年的大轉向就是把水放出了水閥，然後放出水閥以後，無論如何在都要地上沖出一條水道的。這就是1978年的事情。
通過這樣的格局判斷，你就可以看出，近代中國處在一種怎樣的形勢當中。中國國內形勢和國際形勢是怎樣聯繫起來的。通過剛才的例子你們也可以看出，國際環境對中國的約束是怎樣的。而中國國內的政局變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這是由雙方的實力對比或國際格局決定的。因為國際格局也存在問題，任何時候它都有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在唐代時，毫無疑問，長安是中心地區，日本韓國就是邊緣地區。在古代羅馬，毫無疑問，羅馬是中心地區，敘利亞埃及是邊緣地區。在近代世界，毫無疑問，西方是中心地區，西方只要打個噴嚏，你們這邊就要洪水滔天；美國打一個哈欠，中國就要受影響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你處在邊緣地區，所以只要中樞地區出了事情，最先被淹沒的就是邊緣地區。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你的損失總比其他人要大，反正你只要處在下游，你肯定是要倒楣的。就像拉封丹寓言上所說的那樣，兩頭牛打架，踩死了一隻青蛙。大人物爭鬥，倒楣的總是老百姓。中心國家發生重大的路線鬥爭，倒楣的不是他們自己，而是邊緣地區。中國就處在這個地方。如果你不瞭解這個格局，或者是出於虛榮心或其他的什麼理由，像現在的所謂革命史觀，還是其他什麼史觀，給中國安排了一個不適合中國角色的地位，所謂叫做五千年光榮歷史啦，偉大歷史復興啦，那麼你就會處在一個荒謬的地位。你像1945年的蔣介石一樣，你沒有一點正確理解，然後給自己帶來毀滅性的命運。
我們要說蔣介石為什麼失敗，他怎麼失敗的，就是因為他沒有理解到格局和節點。他沒有意識到1928年他已經跨越了節點。以前北洋政府的安全是依靠北洋政府扮演了國際秩序維持者的角色才得以維持。就好像說你為什麼是現在非常安全，別人不會去偷你東西也不用去搶你東西？這是因為你扮演了一個秩序維持者的角色，員警可以自動保衛你的安全。如果你背離了這樣一個條件，你自己變成一個通緝犯，那麼員警不但不會維護你，還要抓你坐牢，那你發現你處在黑幫的那種意義上。以前我之所以不偷你不搶你不打你，我不是因為害怕你這個人，我害怕的是員警的力量，我害怕的是法官，但是現在既然你自己變成一個通緝犯，很好，我黑吃黑太容易了，我黑了你錢，諒你也不敢去報告警官，你自己是通緝犯，打死了你我也不用負法律責任啊。因為沒有人會保護你了。
1928年以後的國民黨就處在地位上。為什麼日本人不敢打北洋政府？不是因為日本沒有這個實力，也不是因為北洋政府怎麼樣賣國。關鍵在於北洋政府是一個國際體系中的良民，而日本也是一個要做良民的國家，你們雙方都是良民，那麼當然不能打架了。有糾紛，到派出所去解決啊，到法院去打官司啊。你自己打起來那你自己不變成犯罪分子了嗎。所以日本不能打。日本為什麼可以打國民政府？因為國民政府通過革命外交把自己變成了通緝犯，你既然是通緝犯，那我隨便打你都行啊！所以日本就去打你了。日本為什麼失敗？因為他在打人的過程中間，違反戰爭規則，被當時的法官以及英美一些勢力叫停了，叫你停還不停，就算你是員警，法官叫你不能再打犯人了你繼續打犯人，那麼你也是一個違紀違法的人了，法官下一步就要制裁你。日本就扮演了這個角色。他一方面是抓住這個機會反對國民黨，另一方面他又有私利，想把整個遠東吞下在他自己手裡。這就是他耍花樣的地方。這樣他自己就變成罪犯了。
但是中國人又做出了錯誤結論。他看到日本人被美國人打垮，本來是美國人打的，他就以為是他自己的勝利，其實不是這樣的。這個格局我們用最通俗的語言去講，就是說，中國首先做了一個小偷，然後被日本這個不守紀律的員警暴打了一頓，然後美國這個執行法律的法官，說，日本人不該這樣隨便打人，然後把日本關進了監獄。然後中國這個小偷馬上得出結論說，既然日本這個員警坐了監獄，那就是說我這個小偷原來做的破壞條約體系全是正確的。以後我要變成世界強國了，變成世界四強之一了，我要像世界強國一樣行事了。這種錯誤的想法跟隨著他，根據這個錯誤的想法，他一再做出錯誤的決定。1944年魏德奈將軍就已經看出，日本一旦出滿洲，那麼蘇聯肯定要會進入滿洲。而國民黨絕對不是蘇聯的對手，他說，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美國率領一支國際干預力量，把中蘇兩國隔開，這樣對國民黨是最有利的。但是蔣介石有沒有感謝呢？他做了一個歇斯底里的姿態。他聲稱：我們之所以抗戰就是為了收復東三省，如果收復了東三省以後，美國這樣的話現在拿去，那麼我們抗戰還有什麼意義呢？美國既然是正義的國家和我們的盟國，就不能那麼不夠意思，要不然我跟你沒完。於是美國撤回來，讓你自己去玩兒去吧。你自己玩你自己看你有沒有能力打得過蘇聯~不出所料他玩兒不過蘇聯。
但是玩兒不過蘇聯也是一時的，因為蘇聯和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一直都同心同德的。蘇聯史達林開始並不是想要整個中國，他只是要在長城以北維持蘇聯的特殊勢力範圍，如果國民黨讓給他，說不定史達林乾脆把共產黨做了都是有可能的。就像在希臘做的那樣，既然邱吉爾和史達林已經談成了，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歸蘇聯，希臘歸英國，那就沒有辦法了。雖然羅馬尼亞的共產黨頂多只有幾百號人，但是蘇聯人把這幾百號人統統弄到羅馬尼亞去，把國王和政府趕走，羅馬尼亞全部赤化。希臘儘管有幾萬大軍，把全國幾乎90%的土地和人口都佔領了，沒有辦法，史達林要鎮壓你就一定要鎮壓你。他讓英國人把他們殺光，而且還要做出英國人沒有要求做的事情，把逃到蘇聯的所有共產黨統統殺光，為什麼，他要履行對英國的承諾。三區革命，就是新疆和東突獨立運動就是這樣的。東突獨立運動一開始就是蘇聯挑起來的，不僅是國民黨政府，但是如果國民黨一旦同意把外蒙古讓出來，蘇聯馬上決定把東突的這些勢力做掉，然後東突這些人統統在飛機失事的時候莫名其妙的死去了。
如果國民黨肯把東三省，甚至是把華北交給蘇聯的話，史達林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中國共產黨也是可能的。但是蔣仍然是一個不能認清格局的人，他絕對不能忍受，在八年抗戰做出了如此之大的犧牲以後，難道我們的處境還不如抗戰以前嗎？那是絕對不行的。我們是世界四強，以前日本在東北搞特權我們忍了，現在抗戰好不容易勝利，蘇聯再想搞特權，我一定要跟他決裂，哪怕跟蘇聯決裂也沒關係。跟蘇聯決裂蘇聯就會把共產黨放出來。但是我們從格局上來講，你不得不承認，抗戰結束以後，中國的處境比抗戰以前更加糟糕而不是更加好了。因為抗戰以前，蘇聯和日本相互平衡，而英法美這些國家在亞洲大陸都有勢力，等於說是有七八個人在同一個場地上，就算是一兩個人有野心，礙於其他人的面子他也不敢有什麼動作。所以蔣介石這樣的話就比較安全。你既然把日本趕出去了，又把英美國家的租界都收回了，把整個帝國主義趕出了亞洲，那麼這場遊戲上面就只剩下兩個玩家了，不是你就是蘇聯，而蘇聯比你強大得多，沒有別的牽動力量，你就只有兩個選擇，要麼你滿足蘇聯的欲望，要麼蘇聯來打你。
法國也是這樣的。法國在普法戰爭以後總是忘了這一點。他覺得只要是打跑了德國，收復了阿爾薩斯-洛林，他的處境就好了，所以它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實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的處境已經嚴重惡化了，為什麼，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雖然佔領了阿爾薩斯-洛林，但是德國西面有法國，東面有俄國，兩個強國把德國卡的死死的。德國如果敢侵略法國，俄國就會打他。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儘管德國戰敗了，交出了阿爾薩斯-洛林，但是俄國也變弱了，東歐出現了波蘭等一系列小國。現在法國不安全了，因為一戰以後，德國如果再次進攻法國的話，他已經沒有一個俄羅斯帝國可以保護他了。他只有依靠波蘭和捷克支持著。但是波蘭和捷克這些小國在德國面前是自身難保。可以說，一戰以後，法國和波蘭和捷克結盟，相比一戰以前，法國和俄羅斯結盟，你覺得法國是更安全呢還是更不安全呢？任何現實的人都會講，法國跟俄國結合，雖然沒有阿爾薩斯-洛林，但是他的處境比較好，比一戰以後，法國儘管得到了阿爾薩斯-洛林，但是把俄羅斯換成了波蘭，反而讓處境惡化。1945年的敗局正是因為這一點。中國的處境也是這個樣子的。蔣處於跟法國是差不多的命運。他拒絕承認1945年的四強比1928年那個不平等條約下那個四分五裂的中國是更加糟糕的。因此他註定要遭到一場類似1940年法國遭受的那場變故。
這就是從格局分析判斷歷史。我相信你們如果你們去從官方的教科書看這些歷史，甚至所謂英美費正清學派寫的那些書啊，沈志華寫出來的書啊，楊奎松寫出來的書啊，現在所有搞中國近代史的專家寫出來的書上，你都絕對得不出我剛才誰給你們描繪的那些結論。但是我可以的說，儘管那些人學問比我大的多，但是我是正確的，而他們是錯誤的。我做到了司馬遷和古代大歷史學家做到的事情，通古今之變，我抓住了歷史的結構和節點，給你們提供了正確的解釋。蔣介石如果能夠掌握這些正確的解釋可以救他的命，毛澤東如果沒有正確理解，那麼他也是無法成功的。根據這個格局，你也可以看出，我們現在對歷史學家和官方教科書所做的這個格局和1945年蔣介石的想像的那個格局，是一樣不正確的。按照這種格局的說法，中國經過改革開放30年，國力快速增長，現在已經到了恢復鴉片戰爭以前的黃金時代，重建中華民族中興地位的偉大時代。你完全是在胡說八道，從格局的角度來講，你錯了。
1978年的中國，儘管經過文革的動亂，處在奄奄一息的狀態，現在的中國儘管變得富裕多了強大多了，但是1978年的中國比起今天的中國要安全得多。這是從格局的意義上來說的。1978年的中國為什麼能夠得到美國給的待遇和機會，因為他扮演著背叛者的角色，他在蘇聯背後插了一刀，使得蘇聯處在兩線作戰的危險局面，最後間接促使了蘇聯1989年的倒臺。蘇聯倒臺以後，世界羅馬化了。也就是說，現在的世界，不再像19世紀的世界那樣，有英法俄德各大國一起爭霸，彼此之間不相上下，像春秋時代列國一樣。但是現在像是秦朝以前的中國，和羅馬那個世界，除了美國以外再沒有其他超級大國。無論是俄國、中國、伊朗和其他那些二級國家，它們的實力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美國。這跟以前的蘇聯不一樣，以前俄國可以和英國勢均力敵，法國可以和德國勢均力敵，以前蘇聯可以和美國勢均力敵。但是現在中國和俄羅斯，和伊朗或和其他任何國家加在一起，要鬥美國是鬥不過的。就像是迦太基戰爭以後的地中海事件一樣，羅馬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國家當時全都結成聯盟，都被羅馬打得落花流水。1989年以後的世界已經整個羅馬化了。
中國的安全環境，可以說，左右逢源的時代，已經永遠消失了，而且不會再來。經過1989年以後，每隔十年，世界羅馬化就要進一步。波蘭在1999年和整個東歐國家被納入他的陣營。現在，輪到烏克蘭。02年03年是伊拉克，現在是輪到敘利亞，過程一步一步走過來。每隔十年，羅馬化的進程都要向前推動一步。過去作為絆腳石的國家，今後都要變成羅馬的前哨。現在只有三個國家孤獨的被羅馬排斥：俄羅斯、中國和伊朗。它們都是古代多民族帝國的殘餘，因為過去歷史的光榮，所以沒有辦法接受在羅馬世界中間扮演一個小兄弟的角色。因此，他會自己編造一個古代的光榮史。這個光榮史就像蔣介石在1945年編造的民族復興史、或者是世界史上的地位一樣，嚴重地妨礙了他正確的認識。他那些思想都是錯誤的。
因此，我也可以做出古代史官曾經做出的判斷。當你對歷史格局判斷錯誤的時候，災難馬上就要會降臨。你做出那些細節的考證，不管是朝鮮戰爭那些外交檔案的考證呢，還是40年代知識份子心態的考證，還是其他那些考證，考證再清楚也不能説明你認識格局。如果你對格局的前景還不夠清楚，你甚至可以用那些本身是完全正確的史料，得出非常錯誤的結論。就像沈志華、楊奎松，已經得出了非常錯誤的結論。
我之所以今天敢在這裡說出這樣的話，是因為我預感，有把握預見到，今後這20年，現實歷史的發展，將會印證我的預言。過去的十年，從2007年到現在這7年的歷史發展基本上沒有超出我個人的判斷。我正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在過去這幾年的預見非常準確，所以才膽大妄為的，不顧歷史學界權威的意見，也不顧大多數人的意見，在我個人的思考下得出一系列結論。這就是所謂的格局。通過對格局和節點的選擇，你能夠對自己的命運做出選擇。你能夠知道，在什麼情況下你的命運是沒有選擇餘地的，在什麼情況下你的命運是有選擇餘地的。
在1999年的時候，我不認為我自己的命運有選擇餘地的，因為那時我還像90年代後期那些大學生那樣，以為工作是包分配的，你畢業以後包分配。包分配以後你學的是什麼專業，一輩子是什麼專業。歷史啊什麼的跟科幻小說一樣，就是我的業餘愛好。你一輩子都會做你在大學裡所做的專業，做國家規定的事情。國家是永恆的，制度是永恆的，永遠都是這樣。然後科索沃發生了一些事情，漸漸地，我就開始明白格局的重要性。也開始明白我們現在所謂的歷史學為什麼不能給國家也不能給你個人提供指導，為什麼是這些東西是死掉的，不能夠奉為圭臬。而你必須自己去尋找一條路，自己尋找格局，去通古今之變，然後你才能發現，重新發現歷史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我才會得出結論，就是我在新疆所處的公務員的位置上，不但不是能保我一輩子的平平安安甚至飛黃騰達的位子，而是一個可怕的陷阱，它把我推進了一個非常危險的位置，相當於日本在大陸的僑民在1945年以後的處境。那時候他們仍然是耀武揚威的，他們的生活品質比在日本本土還要高，而且美國轟炸的時候也炸不到那邊，好像他們的處境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他們馬上就要落到蘇聯和中國的手上，喪失他們在滿洲國時代辛苦積攢的家財，光著屁股被趕出去。大多數日本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歷史在1945年的時候，很多日本人仍然為了貪圖高升，或者是為了較高的社會地位，在本土混不下去了，可以到大陸來。
我在烏魯木齊的處境，恰好就是這樣一種處境。我如果這樣做下去，多做10年20年，等於我人已經老了以後，再也沒辦法，再也沒有辦法逃走，會陷入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這個判斷是我根據格局做出的。我絕大多數親戚朋友和絕大多數人，我相信老一代知識份子，大多數人處在我同樣的位置上，都不會做出同樣的選擇。但是就是因為我對我剛才所說的格局判斷有足夠的信心，以至於願意把我個人的命運在上面做一個賭注，押在上面做一個賭注。這個賭注的實質內容就是，不要待在1945年以後的大陸，也不要待在1989年以後的新疆和西藏。因為這些地方早晚會是戰火紛飛的地方，變成非常類似於塞拉耶佛，或者是像現在的突尼斯，或者是克裡米亞這樣的地方。因為中國已經在國際體系下選擇了這樣一種極其不利的道路，而且它沒有意識到問題的真實一面，它的意識形態妨礙它認識到真實的問題所在。這將為他自己帶來災難，而我不幸處在他所引導的這條船上，所以如果我不為自己做出適當的選擇的話，我自己會死的很難看。這條船上的所有人都會遭到巨大損失，但是待在新疆和西藏的損失，會比待在內地的損失更加嚴重；待在內地的損失會比那些離開大陸跑到澳大利亞或加拿大的損失更加嚴重。
我說出這句話來就不是要大家相信。因為相信不相信，是沒有意義的。公正不公正，也是沒有意義的。格局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種類似異教諸神的裁決。諸神在玩遊戲的時候，像拉封丹寓言說牛在打架的時候，根本不關心青蛙的命運。青蛙只能夠自己認清形勢，認清你在什麼時候應該處在什麼樣的位置上。如果認不清形勢，你不能說什麼叫做公正不公正。我跟著蔣介石到臺灣就變成偉大學者，跟著毛澤東到大陸就變成反動分子，不公平不公平~這有什麼公平不公平？這是因為你自己沒有認清格局的結果。路徑決定命運，格局決定路徑。這兩件事情做到以後，然後其他的一些因素是輕如鴻毛的。你考慮作的正確不正確，論文發的夠不夠多，書寫的好不好，相對都是非常次要的。
你可以這樣反駁別人的書，這寫的不合格，那寫的不好，但是如果你自己的格局判斷是錯誤的，那麼我也可以說你學歷史是白學了。別人即使是考據能力非常差，哪怕是根本沒有學過一天歷史，只憑健全的常識，有些人就是這樣的建立起來的，像毛澤東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他在皖南事變的時候，對未來的形勢就已經得出了結論，你把他的話翻譯成白話文，撇清意識形態以後，就跟我剛才說的是一模一樣的，就因為他對形勢有著這樣的正確判斷，而蔣介石還在做著世界四強夢，他肯定戰勝。這就是格局對你的重要意義。這也就是我學歷史的根本原因。我學歷史的根本原因可不是為了去寫幾篇論文，搞一點課題，或者說跟著楊奎松或者沈志華他們屁股後面，在他們百年以後或者二三十年以後也許能夠分享成為權威的位置。我是為了拯救自己的命運，學不學歷史都是次要的。在既然救自己的命運已經成功的情況下，我就要稍稍發揮一下我的虛榮心，向大家證明，其實，真正的歷史，不是雕蟲小技所想像的那樣，有比這些更重大的，更符合歷史原本意義的東西。這些東西有人全都忘光了，而且還覺得是非常不重要的。
好的我說完了。每個人的命運都要靠自己選擇，從別人那裡得到的知識是沒有用處的。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