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團的愛國者

大英帝國撒手不管以後，上海自由港岌岌可危。1928年，蔣介石－宋子文聯盟勉強收拾了「清黨」以來的亂局。南京國民政府一旦成立，就公開履行了「打倒列強」的承諾。1929年，永遠精力旺盛的工部局總董Stirling Fessenden（1875–1943，美國人，1903年來上海任律師，1920年入選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1923–1929年任工部局總董，1927年四一二時和法租界達成秘密協議，默許杜月笙手下從法租界通過公共租界進攻閘北共產黨工人武裝。1929年轉任工部局總裁（最高行政首腦）。租界在他手中始終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1943年9月20日死於上海的外僑集中營）前往華盛頓求援。埃德加·胡佛總統基於孤立主義的原則，只願意提供道義上的援助。1932年，Report of the Hon.Richard Feetham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①姍姍來遲。從憲法的角度看，費唐法官的智慧和洞見較之費城的漢密爾頓和麥迪遜不遑多讓。納稅人會議如果在開埠之日就有這樣的遠見，四分之三世紀的積累足夠將遠東各口岸及其輻射區造就成太平洋西岸的十三州了。如今形單影隻的上海陷入三種革命勢力的夾縫之中，任何憲制的培育條件都不會比十字路口的雞蛋孵化條件更好。

1、Richard Feetham，1874–1965，英國人。南非最高法院法官，曾在愛爾蘭、印度、肯尼亞等地工作。1930年，中國國內收回外國在華租界的呼聲強烈，工部局邀請費唐來滬調查租界問題，提供決策咨詢。1931年4月，費唐向工部局提交《費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報告書》，報告分緒言、公共租界及其治制之歷史與狀況、上海之商務利益、所得關於政治與行政問題之陳述書及其評論、關係公共租界前途之主要問題、界外馬路地面、補遺七編。報告認為，上海從中國的一個普通縣城在短時間內發展成為繁榮的現代都市，根本的原因是廉潔高效的市政管理制度，而這建立在自治與法治之上。未來的上海欲維持其繁榮的國際大都市地位，自治與法治必須繼續保持。租界不能立即交還中國政府，應設立一長達幾十年的過渡期，待各項條件成熟後再交還。報告出爐後遭到中國堅決反對，英國反應冷淡，上海公共租界當局也不肯採納。

革命首先是金錢的問題，自由港的財富超過了遠東其他地區的總和。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結合，極大地刺激了革命政府的胃口。《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前身為《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創辦於1850年，1951年停刊）刊登了一副漫畫，把蔣介石的朋友們描繪成肥胖的癟三。他們看到黃金的雲朵從上海的天空飄過，一個個恨不得飛到天上，抱住雲朵擠出金元寶的雨點來。革命翻譯成癟三的語言，也就是屌絲逆襲的意思。鹿鼎公韋小寶的五字真言「搶錢搶女人」，比許多偉大理論更能概括革命者的隱秘動機。黑社會作為無產階級真實、而非理論的體現，自然會比資產階級更積極，等他們最後發現革命其實也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收割底層資源的另一種形式，已經為時太晚。

杜月笙崛起申江，他個人的素質自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殖民主義撤退的大環境作用更大，否則「黑社會愛國」的生態變化根本不會出現。黃金榮不可一世的時代，勞工什麼都不是。自由港的收入和生活水準常年高於大多數歐洲城市。任何移民勞動力只要能夠找到任何工作，都會覺得自己中了大獎。電車公司的「鐵飯碗」相對於銀行和進出口商行這樣的「金飯碗」，待遇、福利根本不值一提，然而即使這樣的企業招工，錄取的比例通常也在百分之一點八以下。老牌公司不僅薪水高，而且會給退休員工發相當於二十五個月工資的退休金。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主要競爭對手湯森提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民養老金計劃，都沒有這樣慷慨。

晚近的自由主義者往往不加區別地反對福利制度和支持私人企業，彷彿這兩者之間存在「漢賊不兩立」的矛盾。他們忘記了，最早和最好的福利制度都是私人企業自己發明的。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1775–1834，《伊利亞隨筆》的作者，從1792年到1825年在東印度公司任職）加入了東印度公司的養老金計劃，頓覺發了橫財。中北鐵路公司的員工福利計劃，為工黨的「福利國家」提供了最初的模版。現代國家和現代城市的管理技術，大部分都是從私人企業的成功經驗當中學來的，福利制度並不例外。部分私人企業的成功，以大量同儕的失敗和淘汰為代價。極端樣本的完善，是以元數據庫的龐大為前提的。元數據庫越小，分歧度就越小。分歧度越小，極端樣本所能達到的最高水準就越低。

福利制度與其說是自由企業的對立面，不如說兩者都是自治社團－法人團體的衍生物，自治社團高度發達的生態環境內，兩者都非常豐富。反之，兩者都會高度稀缺。杜月笙所在的青幫產生於後一種社會。馬克思的門徒聲稱，後者的資本主義萌芽不如封建歐洲發達。羅斯巴德的門徒聲稱，後者的福利水準比現代西方更低。這兩種敘事都經得住已知歷史的考驗，但資本主義產生於低福利環境的第三種敘事沒有絲毫歷史依據。這種理論如果正確，儒家社會－吏治國家產生資本主義的條件就優於封建主義－基督教社會和教團體制－伊斯蘭社會。十八世紀初葉的英格蘭王國無疑是經典的資本主義搖籃，六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常年依靠教區福利為生。這些人如果生在明朝，多半會通過流民戰爭稱王稱帝或死於非命。養老金項目或互助保險項目作為投資對象，比蒸汽機或任何工業技術至少早兩百年、也許四百年。醫院、孤兒院、養老院的基金制度，產生於復式賬簿的同時。歐洲以外即使存在類似的事業，也不存在同樣的組織模式。資金的數額本身，顯然不如組織複雜度重要。

伊斯蘭世界另有一套基金會體系，雖然不是現代社會的直接上游，但跟歐洲分享了三個重要特徵。其一，福利捐獻有剛性指標。其二，福利支出針對陌生人。其三，福利基金自我管理的法律體系與其他社會體系不重疊。儒家的基層組織以血緣家族為單位，將無力組織家庭的底層無產者排斥在外。因此，流民或江湖好漢又稱「光棍」。「聖王澤及枯骨，天下知仁」的理想，實際上從反面揭示了殘酷的現實。光棍在和平時期的下場，就是老無所養、曝屍荒野。良民在戰爭時期落到同樣的下場，光棍反倒可能「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流民領袖征服和報復良民社會的慾望比境外蠻族還要強烈，一點都不值得奇怪。

儒家社會跟基督教社會和伊斯蘭社會相遇時，後兩者都會習慣於吸收前者的棄嬰棄兒和老弱病殘。飢荒和動亂時代，此消彼長的趨勢格外明顯。儒家社會認為改朝換代天經地義地等價於人口滅絕和社區替代，本身就是組織薄弱的證據。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社會出現類似的人口滅絕，有史以來總共只有羅馬滅亡、蒙古入侵和黑死病這幾次。儒家士大夫的性格和能力比較接近希臘羅馬哲學家，後者的佼佼者莫過於朱利安皇帝（Flavius Claudius Iulianus Augustus，331–363，羅馬帝國最後一位多神信仰的皇帝）。他看到當時世界上最精緻的文明，在社會組織能力更強的對手面前節節敗退。內心的悲涼和絕望，只有Dominique Venner（1935–2013，法國歷史學家，2013年5月21日在巴黎聖母院教堂的主祭台旁自殺，死前在博客上發文批評同性婚姻法案的通過，表示「需要以一個新的壯舉來喚醒夢遊者」）、王國維和葉德輝之流才能體會。

儒家社會和佛教或其他民間宗教相遇，很容易出現階級鬥爭色彩濃厚的邪教叛亂。究其細故，還是因為儒化家族在基層社會的保護能力不如邪教。和平時期的保護能力，很容易變現為亂世的動員能力和戰爭能力。因此，朝廷對地下宗教和秘密結社始終懷有猜忌之心。這種先見之明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非常值得懷疑。災難通常取決於自身的弱點，並不取決於弱點的某一個開發者。定點清除某一個開發者，通常只會使暗處的敵人取代明處的敵人。十拿九穩，前者比後者更危險。

青幫借助羅教的廟宇，給光棍當中的老弱病殘提供免費的住宿和墳墓。他們因此獲得力量，同樣因此引起猜忌。羅教的神學體系暗示，他們最初也是朝廷的鎮壓對象。翁、錢、潘三祖「口外朝佛」，一去不復返（傳說青幫的祖師為翁、錢、潘三人。他們以糧幫為基礎，組織一個大團體，承運漕糧事務。翁、錢二人去青海、蒙古朝佛，再無音訊）。依照常理推測，最大的可能就是死於誅戮。朝廷變得軟弱以後，秘密會社的空間逐漸擴大，但他們真正登上歷史舞台，還是離不開租界的保護。歐裔納稅人無意中鼓勵了「勞工保護者」經紀人團體的發育，主要是因為無法理解闌入租界的難民社會。這些人既沒有足夠的勇氣，不願意拿起武器保護妻兒；又沒有足夠的誠實，不願意出錢酬謝自己的保護者；只有從事消費性產業和娛樂業，才表現得非常勤勞。

工部局連軍隊都是由志願者組成的，根本沒有能力破解這些逃稅者的聰明才智。李秀成懂得怎樣向他們的同鄉要錢，天京一度有「金銀如海」之稱。可是戈登將軍的同鄉如果敢於運用馬赫迪的技術，難民逃亡的方向就會相反了。消費稅和勞動執照費可以收取更多的錢，又不致於撕破文明人的體面。這樣的籌款方式對憲制非常有害，通常只會用於不受待見的人和可有可無的物。工部局向鴉片館和黃包車收費，意思就是：「我們既沒有請你來，也沒有攔你走。」伊麗莎白女王包賣法國葡萄酒，意思就是：「你就不能像其他英國人一樣，老老實實地喝國產麥酒嗎？」

消費稅產生了價格畸高的特殊行業。沒有警察和幫會的選擇性保護，他們的利潤很容易降低到平均水準。勞工的就業機會跟他們的個人能力關係不大，跟他們所在幫會的戰鬥能力關係甚大。幫會如果喪失了工票的壟斷權，就會損失五十分之四十九的工價。老闆頂多給你每月一兩塊錢加薪，或是每年一個月雙薪；受罰無非就是扣幾角錢、幾塊錢的工資，相當於吃一次大菜。這些利益較之工票的價值，意義不大。所以後人所謂的勞工運動，絕大多數都是幫會和幫會之間的鬥爭。孤立無援的勞工，幾乎沒有立足的機會。兄弟會、姐妹會、關帝會是比較初級的團體。廣東幫、寧波幫、山東幫、湖北幫、江北幫的實力更加雄厚。青幫的強大，又是其他幫會望塵莫及的。普通工人應該先找幫會，幫會頭目應該先去青幫找老頭子拜碼頭。

歐裔居民對華人社會內部生態的複雜性難以理解，更不用說掌握了。在這種情況下，中間人是必不可少的。黃金榮發揮的作用，大體上就是這種中間人。如果形勢繼續向這個方向發展下去，各幫會或勞工團體聯合反對帝國主義的可能性幾近於零。勞動力無限供應，各工會只能為爭奪稀缺的勞動准入資格而鬥爭。他們更有可能循既有路線，利用上海的自由，進一步孕育和培養特殊共同體的意識。列寧黨強調先鋒隊要將正確的意識灌輸給工人，不能依靠工人自發的意識，在上海格外適用。反帝的聯合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能展開。革命者必須同時掌握華界的政權和社會，包括勞動力和物質的供應渠道。革命者的地下組織必須滲入租界，控制和改造覺悟不足的舊式幫會，通過資金、組織和思想三方面的配合，樹立全新的愛國感情和組織紀律。省港大罷工是這種模式的第一次實踐。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真正的鬥爭將在上海展開。

新型工會不再是自發的行業組織和地域組織，而是黨政部門的分支。舊社會的幫會領袖不能適應黨國大義高於江湖道義的新原則，漸漸邊緣化。杜月笙配合蔣介石政府的誠意，確實是老一輩江湖人無法比擬的。他後來聲稱：「我本來是一個壞人，在總統（蔣介石）的感召下，才變成好人。」上海灘的灰色地帶魚龍混雜，舊帝國主義、蘇聯人、日本人的勢力犬牙交錯，沒有杜月笙的經驗和人脈，國民黨的處境無疑會更加困難。從杜月笙的角度講，愛國者的身份也能為他買到歷代江湖人求之不得的招安機會。「上海市總工會的領導核心除主席委員外，有五個常務委員，都是幫會中人。我自己（朱學範）是杜（月笙）門中人，周學湘、邵虛白、葉翔皋、李夢南、龍沛雲等五個常務委員投在金廷蓀門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朱學範等著：《舊上海的幫會》，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頁）

杜月笙出名地善於做人，身段柔軟。他依附革命者的最初階段，不容易引人注目。「杜月笙調解工潮與國民黨的黨政機關態度不完全一樣，他講究面子，自以為主持公道，要大家買他的帳，聽他的話。所以我（朱學範）往往要工人先作出一些讓步，給杜月笙一點面子，推動他去壓資方，強制資方作出更大的讓步。有時他乾脆越俎代庖代表資方答允工人的要求。他有一句口頭禪，說某老闆不拿出錢來，我出錢，我說話算數。在一般情況下，這句話是有效的。可是杜月笙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有一次他調解法商電車公司的勞資糾紛，工人依了他的條件，但資方不依，他只好拿出幾千元來敷衍工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朱學範等著：《舊上海的幫會》，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16頁）不過，姿態的作用自有限度。租界一旦不復存在，中間人的意義就會隨之消失。杜月笙將青幫的老本投入抗戰以後，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蔣介石的冷淡態度。他一生最後、最明智的選擇，就是決定謝絕台灣方面的邀請，在碩果僅存的殖民地香港終老。青幫如果當真遷往台灣，「萬老爺子」在《城邦暴力團》當中的下場未必不會變成現實。（退隱台灣的漕幫幫主萬硯方（原型杜月笙）因捲入政治太深被「老頭子」（蔣介石）授意人槍殺）愛國者的符號，確實能夠吸引厭倦江湖的江湖人，然而較之救國救民的大義，江湖的血雨腥風反而顯得頗有人情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