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伊朗黃金時代的內亞秩序（三）

2016年11月19日網絡講座答問部分

問：如果用五分鐘時間概述本次講座的內容，您會如何濃縮內亞黃金時代的格局和線索？

劉仲敬：很簡單，內亞本身不是個單獨的單位，它是文明核心區向文明邊緣區輸出、和文明邊緣區相互交流的一個樞紐，所以它面對西方和面對東方和南方的地位是不一樣的：對西方是持續不斷地輸入，形成鑲嵌性結構，後來居上，但是原先的結構並沒有消失，越往後，後來的結構就越是疊加和鑲嵌入原有的結構當中；對東方則是瀑布式的傾瀉，基本上是從高地向低地流淌的這種結果。隨著文明核心區的核心從兩河地帶移向地中海西部，然後再移向大西洋沿岸，西部的輸入越來越少，相應的，向東部的輸出也就越來越難以為繼。最後等到這個輸出從陸路移動到海路以後，內亞旋轉門就等於是整個作廢了，消失的旋轉門作用的旋轉區域變成被各方同時拋棄的一片荒土。

問：口訣與心法對宗教有腐蝕作用，為什麼藏傳佛教密宗會成為晚期內亞的文化中心？

劉仲敬：佛教在晚期內亞是談不上文化中心的。儘管東亞的史籍對佛教的作用有一定的誇大，但實際上在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初年的這個最盛時期，他們在內亞地區都談不上是文化中心，只能說是在波斯語地區流行的各種宗教當中的一種。它的主要作用應該就是把伊朗語地區發展得非常成熟的教團組織，以佛教、道教和基督教 — — 也就是景教派的形式輸入到東亞。但是即使在這個輸入的過程中間，它們跟拜火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關係基本上是平行競爭的，並不是壟斷地位，很難說它們在當時是中心。晚期內亞的核心很明確是伊斯蘭教，佛教只有在西藏一隅還保留著，基本上已經是退守的態勢了。

問：陳寅恪能夠認識到內亞與東亞的真實關係，更依賴於本人天賦還是更依賴於教育和訓練？

劉仲敬：基本上是見多識廣的結果。他在出國以前沒有什麼特殊認識。他的認識一方面是得益於晚清重視西北地理 — — 也就是說重視內亞的這種風氣，而這種風氣其實也是國門大開、敦煌學之類的學術引入的一個結果。他主要的東西還是他在德國和中歐遊學以後，從德國人和俄國人那兒學到的。

問：薩珊文化與印度文化對支那和支那地域內的蠻族輸出過怎樣的組織模式？各地受兩種文化的輸入比例不同是為什麼？

劉仲敬：薩珊文化通過印度和南洋傳入廣州、然後通過廣州越過贛江進入建康是一條路線，通過中亞移動到平城、再從平城進入洛陽是另外一條路線，兩者的風格是不同的。如果你仔細察看北魏平城那些佛教雕塑或者是北魏達官貴人的墓葬就可以看出，他們比較昂貴一點的器物，無論是金銀器還是玻璃器，其實都有很強烈的薩珊風格。南方的類似器物當中，薩珊風格雖然也是佔多數，但是羅馬風格就佔據了比北方要大得多的地位。可以合理地說，當時的東亞大陸是幾個輸出區域。一條路線就是後來的天可汗道，或者叫做回鶻道，也就是唐朝中後期吐蕃遮斷西域以後、絲綢通過回鶻路線輸向西域走的這條路線，基本上是從靈武出發，向北移動進入蒙古高原的這條路線，就是過去戰國時代所謂的雲中道、在唐朝突厥酋長把它變成天可汗道的這條道路，這條道路通向平城，把現在的山西或者是晉語文化區熏陶成了一個內亞特殊區域。另一條線路從龜茲通向關中，在關中製造出了另外一個區域。這個區域照漢志史家的記載，就是雜胡特色比較濃厚，而平城洛陽那個區域鮮卑特色比較濃厚。它們雖然都有濃厚的佛教因子，但是關中那條線摻雜的拜火教和景教成分明顯更多一些。這是第二個輸出區域。第三個輸出區域就是廣州-南洋向江州、建康移動的這個區域。這個區域在廣州是最強的；在贛江沿岸留下了一系列居民點，這些居民點不斷發展，在唐朝前期則構成了洪州建立和贛江沿岸開發的基礎；最後傳到建康以後，對南朝的佛寺建築留下了一定的影響。但是總的來說，南朝接觸的輸入是不如北朝的。可以合理地推斷，當時海路的地位仍然沒有辦法跟陸路相比。

問：假如安祿山率領的幽燕雜胡集團在中原兩京站穩了政權，那麼內亞-東亞二元體系的歷史格局會如何演化呢？會不會返回到南北朝黃金時代？

劉仲敬：基本上沒有影響。無論靈武還是漁陽，都是來自河中地區的武力集團。靈武本身就是蠻族通過回鶻道進入中原的一個孔道，而盧龍地區基本上是敦煌的一個次級中轉站，內亞的各類雜胡則以敦煌為第一個主要的聚居地。而安祿山招募的那些雇傭兵集團，實際上主要的成員，包括安祿山和史思明兩人，都不是從中亞地區直接來的，而是在敦煌定居的這些胡人的二代、三代組成的，所以他們與其說是蠻族，不如說是涼州地區已經部分地接受了唐朝文化的這些二代或三代組成的一個雇傭兵團。唐人一定要把他們說成是蠻族，甚至把他們說成是部落民，多少是帶有污蔑性質的。也就是說，很多歷史學家主張的「唐代中葉以後，邊患從西北轉向東北」這個說法，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所謂的東北就是指的河北平原、盧龍節度使這一系，跟代表西北的朔方軍系統來源基本是相同的。

問：您如何看待波斯的諾斯底主義及其影響？

劉仲敬：諾斯底主義在敘利亞的影響恐怕比在波斯更大一些。波斯人接受諾斯底主義的雖然有，但是時間要短得多，維持傳統的延續性也不如敘利亞和埃及。他們可能對後來的蘇菲主義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大多數蘇菲主義者是不高興接受太過於複雜的靈知主義系統的。他們願意接受的部分可能也就是強調最高存在的精神性的那些部分，但他們要達到的目的跟諾斯底要達到的目的恰好相反，諾斯底是要把中間那些層次弄得非常複雜，這恰好是他們非常厭惡的東西。

問：絲綢之路是誰率先打通的？漢朝是否存在過向外的秩序輸出？

劉仲敬：絲綢之路並不存在，因為絲綢從來不是絲綢之路上的主要商品，而且內亞到中原地區的這條貿易線存在的時期比漢朝輸出絲綢的時期要早得多。應該說張騫和漢武帝不是開創了這條道路，而是利用了本來就存在的道路，並且用政治軍事手段對這條道路上原有的商業模式進行了武斷干涉。這些干涉的結果對中原地區的經濟其實是非常不利的。從靈武通過趙國通向洛陽的那條道路，很明顯在戰國時期一度是主要的交通路線，曾經壓倒了通過關中進入中原的那條道路。這種繞道現象跟商鞅變法很可能有一定的關係，因為在秦國產生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以前，通過塔里木盆地東向輸出的那條道路似乎是更加重要的。

問：為什麼伊斯蘭黃金時代的理性主義最終會衰落？以及您如何看待安薩里？

劉仲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們是高度依賴宮廷和中央集權的，他們是跟哈里發站在一起、跟各地的自發秩序作對的力量，所以在哈里發的朝廷沒有能力再支持他們以後，他們在比較土鱉的小共同體當中找不到足夠的支持者。安薩里這個人在伊斯蘭教的發展中間不算是特別重要或者突出的人物。

問：從無文時期到近代，外伊朗地區和贛越地區的聯繫在地理上是如何實現的？是通過海路還是陸路？以及陸路的路線是什麼？

劉仲敬：通過海路。波斯語地區的商人開闢這條路線的時間似乎相當早，可能從東漢晚期就已經開始了。贛江是這條道路的主要依託。走贛江路線就說明一個問題，就是說海路是到廣州為止的，長江下游缺少像樣的港口，不是主要的貿易口岸。儘管魏晉南北朝時代廣州是極度繁盛的，但是現在的福建沿海地區基本上是荒蕪的，閩江口那個口岸基本上沒有什麼貿易性質，只是南北來往的一個補充淡水和其他物資的中轉站，而長江口現在充滿良港的地區，當時基本上沒有什麼貿易據點。南方的珍奇貨物是通過贛江一路北上，在江州集結，然後東向運往建康的。當時有記載的主要寶器，差不多都是順著這條路線走的。而記載下來有姓名的商人，例如安姓、康姓之類的巨室大賈，基本上也是沿著贛江一線分布的。陸路似乎並不重要，當時除了贛江一線的水路以外的其他地方，似乎是沒有開發、處在蠻族統治之下。但是宗教教團的存在很可能為這些蠻族的組織提供了很多啓示，即使沒有直接的通過例如天師道的傳播或者佛教的傳播、景教的傳播這種方式使遠離江口的山地蠻族受到影響，至少也通過他們的存在為這些蠻族的組織提供了很多靈感，使他們後來的組織在模式上不同於以前。

問：猶太教與巴比倫等其他古代宗教有什麼聯繫？為什麼您說牛頓受秘傳哲學的影響？

劉仲敬：成型的猶太教顯然並不是在亞伯拉罕時代成型的，而是在巴比倫之囚時代成型的。猶太教有強烈的學者傳統和把自己的傳統不惜代價流傳下去的這種危機意識，很明顯是在但以理的時代、在巴比倫之囚時代形成的，在第二共和時代和聖殿重建時代基本凝固，以後在這幾千年都沒有明顯改變過的。在這以前，猶太人還更像是一個遷居不定的蠻族，他們經常是改奉異教，至少是受到了改奉異教的誘惑，對自己傳統的神聖性和自己傳遞傳統的使命的神聖性並不像後來那樣深信不疑。至於牛頓，基本上所有的中世紀所謂的神秘主義傳統，最終都要歸結到猶太人和巴比倫人，無論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的神秘學者，只要他們的研究達到一定的深度以後，最終都要回到從巴比倫到猶太的這條線上。

問：吐蕃作為更加邊緣的文明地區，在八世紀能夠越過巨大的地理障礙、一度佔領內亞東部的原因是什麼？這一事件是否造成了長期影響？

劉仲敬：實際上吐蕃人的捲入跟索格地亞那地區反對阿拉伯征服是有一定的關係的。實際上唐朝是阿拉伯征服的一個重大的幫手，因為這些地方的那些小邦國在對付阿拉伯人的強大勢力的時候是需要有外援的，而他們經常引入的外援是西突厥和突騎施人，而每一次他們在快要勝利的時候，唐朝都會從東面對突厥人或者突騎施人進行打擊，把他們的勢力打散，因此使他們快要達成的勝利化為烏有。從河中的角度看，唐人不斷給他們最好的護衛拆台。吐蕃取代唐人以後，這個問題不復存在。吐蕃的佔領並不干擾中亞小國內部的結構，跟他們最需要的護衛差別不大。本地人沒有理由反對保護者，直到保護者自己支持不住。

問：現在的中亞各國是如何對待以前的文明的？

劉仲敬：現在的中亞國家對待它們以前的文明一般是兩種方式。塔吉克是中亞地區唯一一個殘存的波斯語國家，它的文明傳統也是最多的，但是即使是它，也非常依賴帖木兒帝國的遺產。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以前是純遊牧民族，基本上沒有什麼文化傳統，他們接受的是一種近似泛突厥主義的遺產。烏茲別克人是把帖木兒帝國當作正朔的。土庫曼斯坦接受的也是泛突厥主義。

問：您認為伊斯蘭教既然處在上升期，在吞噬內亞和桂枝之後擁有相對穩定的時期，那未來慢慢會演化出自己的休謨和馬丁·路德嗎？

劉仲敬：這是個沒法判斷的問題。要是結構複雜度演化到這個程度，它當中一定會經歷過許多網絡結構和許多節點，越過節點的事情是沒法預見的。我只能說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說有些人認為伊斯蘭教全是像大家現在想象的原教旨主義的這種東西，這個想法是錯誤的；第二種想法就是，認為原教旨主義一定產生不出複雜結構，這種想法也是錯誤的。第一是，伊斯蘭教曾經產生過在當時是最接近於啓蒙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東西；第二就是，原教旨主義本身是有組織創生能力的，並不是說假定是原教旨主義，就一定是非常簡單化的結構。

問：現在的伊朗人還有多少以前優秀的波斯基因？包括文藝、法律等方面。

劉仲敬：除了教法學有一定的復興以外，大多數都沒有留存下來。

問：摩尼教、拜火教、景教在入華後發生了怎樣的演化？在古代中國歷史上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劉仲敬：它們起作用最大的就是魏晉南北朝到唐代的時候，這個時候，絕大多數的民間社會都是在這些教團擴張的過程中經過了重新組織。因為儒家的歷史不大記錄這些社會基層的事情，所以你必須結合考古學發掘的材料和宋代以後儒家重建共同體在各地遭受的不同阻力，以間接途徑來推斷這些現象。這些現象是有高度地區差異性的。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後來被認為是本土性比較強的大多數教團之所以在這個時候產生，主要就是受了這些外來教團的刺激。從它們被動產生的組織模式當中，也可以推出很多草蛇灰線來。

問：明教和伊斯蘭教在明朝的生存境況怎樣？在明朝發生過宗教衝突嗎？它們在明朝治下的關係是否受到當時伊朗和伊斯蘭文化之間關係的影響？

劉仲敬：明教可能在吸收了佛教和基督教的很多成分以後，演化成白蓮教那樣的民間宗教，漸漸地被掌握了明朝官僚機構的儒家當成了迫害對象；而伊斯蘭教，因為它跟中亞各族群的關係比較密切 — — 關係不大密切的那一部分實際上是在明初的格式化當中基本被消滅掉了 — — 跟異族傳統聯繫得比較密切的那一部分形成了比較孤立的社區，從明朝初年到明朝末年，這些社區傾向於日益集中，就是說，儘管他們分布的範圍很廣，幾乎遍及了帝國的所有省區，但是在所有省區當中，他們都傾向於把原先在元朝時候比較分散的社區向地理上和社會政治上比較集中的區域集中。這就是所謂「大散居，小聚居」，這種現象主要也是在明朝形成的。

問：把蘇南和浙江這類文化相近的地域劃歸成不同的行省，而把文化不同的地域劃歸為同一個行省，這樣的做法，始作俑者是哪個朝代？目的是為了阻止地方共同體發育成熟嗎？

劉仲敬：主要是明朝。現在的行省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初設計出來的，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打亂山川形勢，使每一個省區在軍事上都沒有辦法自守。文化上把它弄到犬牙交錯還是個次要的目的，但肯定也是考慮在內的。基本上是，吏治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拆散。

問：現在桂枝正計劃建設橫跨內亞地區的電網、管道、鐵路等龐大的各種跨國工程，如果這些計劃最終得到落實，那麼這些跨國的基礎設施在未來內亞地區複雜的秩序演化過程中，最終命運會怎樣？是會被徹底毀滅，還是會被繼續存留下來？

劉仲敬：很明顯它的作用就是給人口遷徙提供方便。這就意味著年輕人口眾多、例如是擁有兩億多人口的整個內亞地區，會向那些人口高度老化的地區傾瀉出移民的洪流。換句話說，這些工程基本上都是為綠化做準備的。

問：自蒙元之後，省級制度被保留下來，形成了高度集權的明帝國，小共同體更無出頭之日，蒙古是始作俑者嗎？

劉仲敬：很難說蒙古是始作俑者，因為蒙古沒有辦法也沒有打算設計或者建立一個籠罩全帝國的穩定制度。可以說，後來所謂的行省制度是蒙古人創始的，但蒙古的行省制度在蒙古是一個軍事措施和臨時措施，並不是籠罩全局的措施。不是說地理上划出一整塊都歸於行省，只是說這一個區域的軍事行動都由該行中書省負責，軍事行動停止以後，後來的鎮壓行動也由該行中書省負責。這些地區內部通常鑲嵌著很多封建領地和種族集團。行省變成穩定的行政區域，那是明朝初年的事情。

問：可以說雅利安人是優秀的種族嗎？因為希臘、羅馬、波斯、印度都是雅利安人主導的文明。

劉仲敬：因為雅利安人不是一個種族，所以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可以說雅利安人是一個泛文化-政治模式，但它不是一個種族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