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伊朗黃金時代的內亞秩序（二）
2016年11月19日網絡講座
阿拉伯人消滅薩珊帝國，向河間地帶發展，起的主要作用就是摧毀了波斯系各民族對自己在軍事方面的信心。阿拉伯人征服以後的波斯語各民族不再以產生土豪騎士著稱，他們給阿拉伯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專門生產文官、財政專家、律法學家，總之他們全都變成了文人。這個過程本身也有很多複雜的成分，但是最關鍵的節點並不是發生在阿拉伯人對波斯的征服本身，而是發生在阿拔斯人對伍麥葉王朝的顛覆當中。最初的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以後，把阿拉伯人的部落軍事團體安插到主要的重要城市，例如像是木鹿或者內沙布爾這樣的城市。這樣，原先的土豪除了在河中地區、外伊朗地區還有些殘餘以外，在伊朗本地就基本上是沒有用處了，他們此後在歷史上消失了。但是教團和文官集團並沒有消失。有很多理由顯示，阿拉伯人對當地的宗教團體並沒有進行過多干涉。原先那些由家族掌握的宗教團體在過了幾代人以後還在發揮作用；另一種就是跟家族極端不同、由選拔產生的那種宗教團體，經過阿拉伯人和伊斯蘭入侵以後，有了極大的發展。
這種團體我剛才把它漏講了。我剛才講到宗教團體的時候，提到有兩種：一種是，神聖的魅力是由家族傳播；另一種方式則是，神聖的魅力是由品學兼優的門徒產生，由一種類似共和制的教團組織產生。也就是說，在信教的這些信徒當中，自己組成一個類似長老會或者是共和政體的組織，他們自己評選出最品學兼優、信仰最虔誠、魅力最強的人，讓他來當下一任教主，而教主在代際更換的時候，不由血統，而由類似選舉的程序產生。這種形式的教團跟由血緣傳遞的教團相互交錯。兩種極端的類型都有，但是更多的是兩者兼而有之。例如某一個家族經常被選舉產生，就很難說這個教團的傳統到底是選舉制度呢，還是家族世襲制度。伊斯蘭和阿拉伯的入侵對波斯本土地區教團的衝擊，主要是打擊了世襲性的教團，使兄弟會性質的教團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時間越靠後，兄弟會性質的教團、具有平等主義和共和主義性質的教團所佔的優勢就越大。像張爾蕃家族這種家族世襲的教團，在初期似乎是更顯眼一些，在後期就日漸減少了。
這些教團在阿拔斯家族推翻伍麥葉家族的革命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為我們剛才講過，薩珊王朝儘管在羅馬人看來是高度東方專制的，但是它專制的程度其實仍然是很不徹底的，它保留了很多封建主義的成分，因此它是支離破碎的，平等主義的性質很差；而伊斯蘭對內伊朗地區的影響，主要就是給他們提供了一個以平等主義方式重新組織教團的依據。儘管兄弟會性質的教團起源甚早，可以肯定，早在穆罕默德以前，波斯語地區就已經有很多這樣的教團了，甚至早期北印度的佛教教團有很多都是受到他們影響的，然後東亞地區的教團又是間接受到北印度和外伊朗地區佛教教團的影響，所以這種兄弟會性質的教團痕跡是相當之重的，道教和佛教都有很多教團，他們的組織形式是從這兒借來的，起源肯定是早於伊斯蘭教；但是伊斯蘭的烏瑪理念（注：Ummah，指全體穆斯林構成的跨地理、文化、政治邊界的宗教共同體）無疑給這種平等主義提供了很大的戰鬥性。這個差別就在於：早先，伊朗語地區和北印度地區，無論是佛教還是拜火教的教團，儘管有很多是兄弟會性質的，但是他們自己的擴張性或者武力傳教的本能都顯得不是很強大，他們似乎更多地滿足於建立原有的教團，然後以穿插插花的方式向外傳播，他們沒有把整個地方完全洗平的那種慾望，這種慾望明顯是在伊斯蘭教進入伊朗語地區以後才產生出來的。但是，和很多人的設想相反，它們不是征服者 — — 信奉伊斯蘭教的那些阿拉伯人強加給被征服者民族的，恰好相反，是被征服的各個族群在伊斯蘭教當中發現了這種東西，用它來改造自己原有的非伊斯蘭、非阿拉伯的各個社團，然後反過來利用這種強有力的武器打擊阿拉伯征服者，最後把阿拉伯征服者完全打垮的過程。
伍麥葉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在階級性上有非常大的不同。伍麥葉王朝很像是初期的滿洲人，他們想把伊斯蘭作為一種特權保留在阿拉伯征服者的團體內部，不想讓被征服者接受伊斯蘭教。這裡面有一個很現實的財政方面的原因：如果這些人也接受伊斯蘭教，那麼他們就沒有交納土地稅的理由了。穆斯林內部是要交納相當於慈善捐款這樣的稅收，這些稅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救濟同樣信仰伊斯蘭教的孤兒寡婦、戰士遺孤，或者做各種善事、慈善功德之類的行動，從這些基金會或者慈善用途的基金當中，統治者本人能夠撈到的東西是不多的；但是統治者可以對異教徒徵稅或者是徵取戰利品，這樣徵到的錢就要多得多。伍麥葉王朝主要是依靠異教徒-非穆斯林的供養和軍隊打了勝仗獲得的戰利品的供養，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說，穆斯林越多，他們的日子反倒是越不好過。對他們來說，最好穆斯林就是純粹的阿拉伯人，再加上戰士身亡以後留下來的那些孤兒寡婦，最好是不要太擴張，擴張以後對他們在財政上是不利的。土地稅的收入比起慈善性的捐款顯然是要多得多，尤其是在伊朗語地區，是古代世界灌溉農業最發達的地區，這些地區提供的土地稅收入是極多的。
當然，最初的阿拉伯征服者沒有能力經營這些複雜的土地財政，因此他們比起原先的薩珊波斯王朝更加依賴擁有「治國之術」的波斯人專家。這些專家有很多都是從神廟組織中間產生出來的，這些人擅長於計量土地，擅長於算賬，繼承了很可能早在古巴比倫時代就已經產生出來的各種商業法則，他們懂得怎樣搞錢，懂得怎樣處理各種與經濟有關係的、在現在被寫進民法典的那些各種關係。而伊斯蘭教，最初在四大法學派（馬立克、哈乃斐、沙斐儀、罕百里）形成以前，他們關於經濟方面的法規是相當簡陋的。從阿拉伯人的最初幾個總督，像納斯爾(Nasr ibn Sayyar)這些人看來，這種狀況沒有必要改變。但是被征服者，尤其是神廟集團產生出來的這些文官，他們反倒是比較積極的要改變這種狀態。因為他們在財政方面是很有天才的，他們不可能看不出，如果他們自己的身份由佛教徒或者拜火教徒變成伊斯蘭教徒，那麼他們所在團體的財政負擔就會急劇降低。而同時，因為他們是優秀的知識分子，在他們看來，在伊斯蘭教的四大法學派還沒有形成以前，他們掌握伊斯蘭教的教義和教法，技術困難並不是很大。你只要想一下，蘇州士大夫在滿洲人征服以後，他們覺得要在滿洲朝廷上做官是多麼容易、覺得在科舉競爭中間很容易打敗滿洲人和蒙古人的情況，就可以理解這些波斯財政專家和治國之術專家的想法了。
他們的主要障礙就是伍麥葉王朝長期堅持的阿拉伯部族主義。伍麥葉王朝並不是沒有虔誠的哈里發，但是為數不佔優勢，而且他們的虔誠也沒有真正落實到政策上。因此阿拔斯王朝煽動反對伍麥葉王朝，以及什葉派煽動反對伍麥葉王朝，本身在阿拉伯人內部是一種宗派主義和部族主義的行動，但是在波斯語各族群眼中卻是一個獲得解放的極大機會。正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原先信仰拜火教或者佛教的社團大規模地改信了伊斯蘭教。他們改信伊斯蘭教的第一個行動，就是發起反對伍麥葉家族的起義，艾布·穆斯林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他所屬的軍隊，在曼蘇爾哈里發已經在庫法和巴格達站住腳跟以後，仍然是眾所周知的拜火教徒，他們改信伊斯蘭教似乎是在艾布·穆斯林本人已經死了以後。在東方，廣大的呼羅珊地區發動叛亂的居民，大多數在發動叛亂之前都是非阿拉伯人和非穆斯林，他們加入這場叛亂和加入伊斯蘭教 — — 他們是集體加入伊斯蘭教的，主要動機就是利用伊斯蘭的平等主義和烏瑪對原有的各地教團輸入的這種新的好戰性和生命力，把原先的非阿拉伯語居民在伊斯蘭的國際主義和平等主義之下團結起來，構成一種反對極少數阿拉伯部族主義分子的階級鬥爭。
這場戰爭的階級鬥爭性質和社會運動性質非常明顯，而軍事性質卻非常不明顯。本來呼羅珊地區 — — 阿拉伯人所謂的呼羅珊，就是底格里斯河以外的整個廣大的領土；從底格里斯河以外薩珊朝的核心領土，一直到遙遠的索格地亞那，也就是所謂河中地區，相當於是伊朗和中亞國家、巴基斯坦大部分領土的整個地區，在阿拉伯人看來就叫呼羅珊；呼羅珊以前有其他名稱，但是在阿拉伯人征服以後基本上就是指的這個地區 — — 在伍麥葉時期發生的宗派性戰爭，也就是說阿拉伯派和也門派阿拉伯部落之間相互的戰爭，是打了幾場硬仗的，死傷了很多人，在軍事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這些宗派性的戰爭都只算是伍麥葉王朝的內戰，沒有動搖伍麥葉王朝的整個結構。而推翻了整個伍麥葉王朝、席捲整個呼羅珊地區的艾布·穆斯林叛亂，卻沒有打什麼硬仗。
艾布·穆斯林本人，就算他有一定軍事才能，他也主要不是依靠軍事才能來打敗納斯爾和伍麥葉王朝的各位總督的，他靠的就是他自己的虔誠。他基本上就是沒有進入木鹿和內沙布爾打仗，只是做出了虔誠的表率，他的主要行動是宗教性的、教團性質的，與其說他像一個宗教統帥，不如說他像一個傳教士。加入他陣營的人，就可以享受到不分種族和宗派的兄弟之愛，享受到各種平等待遇；而留在納斯爾旁邊的人，不僅是阿拉伯人以外的人享受不到平等待遇，就連阿拉伯人內部都要根據部族和南北矛盾，彼此之間相互掐來掐去。結果，納斯爾本人好像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他在還有能力打仗的時候多半是打贏的，但他在政治上總是失敗的，甚至在打贏了以後，他也仍然不得不跟他的對手簽署條約，而簽署條約以後過不了幾個月，他在政治上所處的形勢似乎就跟他在打了勝仗以前一樣糟糕。而艾布·穆斯林基本上沒有打仗，等到他最後勝利進入木鹿和內沙布爾的時候，是木鹿本身的穆斯林把他抬進去的；而納斯爾基本上是在沒有打仗的情況下，像是十月革命時期的杜鶴寧將軍一樣，就發現自己在自己的總司令部，四面八方都已經被敵人和叛徒包圍了，他根本沒有辦法認真打仗，就帶著少數隨從狼狽逃走，然後在逃走的過程中間一命嗚呼了。把革命者艾布·穆斯林送進木鹿和內沙布爾的這些新穆斯林，很明顯就是最近才改信伊斯蘭教的屬於波斯語各個族群的居民，他們通過改信伊斯蘭教、迎接艾布·穆斯林和阿拔斯王朝的這件事情，徹底顛覆了阿拉伯人對波斯人的統治。
阿拔斯王朝首先在呼羅珊站住腳跟，然後利用呼羅珊的兵力西進進攻敘利亞，在哈蘭打敗了伍麥葉王朝的殘餘勢力（750年），摧毀了敘利亞人的勢力，阿拉伯人的部族力量就此結束了。阿拔斯王朝的朝廷首先在庫法，然後就移到新建的巴格達。巴格達城的地理位置，跟原先薩珊和安息王朝的泰西封差不多只有不到一百米，從地圖上看是兩個挨得很近的黑點，而它們之間的大臣和軍官，最初基本上都是來自於波斯。阿拔斯王朝稍稍站住腳跟以後，首先採取的行動就是在最大的幾個行省 — — 敘利亞和埃及，幹掉原有的出身阿拉伯人的指揮官。這些人還能夠逃得出來的，都像是伍麥葉王朝的末代王子一樣，盡可能地逃到西班牙去了，加入了科爾多瓦的哈里發政權；留在埃及的那些阿拉伯軍官沒有堅持多久，很快就被朝廷用非正規的手段幹掉了。這些手段有一部分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例如暗殺最大的革命功臣艾布·穆斯林這件事情，主要就是因為他尾大不掉，他立的功太大了。阿拔斯王朝主要依靠呼羅珊人的勢力，而呼羅珊人集結起來的新穆斯林大多數在艾布·穆斯林麾下，所以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在刺殺艾布·穆斯林以後，用羅馬帝國式的方式 — — 給這些軍人大量發放犒賞的方式把他們穩住。但他們幹掉埃及的阿拉伯指揮官的方式就只是純粹的政變的方式。
等到曼蘇爾去世後，《一千零一夜》的男主人公拉希德擔任了哈里發。拉希德去世以後把帝國一分為二，東部的呼羅珊留給他波斯妻子的兒子麥蒙，西部留給他比較正統的妻子的兒子艾敏，然後這兩部分之間很快就打起了內戰。麥蒙依靠呼羅珊人的支持，很快的就統一了整個帝國。經過這一次革命以後，帝國基本上是變成波斯人的地方了。它在神學上產生的影響就是，高度國際主義的穆爾太齊賴派佔了上風。這一派的主要觀點，照現在的很多原教旨主義穆斯林的觀點來看，很顯然是離經叛道的。它的核心觀點就是：古蘭經是受造之物，因為理性是上帝-真主唯一的語言，這樣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真主，當然只會使用普遍的語言來對人類講話，而只有理性才是普遍的語言，因此，阿拉伯語沒有必要享有特殊地位；而既然先知本人明確說過古蘭經是天使交給他的，而他本人又明確說過他本人也是一個會死的凡人，那麼就可以合乎邏輯地說，凡人產生出來的東西也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不可能是完全沒有錯誤的；因此，即使古蘭經本身也不是權威的絕對來源，權威唯一的來源就是普遍的理性。這是一個連伏爾泰都會贊成的教條。
麥蒙本人贊成這個教條，一方面是受到那些波斯知識分子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不高興看到在伊斯蘭創教最初一百多年內漸漸積累起來的那些阿拉伯教法學家的勢力。這些教法學家主要的依據當然就是古蘭經和聖訓了，他們認為一切法律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古蘭經和聖訓。如果古蘭經本身也是受造之物的話，那麼也就是說經、訓和教法的權威都要在理性的權威面前低頭，只有理性的權威才是至高無上的。麥蒙本人當然認為自己的理性是很正確的，所以他本人作為最高的君主，他說理性的權威至高無上的時候，在政治意義上講實際上就是說，教法學家的權威不是至高無上的，哈里發可以用他本人的解釋去推翻教法學家的權威。所以，在哲學上看是最開明、最理性的觀點，在政治上講恰好代表著絕對君主對教法學家所掌握的那種司法獨立的侵蝕。因為在伊斯蘭世界能夠秉持司法獨立、能夠保護窮人和弱勢團體的利益、對抗君主的政治現實主義的唯一力量 — — 即使不是唯一力量，至少也是最主要的力量 — — 就是教法學家，教法學家把古蘭經和聖訓的地位抬得越高，把教法學家的傳統看得越重，伊斯蘭法庭的獨立性就越強，在位君主幹涉伊斯蘭法庭審判的能力就越弱。
在這種情況下，麥蒙當然會覺得阿拉伯人的傳統部落勢力很討厭，因為部落長老的勢力是分散的，他們出於宗派主義，不一定完全願意聽從最高君主的理論。另一方面，教法學家也是令人討厭的，他們長期研究古蘭經，研究律法，結果他們對古蘭經和律法的理解很可能跟君主不一樣，他們很可能認為古蘭經和律法是永恆的，過去是這麼解釋，現在也得這麼解釋；而君主出於現實政治的要求，很可能是要求你今年把古蘭經向東面解釋一下，明年又把古蘭經向西面解釋一下，因為我的政治需要是每年都要發生變化的。這樣，君主本人的唯理性主義的傾向是不利於伊斯蘭法律的系統化和司法獨立的，而教法學家抬高古蘭經的原教旨主義和強調律法的小共同體主義反而是有利於司法獨立和限制君主權力的。
雙方之間的博弈在伊朗語世界產生出來的差別就是，被征服的伊朗系居民更多地支持哈里發本人擴大他的個人權力，支持神學上的理性主義，這樣實際上就是打擊阿拉伯人和傳統教法學家的一種手段。可以簡單粗暴地說，這是征服者君主和被征服者降虜的一個聯盟，因為原先征服者集團的貴族和騎士是這兩個集團的共同敵人。他們的勝利造就了阿拔斯王朝的初期，也導致了阿拔斯王朝後期的衰落和毀滅。他們對於阿拉伯部族長老和武士的勝利是非常徹底的，但是對於教法學家則沒有取得很大的勝利。阿拉伯教法學家在哈里發麥蒙死後，最終是戰勝了哈里發和比較世俗、比較理性主義的君主和大臣，把自己的教法傳統維持下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從行政方面來看，麥蒙以後的哈里發帝國首先是完全被波斯人產生出來的所謂治國之術專家壟斷了，但是治國之術專家壟斷朝廷的結果產生了一個副作用：他們排擠了阿拉伯人的勢力，也就解除了帝國原先的武裝。呼羅珊人的武裝能夠維持的時間很短，他們不能跟突厥人的軍事團體相提並論，突厥人很快就在朝廷上取代波斯人，變成了禁衛軍統領，於是阿拔斯王朝後期的政治結構變成了波斯文官和財政專家為一方、突厥軍官和禁衛軍為一方的博弈。隨著時間的推進，突厥禁衛軍的勢力日益強大，漸漸地處在凌駕波斯人的地位。這就是後來突厥語居民最終取代波斯系居民、在整個內亞佔上風的第一波先聲。
突厥人佔上風，有賴於一種新的結構的引入，這種新的結構對後來的東亞歷史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就是軍事兄弟會制度。軍事兄弟會制度是一種描述性質的說法，它並不是正式叫這個名稱的，但它們是一種有別於傳統部落的組織。傳統部落帶有一定的血緣性質，習慣法的性質相當強。部族酋長凌駕於部族普通成員的主要力量，來自於他跟其他外部部族或者是跟其他國家君主之間的交易，因此部族酋長在部族內部是半個外人，他的動員能力是很有限的。這樣的組織在突厥人擔任了各種商隊的護衛專家、到各處遠徵的情況下，就顯得有點不夠適用。因此，一種更加不強調個人出身和血緣關係的軍事兄弟會制度就要取而代之。
這種制度首先產生的時候，是以義子的方式或虛擬親屬的形式產生的，因為舊的制度不會一下子死亡，新的制度只能以依附舊的制度的方式開始自己的生涯，在自己足夠強大以後才能夠取代舊的制度。所以軍事兄弟會新開始產生的時候，像安祿山這樣通曉各國語言、對商業貿易相當通曉、同時也有一定軍事技術的能人，必須以義子的身份依附於原有的部落首領才能產生出來。因為部落首領願意用他，但是必須給他找一個名分，從原來的傳統上來看，部落首領是只應該用本部落的人當他的武士的，那麼這個新人怎麼辦呢？就只能用虛擬的方式：收養。你儘管原來不是我們部落的人，但是如果我們部落的首領願意收養你做乾兒子，那麼你雖然在血緣上不是，但在法律上已經是我們部落的成員了，我們就可以讓你加入到軍事團體中。然後像安祿山這樣的武士多了以後，就漸漸地喧賓奪主了，首領依靠這樣的一群武士，就可以組成那種只講才能不講出身的軍事團體，而這種軍事團體的國際主義性質比原先的部落團體要大得多。
原先的部落團體，因為他依附於習慣法，所以他往往是不能離鄉的。例如我在裡海東海岸的某一塊牧場有不知道多少代傳下來的傳統權利，可以把這塊地方當我的夏季牧場，但是我在八剌沙袞另一個地方又有一塊冬季牧場，也是經過傳統權利傳遞下來的，這兩塊地方，我想我們部落大多數老人，尤其那些精通習慣法的老人是不願意捨棄的，捨棄了它們，那麼那些原有習慣法就沒有用了，這些長老也就沒有用武之地了，同時部族大多數成員也是保守的、不願意創新的。順著這條道路下去，我的部族就只能夏天跑到裡海海邊去，冬天又跑到八剌沙袞去，就在兩地之間來來回回。如果我要跑到漁陽去做買賣，或者要跑到黑海南岸去做買賣，或者要到內沙布爾去當雇傭兵，我的部族成員就會不讓我去。我這個部族首領如果想要去，最好的辦法就是另外搞一個由安祿山、史思明這樣的人組成的軍事兄弟會。他們原先的出身不重要，他們來自於天南海北，但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團結在一起了。
這樣的團體就不能夠依靠習慣法來維持。他們第一是不大懂原來的部族習慣法，第二是這些部族習慣法對他們也沒有好處，他們的好處就在於浪跡天涯，誰給的錢多，誰給的官大，我們就跟著誰走，變成一種惟利是圖的雇傭兵集團。但是從軍事技術的角度來看，這種新的軍事兄弟會的技術能力顯然比原有的部族要強。同時他們沒有特殊的依戀，跟拜佔廷皇帝也好，跟波斯君主也好，跟阿拉伯君主也好，還是跟大唐皇帝也好，他們都可以毫無原則地效忠，只要你給的價錢足夠好，比別人的價錢好，那麼給你效忠是沒有問題的。唐玄宗的軍事革命，以及唐代後期一直到北宋初期整個中原地區的軍事革命，都是隨著中亞地區的軍事兄弟會的產生而產生的，每一次都比中亞慢了半拍。可以說，首先安祿山這種人的階級兄弟組成了自己的軍事團體以後，然後漸漸脫離了原有的部族組織，變成一個四處兜售自己技能的武裝護衛團體，給塔什乾的國王或者是給其他什麼地方的小王子護衛商隊賺一筆錢，然後有機會發現有更大的君主願意出更高的價錢給自己賺錢的時候，又投到這些君主的門下。後期阿拔斯王朝的軍事組織和後期唐代、五代和北宋前期的軍事組織，全都是中亞地區這些軍事兄弟會的後代。
這些軍事兄弟會的種族是非常混雜的，有些是昭武九姓，也就是索格地亞那人，有些是突厥人，有些是其他來源。宗教信仰也是千奇百怪，他們好像是什麼宗教都可以信仰，無所謂的，只要能夠討他們的雇主喜歡，如果他們在為伊斯蘭教君主服務的話，多半最後也會改信伊斯蘭教。但是阿拉伯人的史學家和波斯的史學家也可能是出於失敗者的憤怒，把他們描寫得相當醜陋，把他們描寫成為那種，無論他們表面上說他們信仰什麼教，或者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哪一個教派，其實他們真正貪圖的無非是黃金、果園、美麗的女奴，總而言之是貪圖雇主給他們各種各樣的賞賜，只要給了他們賞賜或者是有利於使他們得到更多的賞賜，那麼信什麼教對他們來說其實是無所謂的。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原來阿拉伯人非常贊賞的那些高個子、金頭髮、膀大腰圓、長相非常好看、也就是菲爾多西在《列王紀》中描寫的那些波斯武士，在戰場上是鬥不過這些自稱是突厥人、但其實不一定是突厥人的軍事兄弟會的。
這些軍事兄弟會發動的軍事革命，把整個中東和東亞的軍事組織和政治組織完全改變了。他們首先是通過突厥禁衛軍向哈里發索取賞賜，最後就直接推翻了哈里發，產生出他們容易控制的年幼的或者是軟弱的哈里發候選人。這種變化導致了哈里發帝國的分崩離析。哈里發帝國分崩離析以後，強大的藩鎮，像是布韋希王朝、薩曼王朝、哥疾寧王朝這樣的君主，分割了阿拔斯哈里發帝國。而這些帝國無一例外的，要麼他們也要像哈里發帝國一樣引用突厥人的軍事兄弟會來保衛自己，要麼他們自己就是禁衛軍建立起來的突厥王朝。在波斯文化勢力最強大、經濟最發達的河間地區，最初產生的還是薩曼王朝，他們是波斯性質很強的。現在波斯人當作民族史詩的《列王紀》和其他名著，其實不是產生在波斯本土，而是產生在外伊朗，就是河間地區。薩曼王朝在伊斯蘭史籍中留下了一句名言，叫做「離開了薩曼家族，連樹都不肯好好生長」，就可以看出這個王朝的君主是非常開明的，他們樂於獎勵文學和藝術。而文學和藝術的承載者往往是波斯語的詩人和學者，所以他們是波斯語文化的一個重要傳遞者。但是即使是他們，在他們的軍事組織中也要大量引進突厥和雜胡。最重要的是，這些人後來往往都被歸到突厥人名下，因為突厥人好像是在組成它們的各個集團當中人數最多的一個，而且由於突厥語在後來佔了上風，差不多統一了大半個中亞，所以歷史學家用後來的情況追溯以前的情況，往往把以前其實並不是說突厥語的很多河間地區居民也都算成了突厥人。
他們的主要優勢除了在軍事技術上沒有偏見、能夠引用新的技術以外，更重要的就是他們的理性客觀中立性質。這個理性客觀中立性質搞到最後，不僅使他們佔據了禁衛軍的職務，而且使他們在原先波斯人把持的文官系統中也佔據了一席之地。因為公務員制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理性客觀中立。最重要的不是技術能力，而是公務員是不偏袒任何階級，不偏袒任何城市、任何部族，在任何人面前都是絕對中立的。請問什麼人能夠保持絕對中立呢？答案是，他們必須是外來人。如果你是這個社會內部的人的話，那麼你在這個社會內部肯定有各式各樣的關係網，因此，如果你是社會內部有機共同體產生出來的精英的話，那麼你不可避免地要具備一些土豪性質，而土豪性質就要使你不公正。華盛頓將軍和李將軍肯定是要偏袒弗吉尼亞老鄉的，否則他就不能叫做土豪。
波斯人產生出來的土豪 — — 河間地區的土豪，他們的鄉土性還是有的，尤其是在費拉化程度比較差的河間地區，他們的城市出身是非常重要的。你從昭武九姓這個詞就可以看出來，每一個姓對應的都是一個特定的城邦。他們對原來那個城邦的忠誠，即使在幾代人都離開城邦以後仍然保存著。像遷居敦煌或者是東亞內地的那些姓康的或者是姓安的索格地亞那商人來說的話，他們很明顯已經根本就不打算回到中亞地區了，但是他們彼此之間仍然通過他們的姓氏和祖籍，形成單獨的特殊團體。而北朝和隋唐帝國為了處理這些團體，不得不根據他們原來的傳統設立像薩保這樣的官職，跟原先的郡縣制不同的官職，來安撫他們或者是羈縻他們。但他們擔任了這些官職之後，仍然堅持強有力的屬地主義或者是宗派主義的特點。某一個姓氏的人擔任了這個官職，通常就會把這個官職傳遞給他們的子侄，而不會傳遞給其他城邦或者姓氏來源的同樣是中亞人的其他人。
這些人在薩曼王朝和其他波斯語王朝當官，自然也就免不了把他們足夠客觀中立的性質引入原先的「治國之術」去。所以在後來像尼扎姆這樣的在塞爾柱突厥當權、但是在文化上基本上是波斯人的大臣看來，當時在外伊朗地區最先進的機構其實還不是文官機構，而是禁衛軍。禁衛軍的好處是什麼呢？照尼扎姆的說法來說，最大的好處就是他們是五湖四海的國際主義者。在他看來，最優秀的君主甚至不是薩曼王朝的君主，而是阿富汗的哥疾寧王朝的君主，因為這些君主搞出來的軍隊，像安祿山的軍隊一樣，國際主義勢力最強，他們來自於普天之下的各個部落，沒有任何一個部落能夠自誇說是這支軍隊是我們本部落的軍隊。而在阿拉伯征服的初期，這個特點是非常明確的：征服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軍隊，就是也門人和北方阿拉伯人的兩支軍隊，他們相互之間的仇恨往往比對敵人的仇恨還要大。哪一支軍隊是哪一個部族組成的，壁壘分明。先打下某一座城市，然後他們死也不會讓另一個部族組成的另一支軍隊來佔領。即使在科爾多瓦哈里發國成立以後很久，原先控制城市的那些阿拉伯家族寧可把這些城市交給猶太人或者是其他異教徒來管轄，也絕不會交給他們的敵對部族。波斯人在這方面就比他們好得多，但是最優秀的還是由突厥人和其他亂七八糟、出身不明的軍事冒險家組成的禁衛軍。
一座城市或一個地區如果交給波斯行政長官來管轄的話，國際主義性質和公平性質就要比阿拉伯部族要大得多，收到的稅收要多得多；但是如果它被交給了突厥禁衛軍的話，那麼它的國際主義性質是最突出的，任何人只要有才幹，都能在突厥禁衛軍中發跡，所以它的效率是最高的，辦事也是最公正的。尼扎姆儘管在文化上講是一個波斯人，但是他佩服波斯人文官的程度好像還不如佩服突厥人的禁衛軍，因為任何一個優秀公務員，他最佩服的，一是公正，二是理性，三是效率，這三者都要求無根的才子，無論這個才子是搞文的還是武的。其實文武之間的區別是個技術性的區別，而客觀理性公正才是政治德性上的區別。
突厥禁衛軍，可以說，從專制主義的角度來看是最理想的公務員。伊斯蘭世界引進突厥禁衛軍的過程，很像是現代西方世界引入公務員制度的過程。引入了公務員制度以後，你就得到了一批理性客觀的公僕，不會再受原來的土豪和豪強、各種宗教和教派的影響了。但是與此同時，潛入國家機器內部的專制主義和福利主義暗中就上升了一層。薩曼王朝滅亡以後，內亞地區的政權最終完全轉移到突厥禁衛軍手裡面，因此平等主義的性質就更深了一層，同時原有的各城邦的特殊主義也就相應地更降低了一層。當然這個降低是相對的，相對於波斯本土和東亞來說，河間地區的多樣性還是要比它們稍微多一點。直到蒙古征服前夜，從花剌子模諸沙帝國的徵稅制度你就可以看出，它對於自己花剌子模老家的稅收制度是一回事，對於河間地區各個結盟城市的稅收制度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些結盟城市儘管在地圖上講是被划在花剌子模帝國內部的，但是他們原有的灌溉系統和土地管理系統產生了自己的土豪，仍然是只有這些土豪才最善於經營本地的稅收機器，花剌子模政權需要任用這些土豪當當地的收稅官，實行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收稅制度。也就是說，這些城市仍然保留著一定程度的自治城市的性質。
蒙古人的征服對這些自治城市作了進一步打擊，消滅了它們大量的人口，也打亂了它們原有的灌溉系統。因此蒙古人以後產生出來的各個新的政權，就不如薩曼王朝和花剌子模帝國那樣尊重河間地區原有城市的自治權。這是內亞地區歷史向下轉折的一個重大的關口。但是即使是到帖木兒帝國時代，帖木兒本人，第一是對撒馬爾罕是採取特殊政策的，第二是對喀布爾、哥疾寧、八剌沙袞各地的領地仍然是保留了相當多的封建主義和特殊主義的。有很多地方是專門保留下了封建領地，是封給他自己的子侄的，而他自己的子侄做了當地的領主之後，要想站住腳跟，則必須在當地的各大家族和自己原先出自帖木兒家族的各個親族之間搞好平衡，如果平衡搞不好的話，這些封建領地本身仍然會發生政變，同時領地的繼承人仍然要考慮帖木兒家族內部的宗族關係和各地方勢力之間的平衡。帖木兒帝國的這種狀態，可以說是內亞地區古老的多樣性留下來的最後一點點回聲。
從薩曼王朝到帖木兒帝國的這整個過程中間，大體上講，就是原有的在薩珊朝時期仍然在河中地區居於統治地位的土豪領主和商團勢力日益衰竭，最後變得只剩下一點影子的過程，同時也是號稱突厥人的軍事兄弟會勢力不斷上升，最後不僅在軍事部門，而且在文職部門都佔據統治地位的一個水漲船高的過程。這個過程，基本上是每一個新的征服者都應該負一點責任。儘管後代的伊斯蘭的編年史學家往往把一切責任都算在帖木兒本人身上，但帖木兒本人起的破壞作用好像也不比以前的喀喇汗國或者是哥疾寧王朝來得更大一些。基本上是，每一次發生改朝換代，新朝代的突厥人性質、浪人性質、雇傭兵性質都會比原來的朝代更深一層，波斯人佔據的政府部門都會比原來更少一些，同時城邦和地方的勢力也會比原來更削弱一些。
帖木兒的征服儘管被外伊朗地區的很多人痛罵了幾百年，但是他所派出的總督通過軍事承包制度和包稅制度，仍然還是保留了沒有被他完全摧毀的原來一點地方自治的殘餘。其實包稅制度本身就是對地方多樣性的一種承認。元代對中原地區實行的包稅制度受到儒生的一貫反對，其實它跟儒生比較習慣的那種編戶齊民制度相比，實際上是更多地保存了各種地方多樣性的因素。如果你採取包稅制度的話，在揚州這樣的貿易口岸就可以包一個很高的稅值，同時在比較貧瘠的地方，例如在德州或者山東其他地方，你就可以定一個很低的數目，這樣的體制相對而言是不那麼僵硬的。而且包稅商本人所徵到的稅收不一定是直接從居民身上得到的，很可能是通過他本人的經商或者是跟當地的商業寡頭達成各種協議，通過對當地流通的商品間接徵稅而得來的，也就是說，不一定需要把負擔安插到每一個戶籍居民頭上。
而後來明代儒生實行的那種稅收制度就等於是一種僵硬得多的制度，某一個地區的稅收在建國初年固定為多少丁額以後，長期都沒法改變，無論當地的經濟發展形勢可能是更繁榮，也可能更衰落，但是國初定下的稅額很難改變。同時稅額是直接攤到每一戶身上的，所以中間一點緩衝的餘地都沒有。如果某一戶太窮的話，即使是非常輕、非常少的一點稅都可以讓他破產，完全維持不住；同時比較富裕的人，儘管有能力交出更多的稅，但是在這種稅制之下沒辦法向他要錢。負責徵稅的地方官府沒有辦法通過金融手段或商業手段，在「納稅難」區域和「納稅易」區域之間來回進行調節。而包稅制是從中亞產生出來的，它比較適合於中亞，哪怕是相隔幾百里，經濟形勢就非常不同。例如在撒馬爾罕以西的某些灌溉農業地帶，有產量非常高的農莊，有些農莊甚至是薩珊君主本人的私人產業，後來被阿拉伯哈里發繼承，以後又變成歷代君主的私人產業了，性質跟其他地方不同。僅僅是這些產量非常高的私人果園和農莊產生出來的稅收，就足可以替整個省份付稅，因此可以減輕甚至豁免掉整個省份的稅收負擔。這樣的事情在郡縣制度和編戶齊民制度下都是沒法實施的，但是在河間地區的包稅制度之下是可以靈活處理的。
但是經過歷次的征服，每一次征服都是來一次新的破壞。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來了以後，河間地區過去有很多，一個精耕細作的果園地帶就可以替整個省區納稅的這樣的地方，大部分都遭到了破壞。《長春真人西遊記》就記載了丘處機在河間地帶居住的時候看到的慘狀，他說，山中都是被打散的盜匪，還經常出來騷擾破壞，原先河間地帶的居民，現在剩下了不到四分之一。原先享有巨大交稅能力、而且能夠通過金融手段在國家和納稅人之間緩衝的那些商團，已經破產或者消失了一大半，原先那些精耕細作的果園也遭到了嚴重破壞。儘管如此，成吉思汗留下來的蒙古諸領主擁有的資源，仍然比帖木兒時代擁有的資源要大得多。帖木兒的征服，等於是把成吉思汗的征服沒有破壞的那些東西又重新洗蕩和破壞了。原先剩下的東西，在他和他的子孫統治之下，也就是撒馬爾罕、布哈拉這幾座他特別寵愛和保護的城市還保留了原先的特權和生機，之外的很多地方已經變成盜匪橫行了。在強有力的軍事強人的統治之下能夠做到暫時的盜匪匿跡、好像是社會治安很好的狀態，但這種狀態是依靠軍事恐怖主義維持的，時間也不長久。而且這樣的總督多半會引起最高君主本人的猜忌，如果他不很快就篡位的話，自己也會死於非命。死於非命的結果，隨著他的下台，道路上又會充滿了盜匪，治安又會變得很差勁，稅收又會維持不上。帖木兒時代以及帖木兒去世以後的波斯語史官，在他們留下的記錄中間充滿了這樣的哀鳴。他們非常清楚，波斯人在藝術和學術上領先於全世界、以至於可以使全世界忘記他們軍事低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他們不僅在軍事上受制於突厥人和蠻族，甚至在他們最自豪的點綴文明的各種藝術方面也漸漸落到了下風。西北部的大不里士這樣的地方被土耳其人一再地蹂躪，東部和東南部則被帖木兒帝國一再地蹂躪。
注：丘處機《長春真人西遊記》卷四：「方算端氏[指花剌子模]之未敗也，[撒馬爾罕]城中常十萬余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於水北。」
直到薩法維帝國建立，波斯語地區就沒有產生出一個比較負責任的中央政權，而薩法維王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教團組織。在蒙古人和帖木兒帝國造成的一片混亂當中，唯一不但沒有受到削弱、反而能夠跟軍事兄弟會並駕齊驅、不斷擴張的組織，也就是教團組織。而且這些教團組織，在早期還比較多樣化，在晚期，蘇菲主義的成分就佔了壓倒優勢，而且是越來越大的優勢。蘇菲主義在中亞的意義很像是禪宗在東亞的意義：第一，它是平等主義的，因此強調簡易，平等主義的程度比原先伊斯蘭派各教派更大；第二，它是神秘主義的，強調個人冥想，因此學究式地做學問在這些僧侶看來變成是多餘的了。這兩個特點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費拉化。因此，十四、十五世紀時期的內亞就變成了宗教兄弟會-教團和軍事兄弟會-禁衛軍勢力不斷擴張，原先的各種多樣化組織，像是分化完善的正常細胞被癌細胞吞噬一樣，漸漸地被這兩種組織吞噬，變成了一統天下。
帖木兒帝國儘管破壞者的成分很重，但是他原先出於偏愛，還是保留下來一點點殘餘；而在帖木兒的子孫完全衰亡、昔班尼人和烏茲別克牧民橫掃過來以後，撒馬爾罕和布哈拉這些城市最後的輝煌也就結束了。昔班尼人和吉爾吉斯人願意保留的唯一一種先進技術，就是冶鐵技術、刀劍鑄造技術和後來才引進的火炮技術。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後的中亞，唯一還能領先於全世界的技術，也就是他們用進口鋼鐵鑄造刀劍的技術和鑄造原始大炮的技術，這是他們唯一殘存下來優越於世界的東西。而波斯人薩曼王朝時期曾經使河間居民感到驕傲的那些律法學、醫學、各種工藝技術，都已經找不到痕跡了。最後在俄羅斯人征服中亞的時候，那三個汗國（浩罕、布哈拉、希瓦）能夠使俄羅斯人感到驚訝的唯一一個地方，就是在這樣原始的地方居然還能夠有優秀的軍械廠，而且造出來的大炮和武器跟俄羅斯人自己造出來的武器沒有明顯區別，甚至有些還質量更好。
在突厥化戰勝波斯化的過程中間，原先種族傾向並不是很明顯、甚至是已經接受了伊朗語的某一個分支的很多種族，都在語言文化上接受了突厥語。而波斯語的衰亡和突厥語的流行，本身就是內亞地區整個經濟和政治形勢惡化過程的一部分。等到最後薩法維王朝和俄羅斯人徹底瓜分了伊朗地區的時候，伊朗語本身的地位已經變得微不足道了。朝廷本身要麼是講突厥語的外國人（注：薩法維王朝君主及其「紅頭」教團武裝都是阿塞拜疆突厥人），要麼是俄羅斯人，而這些朝廷比較先進的技術人員本身也是外來的。朝廷如果還有什麼忌憚的話，那麼他們就只忌憚兩種人：一是仍然穿插在各帝國周邊不斷流動的遊牧部族；二是信仰虔誠和狂熱，由於高度平等主義和高度團結，具有巨大殺傷力的教團組織。這些教團組織有能力發動叛亂，甚至能夠把他們自己選出的依靠宗教虔誠和仲裁力量、而不太依靠軍事的領袖送上寶座。薩法維王朝有一半都要依靠這些教團組織支撐。而正是類似的教團組織，在漢志和阿拉伯半島產生出了近代的沙特阿拉伯王國。
但是從伊斯蘭教本身的角度來看，在阿拔斯王朝時期剛剛皈依伊斯蘭教不久的波斯語學者，在教義教法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不但能夠跟阿拉伯語的學者競爭，甚至能夠凌駕於其上；到蘇菲主義盛行以後，儘管朝廷變得非常尊重教法學家，甚至在二十世紀初葉通過的波斯憲法中還有這樣的詞語：「一面要保佑國王陛下安康，一面要保佑教法學家日益繁榮，人數日益增多」，但儘管在這樣全社會崇拜的狀況下，教法學家仍然產生不出什麼新東西來。最後的幾個世紀不僅是經濟和政治的凋敝時代，甚至也是伊斯蘭教教義學和教法學的凋敝時代。蘇菲派產生出了強有力的神秘主義傳統，但是神秘主義傳統是很難言傳的，有很多東西就是像我們後來見過的氣功一樣，是只能口傳，只能心領神會，不可能記錄下來。其實東亞的氣功，有很多都是通過直接間接方式、運用蘇菲派的口訣傳入的。蘇菲派在伊朗，儘管原先創始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人神融合，但他們對宗教和學術產生的主要結果就是，用比較簡單的、比較神秘主義的、外人沒法理解的口訣和心法，取代了非常講究邏輯和文法的教法學和教義學。結果，無論從阿拉伯文化還是波斯文化的角度來看，教法學和教義學應該是學術的繁榮時期，而口訣和心法則是學術的衰敝時期。蘇菲主義最後的盛行，等於是為內亞的落日余暉塗上了一點點象徵性的反光，以後內亞就要進入長期的黑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