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遜主義與世界秩序

美國總統威爾遜出身長老派世家，信仰和熱忱浸透了他的私人生活和社區生活。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如果基督徒是大地上的鹽，美國就是世界的楷模；如果基督徒有義務將福音傳遍黑暗的世界，美國就有義務用自由拯救萬國和萬民。用他的話說，「我相信，上帝決定了這個國家的誕生。我相信，上帝賦予我們自由的觀念。我相信，人們依據他們自己對天意和天命的追隨而依次得救。因此，我不能剝奪自己的希望：我們已被選中，而且顯然受命向世界各國顯示通向自由的道路……美國享有完成其命運和拯救世界的無限特權。」

我們必須注意：在加爾文主義的觀念中，上帝的揀選和恩典並不依賴於選民的美德、善行或其他優點。上帝賜予恩典，並不是用神的恩典交換人的善行。我們不能用儒家的道德楷模觀理解美國，認為「修身」是「平天下」的條件、「霸道」是「王道」的對立面。其實美國最理想主義的時刻，就是它最帝國主義的時刻。世界秩序不是上帝賜予美國的獎品，而是上帝加諸美國的考驗。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一件可怕的事，約拿橫渡地中海都沒能逃脫上帝交付給他的使命。

美國1945年以後的全球政策體現了威爾遜價值觀的「全面勝利」，「我們信賴上帝」構成反共十字軍的終極理由。「柏林牆」的倒塌主要是基督教保守主義對世俗自由主義的勝利，後者在共產主義信仰面前是軟弱無力的。殖民地解放和次生型國家建構的民族主義，則是威爾遜外交對霍布斯世界的規訓產物。從威爾遜主義的價值根源看，美國不可能滿足於聽任世俗實證主義和社會工程學派的精英繼承廣大的中間層。許多中間層的精英，尤其是既反共又反帝的民族主義者，很容易認為美國是自己的天然盟友；但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他們的理念建構和國家建構都缺乏美國新教社會的根基。從長遠看來，美國肯定會不斷向中間層國家輸出廣義的新教價值觀。更準確地說，這個國家及其外交理念都是16世紀以來宗教改革運動洪流當中的浪頭。美國得天獨厚之處，在於它的自身利益和理想原則始終存在完美的和諧，它的政治家不難保持這種和諧。許多次生型國家缺乏基督教-新教和日耳曼-封建的歷史源流，其憲制形式和社會習慣彼此脫節甚至敵對。這樣的國家注定會成為未來價值觀戰爭的戰場，美國直接或者間接輸出的新教理念不會缺席。

「冷戰」結束後，克林頓政府一度公開將全球化納入國家安全的範圍。照弗里德曼的說法，這位總統將美國變成了「自由市場的先知和高科技的牧師」。在邁克爾•H•亨特看來，這是伍德羅•威爾遜和亨利•盧斯「美國天命論」的自然延伸。美國仍然要拯救世界，但經濟繁榮和科技進步的領導作用只能算美國救世精神的末節。美國比羅馬共和國、大英帝國和歐洲官僚國家更民主，而人民的道德感情總是比精英階級更嚴肅。即使「9•11」事件沒有發生，美國社會的基督教性質早晚也會以其他方式表現自己。上世紀90年代的「歷史終結」欣快症曇花一現，小布什政府必須回答「他們為什麼恨我們」的問題。答案只能是基本價值觀。價值觀戰爭一旦捲土重來，正邪不能兩立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小布什向全世界呼籲，要求所有國家站在美國一方；因為美國不僅為自己而戰鬥，而是為整個文明世界而戰。「自由與恐懼、正義與殘暴永遠處在戰爭狀態，我們知道上帝不會在兩者之間保持中立。」只有宗教戰爭不能容許中立，反恐戰爭本質上確是一次十字軍之戰。

打擊暴政的辭令自「二戰」和「冷戰」有之，克林頓政府同樣強調「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和改善海外民主人權」的三位一體。布什主義的獨特性在於：恐怖主義已經破壞了主權國家的國際規則，內政和外交的區別已經不復存在。預防性戰爭針對一切層次的行為主體，戰場遍及全世界。反過來，預防性戰爭需要世界霸權。只有羅馬才能在全世界打擊海盜，只有美國才能在全世界打擊恐怖主義。反恐戰爭的困難不在軍事，而在憲制上。世界憲制必須允許美國鏟除邪惡軸心，否則安全和貿易都得不到保障。預防性戰爭不是國與國的戰爭，而是價值觀與價值觀的戰爭。「自由和正義」等同於審慎辭令包裝的美國價值觀，其核心仍然是新教倫理。軍事行動只是清除了觀念市場公平競爭的障礙，「我們是誰」的戰爭只是剛剛開始。美國人絕不會懷疑，他們推薦的價值觀才是最優秀的。歐洲世俗人文主義者和中間層的非基督教世俗政權都不太喜歡美國的十字軍精神，然而這恰好是美國格外強大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