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邦國與民族國家的想象（下）

20150920鳳凰網講座答問部分

提問人A：第一，拉美在西班牙殖民者來臨之後，基本上都是西班牙人，為何最後卻分成了十幾個國家？第二，王船山的思想中好像有一種原生的種族主義色彩，他的思想在當時是否是主流？西方的民族主義在晚清進入中國後，與這種原生的種族主義是如何銜接的？

劉仲敬：拉丁美洲，它在殖民主義時代繼承的是西班牙王室實行的帝國結構。也就是說，西班牙王室在征服了阿茲特克和印加兩個帝國以後，它把這些帝國作為一種附屬於西班牙王國的帝國來統治。墨西哥城有一位總督，它的頭銜是副王，也就是國王的代理人，他的爵位是親王，繼承了阿茲特克的領地。在新格蘭納達，就是南美的北部，就相當於後來大哥倫比亞共和國的那個地區，設置了另外一個副王。它這個副王體制的意義就是，它不採取英國人在北美所設計的那種自治社團體制，而是沿襲了帝國和吏治國家的統治方式。拉丁美洲在獨立以後，一開始的時候是順著殖民主義的邊界劃分所設計的，所以它就產生了墨西哥帝國和大哥倫比亞這樣的超級國家。墨西哥帝國的邊界不僅包括現在的墨西哥，而是一直延續到哥斯達黎加和巴拿馬的邊境上面。中美洲的小國當時就屬於墨西哥帝國的。而玻利瓦爾的大哥倫比亞共和國，也是繼承了西班牙過去新格林納達的整個總督轄區。

按道理說是，如果大民族主義，相當於是大德意志主義或者中華民族這樣的建構是能夠行得通的話，那麼我們就得說，沒有理由不形成一個大的墨西哥民族或者大哥倫比亞民族。因為他們形成民族的基礎，至少是像中華民族一樣。他們全都是天主教徒，他們全都是西班牙人的直系或者旁系的後裔，只有一些需要同化的種族，但是按照人口比例來說的話，也不見得比漢族在江南地區所需要同化的粵語人口或者其他什麼的要多。而且這些原住民的文化比較簡陋，完全沒有辦法跟歐洲的天主教強勢文化相比，似乎完全可以把他們吸收進來，建立一個大民族，而不應該分裂出來，建立一些按照地方性邊界建立出來的小民族。像巴拿馬共和國和哥斯達黎加這樣的小國獨立，對於它們來說的意義，就等於是湖南共和國或者雲南共和國從中華民國中間獨立出來一樣的道理。

開始的時候基本上沒有什麼精英階級考慮這樣的問題。後來之所以搞成分裂狀態，是由於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出現了，就是說是，地方性的精英階級，儘管他們在文化上面還同樣是西班牙天主教徒，甚至也沒有獨立的願望，但是就是因為是爭奪事實權力的緣故，你上台就沒有我的位置，玻利瓦爾看中的胡亞雷斯這樣的繼承人本身站不住腳，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其他地區都不斷的發生軍事政變。地方上的軍人和紳士結合了起來，搶奪了很多政權，形成了事實上的割據狀態。事實上的割據狀態並不代表當地的精英有強烈的獨立慾望，他們實際上像是湖南軍閥或者廣東軍閥一樣，他事實上要割據，把湖南和廣東的錢和軍隊握到自己手裡面，但是從理論上來講，他並不想脫離中華民國而獨立。玻利瓦爾辭職以後，他留下的大哥倫比亞的那個狀態就是這樣的，各地軍閥各立山頭，各自為政，但是他們沒有哪一個人想要把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廢掉。

但是這只是最初階段。經過後來幾十年的博弈，各路軍閥就發現是誰也吃不掉誰了，而且各路軍閥在地方上的統治也漸漸趨於穩定。委內瑞拉的軍閥跟當地的土豪和紳士之間，漸漸形成了財政上的合作體制，由我出錢養你的軍隊，這種體制漸漸的結合起來以後，他們就越來越不願意跟其他地區的紳士和軍人分享他們的權力。最後在事實上的邊界足夠穩定以後，大家已經慢慢的相互承認了。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漸漸這樣分離出來了。根據同樣差不多的程序，拉布拉多聯邦最後分離出了烏拉圭，墨西哥也就分離出了中美洲各國。這些國家，它們就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精英，它們的獨立精英其實原先都是本國的一個黨派。烏拉圭爭取獨立所謂的三十三人運動或者其他什麼人，其實就是阿根廷紅黨和白黨鬥爭的一個失敗的派系。失敗的派系渡過烏拉圭河東岸，在這個地區就建立了自己的獨立國家。巴西也有類似的情況，巴西的本國的失敗者在里奧格蘭德宣佈獨立，像烏拉圭一樣建立了里奧格蘭德共和國，招募了一批志願者打仗。

其實就當時十九世紀的情況來看，里奧格蘭德共和國獨立的可能性是跟烏拉圭共和國或者哥斯達黎加共和國是一樣的。至於最後為什麼哥斯達黎加共和國和烏拉圭共和國站住了，而里奧格蘭德共和國卻偏偏站不住？答案只能說出於偶然。烏拉圭共和國的精英階級搞外交平衡，和巴西、阿根廷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搞的比較好，於是它就像泰國一樣生存下來了；里奧格蘭德共和國搞平衡搞得不太好，單方面挑戰巴西，結果就自己就沒有站得住腳。結果，哪一個國家能夠獨立，哪一個國家不能獨立，其實這個道理就像是，為什麼是宋朝滅了南漢，卻沒有辦法把越南滅掉？其實越南和南漢都是殘唐的節度使，為什麼滅了這個沒有滅那個？那就是出於偶然現象。統兵的將領軍事才略差了一點，政治才略差了一點，而那些割據勢力本身，政治組織好一點，或者軍事組織好一點，這一點點差別就構成了後來巨大的路徑演變差別。結果就是越南變成了藩屬，而廣東則變成了直接統治的地方。最後演變到近代，本來其實跟廣東沒有什麼太大差別，同樣是帝國邊境地帶的越南，使用了拼音文字，它就變成了自己的獨立民族。時間越遠，分化就越大。

拉丁美洲各個小邦也就是通過這樣的程序，在它們獨立的開始的時候，它們其實只是割據政權，還談不上獨立政權，根本談不上是獨立民族，因為它們的語言和宗教都跟它們分離出來的母國是一模一樣的。獨立的理由就是，事實上的本地精英階級不高興跟其他地方的精英階級分享實際利益，就因為這樣的理由。但是割據的架構時間一旦長了，割據就慢慢變成獨立了，非正式的割據就會變成實際上的獨立，再取得美國英國的外交承認以後，割據變成獨立就變成了既定事實。最後在國家已經存在的情況下，然後根據國家的存在再反過來捏造民族、發明民族。這就是拉丁美洲各國產生自己獨立民族的基本路徑。

可以說，它們的獨立過程，在最初的幾十年，跟清末民初那二、三十年的格局是差不多的。它少了什麼呢？它就是少了國共兩黨。如果是中國近代歷史沒有國民黨和共產黨，你讓各路軍閥，讓陳炯明、譚延闓、吳佩孚、張作霖這些人亂搞下去，最後搞出來的結果就跟玻利瓦爾死後的美洲是差不多的。張作霖要想完全打敗吳佩孚，那是不可能的；孫中山要完全打敗陳炯明，也是不可能的；陸宗輿和唐繼堯是誰也吃不了誰，而且他們誰也沒有辦法完全吞併四川和湖南。最後的結果就是，各地的軍閥都各自為政，形成事實上的割據政權，然後他們也會像張作霖和馮玉祥那樣，各自私自跟列強搞自己的外交活動。最後，遲早會有某一個割據軍閥宣佈，它這個政權就是事實上的獨立政權。其實張作霖已經那麼宣佈了，他的安國軍政權和東三省議會聯合會這樣的組織，實際上就已經是委內瑞拉和烏拉圭獨立的那種先決條件了。李頓調查團所設計的那個東北自治政府，實際上已經是很像是挪威或者烏拉圭獨立前那個過渡階段。

如果沒有國民黨和共產黨，沒有蘇聯干涉的話，你可以合理的設想，各路軍閥的結果就是，誰也服不了誰，中央政府慢慢的瓦解，至少這個體系的邊界地方會產生出很多類似於烏拉圭和哥斯達黎加的小國。這些小國會在英美的保護之下慢慢變成愛沙尼亞這樣的獨立國家，加入西方國際體系。但是由於有蘇聯和日本的強勢干預，把中國變成一個戰場，使它們各自的代理人以國共兩黨戰爭的形式建構的這個體系，最後把列寧主義體系引入了這個場域，最終改變了中國歷史命運，以一種奇特的方式保留了原有的帝國結構。

其實這種歷史發展本來跟墨西哥是差別不大的。墨西哥在獨立以後，帝國逐步解體，南方各小國獨立，本國發生國民革命，這個程序和中華民國是非常相似的。唯一不同就是，美國人能夠罩得住拉丁美洲，它能夠通過門羅主義強迫歐洲列強不准介入。如果拿破侖三世按照他的理想，率領他的軍隊介入墨西哥，在墨西哥建立一個墨西哥帝國，然後又跟墨西哥共和軍打仗；然後蘇聯呢，再跟那些不甘屈服的打了敗仗的共和軍一些援助，假定胡亞雷斯政府被馬克西米利安打的沒處跑了以後，也像孫中山一樣，求英美的援助求不到又跑到蘇聯那兒去，從斯大林那兒得到援助，帶著蘇聯軍火打回去，把墨西哥變成蘇聯和日本兩國代理人的勢力交戰的話，一方是蘇聯支持的共和派，另一方面是拿破侖支持的滿洲國，把墨西哥變成這樣的戰場，那麼我們也可以合理的推斷，無論是誰贏誰輸的話，墨西哥肯定會重新建立一個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帝國。

之所以沒有這樣，原因就是很簡單：威爾遜主義通過保護美洲，也保護了美洲這些多國體系的形成。在它最脆弱和最幼弱的階段保證了它們的安全。而威爾遜總統本來也是打算在遠東殖民主義撤退的時候，在遠東也搞一個類似的體系，但是列強沒有跟他配合好，結果在遠東殖民主義體系垮台的同時，威爾遜主義的新體系沒有建立起來，遠東出現了一個青黃不接的政治真空。在這個政治真空當中，蘇聯和日本的勢力插入了，把中國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如果沒有這些勢力插手的話，那麼中國很可能會瓦解成為一系列比較接近於緬甸、泰國或者老撾這樣的小國。這就是本來另外一種可能發生的歷史。它主要的動力源其實不在中國本身，也不在拉丁美洲本身，而是在於中國和拉丁美洲 — — 或者更正確的說是東亞和拉丁美洲 — — 在國際體系中必然所處的不同位置。拉丁美洲是佔了靠近美國的便宜，而東亞則是吃了遠離國際體系中心的大虧。這就是它們重大的差異。它們的命運發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就在這兒。

像是王船山那種人，其實我們現在看的歷史，是清末以後重新建構的歷史。如果按照儒家本身的傳統，王船山其實是一個挺邊緣的人。儒家的基本傳統是禮法為中心，而不是以種族或民族為中心。所以他判斷異族或者夷狄，他是看你講究不講究禮樂制度。滿人的問題是，他不尊重禮樂制度。如果他像是鮮卑人，例如像是北魏和隋唐一樣，大家都知道唐太宗自己就是鮮卑人，但是他比較願意接受華夏禮樂；而蒙古人和滿洲人，他來的時間比較晚，他對華夏文明已經不像是五胡亂華時期的鮮卑人或匈奴人那麼融入。匈奴人一定要說，我是漢朝的後代；鮮卑人一定要模仿漢魏雞冠（注：雞冠形風帽）、改漢姓。但是蒙古和滿洲人則公開說是，我們蒙古人和滿洲人的文化才是最高貴的，你們南人反而是低賤民族。也就是說他不肯像是鮮卑人和匈奴人那樣完全同化，而是要堅持以內亞為核心，統治南方的這種基本策略。這種策略使華夏文明的堅持者感到很不爽。

當時的主流並不像王夫之這種人，而是像朱舜水這種人。從他們的角度來講，華夏文明才是標準，而不是民族是標準。滿蒙入侵中夏之所以不對，不是因為他們是異族，而是因為他們不接受禮樂。相反，朝鮮和日本，他們按照種族來說，其實朝鮮人的種族跟滿蒙是很相似的，至少北部的朝鮮人通古斯血統是很重的，跟滿蒙的血統是有很多交叉的。但是他是堅持華夏禮樂的人，所以朝鮮人自己說自己是小中華，大明滅亡、華夷變態以後，中國已經不是中國了，但是朝鮮仍然是中國。日本人在朱舜水那個時代也有類似的看法。越南人也是，對北京他自稱國王，對安南各地是自稱皇帝。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它在面臨佔城的時候就把佔城稱為宗主。如果他把安南國王的女兒嫁給了佔城國王的王子，安南國那些信奉儒家思想的大臣就要痛哭流涕，說這樣的恥辱就像是漢朝把漢朝公主嫁給匈奴一樣的可恥。不是說是嫁了公主就有多麼可恥，而是說你嫁了公主，如果你嫁給儒學的信徒，那就沒有什麼可恥；但是嫁給不遵守儒學的野蠻民族和異質文明，那就很可恥了。如果你是嫁給朝鮮國王的女兒這樣的，那就沒有什麼可恥的。越南人認為他們是儒家在東南亞的代理人，要通過他們的征服戰爭，他們的征服戰爭本身就是把儒家文明擴散到中南半島南部，排斥印度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的過程。

這你就可以看出，中古時代的政治倫理是怎麼樣的。它跟近代的國民共同體或民族共同體的概念是根本不同的。它根據的是文化邊界，對於明代的遺民來說，大多數的思想曾經和朱舜水一樣，認為佔領了北京和南京的滿清，它已經不是中國了；但是漢朝和唐朝從來沒有直接統治過的日本和安南反倒是中國。陳宜中跑到安南去住，終老在那裡。而朱舜水呢，在安南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安南國王很想讓他做官他不做，最後他跑到德川幕府去，接受德川幕府的招攬。他認為安南和越南這些國家，跟過去的大韓一樣，是屬於華夏文明。這個看法實際跟朝鮮國王和日本儒生和越南國王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你是不是中國，中國是一個文化概念，有衣冠禮樂，那你就是中國，或者是中夏，或者是華夏，因為這些概念大致上是相當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換用的；如果你沒有衣冠禮樂，即使佔領了這個地區也不是華夏。

王夫之是這個傳統中的異類，因為他提出了一種在正統儒家看來是非常離經叛道的觀點，就是說是，滿族這個種族從根本上講是不可同化的，它無論如何都接受不了華夏衣冠，因此這個種族是該消滅的。無論如何，對這些種族，連儒家最基本的信義都不能講。他在他的文章《讀通鑒論》上就公開講說，信義這個事情，只有對我們儒林才適用的。例如像漢時期的傅介子那樣，對樓蘭國王不講信用，那是沒有什麼錯誤的；如果你對孔子的門徒不講信用，那是問題很大的。樓蘭國王本身是那種蠻夷，所以你欺騙他、謀殺他，這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這種看法絕對不是司馬光的看法，也絕對不是主流儒家的看法。司馬光在論證西羌戰爭的時候就很明確的表示，像段熲這樣的漢朝將領是應該譴責的。雖然他為漢朝打了勝仗，屠殺了大批羌人，但是，站在儒家倫理的角度上，他搞的是非正義戰爭。因為羌人雖然在各方面跟洛陽人或長安人不同，但是他們好生惡死，有家庭觀念，在最基本的人性方面跟中原居民沒有什麼不同，他們頂多就是沒有受到禮樂教化。所以段熲雖然為漢朝立了大功，是一個成功的軍事家，但他殘酷的殺害了這些土族居民，從儒家的道義觀點來看，應該受到嚴厲的譴責。但是王夫之的看法就恰好相反。司馬光認為，漢家的將領殺了羌人就是壞人；而王夫之則認為，漢家的使者背信棄義殺了樓蘭這樣一個弱小國家的國王，這是值得贊賞的事情，因為信義這件事情不適用於他。

你可以用同情的方式來理解王夫之，因為他是在崇禎皇帝和永歷皇帝相繼殉難以後，對大明朝的滅亡感到痛心疾首，已經很不想活了，處在那種心理狀態中，他自然要說出一些極端的話來。他可能覺得，僅僅是譴責滿洲人是沒有禮樂文化的野蠻人已經不夠過癮，他還要進一步說得更刻薄一點，就是說，把滿洲人看成是不可救藥的、連同化資格都沒有的、徹徹底底的野蠻人。一般的野蠻人還可以接受衣冠禮樂，像唐太宗一樣變成華夏文明和孔子的門徒，而他要根本上剝奪滿洲人的這種資格，他要把滿洲人變成根本無法同化的、連學儒家思想都學不進去的那種野蠻人。這一點當然不是事實。我們都知道，後來滿人的後代中間，出了很多儒家學者，其中有許多儒家學者的造詣是比江南的士大夫更高，而清朝皇帝中間也有一些人在相當程度上，至少是部分接受了儒家學說的熏陶。所以你得說，他這方面：第一，後來的歷史發展並沒有支持他這個判斷；第二呢，他這種判斷確實是不符合當時後世的儒家主流觀念。你只能夠說是，他等於說是在現實政治方面已經吃了虧，沒辦法報復，只有通過過嘴癮的方式，用紙上談兵的方法來給自己取得一種虛擬的勝利，用這種方法來給自己找點心理平衡。所以這樣的話是很難認真對待的。

但是王夫之在近代以後，卻受到了過分的重視，儘管他在當時是很邊緣的小儒。在清朝末年，有很多人替他出書，這是有心理投射的原因。因為這些人漸漸的感覺到，滿蒙統治集團對江南士大夫的待遇是不公正的，特別是在湘軍起來以後，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北京的朝廷不僅在財政上主要是依靠江南的財稅，而且甚至在軍事方面都要依靠湘軍、淮軍的戰鬥力。你以前可以說是，儘管大部分稅收是來自於江南，但是滿蒙貴族提供了主要軍事義務，你維持統治對我們來說還有一定的利益；但是現在你們滿蒙貴族已經變成擺設了，已經變成一個純粹的象徵物了，出錢是我們江南士大夫出，出兵出力也是我們江南士大夫出，一切都是我們出，你們還要特別的地位，這太不公平了。

有這種不公平的感覺，他們就要為自己尋找理論依據。於是他們就自然的找到了有比較極端色彩的王夫之的理論，把他的理論重新復活出來，翻譯出來。翻譯他的理論主要就是左宗棠、曾國藩這一類人的功勞。他們在年輕時代，在湘軍還沒有起家的過程中間，對清廷是非常不滿意的。雖然後來湘軍起來以後，清廷部分的滿足了他們的政治慾望，使他們在權力結構中有了一定的地位，不像以前那樣一無所有，但他們實際上在思想文化陣營上還沒有完全站得住腳，他們要在思想文化陣營中一個更大的份額，其辦法就是，重新把王夫之這種人的著作翻譯出來，大眾化的發行。

發行的結果就是，培養了晚清一代的革命者。像章太炎和他同時代的人，像徐錫麟，像蔡鍔這些人，他們都是讀王夫之這些人的著作長大的。對他們來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莫過於南方的士大受到北方的遊牧民族的奴役。這些思想觀念都是受王夫之這些人的熏陶塑造出來的。可以說是，如果沒有他們這些文化宣傳運動，幾十年以後的辛亥革命不一定會發生，或者說至少不一定會按照我們所知道的方式發生。這是思想文化以間接和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歷史的一個例證。它不能直接改變歷史，因為它沒有這種力量，但是它可以通過熏陶和影響，通過影響後來人，在漫長的未來，在王夫之本人已經死過很多年，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以某種方式實現了王夫之報復滿清的這個理想。

而在國民黨時期，王夫之的地位又受到了進一步的拔高。這個就不是出於民間自願的，而是教育部的專家和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專家搞出來的。為什麼呢？因為國民黨想要把它自己的新三民主義和近代的民族國家建構運動結合在一起，然後，要達到這個目的，古代的儒家思想具有太強的和平主義和普世主義色彩，跟國民黨所強調的具有強烈的排外主義和國恥教育的民族建構路線有點不合，他們的仇恨色彩不夠強烈，而且明顯的表現得種族意識不夠強。而國民黨需要一種種族意識比較強，排外性質比較強，能夠煽動起國內居民的仇恨和鬥爭意志的學說。因此他們對王夫之的評價特別高，特別強調，其他的儒生都沒有走上孫中山所開闢的那種政治上正確的道路，他們把民族解釋成為一個文化共同體，這種解釋是錯誤的；只有孫中山先生很英明的發現了，真正的民族建構應該是以種族和血統為依據的，而只有極少數偉大的先驅者，像王船山這種人，才能跟孫中山先生暗合。

但是，如果你不是國民黨的精神黨員，也不是三民主義者，你也可以說是，孫中山這種種族建構理論跟他的出身環境很有關係。他是廣東人，廣東的族群主義是格外強大的。客家人、潮汕人、廣府人之類的，無論在哪個朝代都是彼此之間掐得一塌糊塗。如果說東亞有什麼具有強烈的排外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群體，那肯定就是他們。潮汕人、廣府人和客家人在相互打架的時候，絕對像歐洲的民族主義打架一樣忠心耿耿。梁啓超早就說過了，大清朝的士兵是不愛大清的，只為了軍餉打仗，你不可能指望他們像歐洲的愛國者那樣為國犧牲；但是，廣東那些鄉愚，為了自己的宗族打仗的時候，一個個表現得跟歐洲的愛國者沒有什麼區別。如果是梁氏宗族的那些年輕子弟和王氏宗族的年輕子弟打架，那麼他們就表現出，好像是王家是波蘭，而梁家是俄羅斯一樣，所有的愛國主義情緒都用在這些地方了。由於小共同體的效忠和大共同體構建的脫節，所以大清不可避免的變成東亞病夫和一個受列強欺辱的存在。他就設想，如果重新建構起來的新民能夠有日本軍國主義者那種愛國主義，能夠把廣東鄉民保衛自己小族群那種愛國主義轉移到大的中華民族這個目標上，那麼這個設想的新國民的大中華民族一定可以雄立於列強之間。可惜他的設想始終沒有實現過。

而孫中山他就是在這個環境中長大的，他之所以是革命排滿這個主張的先驅者，就是因為廣東的各個族群懷有高度的、我們可以說是皇漢性質的種族愛國主義情緒。他們認為，只有他們才是純粹的，沒有被滿洲和蒙古入侵玷污的族群。不要說是北方了，就是江東地區的士大夫階級，也通過做清朝的官，跟清朝合作，在某種意義上加入了清朝這個內亞帝國體系。只有驕傲的廣東人，他們不去做你的官，不去參加你的科舉，他們只搞海外貿易，只參加三合會或者是天地會這樣的幫會，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好漢，真正的最後堅持了華夏民族理想的好漢。所以反清的使命由他們來承擔，那是再合適也不過了。他們的反清觀念是具有強烈的種族色彩的。他們就是認為，他們的族群是純粹的、沒有污染的族群。雖然這一點從歷史和血統的觀點來說站不住腳，但是從政治神話的角度來講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腳的。沒有哪個國家的政治神話在科學意義上是能站得住腳的。難道波蘭人的血統是純粹的嗎？韓國是純粹的嗎？當然都不是。客家人、潮汕人認為他們的血統是純粹的，當然也不是事實。但是這種神話就產生了神話的力量。它把廣東地區建構起來的這些小的族群，構成了非常堅實的共同體，實行著一種血緣排外的文化。而孫中山的革命排滿基本上就是來自於他所出身的這個環境。他跟江南士大夫階級是不一樣的，跟山東、河南的那些高度同化於滿蒙的普通順民也是不一樣的，他認為族群就是應該以血緣方式來構建。

這一點，從中華帝國的觀點來說，恰好說明孫中山本人和廣東籍的革命黨人和海外的僑民社區，這些在原有的帝國結構中間處於非常邊緣的地位，不僅在政治上邊緣，經濟上邊緣，甚至在文化認同上也非常邊緣。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知，是華夏士大夫所不認可的。但是國民黨的成功，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自己的緣故，多大程度上是利用國際形勢的結果，使這個原本處在邊緣的集團暫時的通過攻佔南京，佔據了政治中心的地位。於是他們就要把他們本來邊緣的理論，通過國家建構的力量，變成正統的理論。但在這個正統重新發掘和構建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中國歷代王朝古代的思想家，大多數是不贊成他們的看法的，只有王夫之這樣的邊緣思想家才跟他們有同樣的看法。於是他們看到王夫之，自然就有一種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的感覺，我們孤獨了這麼久，總算是找到知音了，大多數的人都不贊同我，只有你贊同我，我怎麼能不說你好，我當然要把你捧起來。

所以王夫之的地位升高，主要是近代，受這幾種因素共同驅使所產生的結果。至於他將來能不能夠佔據同樣的地位，那就要看將來的歷史發展了。如果將來佔主流的意識形態仍然是孫中山所提倡的那種帶有種族色彩、排外色彩的共同體構建理想的話，那麼王夫之的地位仍然會是很高的；但是如果將來的種族思想不再是這樣的話，那麼，比如說，一種類似儒家的國際主義觀念上升的話，那麼我想，凡是有點國際主義觀念和普世主義觀念的人，都會覺得王夫之那一套強烈的種族主義的理論，對外邦人完全不講信義的理論是很難接受的。所以，等於說吧，思想家處在一種很可悲的地位上，你本身在將來的歷史地位如何，主要不是出於你自己說過什麼，你主張過什麼，你這個理論建構的好不好，主要看後來的歷史發展是不是符合你希望的方向。如果不符合你希望的方向，無論你的理論建構得再好，質量再高，你終歸是會被人忘卻和拋棄的；如果未來的歷史，陰差陽錯也好，還是有什麼必然規律也好，終於發展到你所希望的那種方向，那麼無論你自己的理論是多麼的粗糙和簡單，你都會被後人同情，當作偶像。大多數人不會在乎偶像的實質內容是什麼，只要有這樣的偶像給自己助長聲勢就行了。這就是王夫之的歷史地位之所以會變成現在這樣的原因，甚至可以說是，也是古今中外的所有思想家在將來的政治生態位中能夠取得怎樣的身後之名、能夠佔據怎樣的地位的關鍵因素。謝謝。

還是提問人A：您覺得黃宗羲的思想與西方近代思想類似，還是純粹是晚清後來塑造的產物？

劉仲敬：黃宗羲那些思想沒有什麼特別的。黃宗羲那些思想在歷朝歷代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東西。近代的人說他是民本，很了不起什麼什麼，又比附到西方的民主思想上去，其實完全是誤解。儒家自孟子時代以來，基本上每隔幾十年都要產生出強調民本的思想家。所謂的真正的權力來源來自於民而不是來自於君，這個東西是非常古老的，在戰國時代就已經存在了。歷代的儒家主流從來沒有完全否認過這一點，多多少少都是贊同孟子在這方面的觀念的。黃宗羲他的觀念，其實也是明朝末年江浙學派的一個非常流行的觀點，不是他個人獨創的。你如果說他有什麼特殊之處，那也是因為他參加了反清復明的活動，所以歷史上把他列入反清復明的志士之列。其他人呢，其實出仕清朝的那些儒生在民本這一方面並不比他差，因為這是儒家的主流觀點，大家其實都是主張民本的，但是因為他們是出仕清朝的，所以顯得在清朝末年民國初年重新發現明末清初遺民的過程中間，這些人反倒被忽略了。可以說清朝末年重新建構歷史的過程，就是把原先的歷史評價顛了個個兒：原先佔據主流地位的那些人被打入冷宮了；原先處在邊緣地位的人又被重新洗洗抬出來了。這個過程很像是蘇聯解體1989年前後掀起的那場重新評價歷史的潮流。在這個過程中間，凡是你沾一點反清復明的邊，即使你的思想並不很特殊，你多多少少都會獲得比較褒義的評價；如果你沾了臣侍清朝、當貳臣的邊，即使你的思想非常正統，你多多少少也會受到貶低。

黃宗羲還有顧炎武，所謂的三大家這個說法，其實是晚清才產生出來的，在明末清初的眾多遺民志士當中，他們三位雖然也是很受尊重的遺民，但是好像沒有幾個人覺得他們是特別先進的儒家的思想家，比其他學派要先進一大截。他們只是眾多遺民和學者中的一部分，直到清朝末年才把他們重新發掘出來。這個發掘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比附，他們是希望在西方思想強勢入侵的情況下，能夠證明古老的華夏也曾經產生過具有突破性的思想家。於是他們就按照西方的標準去尋找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跟西方最相近的東西。他們在王夫之那裡發現的，是西方十九世紀的民族建構；在黃宗羲那兒發現的，也是西方十九世紀的民族理論。但是這兩種相似性都是非常表面的。西方的國民共同體構建，我剛才已經講到一部分，它的來源跟這些儒家學者的觀念是截然不同。你沒有辦法說，黃宗羲本著孟子傳統意義說民貴君輕，就是西方那種民主。西方的民主的意思是，國民共同體行使主權者的權力。這個政治架構的概念，對於任何儒家，包括黃宗羲來說，是聞所未聞、從來沒有想到的。所以他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只是形式上有點相似，實質的內容差別很大，而歷史來源和發展的脈絡是非常不同的東西。謝謝。大概就是這些。

提問人B：您使用的「分裂」和「附庸」是中性的，還是像我們所習慣的一樣帶有負面色彩？

劉仲敬：當然是中性的。為了理性客觀中立一點，所以可以把它認為是中性的解釋。但是如果你要按照實事求是的歷史解釋的話，實際上，你把它稱之為「分裂」和「附庸」，都是對它們不太公平的。比較正常的表述形式應該是，把它稱之為是「獨立」和「融合」。「獨立」和「融合」都是具有強烈的褒義色彩的東西。像玻利瓦爾這種人，像烏拉圭的三十三人運動這些人，在他們本國的歷史中都是被視為是高度正面的角色。他們的分裂活動對於本國的歷史學家來說，當然是獨立的英雄。他們把拉丁美洲國家，通過依附美國而加入西方國際體系的行動看成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他背離整個國際體系，或者說是依附於強大的帝國，對他們來說反倒是一種恥辱。

把獨立和分裂看成是一種壞事和可恥的事情，應該說，在西方世界從來都是非常另類的事情；在當今絕大多數的主流思想中間，其實也是很奇怪的事情。你只有在進入可以說是三十年代國民黨重構意識形態以來的這個特殊的話語網絡之中，才會把這些東西當成壞事。即使是韓國人或者越南人，都會對這種特殊的污名化活動感到非常詫異。因為他們不可能不敏感的感受到，如果你這套話語體系是站得住腳的，那麼韓國和越南的民族英雄全都是分裂分子和敗類了。然而你如果到韓國或越南去，他們絕對不會有重新返回中國、當中國一個行省的打算。韓國這種你還可以說它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哪怕是越南，它同樣是共產主義國家，而且論經濟發展不如中國，它也會毫無疑問的覺得，一個地方共同體只要發展得足夠成熟，能夠獨立建國是一個驕傲和光榮的事情，絕對不是什麼恥辱。

提問人C：您曾經說過啓蒙運動是一種消耗。我想問這消耗的到底是什麼資源？這與游士對資源的消耗有何異同？

劉仲敬：啓蒙運動實際上就是西方的游士團體製造出來的。他們的生態位跟東方的游士團體是很相似的。但是，他們之所以沒有造成同樣的後果，是因為西方 — — 這裡面的西方就指的是基督教歐洲，它的有機共同體比東方要堅實得多。首先它就體現在教區和社區。中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有兩個基本共同體，一個就是教區。教區的有機知識分子就是當地的牧師，社區的天然精英就是當地的領主、貴族。他們跟本地社區的聯繫是異常緊密的，可以說，他們如果離開了他們的社區，就會完全喪失自己的地位，變成浪子，一般來說他們是不會離開自己的社區的。而相反，東方的士大夫即使是在和平和穩定的時期，他要離開自己的社區，放棄自己的社區責任，是比較容易；在亂世，基本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如此。

即使如此，西方在啓蒙主義時代也產生了一些游士，像伏爾泰這種人，他們也是周遊列國，像列國君主兜售各種治國理想。他們的最大特點是什麼呢？他們跟原有的有機知識分子不同，就是他們沒有特殊的社區效忠。你要讓諾克斯離開蘇格蘭，或者讓加爾文離開斯特拉斯堡或者日內瓦，他就變得什麼也不是了。但是伏爾泰呢，他可以在各國宮廷跑來跑去，在法國混不下去了，他就到普魯士跑一跑，跟俄國的葉卡捷琳娜調一調情，然後在瑞士和法國邊境搞一個狡兔三窟。這種做法就很像是孟嘗君或者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蘇秦張儀這種人，他沒有特定的效忠。這一點是很嚴重的事情。如果一個人沒有特定的效忠和認同，那麼他提出的方略和建議也就不大會考慮有機共同體的長治久安。

而土豪，我所謂的土豪，或者說是有機知識分子，是非要滿足這一點不可的。因為你會假定說是，你子子孫孫都住在這樣的地方。比如說像柯文哲這樣的人，他可以說是，我爺爺多少年以前就已經住在台灣了，我住在這裡，我子子孫孫都要住在這裡，我考慮台北的利益的時候，就不能像國民黨這樣的大中央集權主義者，他們只把台灣當成行省，而且是不得已才到台灣的。在台灣混兩年，他就可以調到廣東去。如果他在台灣混不下去，他還可以把台灣出賣給共產黨。而我不一樣，我無論是日本人來了、國民黨來了，我們家世世代代都在台灣，我是本地的土豪，我跟本地的社區是分不開的，所以我是這裡的有機知識分子，我為本地考慮是考慮本地的長遠利益，考慮的是他子孫後代的利益。而一個游士，像李敖這樣的人，或者像蘇秦張儀這樣，或者伏爾泰這樣的人，也許比我聰明得多、能幹得多，但他的聰明才智用的不是地方。他會為高高在上的外國君主效力。伏爾泰即使是法國人，也不會妨礙他對普魯士君主或者是俄國沙皇效力。他提出的各種理論，不見得對他所在的社區是有利的。他再聰明，再能幹，就因為他的效忠不針對他所在的社區，所以他發揮的很可能是解構性和破壞性的作用。

有機知識分子，無論他是不是聰明能幹，但他的主要任務是，他要強化和維護產生他的共同體。沒有這個共同體，他什麼也不是。而游士，他沒有這樣的有機性，就是說他沒有共同體，他的聰明才智要用在瓦解共同體，釋放共同體原有的資源，為共同體以外的君主和強人服務。這兩種路徑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游士太多，原有的共同體解體，天下必定會大亂。而社會基礎能夠維持，關鍵不在於有沒有伏爾泰這樣特別聰明的人，而是在於有沒有默默無聞的土豪。像蘇格蘭牧師或者是新英格蘭的科頓·馬瑟這樣的人，這些人論才智和著作來說，也許是不比伏爾泰這樣的人更聰明，在學術界和思想界的重要性也許比不上伏爾泰，但是，他們能夠保護和強化他們所在的社區，而他們所在的社區，蘇格蘭的社區和新英格蘭的社區，最終長成參天大樹，是靠他們這種人一點一滴默默無聞的貢獻。這些社區沒有產生出伏爾泰這樣名揚國際的大游士，絲毫也不會妨礙新英格蘭農民的幸福，絲毫也不會妨礙蘇格蘭農民的幸福。而即使你有伏爾泰這樣的游士，也沒有妨礙法蘭西和歐洲大陸的絕對君主國剝奪小共同體的財富和資源，使當地的人民變得更加困苦，使當地享受不到蘇格蘭人和美洲新大陸能夠享受到的自由和繁榮。

這就是一個價值觀念的問題。你到底是秉持才智的個人主義好，還是秉持社區的幸福好？如果你講究純粹的個人主義，只要我個人興旺發達，我個人名垂青史、揚名立萬就好，那麼你就應該對啓蒙主義者給予更高的評價。因為他們雖然不忠於他們的社區，但他們確實是點燃了才智的火焰，把這個才智的火焰以最快的速度加以燃燒了。但是你要是說，知識分子存在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造福他所在的社區，那你就要說，啓蒙主義這些人本身是不合格的，雖然他們是聰明能幹，但是他們的聰明能幹沒有用到正確的地方。那些沒有他們聰明、但是忠於鄉土的土豪，比他們要偉大得多，只有他們才是真正造福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