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本友好互助條約

彭德怀专门为他们制定了优惠政策：“1.对反正伪军,按照抗日友军待遇,不缴枪;2.对反正伪军,给以抗日军番号,不编散;3.对反正伪军,一视同仁,帮助其发展,共同抗日。”（1）吕正操领导的冀中军区收编北平政权的部队，尤为积极。“高阳边窝、清苑石桥两个据点反正的伪军两个班编成了高保中队,委任反正的石桥据点班长马继田为中队长,把他们树为伪军的一面旗帜……争取文安县伪军小队长李学增率全体反正,授予文新霸抗日先锋中队番号……分区党政军民在石门桥为他们（任丘军）光荣反正召开了欢迎大会。授予反正部队’冀中第九军分区抗日义勇支队’番号。任命张崇武为支队长,……我军争取一个县的全体伪军反正,接受 我军改编,在冀中区来说还是首次,堪称争取瓦解伪军工作的典范”（2）“对土匪则不是消灭,而是中立之,并建立密切关系并打入工作,联合其扰敌行动。”（3）1938–1939年，冀中八路军士兵的三分之一 — 四分之一来自伪军。（4）

日本人的军事训练往往比他们的敌人更胜一筹，为其叛逃的附庸赢得了更好的物质待遇。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提出：“对反正伪军的待遇不应和我们八路军一样,只要他们抗日,斟酌情形予以特殊待遇,不但可以巩固反正的伪军,而且可以影响其他伪军,××反正的伪军,反正后我们将他们升了一级,生活上给予特别待遇,该部不但巩固了,而且扩大了,并影响到据点内伪军,这样反映’还不如到外面抗日,还吃馍馍呢!’的确,这样对其他伪军是起了瓦解的作用,我们对×县和×××的反正的伪军,由于不关心他们的生活,同时要求和 我们一样,所以造成内部情绪不高,再加上日寇的勾引,所以又重投敌一部,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5）兵荒马乱之际，土匪同样是宝贵的资源。晋察冀边区为了争取进一步统战土匪的机会，跟他们约法三章：“第一,抗日,给八路军送情报,掩护抗日人员;第二,划定各自的活动地域,在有抗日政权的地区内不许绑票,但可以‘养秧子’(绑架来的人质),允许其到老敌占区掏那些汉奸、亲日分子和豪绅地主;第三,听从我之指挥,准许我派干部定期前来上课……这样就相当的约束了他们对群众的危险,而把其破坏性引向对敌。”（6）

（1）彭德怀:《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节选)》(1940 年 9 月 25 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19、420 页

（2）张志强、杨同锁整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敌伪军工作》,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第 19 期),1985 年 5 月 5 日,第 10、18 页

（3）《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523页

（4） 丙奇：《由晋冀两省的现实论游击战》，《经世战时特刊》，第41–46合刊，重庆，大东书局，经世半月刊社，1939，第36页

（5）《××敌伪军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前线》半月刊(第21、22合期,1941年9月1日),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 出版,第 38 页

（6）吕品:《十分区的外围军》,《冀中武装斗争》(上),第 405 页,第 406 页

“匪军想进入市区，派人和日军联络······本来日军中就有一部同情匪军，他们到了这个穷途末路的时候，更主张跟匪军一起打游击。”《周佛海日记》，第1286页

“敌寇目前正在力图讨好苏联，故不惜利用各种手段，与中共妥协俾作与苏联更接近之媒介。且可籍奸伪军事力量阻碍国军反攻，以策其部队之安全。故双方谅解，亦属必然，而奸伪则可乘机壮大军权与政权，坐收渔利······奸伪中央今年决定加强伪军工作，企图利用伪军为媒介，以与敌军沟通······双方谈判在北方者······奸方代表为彭真、萧克，敌方代表为岛田······在南方者······奸方代表为陈毅、潘汉年，敌方代表为马场中将等，而其最后决定，虽有待东京与延安之指示，但终须视苏联幕后之决策耳。”《中央联秘处郑中华致外交部情报司长何凤山检送“敌寇与奸伪勾结之研究判断与其处置方法”一件请查照慎密办理函 —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一日》，第139–140页

“双方约定：1.双方各自维持现在占领地区，各不妨碍交通；2.日本撤守地点由中共接收，以防渝美势力之发展；3.对渝动态互换情报；4.指定地点办理物资交换。”《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呈蒋委员长报告中共代表彭真与日敌北平陆军联络部岛田谈话内容电 — 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三日》，第135–136页

“日军驻徐州旅团长大田与共军第四师张爱萍部第十一旅旅长张震在宿东晤谈，双方决定：甲.敌必要撤退时，通知匪方接防；乙.匪方须掩护其退却，不得袭击；丙.平时互不侵犯，不做刺激动作。现匪方已分别令所部遵照。”《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呈蒋委员长报告苏北中共企图消灭我所有部队以及与日军旅团长晤谈勾结电 — 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