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自由、社會放縱、遙遠的鏡子

《重尋胡適歷程》書評

陳寅恪「雙重道德標準」致「賢者拙者」以雙重義務而亡，「巧者」以雙重權利而興，據真人實事而言，絕非泛論。

眾人耳熟能詳者，莫過胡適小腳太太，即片面放棄儒學傳統男性家庭特權而承擔男性家庭義務，片面奉行立憲民國積極公民義務而放棄基本公民權利。陳獨秀、周樹人、吳虞、邵振青則反是，行使舊男子家主之權而遺棄髮妻，享受杯水主義性自由而不負責任，絕不放棄士大夫特權同時以激進革命收廉價名譽。

毛澤東之收地租於湘打土豪於贛，盡廢六法全書、民法刑法皆懸置而偏立自由主義婚姻法，毀棄傳統婚姻男性家庭義務，為八旗棄患難之妻、以洋裝小蜜扶正張目（國初民謠：老革命必有三妻：鄉婦明媒正娶、戰友自由戀愛、領導提拔秘書）。較北洋諸將成功人士廣置侍妾，而糟糠元配尊嚴不可犯，未見其善。

民初自由派與激進派往往政治同盟而私行氣類難合，皆出前者僅愛政治自由，視社會責任感為神聖不可犯；後者以社會革命為重，以政治自由為皮毛。就學理而言，二者皆出西洋，然前者精而實，後者粗而偽。「遙遠的鏡子」以其神秘感，最能發揮心理學「洛夏墨跡」作用，原圖無意義，觀者判讀之異，確能反射觀者隱秘內心慾望。

章士釗夫婦游英，見其小民愚鈍、愛鄉、愛家，廢然不言革命、婦解。胡適親歷北美，知其清教標準家庭保守、自制、勤儉，忌性自由過於儒者，唯公共責任感為華人萬不可及，然則聽者寥寥。新生代所愛之西洋，固非真西洋，實系自身慾望投射物，「挾西洋以駭腐儒」而已，其不愛政治自由（民初已有構架，然則其需索於積極公民者多而酷，非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士大夫所能堪，非自由散漫順民散沙所樂從），寶愛社會放縱，自投於社會革命，有其心理必然性（而非歷史必然性）。

不幸社會之為物，不能或不樂自治者必受他治，民間社會破壞愈徹底、道德責任感愈低，愈須於霍布斯叢林與全能國家之間選擇其一，二者共同之處在於弱者受虐於強者非但遠過於立憲政體，甚至遠過於舊式家長君主制，全能國家管制嚴酷程度必然與社會解體或社會革命徹底程度成正比，一切民間組織消失後，捨國家、社會二者合一外，實已別無維繫動物性生存之術，而尚可望（並非必能）維繫者亦僅存動物性生存而已。余老英時所謂「不是人住的地方」「不再有鄉愁」，即動物性生存之四維掃地禮義蕩然，非甚難解。

今之華夏，謬解西學更甚於民國，久已視社會放縱與自由為一物，王力雄「拉薩比達蘭薩拉更自由」即此義，前途可知。我非菜菜湘湘，身即鄉愿，不急於扶危助順，尤難信任80後或任意世代華人，私心以為自作者自受，歷史如神明不可欺，不必多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