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世界與歷史終結（下）：宗族共同體在中國社會的作用和存亡

2014年11月16日北大歷史系研討會上的發言

關於中國的問題，如果我們回到馬克思本人的意見來看，馬克思本人很少討論中國的事情，但是他討論過印度。或者我們說用他討論印度的思路來推斷的話，照馬克思本人的意見像東方這種村落共同體，或者宗族共同體，是一個集體主義的沒有私有財產權的組織。在宗族共和國或者村落共同體，財產權是不固定的，根據你的親緣關係血親關係，經常會重新劃分財產。而且重要的財產是公共財產，用於村落或者是宗族的公共事務，比如說教育事務，比如說就是支付岳飛、範仲淹這種自己沒有錢，但是很有希望考上科舉的有才幹的貧寒子弟。這貧寒子弟是我們本族的人，如果用我們本族的公共資產資助他上了學，有了出息，到朝廷做了官，那對我們本鄉本族是有好處的。只要我們相州（岳飛老家）在朝廷裡面有個人做官，那麼在朝廷裡面討論政策的時候，如果有損害我們相州利益的政策，他肯定就要出來說話的，這對我們的好處非常之大。等他告老還鄉以後也要回到我們相州，如果他在別的地方做官，比如說刮了地皮帶了很多錢回來，這些錢他老的時候肯定要帶回我們相州來分給我們家鄉的父老。所以這等於是一個互利的循環互動。

如果按照馬克思的角度來看，這種東方式的沒有私有財產的村落共同體是談不上階級鬥爭的，因為它根本不成其為階級。它本身也是產生不出自發演進以及革命的力量的。革命必須通過向外界輸入，也就是通過殖民主義的方式，對應英國德國或者其他西方勢力的復興來完成這個革命的使命。革命使命完成，傳統社會解體以後，新的資本主義關係產生以後，然後才能有資本主義性質的階級鬥爭。所以按照馬克思本人的意見，中國社會既沒有階級也沒有階級鬥爭。這一點應該是很容易看清楚的。至於為什麼非說中國有階級鬥爭，那實際上是出於另外的原因，是出於汲取的需要。

我們要注意中國古代村落宗族共同體和國家政治哲學形成一個表裡相符的機制。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嚴重限制了朝廷的組織力量和資源汲取力量。因此中國晚期帝國比如說明清帝國還有北洋時期國民黨時期從農村汲取資源的能力都是極其有限的。照比較公認的說法，中國實際上長期實行的是三十稅一到四十稅一的稅制，比日本還要低得多，那麼這種低稅率的結果就是，中國雖然是地大人多，但是從農村徵的稅非常之少。雖然人口如此之多，但是要建立一支龐大的軍隊卻非常困難，它在鴉片戰爭的時候，清政府在各地實際上都只有幾千軍隊，還沒有英國人來犯的軍隊多，相對於中國的人口來說，這種情況是非常奇怪的。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的失敗恰好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從鄉村汲取大量的資金搞現代化的國防建設，也沒有能力汲取資金搞工業建設而失敗的。而晚清乃至民國財政制度有個特點，它依靠海關、依靠鹽稅和外國貸款來支持它的財政。從農村汲取到的錢連維持地方政府的錢都不夠。可以說國民黨執政這麼多年，從農村沒有得到一點錢，一半以上的開銷是由上海和天津兩地海關支付的。這樣一個頭重腳輕的政權是它根基不牢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某組織之所以能打敗國民黨，我們可以把民心什麼的都拋在一邊，因為那是宣傳的事情。根本上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的列寧組織是嚴密組織，它能夠把它的組織伸向基層，它在秦始皇以後第一次實現了全面動員和汲取的機制。某組織能夠鍛鍊出數百萬的軍隊，能夠從農村汲取出遠遠超過國民黨和清朝的資源，這些靠的是什麼呢？當然是要靠革命鬥爭，要靠粉碎宗族共同體和原有的權威結構。因為這種權威結構和儒家學說一結合起來，就可以讓你撈不到錢。

所以張居正和雍正皇帝的整理土地的政策都失敗了，歸根結底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皇帝在縣以下缺少組織資源，沒有人；縣裡面的公務員太少，強制力量太少，它要清查土地增加稅收，立刻就會遭到下面的統一所有的宗族的強烈反抗，最後都是不了了之了事。不了了之的結果就是，政府必須輕徭薄賦。一方面是根據儒家的政治倫理，是應該輕徭薄賦，如果不這麼乾的話大家都會罵你；另一方面在事實上你的組織力量根本不允許你徵到更多的稅。

這在華夏傳統社會是可以維持國防的，因為華夏傳統社會是一個天下國家，朝廷就是天下的君主，周圍除了極少數擾亂的蠻族以外，它沒有敵人，它沒有國防開支，沒有軍事壓力，因此最大的財政壓力不存在，它只需要搞到地方政府的維持費就可以了。維持費因為地方政府的人數不多，一個縣長之下幾十個正式公務員，頂多幾百個衙役和非正式的朝廷不用支付薪水的公務員。這個維持費用是不大的，可能維持，輕徭薄賦對它正合適。但是近代以來這種財政體制受到了偌大的壓力，而政府從廣大的農村又無法加稅，這樣就等於從清政府到國民政府都陷入了無法解脫的死結。

實際上某組織做的事情就是打碎宗族組織，以便實現全面汲取。大家要明白這個打碎宗族組織中國所謂土地革命實現，大家要明白這種土地革命不會得到農民歡迎的。從農民的角度來看，宗族的領袖或者鄉紳並不是剝削者，國家才是剝削者。宗族領袖從你們這撈到的錢用來建了祠堂、用這筆錢來搞公共教育，培養出像岳飛、範仲淹這樣的人為宗族造福。他拿的錢再多也是肉爛在鍋裡面。鄉紳或者是宗族領袖從本鄉本土掙到錢，肯定要用在本鄉本土上面，不會讓外鄉人佔到便宜的。這個如果算是剝削的話，那也是一種奉獻於本鄉範圍的剝削。

而國家拿走你的錢，那它就拿到帝都去永遠不會回來了，或者是拿到外面去打仗，永遠不會回來。所以從貧下中農的角度來講，毫無疑問的，要麼地主不是剝削者，要麼地主也只是一個較小的剝削者。國家才是剝削者和掠奪者，甚至是最大最可怕的剝削者和掠奪者。只要有地主鄉紳的宗族組織者存在，鄉下的錢就要留在鄉下辦公共事業，在鄉下修橋補路，或者是辦學校什麼的。有了一個強勢政府，這些錢就要拿到中央去搞北洋艦隊、或者是搞抗美援朝、或者是拿去援助西哈努克親王……區別就在這一點上。

為什麼某組織的組織比國民黨強很多，能夠打敗國民黨，除了國際方面的影響之外，有個重大原因就是，只有某組織能夠控制縣以下的汲取機器，控制基本靠的就是土改，或者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什麼？它主要不是為了貧下中農平分土地，因為中國古代，就像秦暉老師說過的那樣，中國跟英國不一樣，英國真的是大地主很多的地方，而中國的土地都是高度細碎化的，實際上地主也沒有多少地，絕大部分是小自耕農。平分土地對小自耕農來說基本沒什麼好處。它真正的意義是什麼？它就是打碎宗族的公共結構，把宗族所享有的佔有的公共土地收歸國家所有，消滅宗族留下來的權威。

權威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比如說我派一個縣委書記或者是鄉鎮幹部下去，那麼農民為什麼會聽我的？農民會說，我們鄉的人，我們劉家的人一向只聽劉家的老族長說話。而另外有個汪舉人、王秀才在我們鄉裡面是有威望的人，你派一個王縣委書記，我們從來不認識他，你也不是秀才舉人，我們為什麼要聽你的？所以這個王縣委書記要想把他的命令貫徹到鄉下去，他只有兩種辦法，要麼就是像國民黨或者清政府那樣，我算了，我不管事，我只管縣衙門的事，你們鄉的事情你們愛咋辦咋辦，還是像等於是辦公室的，這樣就等於撈不到錢了。這樣的辦公室我要我的權威能夠貫徹，我一定要找個藉口粉碎你宗族的那個權威的理由。我要把劉老族長，要把王秀才、李舉人、張進士這些人統統打倒，而且還要批臭。要向鄉親們證明，你們那一套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只有把你們的權威打掉以後，我這個新的幹部隊伍才能進到鄉裡面去，然後才能從裡面撈到錢。錢這個東西是最使人實際的。

當然可以比較一下像黃道炫寫的書（《張力與限界 — — 中央蘇區的革命》），看蘇區的情況。贛南蘇區這套贛南體系的建立，它搞到的組織，紅軍和赤衛隊比起國民黨的正規軍隊還要多。江西全省在清朝末年只有幾千的新軍，國民黨時期全國的處於體系的正規軍也不過十幾萬，但是江西的紅軍居然有三十萬，赤衛隊上百萬。農村只剩下婦女和老人，這種事情在宗族制度下是絕對不可能的，你根本過不了族長或者鄉村領袖這一關。只有在把這些人打倒以後，政權的力量赤裸裸的直接逼到每一家每一戶每一個人頭上，這樣你才能做到把全部的男丁都送上戰場，讓婦女來耕地，把所有的剩餘資產都動員走。

當然這對農村是非常殘酷的。張聞天上台以前，贛南的蘇區有三百萬人左右，他當權只有五年，等紅軍長征的時候贛南只剩下兩百萬人左右，三分之一的人都消失了，比起1960年大飢荒的事情有過之而無不及。照張聞天的說法群眾不斷逃到山裡面去做盜賊，他要求幹部們做好後方工作，但是無能為力，這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你加強集體這樣的事情是必然要發生的。土地革命實際上是贛南這種模式在更大規模上的展開，你只要看一下稅收就能看出來，其實清朝末期是輕徭薄賦的，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稍稍加了一些公家的負擔，但是相對於抗美援朝以後那是非常少的。

而真正農村的負擔極大加深是土地革命以後的事情，為什麼呢？就因為鄉村原有的宗族結構和保護力量被摧毀了。國家現在可以直接對每個人每家每戶進行汲取了，汲取的結果就是動員能力極大提高了，像抗美援朝這種動員幾百萬人全國半數的軍團都用於戰役了國民黨是做不到的。某組織之所以能做到就是因為他能直接控制。當然對農村來說這肯定是負擔加重而不是減輕。我們只要查一下財政制度就能夠看出某組織真的是公糧比國民黨重得多。而且從抗美援朝以後52年以後基本上一步一步的上漲，最後到1960年人民公社的時候達到最高潮。

人民公社其實本質上也就是個超殖民剝削的機制，它是赤裸裸的掠奪。中國不像是西方國家那樣，它不可能通過殖民地貿易積累第一桶金，所以中國要從無到有的搞工業化，只有掠奪農民。這一點是蘇聯人發明的，所謂蘇聯托派學者的理解是什麼樣子的？蘇聯人是要把本國的農民當黑奴一樣對待，像是西方殖民者從黑奴那裡積累第一桶金那樣，從本國農民那裡弄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用這筆錢作為實現重工業的啓動資金 — — 中國模仿這種模式。

這種模式中間，農村必須被犧牲，無論是對外的反帝，還是對內的工業化建設，都必須控制汲取農村的財富。汲取農村的第一步就是要瓦解宗族組織。因為有宗族組織中間從中作梗的話，那你就汲取不動。要打倒宗族組織那你必須找一個罪名，我不能說是我直接了當的說我就是要把你的財和人力給奪走，那我不是變成強盜了麼？為了證明我不是強盜，我必須證明其實你是錯的，你才是剝削者。其實在宗族那種層面如果算剝削的話，那是自古以來、宋元明清以來一直是這樣幹的，他們不過是按照老規矩辦事，他們自己來說不覺得這是剝削，反倒覺得我是在替本鄉本土搞建設。關於這一點是宗族瓦解的根本原因。

現在改革開放以後主要是由於國際環境的緣故，對外開支暫時不用擴大了，所以暫時可以不用擴大對農村的汲取，這樣的情況下農村的自治就又有復活的跡象。但是這一點將來能不能維持下去，主要不是取決於農村自身的緣故。比如說你宗族和地方政府做什麼是相對比較次要的，關鍵在於國際形勢演變和國家政策是否是需要新一輪的大規模汲取，是不是財政上又不能過關，必須增加汲取。如果這種情況出現的話，那麼我相信新生論或者復活論都是不能持久的，新一輪的汲取和嚴重的犧牲是在所難免的。這種外因作用於內因的驅動力量實際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基本特徵，也是全世界後發國家一個共同的特徵。基本上我們沒有辦法指望通過中國內部社會產生的獨立因素能夠不受干擾的長大，只要中國本身在這個國際體系中處於被動的地位這種基本特徵是沒法改變的。

我說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