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大根深

蘇格蘭的超額貢獻

新教改革與蘇格蘭文化

新教改革以前，蘇格蘭王國是基督教世界的學術和文化邊區。大體而言，教會之外無學術。由於蘇格蘭教區通常比英格蘭貧窮得多，蘇格蘭主教的學術活動也乏善可陳。天主教會深入民間的程度不及後來的長老會，保存了大量近乎迷信的古老民俗。中國讀者最熟悉的《麥克白》女巫大概是北歐多神教的殘餘，《最後一個吟游詩人》描繪的精靈巫術非常接近德魯伊教或凱爾特人的共同習俗。民間歌手口口相傳的謠曲大約就是古蘇格蘭文化的最大寶庫，經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者的收集，幸而免於泯滅。這些謠曲大多是簡短的疊句，甚至愛情歌曲都充滿了肅殺的寒威。天主教的普世外衣下，北方的匹克特後裔似乎仍然深受奧丁式宿命論文化的浸染。或者更正確地說，當時根本不存在堪稱蘇格蘭文化的共同場域。

新教改革驟然提升了蘇格蘭全民的文化水平，故意和偶然的因素兼而有之。新教一開始就比天主教更重視教育訓練，在耶穌會產生前一直處於優勢地位。加德納大主教大致可以代表天主教會的看法：僅僅通過《聖經》的文本就能理解真理，這是一種極其幼稚的想法。文本的意義從來都要依靠解釋體系，這件事連最淵博的神學家都難以勝任。業餘性質的升鬥小民肯定免不瞭望文生義，各徇私智。結果肯定就是道術為天下裂，無數小教派各自堅持自己的理解。歷代先聖無不視教會分裂為最大的災禍，因此防患於未然。羅馬教廷的存在就是為瞭解決這個問題，當然不能將解釋權外放。因此，天主教會的福利事業不大重視教育。相應地，天主教神學家也不大重視神學和政治哲學的論辯訓練。新教徒的進攻姿態維持了兩百年，才促成了耶穌會的反擊。

新教徒把他們的天主教對手稱為「懶惰的牧人」，意思是後者疏於照料教民的精神需求。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新教替代天主教造成了教區組織的一系列變化。長老會、監督會和宗教會議取代了主教的作用，導致教會體制沾染共和色彩。低級牧師的人數和工作量大增，信徒和牧師的互動大增。民間神學家和各教會牧師爭奪教民，神學鬥爭的白熱化促使出版業爆炸性增長。佈道壇行使了今天的媒體職能，傳道人的任務涵蓋了今天的記者和政治評論員。他們發揮輿論導向的作用，通過解釋《聖經》，將聽眾引向特定的黨派立場，使國王和大貴族感到頭痛。光榮革命以前的一百多年內，蘇格蘭各等級會議的政治分量遠不如宗教會議。兩次著名的「莊嚴同盟和盟約」實質上是長老派的組織，一度將國王和樞密院的權力降低為陰影。同盟軍隊本身就像宗教會議的翻版，不斷爆發激烈的爭吵。

當時的蘇格蘭給歐洲大陸人留下了「滿街都是神學家」的印象，識字率和讀書風氣的上升主要是神學和政治爭論的副產品。《聖經》、神學著作和政論小冊子佔據了出版業的大半壁江山，絕大部分傾向於不同的新教派。天主教出版物雖然有詹姆斯二世的財政資助，仍然數量不多，應驗了「懶惰」的指責。樞密院的個別鎮壓未能扭轉趨勢。無論如何，十七世紀末的蘇格蘭教育水準與其地瘠民貧的經濟水準極不相稱。近代化前夜已經普及大多數男性基礎教育，除去北美殖民地和德川日本以外並不多見。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熱忱一旦轉入其他領域，勢必釋放巨大的能量，十八世紀，蘇格蘭的學術和經濟同時起飛。著名的蘇格蘭啓蒙運動從思想脈絡看就是從新教神學到政治哲學的潮流進一步展開，給近代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十八世紀的「哲學學會」、「政治經濟俱樂部」、「精英社」、「文學社」、「愛丁堡皇家學會」、「愛丁堡實業協會」佔據了百年前神學團體的生態位，將公共領域的討論從政治哲學引向自然哲學等領域。從此以後，蘇格蘭一直在為人類思想提供與其人口不相稱的巨大貢獻。

蘇格蘭啓蒙運動

在思想史上，蘇格蘭啓蒙運動的地位介乎英格蘭經驗主義和大陸理性主義之間。蘇格蘭啓蒙運動是新教的延伸，正如齊廷斯所說：「人類行為、而非意圖造成的演化後果」這種休謨-哈耶克式概念根本就是改頭換面的十七世紀神學論戰。聖安德魯斯大主教企圖以此論證復辟蘇格蘭國教會的正當性，盟約黨人企圖以此論證長老會壟斷的正當性。蘇格蘭啓蒙派的社會模型不是英格蘭托利黨那種中古風味的「習慣體現神意」，更不是笛卡爾式的「理性建構良法」，而是動機與後果互不匹配的黏性歷史塑造過程。

格拉斯哥大學是亞當·斯密的重要據點。這座城市是兩王國合併的主要受益者，很快就在海外貿易領域內趕超原先的霸主布里斯托爾。斯密是「政治經濟俱樂部」的知名會員，跟當地商人的思想交流非常密切。他的《道德情操論》幾乎就是大學講義的整理版。從他的講稿和學生的筆記推斷，他在此期間已經提出了社會發展的階段論。後來的類似理論都在不同程度上受他影響，包括米勒《各等級的起源》和弗格森的《文明社會史論》由於演化構成蘇格蘭學派的根本源泉，他們全都是廣義的歷史學家。從推測性（conjectural）的意義上講，《國富論》也是一部歷史著作，其精神更接近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遠離十九世紀以後的專業歷史學。在斯密手中，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其實已經近乎完備；他卻因為憎惡詹姆斯·斯圖亞特的緣故，拒絕使用這個詞。正如約翰遜博士所說，偉大人物的偏見總有某些道理。斯圖亞特將政治和經濟聯繫在一起，表現出通過政策決斷塑造經濟體系的強烈興趣。這恰好是斯密最討厭的路線，儘管他不大可能瞭解埃及和東方國家資本主義的長期歷史和危險後果。他雖然提到明清社會的內卷化，卻沒有將兩者聯繫起來。

斯密「商業社會」概念的核心與其說是經濟或社會，不如說是法律和正義。更準確地說：他強調的是規則的長期穩定性和可預期性。或者不如說：僅僅法治（橫向的規範性結構）是不夠的，法統（縱向的規範性結構）是必須的。休謨稱之為「正義的不變韌性」，以古今不易的共通感情為基礎。立法的彈性和多變（也就是楊小凱所謂的國家機會主義），會影響國家的長期穩定性和可預期性。休謨、弗格森、羅伯遜的史書都分析過：西歐封建的各等級共治體系阻止了武斷之治，封建主義的衰落為絕對主義國家的興起掃清了道路。只有得天獨厚的英國人維護國民的古老自由和特權，沒有落入這種陷阱。英國人證明：各等級的相互制衡構成正義規則的最可靠保障，正義規則產生了普遍的良治，財富只是良治的一個側面。

然而，斯密敏銳地預見到：「商業社會」的成功蘊涵巨大的危險，可能瓦解自身賴以存在的規範性。他稱之為精神殘缺，意義酷似古典作家和孟德斯鳩所謂的民德衰退。弗格森認為：武德是共同體的主要支柱。商業的繁榮不可避免地促使市民放鬆武備。民兵雖然曾經拯救倫敦市，抵抗查理國王和克倫威爾，終將為職業軍隊替代。常備軍自古以來就是自由的天敵，是羅馬和眾多自由政體的終結者。他像馬基雅維利一樣身體力行，企圖建立可以永續的民兵制度。休謨認為：金融信貸損害了社會凝聚力，它所破壞的習慣恰好就是共同體維繫正義規則的基礎。斯密認為：勞動分工侵蝕了撒切爾夫人所謂的「自耕農美德」，會產生托克維爾描繪的那種只有私德、沒有公德的危險新人類。

休謨的經驗主義哲學

蘇格蘭歷史學派地位顯要，弗格森和羅伯遜都是休謨的追隨者。弗格森在反對理性主義、契約論和自然權利方面走得比休謨更遠。羅伯遜則更多地追隨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對天主教會的態度遠比休謨溫和。休謨和上述這些人都有過思想上的溝通。1754年，他們一起建立了愛丁堡學社。次年，愛丁堡學社開始出版《愛丁堡雜誌和書評》，使之成為蘇格蘭歷史學派和蘇格蘭啓蒙運動的一大重鎮。蘇格蘭歷史學派特別關注文明和進步，特別是商業和貿易進步。休謨的經驗主義哲學是歷史-文化演進論最自然的理論總結，也是斯密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最自然的理論起點。《英格蘭史》詳細記載每個時代的物價、工資、貿易，在英國歷史著作中堪稱截斷眾流的創舉。從經濟角度理解宗教改革時期的歷史變遷，始於休謨本人。這種範例經蘇格蘭歷史學派發揚光大，已經成為現代歷史學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羅伯遜和弗格森都把自己的歷史著作放在人類文明進步的整體視野下，使片段的歷史事件呈現出「野蠻通向文明」的意義。1770年，遲暮之年的休謨寫道：「我相信，這是一個歷史的時代，而蘇格蘭是一個歷史的民族。」從十八世紀的史學成就和蘇格蘭歷史學派 — — 特別是休謨本人 — — 在其中的分量看，此言不虛。

從神學到哲學、從哲學到科學的旅途用不了多長時間。詹姆斯·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學研究蒸汽機模型。庫倫在愛丁堡大學研究亞麻紡織和化肥。羅伯特·塞布爾德在愛丁堡大學創建了皇家外科醫生學會和愛丁堡植物園。詹姆斯·哈頓在愛丁堡皇家學會創立了火成岩學說。詹姆斯·安德森研究農學。亞當兄弟設計愛丁堡新城。十九世紀的榮耀屬於麥克斯韋，二十世紀的榮耀屬於弗萊明。開爾文勳爵奠定了熱力學的基礎。貝爾發明瞭電話。布拉克發現了二氧化碳。拉姆齊發現了惰性氣體。懷利發現了細胞凋亡。密爾父子和卡萊爾證明，蘇格蘭人文科學並沒有隨著蘇格蘭啓蒙運動一起結束。這張名單可以無窮無盡地延伸下去，因為造福人類、名垂青史的各行各業無不充滿了蘇格蘭英雄的名字。如果成就是果實，有利於培養成就的文化傳統是果樹；我們可以說：蘇格蘭文化早在兩百年前就已經樹大根深，至今仍然沒有凋零的跡象。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人類仍然有充分理由感激諾克斯、斯密、休謨和卡萊爾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