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社會學的野心與局限
《救世 — — 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書評
羅威廉是一個令人生畏的典範，證明歷史社會學在其巔峰時刻可以細緻到什麼程度，同時也證明缺乏格局感的偽自然科學可以荒謬到什麼程度。他對年鑒學派史觀的吸納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方法論也捆住了自己手腳。深度歷史需要連續而可信的材料，這樣的條件在西歐以外基本不存在。以四川為例，嘉慶道光以前的史料寥寥無幾。甚至這些斷斷續續的遺跡都跟文學沒有多大區別。如果有人告訴你，黑死病時期的英國教區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可以相信：這些紀錄和同時期的家禽價格一樣可靠。如果有人告訴你，張天師及其門徒在大瘟疫時期的青城山做了什麼事情；我敢於斷定，其可靠性大致相當於《神探夏洛克》的推理。布羅代爾的深度歷史在晚清以前的時代完全沒有用武之地，所以《漢口》和《救世》的落腳點都在近代。當然，這樣又回到了著名的笑話：醉漢在路燈下找鑰匙，因為只有這裡才看得見。如果鑰匙落到黑暗的陰溝裡，他也沒有什麼辦法。
陳宏謀是恰當的路燈嗎？早在羅威廉以前，魏源就已經看中了他。清代儒林的風氣不同於前明，主要是他們自覺地以「實學」（兵農錢谷）抵制「空疏」（心性之學）。晚清儒林的風氣又不同於盛清，主要是他們強調「經世之學」相對於「義理之學」的緊迫性。陳宏謀和林則徐都是他們事後挖掘出來的正面典型，塑造典型的價值在於轉移世風、而非為真相而真相。因此在他們的筆下，成功的官僚陳宏謀彷彿變成了提前出生的馮桂芬。他們的工作為羅威廉打下了基礎，使後者在路燈下找到了更加意想不到的鑰匙。「經世之學」的好榜樣進一步升級為東方的亞當-斯密和魁奈，從而證明「啓蒙運動」在中國也曾存在過。羅威廉的證明方法非常類似「張天師發明傳染病隔離法」（如果你以為這是惡搞，那就大錯特錯了。這可是非常嚴肅的學術成果耶！）的證明方法，其步驟如下：
我們知道：西方人在傳染病的壓力下，發明了隔離法。
我們知道：中國人同樣面臨傳染病的壓力，我證明給你看。張仲景時代曾經如何如何。
同樣的壓力難道不會導致同樣的反應嗎？答案顯而易見。
那就讓我們尋找中國人實施疾病隔離的證據吧。
尤里卡！我們發現：張天師在青城山做過差不多的事情。他告訴門徒：疾病的原因在於惡鬼附體作祟，因此一定要遠離屍體。否則，鬼魅就會附到你身上。
這難道不是一位真正偉大科學家的遠見卓識嗎？張天師顯然已經發現了傳染病的奧秘，提出了正確的隔離方法。他只是照顧當時的認知水平，用宗教的語言闡述了科學的真理。而且，西方人也是這樣做的。例如，安徒生（沒錯，就是我們都很熟悉的那位童話作家）教導我們：摩西之所以禁止不潔的肉類，主要是為了預防旋毛蟲病。
我們還可以找到其他的證據：張天師在青城山傳道以後，不到兩代人的時間，四川的大瘟疫就結束了。這難道不能證明隔離法的有效嗎？山東的大瘟疫似乎結束得更早，但那顯然是因為曹操和其他英雄通過戰爭將人口密度降低到不可能發生瘟疫的地步。謝謝。
無論如何，這篇論文發表了。
無獨有偶，羅威廉的論證步驟如下：
我們知道：歐洲的近代化導致了許多社會壓力。例如：印刷術的發展和讀書人口的增加，經濟發展與職業角色的變化，貨幣流通和財政稅收的困難，諸如此類。
我們知道：壓力產生了思想上的應激反應，於是產生了啓蒙思想。
難道晚清找不到類似的壓力嗎？當然能找到！好好發揮一下史料學的高深造詣吧！請看：大運河和長江各口岸的貿易額多麼迅速地增加！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朝廷的徵稅能力卻每況愈下。地方官員多麼努力地普及基本的文化知識，他們甚至將《聖諭廣訓》送進了千家萬戶！諸如此類。
難道晚清找不到類似的反應嗎？當然能找到！我們的英雄陳宏謀一點都不比西方同行差勁。他難道沒有指出三代之治的美好嗎？所謂三代之治，就是以封建糾正郡縣之弊。也就是說：他支持地方紳士領導的自治！多麼先進的思想！輝格黨人反對詹姆斯國王的時候，思想遠沒有我們的巡撫大人成熟深刻！他提到地方官員對特色產業的扶持、對水利和倉儲的關心。英明的科爾貝在他面前，只是拙劣的東施效顰者。他還主張：農業是國家財富的基礎，改良農產品是維護民生的最佳途徑。我們還有什麼疑問？重農學派早就在中國誕生了。
我們還可以找到其他的證據：東方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耶穌會早就證明了這一點。「如果這兩個世界在精英意識上毫無共同之處，倒是真的值得奇怪了。」（第456頁）這的確是毋庸置疑的真理。難道洪亮吉和馬爾薩斯不是一起發明了人口論嗎？阮元和萊布尼茨不是一起發明了微積分嗎？布羅代爾大師告訴我們，世界歷史具有共時性。什麼是共時性？這就是共時性。我們可以通俗地解釋這項真理：只要歐洲有，中國一定有。至少，我們總有辦法在眾多史料中找到相似性。而且，我們多半能保證：相似性大於張天師與巴斯德的相似性。
路燈是次要的，關鍵在於：你想找到什麼樣的鑰匙。在中國傳統史學中，陳宏謀本人並不是什麼重要人物。他的所有經世思想沒有超出臨摹朱熹和顧炎武的範圍。聰明的讀者恐怕早已看出：周政與秦政、封建與郡縣的優劣乃是歷朝歷代儒生的常談。如果我們一定要從中挖掘啓蒙意義，顯然顧炎武和王夫之比陳宏謀更合適。朱熹對紳士主持的鄉村自治有非常完備的規劃，陳宏謀卻只有零星的論述。至於重農、勸農，老天爺，你能找到沒有鼓吹農本的儒生嗎？就「我大清」而言，地方官不講重農，皇上都不會放過他。經世派儒生照例不覺得自己是偉大思想家。相反，他們只是勉勵自己要扎實、要實踐。他們默認，自己在理論方面不如醇儒、通儒。近三百年學術史沒有把陳宏謀當回事，絕不是因為梁任公或錢賓四懷有西方中心論偏見，企圖埋沒偉大的中國啓蒙運動。
作者顯然並不認為自己是個笑話。他不僅發現了一位長期遭到低估的偉大人物，而且企圖藉此打倒臭名昭著的「中國停滯論」。也就是說：他想證明傳統中國有發展、有活力、有產生近代社會的可能。在這種格局下，大清產生個把啓蒙思想家實在不足為奇。或許，挑戰傳統的英雄形象對他太有誘惑力了。
在打倒「中國停滯論」之前，我們首先要弄清：什麼是「中國停滯論」。如果你以為，「中國停滯論」就是說中國沒有發展變化；那你就不必費事了，因為沒有人提出這種主張。打擊稻草人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許多人卻樂此不疲。「中國停滯論」的真正含義是：中國社會陷入某種亞穩態結構，沒有辦法通過自身的演變而實現近代化突破。馬克思和密爾在這方面驚人地一致。他們都認為：沒有西方殖民主義的革命性刺激，東方社會沒有可能自發近代化。就本書的問題，他們的答案將會是：是的，經濟確實發展了。商業財富確實增加了。人口確實流動了。傳統觀念確實動搖了。然而，這不是第一次。明末、宋末、西漢末年、甚至戰國時代的經濟發展，曾經產生極其類似的現象。資本主義不等於有錢人發財致富，但財產沒有保障。資本主義是保護私有財產的法權體系。在法權體系完備的地方，人口不足一萬的市鎮和一群毛織品商人就能產生資本主義。人口數十倍的廣州和富甲全球的十三行洋商卻做不到。中國史學界有名的大笑話就是：中國資本主義到處在萌芽，永遠長不大。
馬克思和布羅代爾都否認中國有財產權，但作者很想推翻他們的結論。他的材料能夠證明：如果地方官對業主友好，就能保護他們；卻不能證明：如果統治者需要金錢，也無法搶劫業主。清政府為了償付鴉片戰爭賠款，勒令廣州行商出錢，後者因此一敗塗地。你能想象法蘭西或西班牙國王做出同樣的事情嗎？賴債不還就是絕對君主國最武斷的行動了，而主流歷史學家已經認為：這是她們近代化失敗的主要原因。照英國鴉片販子的估計，廣州行商的財富遠遠超過大多數倫敦商人。然而，英國為走私商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打了一仗。清政府卻很有道理地決定：既然戰爭是行商引起的，抄沒他們的財產來支付賠款，真是再公正不過了。在作者發現的東方啓蒙運動展開一百年後，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
如果資料的豐富、方法的細緻就是裁決歷史著作的唯一標準，那麼我們將不得不斷定：東方啓蒙運動確實發生過，陳宏謀就是這場運動的代表人物。如果我們將格局和視野置於細節的精確之上，就必須承認：在許多情況下，細節錯誤並不影響結論正確。你可以修正細節，無需改變結論。在許多情況下，細節正確並不影響結論錯誤。沒有任何本身準確的史料能夠經得住訓練有素的高手歪曲解釋。知識分子僅僅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聰明，是什麼事情都能幹得出來的。外行人更多地信任自己的經驗和判斷，更少地相信偉大知識分子的美妙理論，才是明智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