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毛澤東出身于湘軍老兵的家庭，習慣受寵，任性自私。他父親按照鄉下的標準，算是見過世面的老江湖。他不僅帶回了一些軍餉和戰利品（當時普遍認為欠餉可以用搶劫特許權沖抵），而且帶回了膨脹的野心和發財的野路子。曾國藩後來悲哀地承認，老兵油子的發財模式搞壞了老家的社會風氣。鄉鄰覺得毛家改善生活的方式，蘊涵了漠視小共同體道德義務的邪惡元素。毛澤東像大多數寵兒一樣聰明，看穿了這一點。毛澤東的父親一面用道德的名義和橫暴的方式，要求兒子絕對服從振興家業的偉大計畫；然而他振興家業的方式，偏偏又讓左鄰右舍覺得不道德。毛澤東抓住這裡面的矛盾，狠狠地折磨父親，甚至勾引幫會盜匪，搶劫自家的財產。毛澤東的敵人經常指責他，自家就是鄉下的地主和商人，憑什麼以無產者的領袖自居，跟自己的階級兄弟作對。從利益結構和馬克思主義的理性論，這樣的指責完全正確；然而從心理結構和人類的本性出發，適得真相之反。
虛偽橫暴的父親（老財）面對聰明軟弱的兒子（窮人），構成了地主資本家 — 工農無產者階級鬥爭心理原型。毛澤東如果不是因為小時候痛恨父親，長大以後就不會痛恨父親的階級兄弟。童年的痛苦和屈辱對人格損害最大，因為只有這種傷害沒有辦法報復。人如果報了仇，就很容易忘記仇恨；如果報不了仇，就很容易被仇恨毀掉一生。階級替身連坐完全不符合理性，卻非常符合人性的黑暗核心。許多男人喜歡折磨女人，因為他忘不了第一個女朋友對自己的傷害。五四青年小時候反抗不了包辦婚姻，長大以後報復不了塚中枯骨，所以特別痛恨吃人的禮教，實際上出於同樣的心理結構。只是這樣的報復猶如海水解渴，越喝越渴。如果一個人從抽象理論出發，憎惡資產階級，就很容易變成徵收遺產稅的工党幹事長，卻很難觸發肉體搏鬥必需的嗜血衝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需要另一條路線的心理驅動。
非驕兒不足為逆子，毛澤東就是這種類型。他反叛家庭的資本，來自父親對他的額外教育投資。愛與恨具備奇妙的鏡像關係，容易促成愛恨雙方的相互模仿。毛澤東一面反叛父親，一面繼承或接受了父親精明現實的性格。他早在默默無聞的青春期，就以嘲笑同齡人天真的理想主義為樂。他似乎很享受由此產生的心理優越感和虐待狂快感，像資深酒鬼一樣越來越離不開這些刺激。袁世凱的總督湯薌銘以曹錕的侵略軍為後盾，暫時壓制了湖湘本土派的反抗，在長沙實現了“華沙的和平”。民族英雄蔡松坡動員西南聯軍，粉碎了袁世凱重建帝國的陰謀。湘人乘機揭竿而起，驅逐了可憐的湯薌銘。毛澤東的同學無不興高采烈，唯獨他急於炫耀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冷靜。他宣稱“湯督決不可去”，因為征服者無論有多壞，畢竟用殘酷的手段建立了秩序，推翻暴政是容易的，重建秩序卻是困難的。（潘佐夫：《毛澤東傳》）事態的發展完全驗證了毛澤東的分析，證明他的馬基雅維利天賦遠在同儕之上。
毛澤東如果是一位誠實的政治學研究者，順著這條路徑，就應該走向李大釗、白堅武的國家主義 — 威權主義理論，繼續反對本土派驅逐張敬堯的運動，因為張敬堯無非就是第二個湯薌銘，但他內心深處仍然在父親的價值觀支配之下。他不是真心信奉威權主義，當然李大釗其實也不過是投機威權主義而已；而是要通過論證威權主義的道理，證明自己的聰明和能力。如果其他投機物件比袁世凱和段祺瑞的威權主義更容易將他的才智和能力變現，他一秒鐘都不會猶豫。二十年代的本土運動似乎比袁世凱時代更有成功機會，他就迅速擱置了優秀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對民主小清新的天然鄙視。
“ 《湘事維持會內幕》（1920年3月25日）
各報館、各團體、各地湖南同鄉均鑒：
張敬堯罪大惡極，久經湘人控告，積案如山。全國人士亦複口誅筆伐，同聲攻擊，棄之惟恐不遠，去之惟恐不速。乃有號稱旅京湘事維持會者，發佈傳單，以偽亂真，浮詞聳聽，聲言力戒對人問題云云。不知三年以來，湘民之困苦顛連，九死一生，家無應門之童，野有自縊之女，何一非張敬堯之所賜！敬堯不去，湘民寧有幸理。今欲救湘，首在驅張。張去而後湘事始有整理可言。誠如該會所雲，張敬堯在湘一日，試問湘事整理究從何處著手？徒見故設虛詞，為張辯護而已。查該會系郭人漳等所設。郭某反復小人，其歷史盡人皆悉。此次受張多金，糾合三數私黨，為騙錢計，不惜賣鄉媚敵。都中同鄉羞與為伍，目之為保張團，斥之為賣鄉黨。代表等以驅張除奸為職志，深恐誘言簧惑，淆亂聽聞，詞而辟之，義不容已。諸公明鏡高懸，夭〈妖〉霾悉現。幸秉正義人道之心，共擊賣鄉保張之賊。
湖南公民代表毛澤東 羅宗翰 彭 璜
陳紹休 張懷 羅教鐸 楊樹達
張唯一 何叔衡 蔡人龍 熊夢非
蔣育寰 李思密 柳敏 高 標
張耀鑾 陳純粹 劉作舟 章新民
陳士銓 何元培 李斯安 汪國霖
彭先澤 彭以立 吳俊臣 蔣竹如
徐瑛 劉定富 歐陽皎如 李啟漢
符狄梁 張樹聲 徐慶譽 胡維寅
彭光球 朱後鄭 王去非 毛鬥文
黃 英 易 巽 鐘 秀 曹揚籬
高也愚 李振翩同叩。
三月二五十〈二十五〉日快郵代電
根據１９２０年３月３１日北京《晨報》刊印。”
1920年6月，湘獨運動的大佬給了毛澤東兩萬大洋，對師範生而言，無異於一筆橫財。（馮勝平：《毛澤東的良心債－－兩萬大洋的來龍去脈》）他立刻投入本土派的宣傳運動，以優異的成績證明了自己的投資價值。
“《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1920年6月14日）
自張敬堯到湘，極鏟括淫殺之能事，湘民冤痛慘怛，無可告語。此次驅張運動，竭各方之力，盡多日之功，得南北主張正義人道者之同情，至於今日，始有將就驅除之望。然吾人尚未可遽作樂觀也。何則？一張敬堯去，百張敬堯方環伺欲來。至其時，無論吾人方不勝其驅除之苦，而“朝三暮四”、“虎頭蛇尾”、“換湯不換藥”，亦何如是之智短耶！湖南自入民國，三被兵災，遭難最多，犧牲特大，推原事始，無非“督軍”惡制，為之禍根，督軍一日不除，湖南亂象一日不止。無論當局者屬南屬北，抑其人為惡為良，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湘局之無望治安，早已成不移之鐵案。夫以如此絕大犧牲，尚不足稍引起其自身覺悟，則湘人腦筋，直成死寂。以如此暮氣，欲適其生存于此新潮澎湃之世，戛乎其難！抑又觀之現今國內問題，為種種特殊勢力所牽掣，有不能速為全盤解決之勢。求之實際可循途徑，還在有一個地方之群眾為之先倡。同人之愚，以為欲建設一理想的湖南，唯有從“根本改造”下手，而先提出一最低限度且應乎時勢要求之條件，合省內外湘人之公意，剷除一切私見私利。持此宗旨，為一種合理的繼續的群眾運動，不達不止。論者謂湖南為東方之瑞士。吾人果能以瑞士為吾儕“理想湖南”之影相，從今日起，三千萬人滌慮洗心，向前奮進，未始無實現之一日。時勢明告吾儕，荒野之西伯利亞，已起風潮；己〈已〉亡之朝鮮，亦求自決，大勢所趨，莫之能遏。返觀大湖以南，蒼梧以北，三湘七澤，風土雄厚，正吾人自治自決之舞臺，亦舉世括〈刮〉目相看之驕子，譬之青春年少，身手不差，要在其好自為之耳。吾人對於湘事，以“去張”為第一步，以“張去如此〈何〉建設”為第二步。今特將軍務、財政、教育、自治、人民自由權利、交通各大端，列成條件，徵求各地湘人公意。此種條件之精神，以“推倒武力”及“實行民治”為兩大綱領。以廢督、裁兵，達到“推倒武力”之目的；以銀行民辦、教育獨立、自治建設及保障人民權利、便利交通，達到“實行民治”之目的。吾人宜不顧一切阻礙，持其所信，向前奮鬥。蓋歷史上世界各國民權、人權之取得，未有不從積極之奮鬥與運動而來者也。同人更有進者，湖南為全國之一部，湖南之改造即全國改造之一部，直接間接影響實多。加之援助，與以同情，掬成美之心，作桴鼓之應，此又同人等所熱望于全國人士者也。敝會為同志所組合，專以促成湖南改造為宗旨。促成之辦法，在於發表意見，從眾人之後，加以提倡。至於實際政治的活動，希望有一班明達之人，努力為之，同人不願加入。今當發起之始，特此宣言。會設上海民厚南裡二十九號。
《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1920年6月14日）
一、軍政：
（一）廢督軍。
（二）軍隊以一師為最高額，分駐岳陽、常德、衡陽、寶慶、洪江。省城治安，以隸屬省長之員警維持之，絕對不駐兵。各縣治安，以隸屬縣知事之員警維持之，廢除警備隊及鎮守使名目。
（三）軍費支出總額，至多不得超過省收入總額十二分之一。
二、財政：
（一）湖南銀行民辦。銀行發行紙幣之準備金，由省議會監督存儲，準備金額與紙幣發行額之比例，由省議會議定。省議會有隨時至銀行查帳之權。
（二）舉辦遺產稅、所得稅，減輕鹽稅，廢除三年來新加各苛稅。
（三）民辦湖南第一紡紗廠。
三、教育：
（一）教育經費獨立，其數定為一百萬元，以後應時增加。教育經費之來源應確定。教育經費保管權，屬之由省立各學校組織而成之“教育經費保管處”。
（二）采普及義務教育方針，至遲於十五年內，完成七十五縣之義務教育。
四、自治：
（一）籌備建設各縣最小區域之真正人民自治機關。
（二）成立並公認縣、鎮、鄉工會。
（三）成立並公認縣、鎮、鄉農會。
五、交通：
（一）在最短期內，促進修竣粵漢鐵路之湖南線。
（二）建築全省各重要市鎮與鄉村間之汽車路。
六、完全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
提出者 湖南改造促成會
根據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４日日上海《申報》刊印。
注釋：
〔１〕本文未署作者姓名。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３日，毛澤東以湖南改造促成會名義答曾毅的信中，曾說到“湘事改造，具見所刊宣言及改造條件之中”。同月３０日，易禮容在給毛澤東、彭璜的信中也說到：“今天在報上看見你們答曾毅的信。……早幾天讀你們所發表的改造促成會宣言”。據此可知《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是由毛澤東、彭璜等人共同擬定的。《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有一個成稿過程。１９２０年３月２６日，曾以《上海湖南改造促成會通啟》（附有《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的形式發出徵求意見。“通啟”的內容同後來發表的“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有幾段話也是一樣的。“通啟”說，上述內容“倘荷贊同，希賜斟酌修正，迅予函複”。“俟各處複齊即行聯銜拍電作一種有力的共同表示”。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在“通啟”稿的基礎上，寫成《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並附“條件商榷”，當即排印發給湖南有關方面人士。黎錦熙當時曾得到這個“宣言”稿。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４日，《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連同附件在上海《申報》公開發表。次日，上海《民國日報》也予刊載，兩報所載文字略有出入。公開發表的“宣言”稿和４月１日的文稿相同。因此，“宣言”的成稿時間是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宣言”所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同毛澤東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２日《致黎錦熙信》所附“條件商榷”，內容大體相同，僅有幾處作了一些文字改動。
《湖南改造促成會複曾毅書》〔１〕（1920年6月23日）
曾毅先生閣下：.
惠書誦悉。名言讜論，欽感莫名。湘事糟透，皆由於人民之多數不能自覺，不能奮起主張，有話不說，有意不伸，南北武人〔２〕，乃得乘隙陵侮，據湖南為地盤，括民財歸巳〈己〉橐。往事我們不說，今後要義，消極方面，莫如廢督裁兵；積極方面，莫如建設民治。以現狀觀察，中國二十年內無望民治之總建設。在此期內，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劃湖南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處如一百年前北美諸州中之一州，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築鐵路、汽車路，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以內。非欲自處於小部落也，吾人舍此無致力之所。中國四千年來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規模，大辦法，結果外強中乾，上實下虛，上冠冕堂皇，下無聊腐敗。民國成立以來，名士偉人，大鬧其憲法、國會、總統制、內閣制，結果只有愈鬧愈糟。何者？建層樓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樓已倒矣。吾儕縮小範圍，講湖南自決自治。吾儕大膽昌言，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陸榮廷〔３〕也罷，唐繼堯〔４〕也罷，段祺瑞〔５〕也罷，非湖南人，在湖南地域無正當職業之人，不得與聞湖南事°要說天經地義，這才是天經地義也。湖南大國也，南阻五嶺，北極洞庭，三湘七澤，惟楚有材。自營食，自營衣，自營住，斥其羨餘之茶米礦，換得大洋及生活必須品。人間天上，大風泱泱，西方瑞士，東方日本，雖曰誇言乎？得吾三千萬人之一齊努力，固不難致之也。舍基礎而築層樓，四千年中國人之過也。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近年來湖南人之過也。吾人主張“湘人自決主義”，其意義並非部落主義，又非割據主義，乃以在湖南一塊地域之文明，湖南人應自負其創造之責任，不敢辭亦不能辭。與湖南文明之創造為對敵者，軍閥也，湘粵桂巡閱使〔６〕也，湘鄂巡閱使〔７〕也，護國軍、靖國軍、征南軍〔８〕也。是等之敵對者，一律退出於湖南境地以外，永無再入湖南境內與湖南人對敵。湖南人得從容發展其本性，創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謂湘人自決主義也。
來書大意：“湘人自治，廢督廢兵，超出南北黨爭，建湖南為緩衝地帶”。名言至論，大贊成而特贊成。至謂“不設一兵”，陳義甚高，無可反對之餘地。惟敝會主張廢除一切守備隊、鎮守使，暫保存正式有紀律之陸軍一師。尊意乃欲不設陸軍，而以警備隊維持地方秩序，名實未虧而作用大異。警備隊者，土匪之友。土匪無警備隊不得槍，警備隊無土匪不得開差機會，不得多量之開差費與鄉村附帶掠奪。正式編制之陸軍，紀律較嚴，土匪有些畏懼，一也。陸軍至多設一師，遍湖南地面設警備隊，則至少七八個司令，三四個鎮守使，兵額大增，二也。雖然，猶有進者，湘人自決主義，固不是無抵抗主義，強暴複來，可以任其宰割。強暴複來乎，正式之抵抗，仍不可少也。湘人自決主義者，們羅主義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幹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仍抵抗之。正式陸軍一師之設，顧到民力，顧到土匪，複顧到至不得已時抵抗強暴，此則第三之理由也。嗚乎湖南！鬻熊開國〔９〕，稍啟其封。曾、左〔１０〕吾之先民，黃、蔡〔１１〕邦之模範。一蹶不振，至於桂、粵窺其南，滇、黔窺其西，北洋派窺其北，岳陽淪為北派駐防者六年，長沙則屢踐湯、傅、張〔１２〕之馬蹄。誰實為之，可不哀乎！然湖南人雖死，而未盡死。至於壓之既甚之時，起為一瞑不視之舉。驅湯薌銘，驅傅良佐，驅張敬堯，消極的破壞沖決之力，仍存在于其本性之中。此後應注意者，則積極的建設之進行，世界大勢之觀察，民治之敷施，文化之宣傳，教育之改造，刻不容緩也。三千萬人，則等於明治改革〔１３〕時日本之人口也。地理則較之瑞士而強也。多而無當，大而無當，無日本人瑞士人之知識能力與訓練，空鼓其勇氣，消極的少意識的破壞則能之，瑞士光華之國，日本充實之邦，終未能見於大江流域之湖南也。閣下湖南人，來書所雲，對於湘事，同此感懷。同人皆平民，湘事改造，具見所刊宣言及改造條件之中。第一義則自決主義，第二義則民治主義。譚組庵、趙炎午〔１４〕諸驅張將上，勞苦功高，鄉邦英俊。此後希望其注意者，第一能遵守自決主義，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將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義，自認為平民之一，乾淨洗脫其丘八氣、官僚氣、紳士氣，往後舉措，一以三千萬平民之公意為從違。最重要者，廢督裁兵，錢不浪用，教育力圖普及，三千萬人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此同人最大之希望也。來函已付滬報發表。大亂初勘〈戡〉，三千萬人，人人要發言，各出獨到之主張，共負改造之責任。先生更有賜教，無任歡迎之至。
湖南改造促成會
六月二十三日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裡二十九號
根據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８日上海《申報》刊印。
注釋：
〔１〕湖南改造促成會，是為籌畫驅除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後改造湖南大計的群眾性政治團體，由彭璜、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發起。本文是以“湖南改造促成會”名義寫給老同盟會員、上海報人曾毅的一封回信。此信於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８日分別在上海《申報》和《民國日報》發表，同年７月６、７兩日，湖南《大公報》以《湖南改造促成會對於“湖南改造”之主張》為題再次發表。毛澤東在《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一文中，有“我在湖南改造促成會答曾毅書中說”等語，據此，本文當為毛澤東所寫。此文在上海《申報》刊登時，文前加有“對於‘湖南改造’之主張”內容提要。在上海《民國日報》刊登時，文前亦加有“複曾毅書”、“主張湖南們羅主義”的內容提要。本文標點為本書編者所加。曾毅（１８７９ — １９５３），原名曾緯，字松喬，別號松父、松翹、湖南漢壽縣人。早年留學日本，１９０６年經宋教仁介紹加入同盟會。１９１３年在漢口主辦《民國日報》，不久，該報被查封，曾等被捕入獄。被保釋出獄後，１９１４年再次留學日本。次年回國，在上海主辦《中華新報》。１９１９年底，到南京河海工程學院任國文教授。第二年又經廣州到了長沙。
〔２〕南北武人，指北洋聯軍和西南聯軍。
〔３〕陸榮廷，桂軍領袖。
〔４〕唐繼堯，滇軍領袖。
〔５〕段祺瑞，北洋系長老和皖系領袖。
〔６〕１９１７年１１月，湘粵桂巡閱使為陸榮廷。以陸為首的桂系軍閥當時佔有湖南、廣東、廣西三省地盤。
〔７〕北京政府曾授予湖北督軍王占元湘鄂巡閱使職，以圖控制湖北、湖南兩省。
〔８〕護國軍，指袁世凱籌備復辟帝制時，蔡鍔、李烈鈞、唐繼堯等於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在雲南所組織的討袁軍隊。 靖國軍，指１９１７年滇、陝等省組織的軍隊。是年９月，孫中山等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時，雲南督軍唐繼堯曾通電贊成護法，但又獨樹一幟，以維護《臨時約法》、“奠國家之基礎”為名，將部隊編為靖國軍，自稱滇川黔靖國軍總司令。後陝西等省亦相繼成立靖國軍。１９２１年唐取消靖國軍名義。陝西等省靖國軍也先後解散。 征南軍，指北京政府馮國璋、段祺瑞于１９１８年征戰南方各省、以實現“武力統一”中國時，所組織的北洋軍隊。
〔９〕鬻熊開國，湖南省在春秋、戰國時為楚國地域，鬻熊為楚之先祖。
〔１０〕曾、左，指曾國藩、左宗棠。
〔１１〕黃、蔡、指黃興、蔡鍔。
〔１２〕湯、傅、張，指湯薌銘、傅良佐、張敬堯。
〔１３〕明治改革，即明治維新。
〔１４〕譚組庵，即譚延闓，見本書第４８５頁注〔６〕。 趙炎午，即趙恒惕（１８８０ — １９７１），字彝五，也作炎午，湖南衡山人。早年留學日本學習軍事。回國後歷任廣西常備軍協統、廣西督練公所會辦。１９１３年“二次革命”失敗後，遭袁世凱逮捕，經譚延闓調解獲釋，返湘後任師長。時任湘軍總司令。
《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 — 湖南共和國》〔１〕（1920年9月3日）
鄉居寂靜，一臥兼旬。九月一號到省，翻閱《大公報》，封面打了紅色〔２〕，中間有許多我所最喜歡的議論，引起我的高興，很願意繼著將我的一些意思寫出。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有甚麼理由呢？
大概從前有一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還有一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３〕，三個國會〔４〕，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殺死奸死，財產蕩空，外債如麻。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麼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全國沒有一條自主的鐵路。不能辦郵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理食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變成被征服省，屢踐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國之罪，是大國之罪，是“在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一種謬論的罪。根本的說，是人民的罪。
現在我們知道，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俄國的旗子變成紅了色，完全是世界主義的平民天下。德國也染成了半紅〔５〕。波蘭獨立〔６〕，截克獨立〔７〕，匈牙利獨立〔８〕，尤太、阿剌伯、亞美尼亞，都重新建國。愛爾蘭狂欲脫離英吉利，朝鮮狂欲脫離日本。在我們東北的西伯利亞遠東片土，亦建了三個政府〔９〕。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打破大國迷夢，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話。摧〈推〉翻帝國主義，不許他再來作祟，全世界蓋有好些人民業己〈已〉醒覺了。
中國呢？也醒覺了（除開政客官僚軍閥）。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１０〕，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呢？至於我們湖南，尤其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談湖南建設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我頗有一點意思要發表出來，乞吾三千萬同胞的聰聽，希望共起討論這一個頂有意思的大問題。今天是個發端，餘俟明日以後繼續討論。
根據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報》刊印。署名毛澤東。
注釋：
〔１〕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報》在第二版開闢“湖南建設問題”專欄。毛澤東的這篇文章是這個專欄發表的第一篇。
〔２〕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為湖南《大公報》創刊五周年紀念日，是日該報封面（即頭版）用紅色套版印刷。
〔３〕三個政府，指１９１２年起北洋軍閥統治的北京政府、１９１６年護國軍在廣東肇慶成立的軍務院、１９１７年孫中山等在廣州建立的護法軍政府。
〔４〕三個國會，指黎元洪於１９１６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開的國會，孫中山於１９１７年８月在廣州主持召開的非常國會，段祺瑞於１９１８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開的新國會（即安福國會）。８年１１月爆發了推翻威廉二世
〔５〕德國受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於１９１及其政府的革命，並成立了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蘇維埃。
〔６〕波蘭獨立，指１９１８年波蘭第二共和國成立。
〔７〕截克，今譯捷克。此處指１９１８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
〔８〕匈牙利獨立，指１９１８年匈牙利共和國成立。
〔９〕三個政府，指當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黑河和上烏丁斯克分別建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和黑河兩臨時政府及遠東共和國政府。
〔１０〕當時的行政區劃。二十二行省奉天、吉林、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直隸、黑龍江、甘肅和新疆等省。三特區即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行政區。兩藩地是指蒙古、西藏兩地方。
《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
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國，盡可以說沒有中國，因其沒有基礎。說有中國也只是形式的中國，沒有實際的中國，因其沒有基礎。我在湖南改造促成會答曾毅〔１〕書中說：“中國四千年來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規模大辦法，結果外強中乾，上實下虛，上冠冕堂皇，下無聊腐敗。民國成立以來，名士偉人，大鬧其憲法國會總統制內閣制，結果只有愈鬧愈糟。何者？建層樓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樓巳〈已〉倒矣……”實是慨乎言之。凡物沒有基礎，必定立腳不住。政治組織是以社會組織做基礎，無社會組織決不能有政治組織，有之只是虛偽。大國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礎，不先建設小地方，決不能建設大國家。勉強建設，只是不能成立。國民全體是以國民個人做基礎，國民個人不健全，國民全體當然無健全之望。以政治組織改良社會組織，以國家促進地方，以團體力量改造個人，原是一種說法。但當在相當環境相當條件之下，如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布林失委克斯姆〔２〕），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中國如有澈底的總革命，我也贊成，但是不行（原因暫不說）。所以中國的事，不能由總處下手，只能由分處下手。我的先生楊懷中說：“不謀之總謀之散，不謀之上謀之下，不謀之己謀之人”〔３〕。謀之總，謀之上，謀之己，是中國四千年來一直至現在的老辦法，結果得了一個“沒有中國”。因此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
我主張中國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由人民建設二十七個國。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覺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覺悟與否，我們不能必，所以只能單管我們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應該醒覺了！大組織到底無望，小組織希望無窮。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個旭日瞳瞳〈曈曈〉的湖南共和國來！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從湖南做起”。
根據１９２０年９月５日湖南《大公報》刊印。署名毛澤東。
注釋：
〔１〕湘籍同盟會員，見前注。
〔２〕布林失委克斯姆，今譯布林什維主義。
〔３〕楊昌濟：《達化齋日記》，原載１９０３年５月出版的《遊學譯編》第８冊，現收入《楊昌濟文集》。
《絕對贊成“湖南們羅主義”》（1920年9月6日）
兼公提出湖南們羅主義〔１〕，謂“若付諸公民總投票一定可得最大多數贊成。”然則“最大多數”之於“總”，相差仍有一個小部分。我看這一個小部分 — — 雖然只是一個小部分，其關係有時卻很重大。原來准照兼公所提解釋們羅主義的三個條件“我們用心幹我們自己應幹的事”，“我們絕對不干涉別人的事”，“絕對不許別人干涉我們的事”，是於最大多數的人民心理頂相合的。我料得這最大多數人民必定是（一）種田的農人，（二）做工的工人，（三）轉運貿易的商人，（四）殷勤向學的學生，（五）其他不管閒事的老人及小孩子。他們都覺得“應該用心幹自己的事”，都覺得從前（四十年前）的湖南人好干涉別人的事，如蹂躪江南，蹂躪閩浙，蹂躪湖北，蹂躪陝甘新疆〔２〕，是違犯了“絕對不干涉別人的事”一個條件。因此一個翻轉，湖南【別】人到處被人瞧不起，九年三被征服〔３〕，致受“別人干涉我們的事”的無窮大禍。（參觀張謇通電〔４〕，說湘人蹂躪江浙各地，致受此次自然報應。所言雖非必然的關係，然侮人者見侮於人，誰都不能逃此公例。）要想轉禍為福，便欲先厲行第二個條件“自己不干涉別人”，才能達第三個條件“別人不干涉自己”。
雖然農工商學及不管事的老少是最大多數，開會投票，他們的票上都寫“贊成湖南們羅主義”。然尚有一個□〔５〕部分人，他們非農非工非商非學，又非不管閒事的老少，他們票上卻都寫“反對湖南們羅主義”，諸君必謂，少數不能變更多數，前者得勝，後者無效。然我盡有疑間〈問〉，要問這票匭的監督者是兩黨中之最大多數黨，還是最少數黨？如是前者，當然沒有問題，如是後者，則開票結果必定是“原案打消”，而反面的“湖南侵略主義”投票乃大得通過。這是從經驗得來百不失一的斷定。所以我說，“雖然只是一個小部分，其關係有時卻很重大。”
“援粵”之聲〔６〕，不出於農人，不出於工人，不出於商人，不出於學生，不出於不管事的老少，就是不出於最大多數人民。而獨出於非農非工非商非學非不管事的老少之無職業最少數的人。不是說笑話，假如真要援粵，我主張要總投票。為防上文所說之弊端起見，我主張要將票匭拿到我們“最大多數黨”的手裡來。我是絕對贊成湖南們羅主義的，故我的主張如此。
根據１９２０年９月６日湖南《大公報》刊印。署名澤東。
注釋：
〔１〕指湖南《大公報》主筆龍兼公１９２０年９月５日所發時評《湖南“門羅主義”》一文的主張。
〔２〕清末曾國藩率領湘軍，在湘潭、嶽州、漢口、武昌、漢陽，九江、蕪湖、湖口、天京（即南京）等江南一帶鎮壓太平軍；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６年曾國藩和另一湘籍清朝官員左宗棠，在閩浙一帶任巡撫、總督等職，並鎮壓太平軍餘部。１８６５年，陝甘總督楊岳斌（湖南善化即長沙人），回湘招募勇丁，取道湖北，赴甘鎮壓回民起義。後左宗棠繼任陝甘總督，率部鎮壓回民起義，１８７５年，左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率楚軍出征新疆。
〔３〕湖南自民國二年（１９１３年）以來，先後三次為北洋軍閥湯薌銘、傅良佐和張敬堯所盤踞，前後計約九年。
〔４〕張謇（１８５３ — １９２６），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近代立憲派、實業家。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總長，北京政府農村、工商總長等職。本文所指張謇通電，似指他１９２０年７月２１日致徐世昌、段祺瑞電。該電文中有“洪楊亂後，湘軍特起。……東南各行省之子女、玉帛之輸於湘人者，先後殆四十年，盛已。……聞湘人此次所受之痛苦，過其以往所享之逸樂。前車不遠，夫湘則既如此矣！盈速者虧亦速，盈甚者虧亦甚”等語。
〔５〕此處原件空缺，從上下文看，疑為“小”字。
〔６〕指譚延闓１９２０年９月６日關於粵桂關係問題所發的“援粵”電報及其所提“粵人治粵”主張。
《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1920年9月6日、7日）
自有中國，就有湖南。湖南在古為蠻地，在周為楚國，在漢為長沙國，唐為節度史〈使〉地，宋為荊湖南道，至元建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變。莽莽四千年，人類總是進化的，而湖南進化的地方在那裡？春秋時，荊楚崛興，幾欲和中原大國挈長較短。其時則上無中央政府，諸國並立，各得遂其發展。雖迷於競爭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無與于小百姓，然聲光赫濯，得發展一部分之特性，較之奴隸于專制黑暗的總組織者，勝得多多。不過所謂荊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瀟湘片土，對於江漢，猶是卑職之于上司。所以湖南在當時之中國，仍算不得什麼。長沙國，以小弱見全，可憐的國，非自立自治的國。節度史〈使〉地，荊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的奴隸耳。五代曾為馬殷〔１〕割據，陋懦殊不足道。至於行省，乃皇帝行巡宮府，舉湖南而為一王之奴隸。元明曆清，長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極慘。由此以觀，四千年歷史中，湖南人未嘗伸過腰，吐過氣。湖南的歷史，只是黑暗的歷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這是四千年來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
中國維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戍〈戌〉之秋〔２〕，湖南人生氣勃發，新學術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設，譚嗣同熊希齡〔３〕輩領袖其間，全國無出湖南之右。乃未久而熊逐譚殺〔４〕，亡清政府以其官力施於湖南，新銳頓挫，事業旋亡。這又是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
湖南有黃克強〔５〕，中國乃有實行的革命家。甲辰一役，萍醴喪亡，黃克強出遁，馬福益駢首，清廷以其暴力，戮辱湘人〔６〕。湖南不克先辛亥而推倒滿清，早脫臣妾之羈勒。這又是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
民國成立，分權論不勝集權論。袁盜〔７〕當國，湯屠〔８〕到湘，湖南於是第一次被征服。湘人驅湯，而北方段祺瑞〔９〕又欲達其力征統一之迷夢。傅良佐〔１０〕以湘人而憑藉北勢，被命督湘，湖南於是第二次被征服。湘人起而逐傅，兵到岳陽，驟遇大敵，張敬堯〔１１〕連陷長寶，湖南於是第三次被征服。今借湘人自決的力，奮起驅張，恢復全宇。然九年三被征服，屢踐北人馬蹄，假中央統一之名，行地方蹂躪之實，這不更是近事之中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嗎？
反之湖南不受中國之累，得遂其自然發展，豈猶是今日的湖南嗎？小組織受束於大組織，事事要問過中央，事事要聽命別人，致造成今日之惡結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決自治，遠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氣，居全國之先，使無所謂中央者為之宰製，不早已造成了一個新湖南嗎？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應，湘人治湘，行之二載，使無所謂中央者為之宰製，加以人民能自覺悟，奮其創造建設之力，三被征服之慘禍不作，不又早已造成了一個新湖南嗎？我嘗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無力，亦緣機會未來。現在呢？機會來了，機會實實在在來了！全中國無政府，全中國大亂而特亂。我料定這種現象至少尚要延長七八年。以後中國當大分裂，大糜爛，武人更橫行，政治更腐敗。然有這當中必定要發生一種新現象。什麼新現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據壟斷，變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專制壟斷之毒，奮起而爭自由，從湘人自決、粵人自決、川人自決以至直人自決、奉人自決，這是必至之勢。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後，再有異軍蒼頭特起，乃是澈底的總革命。
湖南人啊！我們的使命實在重大，我們的機會實在佳勝。我們應該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國為目標，實施新理想，創造新生活，在瀟湘片土開闢一個新天地，為二十七個小中國的首倡。湖南人呵 — — 我們應該一齊努力！
根據１９２０年９月６日、７日湖南《大公報》刊印。署名毛澤東。
注釋：
〔１〕馬殷（８５２ — ９３０），字霜圖，許州鄢陵（今屬河南）人。唐時曾任潭州（治所在今長沙）刺史和武安軍節度使。五代梁時被封為楚王。據有今湖南全省及廣西東部地。五代唐時建立楚國。
〔２〕丁酉戊戌之秋，指１８９７至１８９８年維新變法運動期間。
〔３〕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熊希齡是湖南鳳凰人。
〔４〕戊戌變法失敗以後，熊希齡被逐革職，譚嗣同遭殺害。
〔５〕黃克強。
〔６〕指１９０４年（即甲辰年）黃興在長沙組織華興會起義失敗一事。
〔７〕袁盜，指袁世凱。
〔８〕湯屠，指湯薌銘。
〔９〕段祺瑞。
〔１０〕傅良佐是段祺瑞任命的湘督，為西南聯軍驅逐。
〔１１〕張敬堯是段祺瑞任命的湘督，為湘軍驅逐。
《“全自治”與“半自治”》（1920年10月3日）
我們主張“湖南國”的人，並不是一定要從字面上將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個“國”字，只是要得到一種“全自治”，而不以僅僅得到“半自治”為滿足。“國”的要素為土地，人民，主權，主權尤為要素中的主要素。湖南人沒有自己處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權，而長被侵奪於益我則少損我則多的中央或鄰省。湖南人不是麻木，總該有點感覺，奮起獨立，正此其時。劉君春仁主張聯邦〔１〕，我說中國現在並沒有邦，從何雲聯？暫時只有努力造邦，不要說聯。德美都是先有邦，後才互相聯合。邦造成了，聯只是自然的結果。我對於二十年內辦中國的總組織，總是懷疑，所以我不特反對吳子玉的國民大會〔２〕，並且反對梁啟超的國民制憲〔３〕，同時更大大反對南北議和。我以為赴碼的要求是南北分立。更進則各省自治。各省中以湖南和廣東地位最好，可以取革命精神，推翻一切，建設一個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和廣東人所欲的廣東（理想的廣東新的廣東），而樹立一種模範自治。若處在這樣好的地位，尚為半自治所誤，那就不痛不癢，真正冤枉了！真正可惜了！我覺得湖南人確有幾種可愛的特姓〈性〉，堅苦，奮發，勇敢，團〔結〕心，【結】都是，卻太缺乏理想。湖南人無理想，所以他的生活不能向上，只能隨人轉移，而不能超脫環境，自達其所欲適。我于“湖南國”一個問題，尚有極長的理論，□事□擱未寫出，稍遲當寫出奉正邦人。先述大意於此，以答劉君及朋友中之懷疑者。
根據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日湖南《大公報》刊印。署名澤東。
注釋
〔１〕劉春仁，身份不詳。其主張見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９日至３０日湖南《大公報》所載劉春仁撰《對於‘打破大中國建設多數小中國’的懷疑並表示我的‘聯邦制意見’》一文。
〔２〕吳子玉，即吳佩孚。吳佩孚（１８７４ — １９３９），山東蓬萊人。北洋軍閥直系首領。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３日，他在鄭州通電反對安福系包辦上海和會，建議召開國民大會解決一切問題。以後一直堅持這一主張，並制定了一套國民大會提綱。
〔３〕梁啟超在１９２０年７月著有《國民自衛之第一義》（一名《國民制憲運動》）一文。他寫的另一篇《主張國民動議制憲之理由》，刊登於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８日湖南《大公報》。
《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建議》〔１〕（1920年10月5、6日）
建議者：龍兼公、楊績蓀、張慎庵、王亦僧、成森、程一中、匡日休、朱劍帆、陶毅、馬續常、羅教鐸、魏俊明、劉馭皆、毛澤東、吳大猷、郭開第、何叔衡、王宗訓、彭璜、唐耀章、李錫純等三百七十七人（名多不及具載）。
我們認定：湖南人民的“自治運動”，在此際一定要開始進行了。此際是一個頂好的機會，是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這個機會一逸過，以後再要尋出這樣的一個機會，就很難了。
“湖南應否自治”的問題，在此際己〈已〉經不成問題了。“湖南應該自治”。假如是一個湖南人，而不至於全無心肝，大概會人人肯定。故在此際“湖南應否自治”不成問題，問題全在“怎樣將湖南自治實現”。
關於湖南自治根本法的起草悻這一個月來，有人主張由省政府起草，有人主張由省議會起草，有人主張由省政府省議會合同起草，有人主張由省政府省議會以及省教育會省農會省工會省商會湖南律師公會湖南學生聯合會湖南報界聯合會等合同起草，有人主張由個人動議提出草案邀贊成的人連署成為一種若干人同意的草案。
上面這幾種主張，我們都不能贊成。理由如下：
（一）湖南自治根本法，就是湖南憲法。在此際提出湖南憲法，是不承認中華民國約法〔２〕及根據約法所產生的各種法律和命令的了。省政府省議會省教育會省農會省工會省商會湖南律師公會等，都是根據從前的約法或其他的法律或命令組成的機關，只“能有”反對湖南憲法的權力，而“不能有”提議或起草湖南憲法的權力，並且只“應該”用其權力反對湖南憲法，而“不應該”用其權力提議或起草湖南憲法。以此理由，故前四種主張，在理論上不能成立。
（二）由個人動議提案，本是很好的了，可以避去前四種的難點，並且其根據最為結實有力。然我們仍不能贊成者，第一，此際的時機，是不能容我們從容坐論的時機。一個人動議提案，充其量，三千萬人可以提出三千萬個案來，俟河之清，什麼日子才有湖南憲法出現？什麼日子才可以建設新的湖南？第二，現在人民程度這麼樣低，以前並沒有堅強的人民團體或政黨，即令由人民動議提案，假如人民的意思與現時政府的意思相左，人民有什麼力量可與相抗？
（三）前五種主張，單言起草，起草以前的上文和起草以後的下文，全未慮及，實在是可笑的事。我們認定第一步發動，第二步起草，並議決，並公佈，第三步施行。這三步在形式上是有統系有連貫的關係的，在實質則三事各別，全然不可混淆。前五種主張，除個人動議起草一種有相當的理由外，餘四種都是不明手續關係。未尋得發動的根據，便要遽然起草，這道理從何處說起？我們覺得在現在這麼緊迫的時機，有兩點不可不加注意，（１）要在理論上講得通，（２）要在事實上做得到。我們認定前四種主張在理論上講不通，後一種主張在事實上做不到，所以我們都不贊成。
然則我們的主張怎麼樣呢？
我們的主張是：
‘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
我們覺得這種主張，是於理論上講得通，又於事實上做得到的。今申述于左：
第一，湖南革命政府
現在湖南以譚延闓〔３〕氏為首領所組織的政府，實在是一個革命政府。說明如下，（一）譚氏出兵推翻北政府的命官張敬堯〔４〕，是對張敬堯以及北政府取革命的行動，這是顯而易見的。（二）譚氏通電〔５〕，宣言此次驅張，是湘人自決，與西南大局無關。而西南政府〔６〕首席總裁岑春煊〔７〕氏電告北政府，說西南並無命令譚延闓攻張敬堯之事。此次驅張，純系湘人自決。【是】譚氏在驅張以前，和西南政府有主屬的關係是事實，惟從發動驅張日起，此種關係即告斷絕，全屬自由意志行動，即全屬革命的行動。（三）九月十三日譚氏在總司令部召集湖南自治會議〔８〕，尤其是革命行動之表著者。譚氏以革命軍不顧西南政府推翻北方命官，因而在長沙建設革命政府，因而在革命政府裡面召集為約法所不許的自治會議，這本來是可以的，是應該的。但若不說是革命政府，就有違法及叛逆之嫌。何則？非革命政府而召集為約法所不許的自治會議（約法上沒有規定各省長官可以隨意變更地方組織），豈不是違法而且叛逆的行動嗎？
准上理由，則湖南現在的政府並不是從前的所謂省政府，而確是一個革命政府，己〈已〉無疑義。從而在湖南地方的個人或團體對於這樣的革命政府如不發生異議（就是不說他不應該革命 — — 驅張），或對於這革命政府所發生的行動，如召集湖南自治會議一事反都加以贊成（即自總司令部自治會議後，無人提出反議。各報反對，都是反對由舊省政府或舊省議會包辦“起草”），則個人或團體在中華民國約法及根據約法產生的法律上面的地位，一齊消滅了。
以上從理論上說。再從實際上說，這次驅張運動，湖南人民直是全體加入。不僅為被動的“不發生異議”和“加以贊助”而已，直是主動的個個做革命軍的一分子，個個人心中欲提出一個自治案，對於以前的法律，早已全體宣告脫離了。
第二，湖南人民憲法會議
這是名稱問題。有主張“湖南國民大會”及“湖南國民憲法會議”者，我們覺得在湖南尚未決定宣告建國以前，“國民”二字有與“中國國民”相混或無根據的嫌。有主張“湖南自治法會議”者，我們覺得湖南現在所要的自治法，即與美之州憲法和德之邦憲法相當。中國現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時才有全國的憲法出現。在事實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憲法，然後才有全國的總憲法，一如美、德所走那一條由分而合的成路。我們覺得湖南現在，用“憲法”的名稱，較為妥當，而產生憲法的機關，定名為“湖南人民憲法會議”。
第三，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
大凡一種革命起於一個地方，或一個國內，除古代的專制政體，由新起的帝王專斷，不許人民參與以外，大概是由革命政府召集憲法會議的。最近的例，如一九一○年中華民國軍政府所召集的約法會議（參議院〔９〕），一九一七年俄國克倫斯基政府所召集的全俄憲法會議〔１０〕，一九一八年俄國列寧政府所召集的全俄勞農會議〔１１〕，一九一九年德國愛倍爾政府所召集的德國憲法會議〔１２〕都是。所以然者，舊政府已倒，舊制度根本推翻，革命政府成為國中唯一勢力，舍革命政府更無有能召集憲法會議者。要說由人民動議，則革命政府之首領，即是一個人民。由革命政府的首領，合之其政府內的僚屬，及其他所有的黨徒，業已成為一大勢力，由之發動召集憲法會議，實為事勢之所必經，而亦並無不合理論之處。我們覺得現在湖南，處此稍縱即逝的時會，應即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人民憲法會議，快刀斬麻，既不至別生枝節，而又為事實上所能做到，庶憲法會議可以早日觀成，湖南自治可以早日實現。
此處有要注意者，則召集“人民憲法會議代表”的“方法”是也。此召集方法，名義上由湖南革命政府擬定，實質上，至少要參入在省城裡的住民，□習慣上（不是法律上）固有之省議會省教育會省商會省農會省工會學生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報界聯合會律師公會等各團體的意見。並至少要依照下列兩個條件，（一）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選舉，（二）每五萬人中選出代表一人。
第四，由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
此中包括三，（一）起草，（二）議決，（三）公佈。這一響來所鬧的起草問題，應該放在此處，才算適當。我們只承認革命政府有召集憲法會議之權，決不承認其有起草憲法之權。憲法起草當然是憲法會議的事。其程式為：湖南革命政府既己〈已〉召集全省人民代表來到省城了，即由代表自行集會，先推出相當人數，起草湖南憲法草案，次將憲法草案議決成為正式憲法，次用湖南憲法會議全體代表名義，將此正式憲法公佈。
於此有一問題，即議決後要不要經過全省人民的總投票批准然後再行公佈是也。關〔於〕這一點，有兩面理由。主張“要”的理由：（一）果能辦到三千萬人人人對於湖南憲法投一張表示他自己贊否的意見的票，這憲法便和三千萬人生了關係了，有很大的教育意味。（二）經過憲法會議議決，又經過全體人民總投票批准的湖南憲法，總算栽了一個很深的根，以後雖有什麼中央或外省或者是本省的野心家施其意外破壞手〈段〉，也不容易動搖。這兩層理由，都極正大，我們本來根本贊成。我們所以主“不要”者，全是事實問題。我們覺得湖南憲法，至遲要於六個月內完全制定公佈，加要取到總投票批准，則非八個月乃至十個月不行，恐怕會要遺〈貽〉誤事機呢。如果大家覺得遲點公佈不甚要緊，決不至遺〈貽〉誤事機，致使此自治憲法有根本動搖不能成立之虞，則我們一定贊成要經全體人民總投票批准，那是無疑的了。
第五，建設新湖南
湖南自治憲法，既經公佈了，於是根據憲法產生正式的湖南議會湖南政府，及七十五縣的縣議會縣政府，及縣下最小區域的市鎮鄉自治機關，至是新的湖南，乃建設告成。
我們的提議，已經完畢了。我們所以要提出這個議，實因為這個事情關係太大了。驅張而後，人事蹉跎，落葉驚寒，歲月將晏。天天說自治，天天沒辦法。政府彷徨，不知所措。群眾悠忽，闃然無聲。驅張而不能建設自治，驅張只算是白驅了！我們既然有點意見，總應該提出來，給大家研究。但這不過是一個“召集憲法會議”的建議，至於以後實行召集，召集了實行制憲，制憲完了實行建設，問題均極重大，非有多數熱心的人，竭力去做實際的運動，決不能完美實現的。我們覺得現在的湖南人，大家應該繼“驅張運動”之後，發起一個極廣大極普遍的“湖南自治運動”。湖南人素來有點勇氣，驅張驅傅驅湯〔１３〕，就是最近的證據。湖南人應該移其消極的破壞的精神，來集注于積極的建設上面。我們又覺得湖南這一回主張自治，應該要主張“全自治”，而不要主張“半自治”。絕不要顧及什麼中央，和什麼各省。湖南人只知道地球之上有湖南，湖南之內要自治，絕不要瞻前顧後，自餒其氣，棄“全自治”而主張那不痛不癢的“半自治”。有敢妨害湖南人的自治者，湖南人為自由而戰，所不惜也。
根據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５日、６日湖南《大公報》刊印。
注釋：
〔１〕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９日湖南《大公報》所載《昨日建議召集人民憲法會議之大會議》的報導中，龍兼公稱：此案（指此建議）“最初提出者，為毛君澤東、彭君璜及餘三人”。報導還說，此建議由湖南各界公民簽名送省政府（當時譚延闓為湘軍總司令兼湖南省省長），簽名者約４００人。
〔２〕中華民國約法亦稱“新約法”，俗稱“袁記約法”，１９１４年５月１日由袁世凱政府頒佈。“新約法”規定採用總統制，以法律形式把袁世凱的總統權力擴大到與封建皇帝一樣，以此為袁世凱復辟帝制作準備。
〔３〕譚延闓，辛亥革命後第二任湖南都督。
〔４〕張敬堯，在段祺瑞支持下佔據湖南的北洋軍將領。
〔５〕譚氏通電，指１９２０年７月２２日譚延闓宣佈湖南“實行地方自治”和實行“民選省長”的快郵代電。（見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６日湖南《大公報》）
〔６〕西南政府，指滇桂聯盟支持的廣州護法軍政府。
〔７〕岑春煊，時任護法軍政府總裁。
〔８〕湖南自治會議，指譚延闓於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３日邀集省內外部分官紳在湘軍總司令部召開的自治會議。
〔９〕“一九一○年”有誤。此應指１９１２年１月在南京成立的臨時政府立法機構臨時參議院。該院於是年３月８日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于３月１１日公佈。
〔１０〕１９１７年俄國克倫斯基政府沒有召集過全俄憲法會議。這裡可能是指這年６月召開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其議程之一是籌備立憲會議問題。立憲會議的選舉於１１月２９日舉行，而立憲會議是在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８日召開的。
〔１１〕指１９１８年７月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大會批准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
〔１２〕指１９１９年２月６日在德國魏瑪市召開的國民制憲會議。
〔１３〕驅張驅傅驅湯，即湖南人民驅逐張敬堯、傅良佐、湯薌銘。
《為湖南自治敬告長沙三十萬市民》（1920○年10月7日）
湖南自治是現在唯一重大的事，是關係湖南人死生榮辱的事。我勸湖南人，我勸我三千萬親愛的同胞，爹媽死了，且慢去埋，大家來將這自治的海堤築好再說。大風和海潮要來了，這大風和海潮曾經掃蕩過我們多少次，現在又將要來掃蕩我們了，我們的海堤尚沒有築好，並且還沒有開始築，多危險！大家知道嗎？
但是三千萬人實在太疏遠了。道路也遠，覺悟的也少，趕不及這個堤工。因此這個責任，便不得不歸到我們三十萬長沙市民的身上了。長沙市民現在不趕快起來做自治運動，湖南自治終無成立之望。長沙的市民！三千萬同胞雖沒有明白將這責任付託於你們，卻隱隱將這責任付託於你們了。你們成功，三千萬人蒙福。你們失敗，三千萬人受禍。你們的責任真不輕！你們應該知道。
西洋各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無一不起于市民運動。不但現在俄德諸國震盪全球的大舉動，是起于市民，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從專制家手裡爭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有。市民的權威真大！市民真是天之驕子！
市民呵！起來。創造未來湖南的黃金世界只在今日。
根據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７日湖南《大公報》刊印。署名澤東。
《反對統一》（1920年10月10日）
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得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中國也不是全無熱心國事的人。這些熱心國事的人，也不是全然沒有知識和能力。然而辦不好者，中國之人，太沒有基礎，太沒有下層的組織。在沙堵〈渚〉上建築層樓，不待建成，便要傾倒了。中國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個建在沙堵〈渚〉上的樓，個個要傾倒，就是因為個個沒基礎。四千年的中國只是一個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經營，多少學者的論究，都只在一個空架子上面描寫。每朝有幾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個條件得來，就是殺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殺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實的基礎。因此我們這四千年文明古國，簡直等於沒有國。國只是一個空的架子，其內面全沒有什麼東西。說有人民罷，人民只是散的，“一盤散沙”，實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國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幹什麼去了？一點沒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中國這塊土內，有中國人和沒有中國人有什麼多大的區別？在人類中要中國人，和不要中國人，又有什麼不了的關係？推究原因，吃虧就在這“中國”二字，就在這中國的統一。現在唯一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一。
中國人沒有科學腦筋，不知分析與概括的關係，有小的細胞才有大的有機體，有分子的各個才有團體。中國人多有一種拿大帽子戴的虛榮心，遇事只張眼望著前頭，望著籠統的地方。大帽子戴上頭了，他的心便好過了。現在的和議，就是這樣。一些人捧著一個“和議”，北跑到南，南跑到北，沒希望的時候，便皺著眉，有一點希望，便笑起來了。我是極端反對和議的，我以為和議是一個頂大的危險。我的理由，不是段琪瑞的統一論〔１〕，也不是章太炎孫洪伊的法律論〔２〕，我只為要建設一個將來的真中國，其手段便要打破現在的假中國。起碼一點，就是南北不應複合〔３〕，進一層則為各省自決自治。
各省自決自治，為改建真中國唯一的法子，好多人業已明白了。這是這次南北戰役〔４〕的一個意外的收果。現在雖然只有湖南，廣東，江蘇，湖北幾個省發動，事勢必然成為一道洪流。全國各省，都將要納到這個流裡，是一個極可喜的現象。現在所要討論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各省自治內部的事，即如何促使各省自治成立；一是各省自治外部的事，即如何將妨礙各省自治的障礙物，減殺其效力或阻止其進行。
關於前一個問題，我有二個意見：（一）像湖南廣東兩省用兵力驅去舊勢力的，算是一種革命，應由各該革命政府，召集兩省的“人民憲法會議”〔５〕，制定“湖南憲法”及“廣東憲法”，再依照憲法，建設一個新湖南及新廣東。這兩省的人民最要努力。其憲法要采一種澈底革新的精神，務以儘量發揮兩省的特性為標準。（二）像湖北江蘇兩省，不能有革命的行動，只好從鄂人治鄂蘇人治蘇（省長）一點入手，等到事權歸了本省人，便進而為地方自治的組織。以上二種方法，各依各的情勢去改造。於前一種可以樹各省自治的模範，實有“國”的性質，可實行一種“全自治”，所以最有希望。於後一種，雖然暫時只能實現“半自治”，然根據這種自治，便可進而做廢督運動。只要督軍廢了，則全自治便即刻到了手了。方法雖然和平一點，不十分痛快，然為適應環境，采這種方法，也是好的。
關於如何除去各省自治的障礙物，我以為這障礙不在督軍，而在許多人要求的“統一”。我以為至少要南北對立。這是促成各省自治的一大關係點。倘使統一成了，新組國會，制定憲法，各省自治，必多少要受憲法束縛（無論中央政府永辦不好），像湖南廣東，便斷不能發揮其特性。又人才奔赴中央政府，地方必有才難之歎。更有一個大不好處，假如中央政府成了，全國視線，又都集注中央，中國人看上不看下務虛不務實的老癖必要大大發作，而各省自治，又變成不足輕重的了。我覺得中國現在的政象，竟如清末一樣，國人對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壞。我看此際尚未壞到極處，我們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壞度，卻盡可不必替他減少壞度。我們最好采不理主義，和議再不要說了，國民大會解決國事之說〔６〕，再不要提倡了。要提倡國民大會，也要如張東蓀先生的主張，用國民大會去解決省事。
胡適之〔７〕先生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們羅主義，各省關上各省的大門，大門以外，一概不理。國慶〔８〕是慶中華民國，我實在老不高興他。特為趁這國慶，表示我一點反對統一的意見，而希望有一種“省慶”發生。
根據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刊印。署名毛澤東。
注釋：
〔１〕段祺瑞，北洋系長老。
〔２〕章太炎，即章炳麟（１８６９ — １９３６），字枚叔，號太炎，浙江余杭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學者。時竭力主張聯邦制，主張各省迅速制定正式憲法，不能滿足于臨時憲法。孫洪伊（１８７０ — １９３６），字伯蘭，天津人。早年為袁世凱幕僚。１９１１年任直隸諮議局議員，參與立憲活動。１９１６年在段祺瑞內閣中先後任教育總長和內務總長。後參與組織憲法商榷會和民友社。時竭力主張“由人民組織地方政府，施行地方政治”，“以憲法會議討論之地方制度，參合試行。”
〔３〕南北不應複合，意為當時的中國不應再行“南北議和”、“南北統一”。
〔４〕南北戰役，指１９１７ — １９１９年間南方護法軍與北洋軍閥之間的戰爭。
〔５〕召開人民憲法會議，是毛澤東、彭璜、龍兼公等人的一種政治主張。他們曾提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建議》。
〔６〕指當時吳佩孚等人提出通過召開國民大會解決一切問題的主張。
〔７〕胡適之，即胡適。
〔８〕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首義後，中華民國建立。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８日北京臨時政府臨時參議院議決，定１０月１０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
《湖南自治運動請願書》〔１〕（1920年10月11日）
呈為請願事：
竊以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載在約法〔２〕，已曆九年。市民等於此九年之中，雖在約法上應享受種種自由之特權，而在實際上則幾被少數官僚軍閥剝奪至於淨盡。此固由於一國之根本大法未能成立，亦實由於地方自治尚未實施有以致之。湘省連年政變迭興，禍亂相尋。無論湘人治湘或湘人被治，要皆為一種官治之良否區別，而於民治無與。故當兵連禍結之下，市民等惟□〔３〕相率忍痛茹苦，別無救生出死之道。茲幸湘局底定，群情望治。黃金世界之讚美，民治樂土之屬望，中外輿望，殆成一致。市民等鑒既往之大艱，知來日之不易。審慎集議，至再至三，竊謂非從速舉行地方自治，決無以濟湘局于郅盛；非從速召集人民憲法會議，決無以期自治于完善。而人民憲法會議之組織法及選舉法，市民等尤認為至重至大。綜其主要之點有六：（一）憲法會議代表，依縣之大小分配產出；（二）制憲期以三個月為限；（三）用直接選舉法；（四）用普通選舉法；（五）代表不得兼官吏與軍職；（六）選舉期限至多不得逾兩個月。本以上六主要點，產出人民憲法會議，必能博采大多數之意見，製成完善之憲法，以增進湘人幸福，樹立全國模範。再吾湘現處特別地位，應采革命精神，趄斷從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決自主，不仰賴中央，不依傍各省，剷除舊習，創建新邦。至此後制治精神，宜採取民治主義及社會主義，以解決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特別難點，而免日後再有流血革命之慘。又依湖南現在情形，宜採取湖南們羅主義，湘人完全自治，不干涉外省，亦不受外省干涉。
市民等謹以大多數之意見，提出于總司令〔４〕之前，敬仰採納施行。此呈
湖南總司令譚
湖南省城全體市民謹呈
根據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１日湖南《大公報》刊印。
注釋：
〔１〕本文未署名。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上海《民國日報》所刊的《湘各界促進自治大會》中說，這次大會“推毛澤東，龍兼公為請願書起草員”。另王無為１９２０年著《湖南自治運動史》中亦提到，“請願書起草問題，討論良久，乃推定龍叔彝（即龍兼公 — — 編者注）、毛澤東為起草員。”可知本文為毛、龍二人起草。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１日湖南《大公報》在題為《國慶日的遊街活動》的新聞稿中刊錄此請願書的同時，還提到長沙近萬人於１０月１０日冒雨在省教育會坪召開自治運動大會，會上宣讀了《請願書》，會後遊行。當遊行隊伍行進到總司令部時，將《請願書》當面交給了譚延闓。
〔２〕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３〕原件此處模糊，疑為“有”字。
〔４〕總司令，指當時的湖南省長、督軍兼湘軍總司令譚延闓。”
毛澤東和彭璜依靠青年湘獨運動一夜成名，變成了湘人的梁天琦和陳浩天。毛澤東說彭璜“志高有勇，體力堅強，朋輩中所少”。（《毛澤東致彭璜書》，1921年1月28日）湖南《大公報》推出定期專欄“湖南建設問題”，由他們兩人主筆。彭璜發表了《對於湖南建國的解釋》，指出“國”字既可以指大一統帝國，也可以指自決之國。他解釋說：中國是大一統帝國，但湖南國是自決的民族國家。他寫道，“人太專注于這個‘國’字。所以一說到建‘國’，就發生破壞’大國’的恐懼。卻不知民族自決的建國，根本不同於帝國主義的建構，卻不知‘怕建小國破壞大國’的思想，就純粹是偶像的國家思想。”兩者南轅北轍，不可能東食西宿：“一個是附屬的，一個是獨立的。一個是因襲改良的，一個是根本改造的。一個是沒有獨立憲法的，一個是有獨立憲法的。一個是‘半’自治的，一個是‘全’自治的。所以要立’國’，就是要獨立，要根本改造，要有獨立憲法，要完全自治。”
湘獨理論不是毛澤東和彭璜首創的。他們的前輩和同胞蔡松坡將軍早就提出：中國類似羅馬帝國，湖南類似羅馬廢墟上產生的英格蘭和法蘭西。梁啟超和晚清立憲党人發明的“中華民族”，不過沒落大一統帝國的借屍還魂而已。“湖南者，亦猶羅馬之英法，可謂能有新機耳。特湖南省也，英法國也，同異之間，如是而已。”（斯蒂芬·普拉特：《獨立的理由：湖南民族精神是如何被發明的》）青年湘獨分子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否定了章太炎和晚清革命党人發明的“漢族”，強調只有湖南民族才是歐洲意義上的“民族”：
“深覺得這個籠統混雜的漢族名目，壓住了我們湖南人的向上，阻止了我們湖南人的進化，牽制了我們湖南人的發展本能！現在硬覺得我們湖南人不叫是漢族了！要不然，就是’非湖南人’不叫是漢族？湖南有湖南人的特性，湖南有湖南人的風俗，湖南有湖南人的感情與本能。移言之，湖南地方的人民，是有一種獨立的’民族性’。這個“民族性”很不與各省同胞相類，所以認定湖南人與各省同胞是同一民族，原來是個解釋民族的莫大錯誤！……
一地方人的要求獨立愈必要，我們湖南人對於湖南人的感情怎樣？我們湖南人對’非湖南人’的感情又怎樣？要是我們隨在留意，時很容易證明的。我是一個鄉下人，我從我的鄉村生活中間，看出了湖南人心中只有一個湖南，不有一個中國。我平日從省城回家去，鄉下人所與我交談的總是：‘湖南的大局如何？不是袁世凱要血洗湖南？聽說北方要放個什麼湯薌銘作湖南都督？聽說陳複初有奸黨降了北方？這個畜生……湖南倒楣了，曾官保一輩的人都死完了。再也沒有這等人了……
中國的湖南，簡直是英國的愛爾蘭了？凡是主張正義人道的人，哪個不贊成愛爾蘭獨立……湖南人的精神果猶未滅絕！就應當趁此晨光萬丈的時代……大呼精神獨立！民族獨立！湖南獨立！”
1920年10月10日本來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自然會引起湘獨勢力的一片嘲諷。湖南《大公報》副主筆李景僑發表社論：“我們不慶祝過去的中華民國，應慶祝將來的湖南‘國’，不可嗎？……中華民國騙了我九年的‘慶祝’，不又被湖南‘國’連本帶利都騙去了。那麼國慶日的時評我還是不作！”毛澤東的第一批粉絲當中，還包括未來的第一代共青團領袖張文亮。張文亮當時更傾向世界大同，但他也堅信湖南民族比漢族或中華民族更適合充當全人類自由聯合的基本單元。“對於第二派（愛中國）的愛國志士可以視同狗屁。嚴格點說來，簡直可以不齒他……我更希望把‘中國’二字遠拋東海……欲談湖南國，絕不容再所謂‘中國’存在！”他對雙十節的致辭是：“又是照例的九年國慶到了！哈哈！同胞！‘國慶’！怎麼叫做國慶？國中一年來有何可慶？說來你們不要痛心嗎……那麼，今日的國慶豈不成了國喪嗎？”（斯蒂芬·普拉特：《湖南人與現代中國》）
陳小雅後來提出，彭璜可能死於毛澤東的謀財害命。無論此說的依據是不是足夠充分，彭璜的失蹤確實給青年湘獨運動造成了重大的損害。運動失去了銳氣最盛的先鋒彭璜以後，又失去了最有力的金主譚延闓。趙恒惕取代譚延闓，完成了基本法的制定工作，仍然將毛澤東視為湘獨運動的後起之秀，對他的“文化書社”關照有加，但運動的衝鋒陷陣階段已經結束，毛澤東再也不能指望大筆的現洋。然而，共產國際和國民黨的盟約正在形成。他們無論盧布還是武器，都比湖南土豪強大得多。譚延闓身為國民黨的元老，可以理直氣壯地歸隊。毛澤東沒有體面的變節理由，但他也不像大地主那樣需要面子。維經斯基在上海賣掉了布爾什維克從俄羅斯搶來的珠寶，尼克爾斯基決定分出一部分招募亞洲苦力。毛澤東拿到兩百大洋的交通費，欣然前往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毛澤東在會上幾乎無話可說，但主持會議的俄國間諜（尼克爾斯基）和荷蘭煽動家（斯內夫利特）都有理由認為：愚昧閉塞的亞洲內地只要出得了湊數的代表就不錯了，其他方面不能太苛求。毛澤東只要能解決經濟問題，同樣不會太在意金主的立場問題。國際同意每月給他六十大洋的津貼，後來又增加到一百七十塊大洋，比歧視他的北大教授還要多。於是，毛澤東暫時過上了幸福的無產階級革命生活。他用組織提供的經費，盤下了長沙清水塘的房子，畢生第一次有錢雇傭人，這是鄉下的剝削階級父母永遠不敢指望的。（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如果彭璜沒有失蹤，譚延闓仍然慷慨解囊，毛澤東會不會留在祖國，頗能發人遐想。毛澤東缺乏語言天賦，在北京做每月八塊錢的圖書管理員期間，連滿大人語都沒有學會。北大的輿論領袖根本聽不懂他的湘語，使他備感屈辱。他的同儕忙於留法、留俄，但他寧願留在家鄉。其中的心理因素顯而易見，他只有在家鄉才能找回高人一等的感覺。他即使到了晚年，都非常不願意接觸層次高於自己的人，不僅受不了“言必稱希臘”的匪諜系，甚至連身邊的女人都要越換越土。山中無老虎，猴子才能稱大王。梁山泊有了林教頭，白衣秀士王倫就會渾身不舒服。毛澤東最後將東亞大陸改造成全世界最大的禁室培欲基地，其實也是出於今天偶像明星的同樣心理。粉絲如果比自己水準高，明星就享受不了偶像崇拜的快感。他們唯一的區別在於，只有毛澤東才能營造禁室。只有封閉環境才能保證粉絲越來越蠢，從而無限延長偶像的高峰體驗。
毛澤東出於這樣的心理，只要祖國還有他上升的管道，大概是不願意背井離鄉的。彭璜和譚延闓如果直到1928年仍然不負初心，毛澤東很可能會繼續攀登他們搭建的社會階梯。這樣一來，他就會淪為國民革命軍追剿的反動派。湖南土豪勢單力薄，因此他只能逃入湘西群山，但他的軍事才能用在本土，會比用在井岡山更為得心應手。党軍在有機會統一東亞大陸以前，就要迎擊日本泛亞主義的老朋友。皇軍一來，毛澤東仍然會得到下山的機會。歷史對他的評價，很可能類似昂山將軍、蘇加諾和哈達。
馬林（斯內夫利特）最初根據他在爪哇的經驗，準備讓國民黨發揮類似“穆斯林聯盟”的白手套作用，開展反帝工人運動。毛澤東一如既往，除了實力以外，什麼都不相信。馬林回憶說：“毛澤東對我解釋：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毛澤東告訴我，湖南有三四萬現代工人，他對工會組織已拿不出任何辦法，所以十分悲觀，甚至認為拯救中國惟有靠俄國的干涉。我不像毛澤東那樣的悲觀，認為應該像現在這樣實幹。”（朱洪：《毛澤東進入“三大”中央局和馬林的關係》，《百年潮》，2004年第1期）毛澤東相信，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可能變成馬林向季諾維也夫承諾的群眾黨。（1923年6月20日，《斯內夫利特致季諾維也夫信》）既然俄國的援助給了廣州國民政府廣州，那麼共產黨人當然應該加入國民黨。毛澤東永遠比其他人更現實，不像張國燾那樣需要說服。馬林對他的配合感到滿意，派他去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大”。因此，青年國際代表達林（Sergei Dalin ）把毛澤東算成了“馬林的人”。（袁南生：《毛澤東、蔣介石與史達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毛澤東在廣州獲得了汪兆銘的賞識，代理宣傳部工作。汪兆銘當時採取了“向左派開放”的策略，特別樂於提攜後進，從而凸顯自己的“少主”資格。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出席了國民黨二大。他出於機會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的本性，覺得國民黨比共產黨和湘獨運動更有出息，準備再次改換門庭。達林忍無可忍，告訴維辛斯基：“毛秘書（毫無疑問是馬林安插的人）說話，簡直讓你毛骨悚然。例如他說國民黨過去和現在都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1924年3月30日，《達林致維辛斯基信》）如果汪兆銘在蘇聯的支持下趕走了蔣介石，毛澤東很可能走上陳公博的道路。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發動了一起類似古巴導彈危機的攤牌。蘇聯人退卻了，汪兆銘憤而出走。汪系人馬聯翩辭職，毛澤東也丟了代理宣傳部長的差使。
汪兆銘下臺，可以去法國休養。毛澤東下臺，就只剩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閑差了。國民黨的農民運動始于粵東，蔣介石和周恩來負有主要責任。粵東士紳階級哺育了孫文和陳炯明、資助了辛亥革命和護法戰爭，最終被外省人的党軍和貧下中農掃地除門，成群結隊地逃往香港，絕大部分都沒有回來。毛澤東在此期間，忠實履行了魯迅的建議，只管在革命的飯鍋裡舀飯吃，其他什麼事情都不管。北伐軍佔領湖南後，開始如法炮製地建立各地黨部和群眾協會。毛澤東隨軍前進，發揮的作用仍然僅限於黨校教員的日常事務：做報告，放幻燈，寫調研文件，諸如此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描繪的現象不是毛澤東發動或設計的，而是國共兩黨幹部在毛澤東鄉邦複製粵東模式的結果。
毛澤東在調研途中看到，他少年時企圖反抗、青年時企圖投靠的士紳階級居然如此銀樣蠟槍頭。他們不僅垮臺，而且以極其可笑可憐的方式，在武力和才智都談不上出色的社會邊緣人面前，表現得不堪一擊。如果敵人十分強大，失敗可以歸咎於敵人的邪惡。如果敵人只是一群小丑，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失敗者早就是一具正在腐爛的屍體了，為了拒絕承認自己的滅亡，故意忘記了真正的兇手和斷氣的時間，一直撐到蛆蟲爬出皮膚的時刻，再宣稱自己死於這些蛆蟲。毛澤東看到自己諂媚、羡慕、畏懼和仇恨的物件居然如此不中用，興奮感、解放感、輕蔑感、恍然大悟感從《報告》的字裡行間溢出。他由衷地感到，貧下中農才是真正的老師。這個道理翻譯成毛式語言，就變成“群眾有無窮的智慧和力量”。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由此產生，包括以下的要點：“你要懂得怎樣蔑視人類，怎樣利用他們的弱點，怎樣開發他們的隱秘欲望，怎樣解除道德、傳統、習慣和一切符號的約束。無論外表多麼高貴體面，人都是犯賤的。人人都在跟隱秘的欲望作鬥爭，以免自己不顧一切地卸下文明的枷鎖和禮教的負擔。你如果尊重人，實際上就是阻止他們自我解放。他們的理性會感激你，黑暗之心卻會驅使他們仇恨你，甚至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你如果踐踏他們的枷鎖，實際上就是幫助他們自我解放。他們的理性會譴責你，黑暗之心卻會愛戴和感激你。誰沉溺形式，就會得到泡沫。誰順服黑暗之心，就會得到實質。”毛澤東思想的其他部分，都是他本人和門徒將上述精髓和具體情況結合的產物。
粵軍首先為孫文立下了汗馬功勞，然後又為家鄉父老的利益，抵制了孫文引狼入室的宏大計畫，反目的朋友當然比統戰的敵人更可恨。因此，國民黨永遠不會譴責蔣介石對南粵地主資產階級的暴行。湘軍作為國民黨的統戰對象，理應享有反革命勝過新革命、新革命勝過老革命的待遇。因此，國民黨必須譴責“痞子運動”的罪魁禍首。黨軍和湘軍的合作，把蔣介石從“左派”變成了“右派”。如果“左派”＝“反社會”而“右派”＝“保衛財產”，那麼蔣介石的真實身份就是南粵和上海的左派、南昌和南京的右派、長沙右派和武漢左派的統戰物件。
敵我認同是共同體的根基所在，左右分歧只有在共同體內部才有意義。右派的本質在於維護某個具體的既存共同體，左派的本質在於解構這樣的共同體。扭曲的身份實際上說明粵、滬、湘、贛根本不是同一個共同體，否則蔣介石不可能同時扮演保護者和破壞者的角色。解構是征服者和革命者的共同特徵，最成功的革命者歷來都是征服者。偽共同體缺乏真正共同體的邊界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比真共同體更容易遭到滲透和征服。征服者和保衛者的戰爭很容易跟左派和右派的鬥爭混淆，因為外人和無產者的政治本能都是破壞。唯一的區別在於：無產者在哪裡都是無產者；外人－征服者只有在外邦才貌似左派，在自己的政治基地總會表現出濃厚的右派色彩。
共產國際對清黨的反應，就是命令中國共產黨建立自己的軍隊。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熱烈地支持“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真理。共產國際以前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毛澤東也是最積極的支持者。兩者在理念上和政策上都南轅北轍，在技術上都是現實主義（機會主義）對教條主義（堅持原則）的勝利。毛澤東永遠是最徹底的現實主義者，認為教條主義者都是傻瓜。他後來從譴責蘇聯不夠左（修正主義），跳到譴責美國不夠右（綏靖主義），同樣是理論意義的南轅北轍和現實意義的前後一貫，使投機色彩最重的蘇聯和美國政治家都顯得像加圖一樣迂腐而純潔。
莫斯科把大部分金錢和顧問交給了周恩來和葉挺，命令他們從南昌打回汕頭，重演海路接受蘇聯武器的劇本。毛澤東只得到了一點點零頭，但他的收益其實最大。他第一次獲得獨當一面的機會，建立了自己的基本盤，變現自己在馬基雅維利領域的特長。秋收起義在軍事上實屬敗筆，大部分軍官和士兵的逃亡暴露了他組織能力的薄弱。井岡山證明他是優秀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卻不是優秀的列寧主義者。他擅長《水滸》、《通鑒》的權謀智慧，排擠和架空了所有可能的競爭者，但史達林擅長的組織工作並不是他的強項，博古和周恩來理應對贛南的蘇維埃化承擔更大責任。
上海中央進駐瑞金，暫時結束了毛澤東飛揚跋扈的幸福生活。紅軍在川黔邊界的流浪暫時切斷了共產國際的交通線，權謀技巧相對于硬資源的重要性隨之上升。毛澤東抓住了這個短暫的機會視窗，同時證明了自己擅長體察人的隱秘欲望和隱秘弱點。儘管如此，他的倖存和成功仍然有賴於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史達林和蔣介石已經達成抗日協定，誰都不願意為區區一個毛澤東的搶班奪權而影響大局。毛澤東其實並不怎麼瞭解高層次博弈的內幕，只是為人比較知趣，懂得見風使舵。他在西安事變、統一戰線、皖南事變的時候，都是首先玩弄極端利己主義的小聰明，然後通過試探抵抗力的強弱，弄清蘇聯基本路線所能允許的自留地最大範圍，然後沿著剃刀邊緣前進，大局上儘量配合蘇聯的國際戰略，自留地趕緊多存私房錢。這樣的操作需要同時具備高超的智力、敏銳的感覺、冷靜的心態和死不要臉的決心，稍稍偏斜一點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毛澤東如果稍微多一點盲從，就會落到西班牙共產黨的下場。莫斯科一向對國民黨拷貝自己對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對共產黨拷貝自己對歐洲共產黨的政策。紅軍在1936年企圖打通國際交通線的時候，蘇聯在蒙古邊境準備的補給就嚴格地複製了西班牙內戰的規格。王明的統一戰線策略和周恩來的保衛大武漢計畫，都是西班牙人民陣線和馬德里保衛戰的翻版。大多數共產黨領袖無論如何怨恨毛澤東，心裡都明白：如果沒有他，共產黨就要做國民黨的人肉盾牌；國民黨願意做蘇聯的人肉盾牌，正是以此為前提的。他如果沒有掌握史達林容忍自留地的底線，棗園的蘇聯情報站就足以讓他死得不明不白。史達林做掉他，不會比他做掉劉志丹更困難。周恩來和康生對他的支持，也是以蘇聯的同意為前提的。任何人只要對照一下王明中毒案和托洛茨基遇刺案，就會發現毛澤東只有一批外行可用。社會部的特工是蘇聯直接培訓的，在上海和香港戰績輝煌，並不是沒有做過暗殺的工作，但毛澤東顯然不敢信任他們，至少在暗算蘇聯的保護對象時，不敢運用蘇聯訓練的專業人員。
毛澤東應對滿洲接收、朝鮮戰爭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決斷模式仍然沒有多少變化。他的資訊仍然很不靈通，證明周恩來、李克農和情報部門仍然直屬蘇聯。同一個情報機構成功地掌握了蔣介石的軍事機密，卻聽任毛澤東捕風捉影地猜測莫斯科的廟算。黨政領導無法控制同級和下級的情治單位，因為後者由最高層垂直領導。這是列寧主義體制的一大特徵，有助於確保下級對上級的依賴。他的策略仍然是阿米巴式的，首先在自留地的方向試探，如果沒有上級的阻力，就伸出更多的觸角，如果感到巨大的阻力，就轉到似乎沒有阻力的方向。掌握內情的觀察者很可能覺得史達林比他聰明得多，石敬瑭根本沒有冒充多爾袞的資格，但這樣的判斷可能並不公正，因為史達林的決斷離不開全球情報網的支持。毛澤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決斷的難度要高得多。
史達林在世之日，毛澤東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的局限。史達林死後，他開始享受解放的感覺。赫魯雪夫得不到他的敬畏，一方面是因為他的自留地已經初具規模，另一方面也是出於誤解，因為赫魯雪夫推出了許多貌似小清新的政策。毛澤東從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時候開始，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教條主義理論家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衝突，每一次都是後者勝利，非常相信自己的經驗。他覺得“和平共處”、“土豆加牛肉”之類的蠢話，無非證明新一代領導人缺乏鍛煉。弱者或蠢人漏出破綻的時候，就是他應該再一次搶班奪權的時候。赫魯雪夫增加了援助，連核技術都給了。資產階級人士出於庸俗道德觀，大概會認為毛澤東應該感恩圖報，至少對待赫魯雪夫，應該比對待苛刻的史達林更好一些。毛澤東的想法恰好相反，知道史達林從來不會忘記索取他的一磅肉，斷定赫魯雪夫之所以釋放善意，一定是因為他在黨內根基不穩。這個判斷並不全錯，因為赫魯雪夫確實有爭取兄弟各黨支持的意圖，然而毛澤東高估了權謀相對于硬資源的重要性，可以說為自己的成功經驗所誤。
毛澤東試圖動員全世界共產黨反對蘇聯，結果只有阿爾巴尼亞響應。東南亞近在咫尺，變成了莫斯科和北京纏鬥的主戰場。毛澤東一面重新發明歷史，抹去了共產國際領導遠東革命的痕跡；一面重新發明理論，將蘇聯的幹部党模式劃為資產階級復辟。毛澤東深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道理，決心借此機會剷除黨內的列寧主義者。他在打天下的時候，離不開蘇聯的支持和蘇聯培養的幹部集團，但正因為如此，非兔死狗烹不足以坐穩江山。史達林每一次改變政策，都要殺光原先政策的執行者。問題在於他不是史達林，沒有殺人如草不聞聲的克格勃。情報、公安系統都是列寧主義者的禁臠，毛澤東只能依賴梁山系軍人、流氓無產者和紅色文人的大雜燴。鄧小平的文革經歷就足以證明，列寧主義者作為集團，只是在形式上被打倒了。
毛澤東只能依靠群眾動員、梁山系軍人和外交路徑綁架，破壞、抵銷和封禁列寧黨的組織力量。他在黨內的處境，像一個依靠移植器官的病人，一開始就沒有痊癒的希望，只能盡可能巧妙地運用免疫抑制劑，降低排異反應的激烈程度，拖長苟且偷生的時間，但永遠不可能消除排異反應。群眾的風暴轉瞬即逝，只有林彪和軍管會才能阻止權力重新落回老列寧主義者手中。然而，即使林彪也逃不過周恩來的陰險謀略。九一三事件以後，只有尼克森才能拯救毛澤東。毛澤東畢竟是東方古老謀略的大師，尤其擅長運用弱者的邊緣策略。他知道，強弱的關係是辯證的。強者的弱點在於，他們的牽掛太多。弱者的強處在於，他們用不著牽掛什麼。蔣介石捨不得“全民領袖”，毛澤東就可以利用這一點欺負他。匪諜系捨不得“党的領導”，毛澤東也可以利用這一點綁架他們。正所謂吳起抱屍，死有餘智。
1972年外交革命和“三個世界”理論的真實目的，就是要把周恩來和老列寧主義者綁在反蘇聯盟的戰車上。否則只要他一閉眼，後者就會把党國帶回原先的軌道。這樣一來，八十年代的中學歷史課本就會記載：“周恩來和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蘇聯的正確領導下，粉碎了混進革命隊伍的野心家和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毛澤東，將革命的旗幟傳給了以鄧小平和陳雲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鄧小平和陳雲在八十年代初的“治理整頓”或“再列寧化”失敗後，不會也得不到國際資本主義的輸血，就只能增加蘇聯老大哥的負擔，結果勢必加速柏林牆的倒塌，自己也會隨著柏林牆一起倒下。
毛澤東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猴氣”太重。史達林十年如一日，深耕幹部隊伍建設。毛澤東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更沒有這樣的耐心。何況他既懶惰又嫉妒，容不得身邊的人比自己層次高。他提拔陳永貴的邏輯，跟寵愛張玉鳳的邏輯完全相同。只有最蠢最土的粉絲才會真心崇拜他，使他感到安全。組織部門和情報部門一樣，一直掌握在蘇聯的學生手中。毛澤東甚至沒有利用自己的地位，認真培養一支嫡系部門。所謂的毛派分子只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胸無大志的底層投機者、過革命家家的紅色文人和學生，根本不具備老列寧主義者冷酷的組織紀律性、多年的政治經驗和殺人不眨眼的狠毒。他們追求權力的虛飾，卻讓權力的實質從自己的指間溜走了。江青和姚文元的真實性格，跟“左聯”時代的小文人相去不遠。王洪文的真實性格，類似向忠發和《喬廠長上任記》的潑皮青工，幾頓好飯好菜就能收買，稍加恐嚇就會屈服。張春橋雖有決斷，但經營人脈的能力很差。
毛澤東既然沒有足以填補真空的班底，任何勝利都不過是抽刀斷水而已。他能夠打倒劉少奇，卻不得不提拔鄧小平。鄧小平從政治意義講，就是劉少奇的分身。他打倒鄧小平以後，並非不能斬盡殺絕，然而即使斬盡殺絕，無非就是再換第三個劉少奇。他老了，折騰不動了。他明知周恩來才是匪諜系的真正魁首，比他更願意做莫斯科的兒皇帝；然而周恩來是如此狡猾、卑屈和陰險，使他既找不到藉口又冒不起風險。他只能懷著壓抑的仇恨，等待和盼望周恩來死去。他想在不消滅共產黨的前提下，消滅壓迫他多年的匪諜系。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等於皇帝想在不放棄儒家的前提下，成立排斥士大夫的內閣。他自己也知道，這種想法不可能實現。
毛澤東臨死前，曾經向毛派和列寧派詢問身後事。王洪文像白癡一樣，得意洋洋地回答：中國人民必將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鄧小平像眼鏡蛇一樣，陰刻惡毒地回答：中國必將陷入慘烈的內戰。（特里爾，《毛澤東傳》）至少從這天開始，他就明白自己的粉絲根本鬥不過自己的敵人。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扶植華國鋒這樣的中間派，希望華國鋒感恩戴德，不負“你辦事我放心”的期許，加上鄧小平“永不翻案”的書面保證，至少能夠堵住匪諜系復辟的道路，保護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孤兒寡婦。明眼人一望即知，這種策略等於死馬當活馬醫。武則天垂老之際，也只能提拔廬陵王，安排李家子弟和武家子弟盟誓，絕不自相殘殺。他們都是資深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依靠寒盟背誓起家，依靠斬盡殺絕固位，如今輪到自己托孤寄命，居然指望跟自己一樣心狠手辣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信守他們一貫鄙視的空話和廢紙，天下寧有是理？
吳起的妙計雖然保護了毛澤東的屍體和頭像，卻保護不了毛澤東的孤兒寡婦。前者在眾目睽睽之下，路徑綁架可以發揮作用。後者在隱秘的角落，正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保留地。毛澤東的聰明才智，僅僅推遲了淒慘的下場。他自己選擇的命運，最終還是追上了他。他曾經有過機會，享受清白和平靜的生活，但他不願意浪費自己的才能和野心，為自己簽署了浮士德式的隱秘判決書。教授的女兒楊開慧對師範生毛澤東而言，本來應該是鳳凰男無緣覬覦的甘美果實。她如果不是懷有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情愫，本來不難得到世俗意義上好得多的物件。毛澤東後來的妻妾，就沒有一個不是熱衷攀附的挖金女郎。毛澤東拋棄她，可以解釋為男性常有的弱點；然而自己在山寨另覓新歡，卻沒有把孤苦伶仃的妻子送去上海、香港或其他安全地帶，不僅大多數男人做不出來，連同一時代的大多數黨員都做不出了。
湘軍將領長期遵循舊式戰爭的倫理，沒有騷擾和監視住在他們眼皮底下的楊開慧。毛澤東如果想要派人接她走，沒有任何技術障礙。共產國際的許多中級幹部都能利用組織的網路，送家屬去香港治病。毛澤東的地位比這些人高得多，但他居然連嘗試一下都不肯。彭德懷的紅軍襲擊長沙，屠殺交不出錢的商會領導人，湘軍都沒有遷怒到楊開慧身上。毛澤東自己卻為了兼併彭德懷的部隊，非要第二次進攻長沙，仿佛存心想要借刀殺人。他進攻和撤離長沙的時候，離楊開慧的住地只有幾小時路程。湘軍仍然沒有做出任何妨礙毛澤東接人的事情，然而毛澤東就是不接。長沙市民經過了兩次超限戰的折磨，開始高呼報復。何鍵仍然允許楊開慧選擇要不要跟毛澤東離婚，只要離婚就可以免予追究。楊開慧明知毛澤東在外面搞女人，仍然不肯背叛丈夫。共產黨後來對待真實或虛構的敵人，從來不曾如此寬容。毛澤東後來用榮華富貴酬勞的革命接班人，沒有一個像楊開慧這樣忠誠。
毛澤東置唯一真正愛他的妻子于死地的時候，山大王打家劫舍的快樂就足以滿足他的期望了。梅菲斯特契約給他的酬勞超出了他最高的追求，沒有給他留下任何毀約的藉口。楊小姐最後的聲音神妙地穿越了翻騰的四海和震盪的九州，為他漆黑的靈魂保存了完整的見證：
“[這]樣悲[慘]□□□□[世]界”。我從六歲時起，就得了這個□□。我想□□□□□□□*六歲的人，能夠有這樣老大的思想，假使不是我自己的經歷，或許我也會不相信。我的[身][體]生下來就弱得非常，一哭就要暈的，一切和平常小孩不同，小孩是好活動的，我不愛活動，小孩是不能深思的，我能夠深思。或許就是這個原因 — — 病的原因吧？那時候，我是同情於畜類；那時候，我還不大知道人的事，但我已知道人是要死的，這也是一個很大慘影在我的心裡。每當[晚]上上床睡覺，這些慘影，如殺雞、殺豬、人死，在我的腦際翻騰起來，那真痛苦！我現在還完全記得那個滋味！我的哥哥，不但哥哥，許多小孩都是一樣，我完全不能瞭解他們，為什麼他們能夠下手去捉小老鼠、蜻蜓玩，完全把它做一個不知痛癢的東西待遇。（*：原文缺字）
我是捨不得我的母親去受那樣的痛苦 — — 看見我死的痛苦 — — 不是有這一個有力的牽絆！那我檢（簡）直沒有生活下來的可能了！
我很想尋出一個信仰來！後來我決定了我的態度，盡我的心，盡我的力，只要做到這一個“盡”字，其餘就不是我的責任了。我安心要把身體弄強健，盡我的力去驅逐病魔。這個方針定了不久，我就到了北京，那個時候是十六歲的光景。我清早起來洗冷水澡，行體操。我只穿一件舊棉襖過冷天。那時現出我的意志力出來！我覺得我無論什麼都能受，我檢（簡）直相信人的壽命，可以由人的意志力去延長它的。
那時我同情下層生活的同胞，我忌（嫉）恨那些穿華服只顧自己快活的人。我熱天和下層生活的人一樣，穿大布衣。
這個時候，大約是十七八歲的時候，我對於結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見解。我反對一切用儀式的結婚，並且我認為，有心去求愛，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神聖的不可思義（議）的最高級最美麗無上的愛的！我也知道這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得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這一頭來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夠隨便，一句恰好的話可以表現我的態度出來：“不完全則寧無。”
父親死了！我對於他有深愛的父親死了！當然不免難過，但我認父親是得到了解脫，因此我並不十分悲傷。
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幸運！得到了一個愛人！我是十分的愛他，自從聽到他許多的事，看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了他。不過我沒有希望過會同他結婚（因為我不要人家的被動愛，我雖然愛他，我決不表示，我認定愛的權柄是操在自然的手裡，我決不妄去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這樣，愛不都會埋沒盡了麼？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決定獨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許多的信給我，表示他的愛意，我還不敢相信我有這樣的幸運！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訴我 — — 他為我非常煩悶 — — 我相信我的獨身生活，是會成功的。自從我完全瞭解了他對我的真意，從此我有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為母親而生之外，是為他而生的。我想像著，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親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著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殺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這一個運命！因為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來了，早又入了浪漫態度中，早已又得了一個結論：“只有天崩地塌一下總解決！”除非為母親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義？過了差不多兩年的戀愛生活，……
現在我的傾向又入了一個新時期，我想在學問裡頭，得到一些滋潤物，把我已枯的生命貫（灌）溉扶持起來！或許能有一個新的發現，或許有一天我要叫著，我從前的觀念是錯了！
唉！殺！殺！殺！耳邊只聽見這種聲音！人為什麼這樣獰惡！為什麼這樣殘忍！為什麼呵？？？我不能去設想了！我要一個信仰！我要一個信仰！來一個信仰吧！！”
“天哪，我總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地，屬我不屬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罷。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記他，我暗中□□□□。家人燒了一點菜，晚上又下了幾碗面，媽媽也記著這個日子。晚上睡在被裡又傷感了一回。聽說他病了，並且是積勞的緣故，這真不是一個小問題，沒有我在旁邊他不會注意的，一定□死方休。
他的身體實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罷，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夠賺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樣隨他的勢，他的聰明或許還會給他一個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沒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裡去。
小孩，可憐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個重擔，一頭是他，一頭是小孩，誰都拿不開。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總不能不愛他。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王春和那樣愛我，我連理也不想理他。
我真愛他呀，天哪，給我一個完美的答案吧！”
“幾天睡不著覺，無論如何……我簡直要瘋了！許多天沒來信，天天等，眼淚……我不要這樣悲痛，孩子也跟著我難過，母親也跟著難過，我想好像肚子裡有了小寶。簡直太傷心了，太寂寞了，太難過了！我想逃避，但我有了幾個孩子，怎能……五十天上午收到貴重的信，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淚也要纏住他的屍體，一個月一個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他丟棄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腦海中翻騰，以後的事我也假定……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丟棄我的！他是幸運的，能得到我的愛，我真是非常愛他的喲！不至丟棄我，他不來信一定有他的道理，普通人也會有這種情感。父愛是一個謎，他難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嗎？我搞不懂他！是悲事，也是好事，因為我可以做一個獨立的人了。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臉頰，他的額，他的頭，他是我的人，他是屬於我的！只有母愛是靠得住的，我想我的母親。昨天我跟哥哥談起他，顯出很平常的樣子，可是眼淚不知怎樣就落下來了。我要能忘記他就好了，可是他的美麗的影子，隱隱約約看見他站在那裡，淒清地看著我。我有一封信給一弟，有這麼一句話：“誰把我的信帶給他，把他的信帶給我，誰就是我的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