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发明学与蛮族性

曼西 阿卜杜拉(Munshi Abdullah)發明馬來民族，理由是非如此不足以擺脫東方君主製造成的一潭死水狀態。他非常清楚，英語是一切智慧的源頭。他的同時代人林則徐睜開眼睛看世界，相信可以用大黃禁運憋死英國人。民族發明學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反映了所在社會接觸歐洲思想發源地的時間梯度，後者大體上等價於文明歧視鏈。東亞無疑是大型文明當中最落後的一支，坐井觀天的性質體現在方方面面。他們如果承認西方的優勢，就會覺得自己非常開明，關於自己相對於其他非西方文明的劣勢，連基本信息都沒有。

約翰遜博士借阿比尼西亞王子之口，說歐洲統治世界的理由類似人類統治動物的理由，因為前者了解後者，而後者並不了解前者。漢字世界的士大夫似乎真是約翰遜博士定理的最佳負面樣本，自古以來。他們落到現在這種下場，確實跟自己的愚昧關係匪淺。

李光耀這種人完全可以視為海峽殖民地華人當中最有判斷力的一類，但他們也就是有一點點了解英國統治者而已，對於自己經常接觸的馬來同儕和競爭者，仍然充滿了自欺欺人的妄想。他們的無產階級在六十年代的叛亂當中，仍然相信土著是生番。他們的菁英目睹自己的失敗，相信責任在於英國人保護土著的特殊政策。兩者的共同之處就是相信英國人有過人之處，但絕不相信馬來穆斯林有什麼了不起的。

問題在於馬來穆斯林並不是英國人玩弄手段的消極工具，而是善用英國因俗而治的高明政治家。馬來蘇丹在英國顧問和參議會的咨詢之下，本來是只有同意權的。聯邦議會禁止外邦人享有土地產權的法律，最遲到二十世紀最初十年已經完備。英國人對這些活動的責任，並不明顯大於他們對印巴分治和以巴分治的責任，也就是說以忠誠仲裁者自居，盡可能同時滿足各族群相互矛盾的訴求。

馬來人成功，是因為他們更擅長利用英國政治習慣。穆斯林的判斷力更強，是因為穆斯林的菁英更有國際視野。十九世紀後期，各邦的神學家通常都有愛資哈爾大學或麥加的留學經歷。他們爭論的問題與其說是神學，不如說是憲法。傳統派強調君權神授的原則優先，試圖將印度教色彩濃厚的習慣法納入伊斯蘭造法傳統。原教旨派強調神法高於人治的原則優先，認為習慣法縱容了針對統治者個人的崇拜，違反了古蘭經反對偶像和維護公義的精神，是馬來社會墮落的根本原因。

同時代的華人苦力社會，充滿了唯物主義的精神。無產階級唯一的組織力量，仍然是他們的黑社會。有產階級依靠英國人的保護，剛剛從無產者兄弟當中產生，迅速發展成我們非常熟悉的原子化肉豬，不僅比無產者更缺乏組織紐帶和自我保護能力，還把這種脆弱的狀態當成進步和高級的象徵。馬來王公貴族和神學家對聯邦憲制施加影響的關鍵時期，這些苦力保持了唯物主義和經濟動物的完美形象。

苦力社會發現自己的真實地位，已經是在先機喪失三十年後，而且他們從一開始，就選擇了錯誤的路徑。間接統治的本質是屬人主義和司法統治，英國保護人盡可能鼓勵被保護者培養自己的法律體系和司法菁英。華人苦力使用自己習慣法、民法、家庭法的機會，一點都不比土著部落和穆斯林少。馬來的沙里亞傳統不是在穆斯林王國時期形成的，而是在殖民時期形成的。各部落通過習慣法的普通法確認，也就奠定了過渡時期和後殖民時期的憲法主體地位。華人沒有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的費拉性格太強，理解不了通過習慣發現法律的思維方式，不能把幫會或家族的習慣總結成法律，用自己的法官統治自己。他們更不能將各種方言總結成國語，為相應的群體爭取法人的地位。

他們為時太晚地培養菁英的時候，仍然擺脫不了士大夫模式，通過國民黨組織的發展和中華民國中小學課本的普及，成功地強化了外邦人的身分認同。這種體制成本甚高，在憲法當中卻找不到接口。任何獵頭部落都能依靠習俗和語言的特殊性，實現自己的憲法身分，然而世界上最成功的華文教育，不能為自己培養的菁英和菁英所在的社會提供出路。這種出路即使在理論上也不可能存在，除非中華民族的發明成功，然後將閩南和潮汕在檳城的移民，變成中華民國馬來亞行省的居民。

沒有出路的士大夫註定會變成激進派，馬來國民黨也是註定要變成馬來共產黨培養基的。光華日報從同盟會的機關報變成匪諜報，就是這一歷史定理的體現。事情發展到這一步，英國人倒真是開始利用穆斯林算計華人了，但是李顯龍之所以沒有在革命的下一階段牽著李光耀的鼻子遊街示眾，也是多虧了英國人的壓制。李家父子屬於費拉社會或無德性無判斷力社會當中最精明的人，至少明白應該感謝英國人，新馬華人能夠體面失敗，有他們一份功勞。

至於那些將英國人的壓制倒推到十九世紀的理論，說服力非常差。馬來人、印度人和華人都有發展習慣法社團的機會，但習慣法本身就有蠻族親和力。蠻族性越強，就越容易產生自己的司法和語言傳統。費拉性越強，就越容易難產。英國人提供了放任自流的試驗田，不同的種子自然會長出符合自身德性的果實。

今天的情況恐怕仍然是這樣，費拉知識份子有強烈的戀屍癖。他們總是偏愛蠻族性最弱的一方，也就是士大夫、官僚和輸家所在的一方。今天的許多輿論領袖受不了希拉里的失敗，與其說是因為理論偏好或實際利益的關係，不如說是因為無意識的階級本能。他們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反對，也隱含同樣的失敗者氣息，因為反對和支持本身並不重要，反對或支持的理由才重要。蘇聯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太右，美國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太左。不同出發點的反對，預示了反對者的不同生命力和不同命運。

今天，漢字圈的穆斯林反對者普遍有兩個特徵。一是他們的硬知識就非常差勁，心裡投射卻很強，勉強忍受西方優越論也就罷了，實在受不了穆斯林也比自己強，堅持伊斯蘭復興是因為貧困，其實這是自己階級地位的換位想像。二是他們並不理解自發秩序或演化體系的危險含義，直接了當說就是知識份子、官僚、大公司管理人員和國家紀委的培養方式和思維方式是非常接近的。然而，演化體系更接近蠻族性或圍繞死亡-生育的芜雜和殘酷。他們容易接受伊斯蘭理性和專制的部分，反而不能理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隱含的憲法主義和造法傳統。後者的根須所及，遠遠超出了他們想像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