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銘的共同體與先鋒隊

在民族主義與列寧主義之間

法蘭西既是國民共同體理論的始作俑者，又是1848年原則的種子庫和庇護所。1789年仍不存在、1989年遍布世界的「眾小民族」十之七八源於一小撮迷戀法國文學的熱血青年。文學青年汪兆銘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並不令人驚訝。他一面用舊體詩抒發雨果版本的法蘭西革命之愛，一面通過《民報》半通不通地推銷勒南①版本的共同體理論。《民族的國民》（刊載於1905年《民報》第1、2號）（他所用的國家一詞意義比較接近state）實際上是說：沒有民族（nation）的國家（state）可以通過革命的解放，產生真正民族的國家（nation）。「政權為國家之大元素，在民族的國家，政治之權，常分配於國民。」nation 和state 合二為一以後，「民族的國家」才算功德圓滿。「一民族為一國民。」國民共同體優於傳統國家，因為國民有權利。「國民為其團體之單位，故曰國家之構成分子。」 國民共同體的成員之所以有權利，是因為共同體具有傳統國家所不具備的高度同質性。同質性的來源不是種族、體質之類科學客觀的元素，而是共同命運、共同願景之類主觀的選擇。「其特質有二： 一曰平等……若一民族，則所比肩者皆兄弟也，是為天然之平等。二曰自由……若一民族，則艱難締造，同瘁心力，故自由之分配必均。」法國人的民族理論和德國人的民族理論在這裡分道揚鑣。法國人強調認同，因為他們希望阿爾薩斯的德語人口將自由平等的理念認同置於日耳曼的血緣和文化認同之上。汪兆銘和他的小夥伴們不假思索地選擇了法國，因為他們的力量就在於創造或改變認同。二十世紀初葉的東京猶如1848年的巴黎，吸引了幾千名來自大清、印度、緬甸、安南、暹羅、朝鮮和台灣的留學生。他們不太熱衷於上課，卻喜歡一天到晚爭論煩人的問題。什麼是亞洲？誰是亞洲人？什麼是中國？誰是黃帝子孫？

1、Ernest Renan，1823–1892，法國宗教史家、思想家。他於1882年3月11日在巴黎索邦大學發表了著名演講《民族是什麼？》，在這次演講中勒南逐一否定了種族、語言、宗教、利益、地理等用以界定民族的標準，唯獨肯定了「民眾的政治意願」或「每日的公民投票」，作出了「近代‘民族’（nation）就是一系列趨同性事實所造成的歷史性結果」的經典論斷。

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時誕生於1848年的風暴，並非偶然。因為國民共同體的力量來自同質性，而同質性則是平等革命的創造。命運方舟需要革命的奇點。奇點本身沒有規律，規律本身來自奇點的創造。奇點時刻的民族猶如薛定諤的貓，會因為解釋者的不同立場而坍塌成不同狀態。創造的成功會將民族的形象投射到混沌的過去，發明出不久前仍不存在的歷史連續性。社會主義者出於天然的平等和社群之愛，特別適合扮演民族發明家的角色。許多民族其實就是流產的「理想新社會」，正如哥倫布的美洲就是流產的印度之路。自由主義者的世界沒有奇點，因此很少承擔創造民族的使命。他們通常假定共同體已經存在，問題僅在於內部規範的形式。民族共同體只要建構成功，早晚會落到他們手中，但如果共同體並不存在或無法建構，他們比誰都軟弱無力。梁啓超的朋友和汪兆銘的朋友在東京互掐的時候，前者經常體驗到後者滿不在乎的痛苦。立憲派只能假裝大清符合他們的標準，而大清卻經常不肯配合。革命黨一直說不清楚他們想要的共同體是什麼樣子，但他們的成功和失敗都會刺激共同體從混沌中產生。

汪兆銘越到晚年，社會主義傾向就越重。這是共同體創造失敗的自然反應，相當於發明家感到有必要給實驗室多加幾勺同質化的酵素。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革命黨送來了先鋒隊的技術。三民主義的先知發現：即使一盤散沙的居民無法凝聚成國民共同體，少數先知先覺者仍然可以組織先鋒隊共同體。只要先鋒隊組織完善，一盤散沙的假共同體也能發揮真實共同體的功能。新型革命的本質，就是真共同體駕馭的假共同體：「現時世界上的國家，大別起來，不外兩種：一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一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現時歐美各國……都可說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所謂資本主義的國家，其特徵如下：（一）資本主義的國家，其國內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力，都操於少數資產階級之手。（二）此等少數資產階級，對內敲剝一般民眾的利益，對外敲剝其他民族之利益，所以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實為同物。（三）此等少數資產階級，對內固以敲剝一般民眾的利益為目的，但有時對於一般民眾之抵抗，不能不採取應付之策，或在物質上與以安慰，或在精神上與以麻醉，使之忘記苦痛。至其對外敲剝其他民族之利益，則老實不客氣，遇有抵抗的時候，惟有以機關槍大炮來對付。……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決不會走到資本主義那條路去。……由三民主義及建國方略、建國大綱里，可以看出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有幾個特徵如下：（一）集合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眾，在黨的領導之下，實行國民革命。（二）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眾由黨領導，使之經過軍政訓政的時期，反革命勢力完全消滅，革命的勢力已經養成，然後入於憲政的時期。（三）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便以和平的方法，解決經濟問題。其方法：〈一〉平均地權，〈二〉節制資本，〈三〉製造國家資本，發展國家實業。」（《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國家》，民國十六年七月七日）

因此黨主就是民主的實質，民權離不開黨權。「我們要明白認識黨不是高臨於人民之上的，黨是深入於人民之內的，所以黨員絕不能在民眾之上做成一個特殊階級，而要在人民之內做嚮導的工作，做推動的工作，使人民的力量日漸充實，日漸擴大，能將國民革命的責任負擔起來，這是每一個黨員所應該引為天職的。所謂以黨治國，就是以黨員大家的意志，代表民眾的利益而執行一切。全國被壓迫在下層之大多數人民，既可得黨的領導，以從事政治鬥爭，又可因政治鬥爭勝利之結果，公私權利皆逐漸增進， 逐漸得所保障。由此以養成民主勢力，確立民主社會，國民革命才可以叫做成功。我們所以主張厲行黨治培植民權，其意義即在於此 。」他對西方代議制弱點的指責，對協商機制和組合國家的嚮往，為此後數十年的「協商制民主」理論提供了藍本。社會各部分的協商 — 組合需要一個超越性的政黨，否則國民聯合體就會始終處在虛懸的狀態。汪兆銘的眾多敵人迄今仍然不得不借用他的模型，為一黨制國家辯護。

三民主義先鋒隊的終極使命，就是完成一再流產的中華民族。「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其說是利益問題，不如說是驗證民族塑造成敗的標準。「本黨追隨先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其最終目的在完全實現三民主義，其目前最要工作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國不自由平等？曰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孰使此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加於中國？曰帝國主義。故打倒帝國主義，實國民革命之第一工作。打倒帝國主義，為國民革命一切根本之根本。而廢除不平等條約，便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最大工作。中國的國民革命成功，是使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類得到平等自由，更進一步使全世界人類都得到平等自由。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正是普遍的人道主義。」 因此南京國民政府團結在「一個主義（大亞洲主義）、一個黨（國民黨）、一個領袖（汪兆銘）」之下，有義務給歷史一個交代，證明國父的建國方略準確無誤。如果中華民族總是建構不起來，豈非證明國父及其先鋒隊並不稱職？只要民族塑造成功，一切正當性都可以事後追認。汪兆銘為了維護孫文的歷史地位，也為了保護自己畢生的事業，沒有半途而廢的權利。他將生命的最後幾年，全部投入了反帝鬥爭。他理想的共同體如果成功，自然會給他應有的獎賞。如果他的國家注定流產，以身殉國也就是他注定的歸宿。

1942年10月13日，東條內閣同意放棄全部在華特權。汪兆銘自豪地宣佈，他簽署了「中國近百年來獨一無二的平等條約」。《同盟條約》和《附屬議定書》取消了日本從《辛丑條約》到《日華基本關係條約（1940）》獲得的所有特權，從戰爭的重要導火索華北駐軍、源遠流長的東交民巷使館區到鼓浪嶼租界，性質和內容都非常接近1937年的日本 — 滿洲國條約、1944年的蔣介石 — 西方盟國條約、1955年的毛澤東 — 蘇聯條約。任何稱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都會嘲笑這種勝利：事實上的附庸國通過人肉盾牌和後勤補給的貢獻，從保護者手中買到了名義上的平等權利。南京政權覺得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都是自己的豐功偉績，足以告慰祖師爺孫文和頭山滿的在天之靈。陳公博甚至直到戰後還向蔣介石政權表功：「同盟條約內容，已取消一切密約附件，更取消所謂華北駐兵及經濟合作，而且更將內蒙返還中國。所剩下來的，只有一個東北問題了。」殊不知蔣介石之所以必須將汪兆銘集團的經營從歷史中抹去，正是因為不能容忍中國人民居然會在敵人的領導下搶先站了起來。這樣豈非證明他自己的抗戰建國計劃既無用又有害，下江人的遷徙由悲壯的史詩一變為可笑的鬧劇？毛澤東不久就依據同樣的理由，用蔣介石對待汪兆銘的手段對待蔣介石，將「中國人民」自1928年以來一次又一次「站起來了」的排演塞進壁櫥，再用精心設置的無菌樂園培育下一代青年，最後將知道得太多的老一輩見證人趕盡殺絕，以免歷史的選擇和人民的選擇沒完沒了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