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
漢文年號為宣統，蒙古文尊號為哈瓦圖猷斯（正統守護者）汗。朝廷早在光緒三十二年，就已經宣佈立憲。這個尊號說明他們準確地理解了立憲君主制的關鍵，決心將賭注押在王室的正統性上面。如果他們縮小計畫，滿足于滿洲－蒙古君合國，立憲成功的可能性，至少會比後來大得多，然而吳越士大夫像自己在1644年的祖先一樣，比滿洲人還不願意讓滿洲皇帝回國，而且兩次都體現了卓越的判斷力。滿洲人雖然屠殺和掠奪吳越人民，至少還有建立秩序的能力。吳越社會如果僅僅依靠自己的政治資源，就無法避免流寇更加殘酷的屠殺和掠奪。滿洲人在吳越的真實身份不是君主，而是征服者，然而吳越士大夫本來就沒有正統的君主，滿蒙的君主總比本地的僭主正統。二十世紀最初十年，吳越精英似乎馬上就要實現多年來的夢想：和平演變內亞征服者的朝廷，將滿蒙聯盟的世界帝國改造成士大夫的吏治國家。士大夫精通符號的藝術，以致於對符號本身喪失了必要的敬畏，出於假公濟私的動機，輕率地從周公孔子的封建主義，跳躍到英國日本的立憲主義，以驚人的速度，將兩種秩序的廕庇力量揮霍殆盡。滿洲改建東三省，充分暴露了他們真正的目標。
宣統帝登基的歷史使命就是用滿蒙封建主義的殘餘遺產，支持吏治國家擴大升級的揮霍。立憲的美好辭令，對聰明的士大夫而已，只不過是一張政治正確的符籙，可以理直氣壯地將滿蒙貴族封閉起來，給自己人騰出更多的官位。他們自作聰明，忘記了自己始終位居下游。內亞輸出秩序的時代，滿洲人佔據了東亞秩序輸入管道的上游。西洋輸出秩序的初期，滿洲人仍然對內亞的舊秩序依依不捨。吳越人利用這個機會視窗，一度收復了許多失地。親貴立憲派技高一籌，擁抱歐洲王室的關係網，重新搶佔了東亞秩序輸入管道的上游。吳越士大夫驚愕地發現，立憲居然使滿人佔據了更多的官位，除了趕緊給革命党人放水以外，別無反攻倒算的機會。年幼的宣統帝對這些計算和操作懵懵懂懂，但並不妨礙他淪為主要犧牲品。
吳越士大夫承認了孫文的南京政府，但對革命黨人並不放心。孫文和宋教仁依靠日本激進派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抗衡各省軍官和士紳派來的議員。獨立各省大多深陷內部的憲制衝突和財政危機當中，各省之間的關係也遠非和睦。她們締結的聯盟非常鬆散，威脅北京的聲勢多於實質。歐洲人主持的海關和郵政法團宣佈中立以後，朝廷已經沒有足夠的戰爭經費。親貴、張作霖和蒙古王公都有護駕出關的計畫，但朝廷無法擺脫沒有人需要的中國各省。滿洲蒙古可以征服吳越各省，用後者的貢賦養活中國各省；也可以閉關絕貢，自己養活自己。中國各省在經濟上依靠吳越和南粵的輸出，在政治上依靠滿洲和蒙古的輸出，既不願意前者獨立，又不願意後者允許前者獨立。中國各省在李鴻章時代仍然是無足輕重的，但她們現在提供了北洋的大部分軍官。朝廷如果返回熱河或瀋陽，這些軍官就會無家可歸。南京的聯省政府只有在北洋諸將脅迫皇室退位的條件下，才願意收編和供養他們。
北洋領袖袁世凱知道，革命黨唯日本馬首是瞻。日本政府如果壓制不了軍部和民間的泛亞主義者，他的機會就要落入汪兆銘或宋教仁之手。只有英日同盟才能約束日本，防止進一步的解體。英國人需要自由市場，討厭擾亂貿易的關稅壁壘和局部戰爭。他不顧革命黨的炸彈威脅，抓緊時間跟英國公使朱尓典密談。一九 — 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外交大臣格雷回覆駐華公使朱爾典：“複你十二日電。我們對袁世凱已發生了極友好的感情和崇敬。我們願意看到一個足夠有力的政府，可以不偏袒地處理對外關係，維持國內秩序以及革命後在華貿易的有利環境，這樣的政府將要得到我們所能給予的一切外交 援助。”日本人輸掉了第一回合，滿洲國胎死腹中。愛新覺羅皇室選擇了優待條件，蒙古王公選擇了獨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為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官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並由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以前官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閹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
遜帝在民國二年元旦，第一次享受了民國代表的“外國君主之禮”。紫禁城內，宮廷仍是前朝規模。太妃秉政，太監弄權。唯一的變化在於，多了梁鼎芬、陳寶琛幾位忠臣。他們在皇帝遜位以前，因為新黨嫌疑，長期遭到朝廷排斥。皇帝遜位以後，滿朝文武忽然愛（共和）國。黨錮名冊當中，反而遺民輩出。不過，遺老遺少太熱衷於自我陶醉和自我感動。他們對小朝廷的憲制，早已喪失興趣。皇帝遜位，實際上將宣統三年的立憲君主國一分為二。國會和大臣都歸了民國，孤零零的宮廷退回到立憲之前的狀態。
民國一開始就是一場財政災難，沒有能力履行供奉宮廷的《優待條件》。內務府大臣不斷出售殘餘的皇室財產，換取柴米油鹽。張勳復辟失敗後，宗室普遍意志消沉。只有肅王一系流亡大連，堅持不食周栗。遜帝慢慢長大，開始隱隱約約覺得自己所在的環境有問題。太傅們繼續灌輸皇帝應有的美德和光復祖業的使命，想讓他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什麼，但誰都沒有料到，他第一次獨立行動的目標居然落在辮子上。
宮廷同意聘請莊士敦為英文教師，希望籍此維護歐洲上流社會的關係網。莊士敦並不在乎英文，只在乎紳士風度，在他的心目中，遜位君主當然應該是紳士。他覺得滿洲服裝沒有什麼不體面的，但估衣鋪的西裝就是不可接受的品味低劣。遜帝在他的薰陶下，愛上了西洋傢俱和西洋樂隊，給自己取名亨利，給皇后取名伊莉莎白，給皇宮安裝電話，最後為了讓自己更像歐洲紳士，做出了革命黨人的標誌性舉動。內亞蠻族秩序的殘餘在這場象徵性的戰爭中，輸給了日爾曼蠻族的秩序邊角料。
辮子和西裝事小，出洋留學事大。溥儀開了眼界以後，一心想去歐洲爭取外援。紫禁城舊臣幻想徐世昌奉還大政，結果完全落空。遜帝不再相信這些老人，自己闖出一條新路的想法越來越強烈，但他沒有自己的班底，決定不了真正的政策問題。整個紫禁城都靠遜帝吃飯，自然不願意打破飯碗。他們頗有道理地指出：皇上如果去了歐洲，豈不是自己放棄了優待條件？溥儀由此體會了光緒親政初年的痛苦，不甘心永遠做一個身穿龍袍的囚犯，著手醞釀自己的戊戌變法。
鄭孝胥既是戊戌新黨的密友，又是辛亥遺民的翹楚。莊士敦和陳寶琛雖然政見參差不齊，對鄭孝胥的品格和能力卻一致表示欽佩。君臣相見恨晚，來日方長。鄭孝胥賦詩明志，紀念這個偉大的日子。滿洲國的締造，實自此始。
“君臣各辟世，世難誰能平？
天心有默啟，驚人方一鳴。
落落數百言，肝腦輸微誠。
使之盡所懷，日月懸殿楹。
進言何足異，知言乃聖明。
自意轉溝壑，豈知複冠纓。
獨抱忠義氣，未免流俗輕。
須臾願無死，終見德化成。”
鄭孝胥得到“懋勤殿行走”的差使，重複了譚嗣同和軍機四章京在戊戌年的軌跡，企圖以皇帝私人顧問的非正式權力，驅逐外朝舊臣（這時已經只剩下內務府了）。舊臣的反應也跟戊戌當年一模一樣，只是告狀的物件從退休的慈禧太后變成民國的步軍統領。鄭孝胥的百日維新重蹈老朋友的覆轍，遜帝越發覺得宮廷不可救藥。
馮玉祥發動廢除法統的“首都革命”，順便撕毀作為建國契約之一的《優待條件》。溥儀一面鄙視中國人的無賴，一面體會到雙重解放的快樂。一方面，滿蒙從此不再受到憲法契約的束縛。內亞各族王公、諸侯在辛亥年發出的警告，現在可以付諸實施了。共同君主體現的紐帶一旦斷裂，各邦就可以像成吉思汗和努爾哈赤時代一樣自由行動了。亂臣賊子如果依靠外國顛覆勢力的支援，破壞遊戲規則，大家都可以如法炮製，帶路的競爭同樣未知鹿死誰手。降虜文化最引以為自豪的機謀，或者不如說卑鄙無賴，在蠻族看來，無非是自己害自己的鴉片煙。另一方面，溥儀不用再受宮廷的氣了。他這時的處境，猶如光緒執行了傳說中的譚嗣同－大刀王五計畫，終於逃出樊籠，投入列強的懷抱。維新－立憲党人的精華在這兩個節點都堅信，擁抱文明價值觀的正統君主定將獲得文明世界的熱切歡迎。
溥儀在鄭孝胥的策劃之下，投奔日本使館。從宮廷的角度看，這是辛亥以來的最大失敗。從溥儀個人的角度看，這是他第一次嘗到成功的滋味。錦衣玉食無非是消費歷代先王的遺產，不能給人帶來內在的滿足，因為幸福來自征服困難的成就感，不是祖先所能給予的。只有勇敢決斷和親自冒險的收穫，才真正屬於他個人。鄭孝胥由此贏得了皇帝的特殊信任，照例賦詩留念。他後來在天津的交涉，只能建立在君臣一體的基礎上。
“乘日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
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拆見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問一禿翁。”
溥儀一到使館，革命政府的口風馬上就變了。他們趕緊向日本公使芳澤表示，願意保護遜帝的生命財產。溥儀已經有了一點人生經驗，不肯繼續相信中國人的諾言，無意再冒淪為人質的危險。他自己留在安全地帶，派出代表跟革命政府談判。革命政府一面高調宣佈保護皇室財產，一面面不改色地成立了國民黨人領導的清宮財產查抄委員會。委員會用老闆解雇臨時工的態度對待皇帝的代表，只准他們拿走皇帝的私人物品。
皇帝的私人物品至少也是價值連城的歷史文物，某些人窮志短的遺老遺少有點動心，但溥儀正在血氣方剛的年齡，斷然拒絕接受赤裸裸的背信棄義。他的直覺是有道理的。人人都可以跟強盜做交易，唯有受害者不可以。受害者如果接受強盜的條件，無異于承認強盜的合法性；承認強盜的合法性，就等於承認自己的產權不合法。這樣一來，強盜就會變成替天行道的英雄。受害者由此淪為沒有受到應有懲罰的罪犯餘孽，而且自己甘願認罪服法，從此不能指望陌生人的同情或仗義，只能聽任敵人隨心所欲的擺佈。受害者如果一不做二不休，僅僅損失了強盜提供的蠅頭小利，卻至少能使敵人為了繼續佔有贓物，付出搶劫本身還要大得多的代價，更不用說抗議的堅決本身就能吸引陌生人的同情，報復的能力本身就能吸引陌生人的支援。
溥儀和大多數人自然都想不到這些，但道德直覺和本能反應作為達爾文演算法，蘊含的信息量比所有活人的理性加起來還要大，資訊的準確性比所有死人和活人的著作加起來還要大。一個人拿朋友的好處，會覺得心安理得；而且關係越是密切，就越覺得心安理得；拿陌生人的好處，會覺得有點不安；而且越是陌生，不安的程度就會越大；拿敵人的好處，本能的抗拒力量極其強大；只有理性極度發達的人，才能壓制或化解本能的反對。野蠻人和鄉巴佬都是多疑而警惕的，就不可能相信敵人的承諾，只會像受傷的野獸一樣，逃到敵人看不到追不及的荒野。如果傷養好了，他們就會回頭報復；如果死在荒野，至少只有陌生人才能吃到他們的屍體。溥儀並不知道濫用理性的危險性，但他還沒有足以扭曲心聲的的知識。年輕人的道德直覺戰勝了老臣的瞻前顧後。決斷打開了新的路徑。每一次冒險都會引向更大的冒險，直到滿洲國成立。
芳澤公使為了避免外交糾紛，不願意軍部介入。日本駐天津領事吉田茂派出便衣員警，將溥儀接到天津日租界。張作霖聞訊，親自趕到天津，給遜帝磕頭。北洋軍人多有懷念清室者，相繼遣使致敬。溥儀覺得既然支持者眾多，不宜令他們失望，就放棄了胡適和羅振玉推薦的出洋留學計畫。其實，更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心理的。東交民巷使他初嘗自由的滋味，天津租界使他初嘗權力的滋味。他在俄羅斯白軍將領和日本外交官之間摸索，尋找感覺。莊士敦離開宮廷，去威海為英國政府辦事。鄭孝胥留在溥儀身邊，為他處理日本方面的交涉，包括未來首相鈴木貫太郎和南次郎。
國民黨投入蘇聯懷抱以後，東亞局勢每況愈下。溥儀寄予厚望的北洋老將，陸續被蔣介石和鮑羅廷打垮。張作霖坐鎮京師的時候，尚能注意保存清室的尊嚴。大元帥一旦返回滿洲，宮廷就連祖宗的墳墓都保護不了。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照抄馮玉祥逼宮的劇本，聲稱他盜掘兩座皇陵的目的是進一步推動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的反滿復仇主義。溥儀遭此侮辱，恨透了卑鄙齷齪的中國人，更加堅定了複國的決心。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民黨派高友唐前來遊說。溥儀對逼宮和盜墓兩次背信棄義耿耿於懷，對說客許諾的歲費嗤之以鼻。
鄭孝胥父子和羅振玉都主張機不可失，舊臣遺老仍然猶豫不決。英國派駐京津非軍事區的維和部隊司令牛湛德準將也向溥儀表示：“如果陛下能在偉大的滿洲重新登極，陛下的僕人牛湛德，願意充當龍旗下的一名士兵。”溥儀夜渡白河，穿過國軍封鎖線，在大沽口登船，駛向祖先的龍興之地。鄭孝胥得意洋洋，賦詩為志。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試共論；
人定勝天非浪語，相看應在不多言。”
前清皇帝的光臨，引起了滿洲國的第一次憲法危機。溥儀深信，滿洲少不了正統君主。日本進步主義者和關東軍少壯派堅決反對復辟，主張建立五族協和的共和國。他們覺得滿洲處女地和日本列島的關係，猶如北美大陸和英國的關係。一張白紙好畫圖。他們的理想在本土遭到老輩的排斥，現在終於可以在滿洲實現了。他們在前清遺老身上看到了日本元老舊臣的階級兄弟，一點不想再受二茬罪。他們大體上是左派，討厭歐洲人的帝國主義，更反對日本模仿歐洲殖民主義，卻認為“日本所進行的侵略行動中，只有滿洲國是唯一的浪漫。”（武藤富男，《我與滿洲國》）他們期待滿洲國成為“亞細亞解放之柱石······可望間接改造祖國，將勞苦大眾從資產階級政黨的獨裁與剝削當中解放出來。”（山室信一：《滿洲國的肖像》，第111頁）
松木俠草擬的《滿蒙共和國統治大綱》規定滿洲國為立憲共和國，以大總統為國家元首，設上議院、下議院、行政院、監察院、司法院，“盡可能減少官治行政之範圍，減少官吏，以行自治的行政”。（山本有造編：《滿洲國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第54頁）他的另一個草案《滿蒙自由國設立案大綱》規定，滿洲國為立憲民主制的聯邦共和國。（山室信一：《滿洲國法律與政治》，《人文學報》68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1年3月，第135頁）
滿洲青年聯盟提出的《滿洲自由國建設綱領》模仿南京國民政府，設正副總統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執委由各省選舉或推薦的代表組成。（滿洲青年聯盟刊行委員會編：《滿洲青年聯盟史》，原書房複刻，1968，第658–659頁）
鄭孝胥父子反復調停，溥儀才決定讓步。雙方約定，將國體問題延期一年決定。新滿洲既不是滿洲帝國，也不是滿洲共和國，而是各取所需的滿洲國。執政為滿洲國元首，以參議府為顧問機構，設置國務院、立法院、監察院、法院。滿洲國《獨立宣言》宣佈：“從即日起宣佈滿蒙地區同中國中央政府脫離關係，根據滿蒙居民的自由選擇與呼籲，滿蒙地區從此實行完全獨立，成立完全獨立自主之政府。”溥儀經過全滿洲會議代表團的兩次請願，宣佈接受執政的職務：
“承以大義相責，豈敢以暇逸自寬，審度再三，重違群望。……勉竭愚昧，暫任執政一年；一年之後，如多隕越，敬避賢路。儻一年之內，憲法成立，國體決定，若與素志相合，再當審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消息傳到平津，遺老舊臣如雷轟頂。滿洲國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後清，連溥儀都不再是他們的皇帝了。滿洲國政府成立後，發表《建國宣言》，明確表示跟關內十八省切割，以關東三千萬人民為本，建構新國族：
“滿蒙地屬邊陲，征諸往昔，地性高燥，民風樸茂，及經改革，生齒日繁，物產豐饒，實天府也。辛亥革命後，民國成立，東省軍閥，乘中原變亂之機，攫取政權，據三省為己有，惡政相繼垂二十年。狼戾貪婪，驕奢淫逸，不顧民生休戚，唯圖私利，故內則橫徵暴斂，縱其所欲，致幣制紊亂，百業凋落，且複逞兵關內，騷擾地方，傷殘民命，一再敗衄，尤不悔改；外則蔑視信義，開隙鄰邦，專事排外。加之警政不修，土匪橫行，遍於四境，到處掠奪戳殺，村裡為之一空，老弱轉乎溝壑，餓殍滿于道路。我満漢蒙三仟萬民眾，托命於此殘暴無法之政治，勢將束手待斃。今幸借助鄰邦，剪此丑類，革變軍閥積年蠻橫之秕政，實天子予我滿蒙人民蘇生之機會，吾人正宜奮起，勇往前進，以圖更始也。
回顧中原，改革以來，始則群雄割據，頻年戰爭；近則一黨專政，把持國政。何謂民生置於死耳，何為民權惟專利耳；何為民族只知有黨耳。既雲天下為公，複曰以党治國，矛盾乖謬，自欺欺人，種種偽詐實難究詰。近來內患屢起，疆土分崩，黨且不能自存，何能顧國？以是赤匪橫行，災患頻起，民怨沸騰，令人痛心疾首。追思往昔政治清明，唐虞三代之時代，悠然喟歎，此皆友邦共目睹者，又二十年來爭奪之結果也。然若諱疾忌醫而不改舊惡，藉口於民意而不可抑壓，恣其所往，則非陷於亡國滅種之地不止。
今我滿蒙民眾，若不乘天賦之機緣振拔於萬惡政治之外，則勢皆同歸於盡。數月以來，集合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東省特別區域及蒙古之官紳士民，詳加討論，意見業已一致。以為為政不尚多言，唯視實行如何耳；不問政體若何，唯以安居集團為主。滿蒙舊時別為一國，今依時局之必要，不能不謀自行樹立，茲依三仟萬民眾之意向，即日與中華民國脫離關係，創設滿蒙新國，宣佈建設綱要於中外，咸使聞知。
竊惟政基於道，道基於天，新國家建設之主旨，在於順天安民，施政必從真正民意，不存私見。凡新國家領土居住之人民不加以種族之區別，如願長久居往，得享受平等之待遇，保障應得之權利。並極力剷除從來之黑暗政治，改良法律，厲行地方自治，廣羅人才，登庸賢俊，獎勵實業，統一金融，開發富源，維持生計，調練警政，肅清匪禍，並普及教育，實行王道主義，必使國內一切民族得慶新生，保東亞永久之光榮，為世界政治之模範。對外政策，尊重信義，力求親睦，謹遵國際通例，凡民國以往與各國所締結之債務，屬於本新國家者，繼續承認之。為振興商業，開拓利源計，凡希望投資於新國家者，不論何國一律歡迎，以舉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實。
以上宣佈各節，為關於新國家立國之主要大綱，自新國家成立之日起，新政府即行負責。謹向三仟萬民眾宣誓。
大同元年三月一日滿洲國政府。”
妥協期滿以後，日本人信守諾言。溥儀登基稱帝，滿洲國變成了滿洲帝國，但憲法結構並未改變，皇帝和執政一樣沒有實權。1937年改革撤銷了監察院，縮小了參議府的職權。監察院是孫文憲法理論在滿洲的殘餘，隨著去中國化的成功而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必要。1937年以後，滿洲國憲制至少在形式上回歸經典的三權分立和立憲君主制。然而終滿洲國之世，立法院的建制都沒有完成。總務廳堪稱國務院內的核心國務院，歷來由日裔滿洲國人擔任。他們既是滿洲國經濟奇跡的設計師，又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力。他們不像其他族裔的滿洲國臣民那樣畏懼日本人，又把滿洲國看成自己的產兒，懷著類似凱末爾主義軍人對土耳其共和國的特殊認同，格外熱忱地索取日本的讓步。日本人不肯給予蔣介石和張作霖的利權，最後都落到他們的手中。日本以條約體系的終結者或亞洲人民的解放者自居，滿洲國則是廢約的急先鋒。汪兆銘政權的廢約晚于滿洲國，蔣介石政權又晚于汪兆銘政權。
“滿洲夢”比滿洲國的壽命更長，跟日本人理想主義的一面不可分割。
岸信介說：“民族協和、王道樂土的理想十分耀眼，無論在科學上、良心上，滿洲國都果敢地往理想邁進。滿洲國確實是種十分獨特的近代國家建設。直接參與這場建設的人，不只懷抱著滿腔希望跟熱情，還獲得了日滿兩國國民強烈的支持，連印度聖人甘地都從遠方聲援。當時，滿洲國是東亞的希望。”（《嗚呼滿洲》，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
古海忠之說：「滿洲國的建國過程，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嘗試。在歷史上這個侵略及殖民地化萬能的時代，試圖在滿洲這片土地上成立一個理想國家的嘗試，是日本民族的驕傲，當時的日本青年，不計名利只為理想努力邁進的過程，更是日本青年的驕傲」（〈滿洲國的夢不會消逝〉，《頓挫的滿洲國》）
星野直樹說：“不只居於指導者地位的日本人，滿洲國也將廣泛團結東亞諸民族的力量進行開發及發展，並將其福澤與各民族廣泛地分享，以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安樂天地。”（《未竟的夢 — 滿洲國外史》）。
溥儀在新京登基後，作為政治家的生命就已經結束。此後十幾年，他的生活跟歐洲的虛位君主沒有多少區別：一年四次大禮，會見外國君主和政治家（包括天皇和汪兆銘）。他和滿洲國如果建立在國際主流秩序當中，堪稱模範虛君和模範國家，然而他們存在于日本人建立的平行體系中，只能隨著泛亞體系的崩潰而崩潰。蘇聯紅軍將他押到伯力，將亞洲最大最先進的工業基地洗劫一空，到處強姦婦女，但即使如此，黃俄苦力打破底線的卑鄙，仍然是其主人望塵莫及的。
溥儀不懂得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的道理，把報仇雪恨的目標鎖定在蔣介石身上，沒有料到在螺旋下降的軌道中，蔣介石的沒落比張作霖的沒落更危險。日本投降後，滿洲國派出的守陵衛隊隨之解散。八路軍趕走了北平行轅的代表，佔領了馬蘭峪。共產黨為了深化土地改革，鬥爭棺材裡的大地主，不僅掘開了國軍留下的一百五十多座皇陵，連同治皇后的貼身衣服都剝光了。順便說一句，他們來自狼牙山五流寇的單位：八路軍冀東軍區十五軍分區。五流寇的故事雖然純屬捏造，對中華民族的發明仍然必不可少。滿洲利亞發明家有太多的歷史依據，反而沒有用兩大列寧党的盜墓史刺激民族感情。
溥儀有充分理由認為，即使同樣是列寧主義者和敵人，落到蘇聯人手裡，也比落到蘇聯的亞洲僕從手裡強得多。
“1946年4月（中央社北平二十一日電）清室東陵于去歲十二月初，先後遭受大規模有計劃之盜墓，計同治、康熙、咸豐三陵，被盜去黃金百余金，珍寶玉翠五十餘香爐（以香爐秤量）其珍寶物品著名者，尚有同治翠印一顆，金表一個，九龍玉杯一個，白玉馬一匹，康熙翠印一顆，翠獅子一對，嵌寶金塔一個，咸豐翠印一顆，龍袍、玉帶、被褥、枕頭、軟片數大車，掘墓開始於去歲十二月四日，至二十五日始畢。據聞：所有清帝及妃子屍體，均自金棺中拉出。此間有關當局聞訊後，立即開始緝捕盜墓人犯，經數月之偵察，前後捕獲嫌疑人犯六十余人，惟重要人員則尚未就逮。頃據有關方面發表，此事之主持人為中共冀熱遼軍區第十五軍分區司令曹志福及聯絡主任張進忠，薊遵興聯合縣長賀年（平）所派公安科長陶光暝、民兵數百人。曹志福先後分得黃金十四斤。珠翠玉器、十三香爐、白玉馬一匹，康熙翠印一顆，同治翠印一顆，金表一個。
清室東陵盜墓詳情（中央社1946年4月25日）
（本報北平通訊）自清室陵寢大規模被盜消息傳出後，社會各方面以其事出非常，極為主意，茲據有關方面發表同治、康熙、咸豐三陵（按時間先後）被盜情形甚為詳細，茲分志如後：
（一）惠陵（同治）被盜詳情：
冀熱遼軍區第十五軍分區司令員曹志福［曹志福抗戰時期參加冀中抗日大暴動，1943年時為晉察冀軍區第13軍分區（司令員李運昌）第6區隊副區隊長；1945年2月為晉察冀軍區第15軍分區第17團團長；1945年9月為晉察冀第17團團長；1945年10月熱冀遼軍區（司令員程子華、政委黃克誠、副司令員李運昌）劃為東北，11月調回晉察冀軍區，12月軍區指揮機關與晉察冀軍區2野指揮機關合併，曹志福為第15軍分區司令員；1948年3、4月東北野戰軍冀察熱遼軍區（1948年12月撤銷）第14軍分區司令員曹志福；1948年10–12月，華北野戰軍冀察熱遼東軍區第14軍分區司令員；1950年（1–2月）華北軍區唐山軍分區司令員（由原冀東軍區第12、15軍分區合編），1950年5月，唐山軍分區司令員。］派其部屬主任張進忠、供給部主任王福慶、指揮部主任劉寶林、聯絡員張森、王玉然等，會同薊（縣）遵（化）（大）興聯合縣長賀平，再派其縣政府公安科長雲光國攜同該管區第七區區長趙金惠、區助理員王春林及鄉村村幹農工兩會主任與民兵隊長，暗中勾串商議盜陵工作，協商妥後，帶領民兵若干，在清陵上面放哨警備，開始工作時，為三十四年十二月六日午後五時集合在惠陵（即同治陵），是夜挖七尺余深，天明散去；第二夜繼挖五尺深；第三夜挖六尺餘深，即見石板橋，第四夜帶去石匠李金等五人，將石牆鑿眼用磺藥炸開，該王紹義、王盛對於盜墓盜陵視稱“聖手”。深知陵內消息，首先進入至第一道石門，有鐵棍一條。據王紹義雲：即是開石門之鑰匙，當即拿起，對第一道石門啟開，繼開第二三四各石門，發現金棺兩口，一系同治帝，一系陪妃。張進忠、張森、張香庭、雲光國、王春林、王紹義、王盛等先後入內，張進忠先將金棺前供桌之同治翠印一顆、金表一個拿在手中，說是給曹司令員，繼將金棺兩口後方打開，將屍身拉出，視同剛死後一樣，遂將棺內外珠寶玉翠金屬等用品用麻袋裝出，當時在陵外按股均分，曹司令得金子六斤，珠寶、翠珊瑚碧璽等物，用香爐量得四香爐，賀平得金子三斤、珠寶玉器等兩項香爐，其餘張進忠、雲光國及各村幹、區長助理員等每人得金子一斤，珠寶玉翠半香爐，民兵等每人得金子四兩，每五人分珠寶玉翠一香爐。
（二）景陵（康熙）被盜情形：
1、會議地點：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冀熱遼軍區第十五軍分區司令員曹志福，派該部聯絡主任張進忠、供給部主任王福慶、指導部主任劉寶林、聯絡員張森、王玉然等，會同薊遵興聯合縣長賀年派該縣公安科長雲光國、聯絡第七區區長趙全（金）惠、助理員王春林等，赴西溝村召集各村村幹及民兵，當時開會商議，盜陵景陵，分股辦法。
2、到會人數及姓名：東溝村：村幹沈介清、武裝班長汪福明、程瑞華、工會主任沈介福、副主任王玉明，農會主任徐雙有、副主任鄭老五、程賀軒、金義彩等領民兵五十二名；南大村：村幹郭繼莊、農會主任沈維久、武裝班長穆樹泉，工會主任穆樹軒、民兵班長汪增華、汪利頭等；六合村：村幹李景歧、民兵隊長戶喜，帶民兵二十人；大槍各一枝；學田村：村幹耿瑞雲、民兵隊長王常洪，帶民兵十二名，各持大槍一枝、手榴彈二枚；新立村：村幹王紹義、民兵隊長王盛（勝）帶民兵十二名，各持大槍一枝；裕大村：村幹沈國華兼民兵隊長，帶民兵八名，各持大槍一枝，手榴彈二枚；五花嶺村：村幹彭印，帶民兵二名；西溝村：村幹孫福臣，帶民兵十三名，各持大槍；興隆泉村：村幹吳致彬、民兵隊長張茂林、工會主任曹朋、農會主任唐萬貴、委員韓士珍、趙景利，帶民兵二十名，各持大槍、隊長帶手槍一枝。
3、開始盜扒工作：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時，在西溝村會議後，即集合民兵赴景陵（康熙）開始工作。各村民兵在四外放哨，張進忠及各村幹指導工作，第一夜工作七尺深，至天明解散各回原地。十五日下午五時在西溝村集合後，繼續工作五尺深，見陵出水。十六日夜工作五尺深，水仍是大。十七日夜工作，陵內出水甚多。十八日夜繼續工作七尺深，將水淘出，見著大石牆。十九日夜仍集合景陵，並由石匠李金帶來石匠四名，將石牆打一洞眼，由張進忠拿黃色炸藥把石牆炸開，由王紹義、王勝（熟知陵內機關，此項工作專門家）先進去，用鐵棍將石門撥開，隨後張進忠、張森、李金、程瑞華、穆樹泉等六人進門，看見金棺六口（康熙及其五妃）當時將五供一切寶器先經張進忠、王紹義二人拿出來，又用大鐵錘將金棺打開，把各棺屍體拉出來，屍體面貌如生，當時珠寶玉翠金飾完全用麻袋裝出。
4、分贓情形：內有九龍玉杯一個，為程瑞華拿在手中，口稱給賀年縣長，內有白玉馬一匹，翠印一個，張進忠拿起：言此物交給曹司令員；王紹義將麻袋內一對翠獅子拿出來，王勝將金塔拿出來，其餘珠寶甚多，完全拿出來，放在供桌上面，以香爐為准，按股均分計，一、曹司令員分金子六斤，又分珠寶玉翠七香爐；二、賀年縣長、公安科長雲光國每人金子二斤，珠寶玉翠各二香爐；三、區長趙金惠、助理員王春林、張進忠、張森、劉寶林、王玉然、王福慶等四人各分金子一斤，珠寶玉翠一香爐；四、各村幹及王紹義、王勝、石匠李金等每人分珠寶玉翠半香爐；五、各村民兵每人分金子二兩，每人分珠寶玉翠一香爐。
5、事後波折：景陵寶器知名者為九龍玉杯一個，白玉馬一匹，翠獅子一對，金塔一個（塔上滿綴紅籃寶石），翠印一塊，珠寶玉翠等物，共有五十五座香爐，金子共有三十五斤，所有龍袍玉帶被子褥子枕頭以及陳設軟片等物均被穆樹軒用車拉至沈宗昌家中。事後曹司令員志福知重要寶器遺漏太多，向穆樹軒追索金塔不獲，將穆樹軒槍斃之後，經十五專員公署用大車出南大村沈宗昌家，將穆樹軒轉所存寶器，拉至專署，聞翠獅子仍在王紹義手，給部穆品清出價一石大米買一個，王（紹義）尚不允，穆樹軒系穆品清之弟，金塔現在穆品清手尚未出售。
（三）定陵（咸豐）被盜情形：
1、冀熱遼軍區第十五軍分區司令員曹志福派其部下聯絡主任張進忠、供給部長王福慶、指導部主任劉寶林聯絡員張森、王玉然等，會同薊遵興聯合縣長賀年，派本縣公安科長雲光國協同第七區長趙金惠及區助理員王春林等，赴西溝村、招集各村村幹及民兵、工會等，一、東溝村村幹沈介清、武裝班長汪福明、工會主任沈介福、王玉明、農會主任徐雙有、鄭老五、程鶴軒、金樹彩等，帶領全村民兵五十餘名；二、南大村村幹部郭繼莊、農會主任沈維久、武裝班長穆樹泉、工會主任穆樹軒、民兵班長汪增華、汪利頭等；三、六合村村幹李景歧、民兵隊長處（戶）喜，帶民兵二十名，各持大槍一枝；四、學田村村幹耿瑞雲、民兵隊長王常洪、帶民兵十二名，各吃大槍；五、新立村村幹王紹義、民兵隊長王勝，帶民兵十名，各持大槍一枝；六、裕大村村幹沈國華兼民兵隊長，帶民兵十八名；七、五花嶺村村幹彭印、帶民兵二名；八、西溝村村幹孫福臣，帶民兵十五名；九、興隆泉村村幹吳志彬、民兵隊長張茂林、工會主任賈彭、農會主任唐萬貴、韓士珍、趙景利，民兵二十名，各持槍支，定大村村幹關增甯兼民兵隊長，帶領民兵十二名，各持槍支。
2、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集中定大村，即赴定陵開始工作，至天明挖七尺深即解散；第二夜繼續工作，挖八尺深；第三夜挖六尺深；第四夜挖五尺深來發現大石板；第五夜帶石匠李金五人打眼一個，用磺藥炸開；該王紹義用鐵棍將四道鐵門依次撥開，見金棺兩口，該張進忠、王福慶等，先將供桌上金五供翠印，一併取出；王紹義、王勝、李金等用大斧將金棺劈開，將屍身拖出，遂將棺內珠寶、玉翠及金類等品，用麻袋裝出，當場將按股均分，曹志福金子二斤，珠寶玉翠分二香爐，並有龍袍軟片，縣長賀年、科長雲光國、區長趙金惠、助理員王春林、張進忠、張森、王福慶、王玉然、劉寶林、王勝、王紹義、李金等每人分金子十一兩，又分珠寶玉翠每人半香爐，其餘各村幹每人金子二兩，每 五個村幹分珠翠等一香爐，各民兵每人分金子六錢，每三十人分珠寶一香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