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和派中國人的人肉盾牌

1932年2月1日，上海自由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重申淞沪中立。

“徐新六先生代表诸侨董，要求工部局就淞沪中立政策给予答复。”

1932年2月5日，上海自由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讨论日本军方对党国非法战斗人员的指控。

“关于昨日会议考虑的，为涉嫌狙击手而被捕的人员设置独立法庭一事，总裁报告说，他曾与领袖领事克宁瀚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总裁立即指出，设立这样一个机构，要费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同时也做不出任何有效的事。总裁促使克宁瀚先生联想到，能不能设立一个经日本总领事同意的国际委员会，以便访问所有拘留所，并将调查所得向领事团和工部局报告。克宁瀚先生立即召集领事团的一次全体会议，费信惇先生参加会谈，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也到场。上述提议经到会者讨论。村井先生同意，把所有因涉及狙击手嫌疑被捕的党国拘留犯解交工部局。该项协议须经日本公使批准后生效。村井先生还保证从今以后，不再立即处决涉嫌狙击手而被捕的党国拘留犯。他答应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并且同意将该项措施通知自由市内外的所有拘留营。假如该委员会由领事团任命，据认为它就会对外国列强产生更大的影响。总裁告诉领事团成员，他认为工部局不会对这项提议提出任何异议。他希望在几小时内听到领袖领事的回音，即日本公使已同意领事团所讨论的提议。工部局接到该项回音，就可以立即采取行动，设立这个国际委员会。”

上海恐怖活动预示了1937年的南京同类事件，双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国民党派便衣恐怖分子混入平民当中，向日军开枪，将战火引向平民，然后反控日军虐待平民。上海民族作为英语系诸民族的一支，也认为日本的反恐司法程序有瑕疵，根据英美法系的精神，需要更加公正的独立法庭介入。列宁主义者选择性地强调英语民族对日本的谴责，卑鄙地忽略了自己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活动，目的在于营造黑白颠倒的舆论氛围，仿佛违规的反恐操作比恐怖分子的犯罪行为更不可饶恕。

1932年2月6日，上海自由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接受义勇军（Shanghai Volunteer Corps）维护武装中立的报告。

“上海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司令略述现存的军事形势和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的部署。昨日从党国和日本战线发射来的许多炮弹落入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所防守的阵地，显然是由于战斗员们不知道这些阵地是由中立部队防守的缘故。后来，工部局接到两国当局就这些偶发事件表示道歉的函件。每逢商行雇主请求解除商团团员的服役，该项请求均被同意照办；各商行雇主普遍得到通知，如果雇主迫切需要雇员返回本行服务，雇主的要求应即准予照办。”

1932年2月6日，上海自由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批准成立审判非法战斗人员的国际法庭。

“警务处长报告说，巡捕查缉队继续在虹口区巡逻。约有百人因抢劫被捕；这些人将被解交特区法院审讯。根据工部局与日本当局的协议，许多因涉嫌狙击手被捕的人今晚将被解交工部局捕房。捕房准备给这些被捕者拍照，公布他们的名单，以便帮助中国人寻找失踪亲友。警务处长鉴于这些拘留犯不属于捕房通常所处理的那种类型，尚未决定应否打下他们的指纹存档。

关于这些嫌疑犯，总裁宣称：日本总领事在今日举行的一次领事团会议上，保证将所有这些拘留犯一律交工部局捕房，无论他们被捕和拘留的地点，是在自由市境内还是境外……

总裁报告说，日本总领事昨晚知照领袖领事，日本当局同意设立国际法庭的建议，以便调查因涉嫌狙击手而被捕的嫌疑犯，而且正如前面所宣称的，日本总领事在今日举行的领事团会议上，保证将所有此类拘留犯解交给工部局。今日的会议委任以下诸君为国际法庭委员会的委员，经日本总领事和工部局同意后生效；他们是：挪威代办兼总领事奥尔先生、意大利领事馆官员罗斯先生、工部局捕房律师博良先生（美国裔）和上海英裔最高法院法官庄士先生。总裁宣称，因为博良先生富有汉语知识，而且通晓涉及侦查嫌疑犯的程序，领事团特别希望他担任这个法庭的职务。

到会诸董事一致同意博良先生担任该法庭的职务。

领事团建议为了迅速处理这些案件，应该给国际法庭任用书记一名，建议应该给国际法庭任用书记一名，以及速记员和译员若干名。到会诸董事同意总裁的意见，即从那些在当前紧急时期自愿提供服务的人士中安排调配这些人选。”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二十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04-5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