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外交與文明演化體系的博弈主體
特朗普在外交方面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而非孤立主義者。孤立主義者和威爾遜主義在精神源泉上沒有什麼區別，雖然在政策層面彷彿南轅北轍。范登堡參議員認為美國和世界的道德落差太大，所以不應該讓骯髒的世界污染自己的手。威爾遜總統認為美國和世界的道德落差太大，所以應該用傳教士精神拯救骯髒的世界。
意識形態外交就是原則高於具體的外交，或是說是歐洲現實主義外交傳統的對立面。方向相反的意識形態外交在具體政策上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為自己堅信的道德正義性犧牲短期利益。道德在演化意義上相當於克服短期利益自殺性的免疫機制，所以意識形態外交雖然厭惡現實主義，卻往往在長期利益方面勝過後者，但這並不是意識形態外交的初衷，更不是任何意識形態外交家習慣的語言。黎希留和俾斯麥傳統的繼承人肯定認為，無論意識形態外交家的原則性分歧有多大，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政策上的天真或無能，因為撒手不管和大打出手都是外交家的失敗紀錄，而且出自同一種精神潔癖。
意識形態外交家維護的長遠利益屬於特定意識形態維護的特定共同體，通常不會給推動意識形態外交的政府本身帶來什麼好處。共同體和政府的關係是樹葉與土壤的關係，不可能建立直接和迅速的因果關係。文天祥是儒家社會的意識形態外交家，他追求後代史官的認可，本屆政府的外交破產，只是為核心問題必須付出的次要代價。秦檜是儒家社會的現實主義外交家，他的選擇恰好相反。如果你把後代史官的認可改成全能上帝的審判，就能理解威爾遜和范登堡的優先順序。
這裡引出一個有趣的推論，能夠解釋基督教社會與儒家社會的演化適應性差異。
如果你能合理預期，未來可能存在真理部和真理報，他們有能力把張學良發明成民族英雄，把汪精衛發明成漢奸，那麼儒家社會的抵抗力就會迅速崩潰。同樣的合理預期對於基督教社會，影響不大。在一個沒有共產主義或類似刪除者的演化體系當中，儒家社會、羅馬哲學家或類似世俗人文主義者的理想社會，較之猶太系宗教主導的社會擁有演化優勢，因為他們的建構成本比宗教共同體低。伏爾泰和古今啟蒙思想家鼓吹的一切，翻譯成演化論的語言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然而在刪除者或撒旦肆虐的演化系統當中，這些社會的抵抗力比宗教共同體差得多。
宗教共同體如果佔據壓倒優勢，啟蒙者和刪除者的份額就會降低到接近但不等於零的程度。啟蒙共同體的弱點暴露不了，優勢卻能夠發揮，必然擠佔宗教共同體的份額，酷似青霉素時代的性解放行為模式。啟蒙共同體的份額一旦上升到接近宗教共同體的比例，刪除者模式又會有利可圖。刪除者模式像艾滋病時代的病毒一樣，比例上升到接近啟蒙者所佔份額的地步時，宗教共同體相對於啟蒙者的優勢又會變得很明顯。宗教共同體所佔份額持續上升到接近百分之百的時候，上述的遊戲又要從頭開始。
這個模式非常接近已知文明的演變，最穩定的平衡似乎應該是：虔誠者超過百分之五十，但低於百分之九十；啟蒙者超過百分之十，但低於百分之五十；刪除者低於百分之十，但高於零。美國在其最佳狀態下接近這個比例，這就是她承擔羅馬天命的硬科學依據。當然，動態系統必然充滿多個不平衡區域。
例如，刪除者肆虐後的局部區域，不是已經走上不可逆的滅絕之路，就是只能允許高虔誠度的社會重建，不會具備低抵抗力的啟蒙者社會必須的發展空間。啟蒙者似乎有可能戰勝虔誠者的局部區域，即將迎來刪除者的洗劫。啟蒙者和刪除者都是越接近於勝利，就越面臨戲劇性的崩潰。
回到特朗普可能的外交政策上，他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外交家。他反對全球治理的理由，是干涉主義在局部的無利可圖。這個理由在具體政策上可能跟孤立主義重合，但基本出發點跟孤立主義者截然相反。孤立主義者從原則上反對一切干預，威爾遜主義者從原則上主張普遍干預。特朗普反對為任何普遍原則犧牲具體利益，也就是要求對不同的具體問題區別對待。這意味著在可能的特朗普政府當中，不會出現類似布熱津斯基和奧爾布賴特的政策集團。
美國外交政策取決於總統內廷系統、國務院官僚專家系統、國會資深議員和移民後裔壓力集團的博弈，每一個集團的否決能力都大於建構能力。
可能的特朗普政府有一點非常接近奧巴馬政府，他們都將面對比自己更加自信的強勢國會領袖，尤其是本黨的資深外交家-議員。各集團訴求的重疊區域大大縮小，缺乏全球連貫性的局部政策更有可能變成國內政治交易的犧牲品。換句話說，假如希拉里的外交政策為A，麥凱恩和共和黨國會領袖的外交政策為E，特朗普聲稱的外交政策為H，從表面上，特朗普和希拉里的距離大於傳統保守派和希拉里的距離，但僅僅因為特朗普能夠指望的國會支持不如傳統保守派，可能的特朗普政府博弈後實施的外交政策，在具體問題上反而會比傳統保守派更接近可能的希拉里政策，只是原因可能更加局部和具體。
如果可能的希拉里實際外交政策為A，傳統保守派博弈以後會得到D，可能的特朗普政府博弈以後，更有可能得到C。東歐移民後裔在短短幾十年內，已經勝利了兩次，短期內不會再次勝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