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論世的幽微史學

田餘慶先生是北大1940年代的孓遺，屬於人為摧折最甚的世代。他們的基礎奠定於民國的尾聲，初出茅廬就淪為思想改造的重點，等到外部條件稍微寬松，人已垂垂老矣。更早的世代早在政治壓力收緊以前，已經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奠定了相當的地位，多多少少可以構成某種緩衝餘地。至少在當權派的眼中，他們的舊思想可以通過自然死亡而消滅，無需太過苛求，改造靈魂的真正壓力落在尚未揚名立萬的青年一代頭上。因此，在這一代人當中，失節是正常的，相當於老一輩人的沈默。他們的沈默就代表出類拔萃的節操，相當於老一輩人的仗義執言。田先生是有節操的人，證據恰好就是他在人生的黃金時代很少發表文章。他在文革時期拖延不肯寫完頌揚秦始皇的著作，需要的勇氣比施明德之流去凱達格蘭大道大得多。淺人很容易認為那個時代的文人全是懦夫，正如他們經常認為弱國的外交家都是傻瓜。公正和準確的判斷來自知人論世的理解力，判斷力的缺陷不是史料所能彌補的。田先生幸而仁者得壽，晚歲炳勳。人生最後三十年得以充分利用，沒有留下太多的遺憾。他在秋熟季節的作品仍然重質不重量，然而其中不乏創造範式、衣被天下的傑作，例如著名的《《東晉門閥政治》和《拓跋史探》。中古史研究經他耕耘以後，再也不會跟原來一樣了。

這一代人無疑是被歷史玩弄和耽誤的一代，但他們在知人論世的敏銳方面反倒勝過後人。照王小波的說法，經歷無人能及。敏銳的判斷力主要依靠經驗和蘇格蘭啓蒙主義者視為道德基礎的empathy，學問本身反倒非常次要。例如：在共運史研究方面，美國自由主義者就不如前共產黨人。前者的紀錄充滿了汽水、爆米花和週末派對的氣息，敘事屬於共運史的史料，社會背景和認知模式屬於美國民主黨人。如果他們描述的對象真像他們想象的那樣行動，在自己的環境中肯定連兩星期都混不下去。明智的讀者只能用對待《三國演義》的方式對待他們：《演義》的敘事屬於三國時期，社會背景和認知模式屬於元明時期。田餘慶先生的六朝研究有其特長，恰好就在於發微入秘。這個領域沒有多少新史料，田先生運用的史料大體也是人人都有的類型。睡虎地秦簡和蘇聯解密檔案那種意義上的新學問，在這方面沒有多少意義。妙處在於，他這樣反倒暗合六朝史的傳統。從陳壽的《三國志》到唐太宗的《晉書》，歷史的真實性跟《世說新語》沒有明顯區別。要點不在於甄別事實，而在於附麗於時代精神的潮流和演變。

時代精神是一種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門閥就是時代精神的產物。門閥的定義是什麼，邊界在哪裡，從來沒有人能說清楚，但存在就是存在。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東漢到六朝變化甚微。從風氣和習俗的角度看，六朝社會的特殊性為秦政以來所僅見。你順著事態發展的脈絡，不能毫無感受；但居高臨下地分析結構和規律，多半錯誤百出。田餘慶絕少離開敘事本身，講究經不離史、經在史中，並不追求具有概括能力的一般性理論。他的分析沒有超出人情事理的尋常高度，不要求讀者具備健全常識以外的理論素養。所謂發微入秘，就是一種哥倫布雞蛋式的理解力。讀者一開始會覺得：事情顯然就是這樣，不可能是別的樣子；任何人都能看出來，只有傻瓜才會另有想法。然後，他又會想到：僅僅一分鐘以前，自己就是傻瓜；如果沒有看到這本書，怎麼也不會想到事情居然會是這樣的。

下面這一段摘自《東晉僑姓門閥士族的主要來源》，頗能代表《東晉門閥政治》的基本風格。「（東海王司馬）越府聚集的名士，構成了以後江左門閥士族的基礎。這些名士，深知江左的琅邪王睿與中朝的東海王越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關係，他們估計過江後在建康朝廷立足是有保障的。而東海王越由於王國地境所在和活動範圍所及的原因，所團聚的士族名士大抵為黃河以南諸州人，而且多為新出的門戶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隸青、徐、兗、豫諸州。史家認為永嘉以來籍隸黃河以南的諸士族以路近而多南奔，籍隸黃河以北的諸士族則否。這是一個合理的解釋。但是南奔者一般都是在倥傯之際，自洛陽而非自本籍啓程，而許多河北士族居官洛陽，南來亦非不可，但他們寧願北歸故里而不南行。所以只以士族本貫與建康道里遠近一端來解釋士族是否南行，而不考慮他們在歷史上與司馬越、司馬睿的政治關係，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他用這種風格展開著述，給讀者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六朝門閥與其說是一種制度，不如說是一種現象。中古和任何時代一樣，長期趨勢的存在不會取消事在人為的因素。即使東漢以來世家大族的上升自有其長期合理性，仍然不能推出東晉產生門閥制度的歷史必然性。沒有王導的審慎，皇權和門閥的平衡未必能實現。沒有桓玄的魯莽，這種平衡未必會打破。淺人往往聲稱歷史沒有如果，其實無論古今，無論要人還是細民，決策者總是依據多種不同的可能性，選擇未來的路徑。每一種權衡都是整體博弈的一部分，真實存在的歷史恰好就是各種可能路徑的積分。路徑選擇是理解歷史的關鍵因素。任何人想要理解路徑選擇的前因後果，必須善於模擬當時的環境。根據亞當•斯密的理論，這種empathy是法律的起源。殺人犯必須死，不是因為改造罪犯或社會功利的需要，而是因為若非如此，苦主心靈必將蒙受無邊的黑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根據休謨的理論，這種empathy是正義規則演化的原動力。習俗之所以能夠形成穩定的結構，端在乎同理同感的天然平衡。知人論世的史學，其實就是empathy在歷史領域的體現。這種能力在陳寅恪的著作中，體現為地緣、族群多因素連鎖互動的世界史視野；在田餘慶的著作中，體現為人事、家系共同演化的時間之箭。田餘慶的解釋體系不會完全正確，但終歸不會脫離歷史脈絡太遠。對一位歷史學家而言，最好的贊美莫過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