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生產者職稱評定試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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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恐怖份子對秩序生產者的憎惡，猶如太監對孕婦的憎惡。他們知道從長遠看來，基礎共同體的主人遲早會變成政治共同體的主人，然而由於自身的強解構性，任何成功的破壞和鎮壓只會留下真空，從長遠看是為強基礎共同體掃清原有弱基礎共同體的障礙。換句話說，就是恐怖谷效應。

知識份子出於秩序消費者的階級本性，總是既享受秩序的保護又不受秩序的約束，因此他們通常偏愛弱秩序生產者，將解構者的破壞和強秩序生產者的規範混同為專制，隨時隨地都在用士大夫腐蝕滿洲武士的方法，企圖將強秩序稀釋為弱秩序。當然，徹底的成功意味著自身的毀滅。

何清漣這樣的費拉右派就是以這種方式歪曲理解自由秩序的，因此自由秩序在他們的敘事中，像拜占庭帝國一樣岌岌可危，沒有從任何意義上都只能視為武斷干預的行動，就會萎縮和滅亡。然而自由秩序的本性就是繁殖和擴張，鎮壓和限制無法生效就是其最顯著的歷史特徵，如果某種秩序極其需要保護，那就可以斷定其像朱利安皇帝時代的希臘城邦，業已喪失最強秩序生產者的地位。

政治共同體的秩序生產力，歸根結蒂都是殺人能力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喬裝打扮。基礎共同體的秩序生產力，歸根結蒂都是生育能力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喬裝打扮。能殺能生，可以無敵於天下。任何暫時的失敗，都是繼承世界的必要經驗積累。二者能有其一，就需要老謀深算的策略。既不能殺又不能生，就是註定滅亡。得過且過，尚能減少臨終的痛苦。好大喜功，必然遭到殘酷的凌遲。

印度的基督徒以百分之五的人口提供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醫院，就是一種喬裝打扮的生育能力，因為生育不是生理問題，而是社區服務能力問題。香港學校的意義，跟印度醫院相同。中東教會的問題，在於完全逃避了殺的義務，因此只能苟存。歐洲教會的問題，在於將殺的義務交給了美國，將生的義務交給了福利國家，自身退化為憲法闌尾和週末俱樂部。

費拉右派資本家對工會的憎惡，原因也在其秩序消費者的地位。他們不能理解，錯綜複雜的法團結構才是強秩序生產者。工會特權的害處跟大學、律師、醫生和貴族特權的害處一樣，源於人類濫用權力的本性，並非特定制度所致，因此任何制度的變革，都只能改變其表現的形式。費拉右派希望的那種僅僅為短期金錢工作的勞動力出售者，幾乎不具備技術傳統的創造能力和默會知識的積累能力，而技術進步和技術革命來自默會知識，也就是說來自跨世代壟斷勞動准入資格的行會工匠。

無論雅典共和國、佛羅倫薩共和國、法蘭西國王還是大眾民主的英國首相，都會毫不猶豫地斷定行會特權是一個憲法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遷就行會特權而把腰纏萬貫的猶太人、倫巴商、加勒比奴隸貿易者、波斯和土耳其富商抄家或驅逐。相反的例子，一次也沒有。誰是更強的秩序生產者，實際上是非常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