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晶報》十問（2014年）

1、《民國紀事本末》里的行文有讀者稱為半文半白，實際上跟唐德剛先生的半文半白並不相同，而是接近《資治通鑒》一類的文體，為何選擇用這種文體來創作這本書？

這是嚴復和王國維的文體，我稱之為「民初體」。如果你用《法意》的文體翻譯西學經典，就會產生這樣的文體。文體代表路徑，民初體代表「西方正典」與「華夏正典」合流的「假設歷史」，正如尼爾·弗格森《未曾發生的歷史》和理查德·勒博《沒有一戰的世界》，這條路線會產生一個多少類似明治日本的中國。

隨著「民初體」（以及對應的「第一民國」）顛覆，「革命體」（以及對應的「革命政權」）在1920年代末期取而代之。以猶太基督教傳統和保守自由主義傳統為核心的「西方正典」在中國衰落，人文主義-無神論傳統和功利主義-社會主義傳統為核心的「西方負典」在中國變成了主流。然而，主流和非主流並不是簡單的對稱關係。你不能簡單地將兩者互換而不同時顛覆社會本身，正如你不可能簡單地讓和尚念《四書》而讓官吏根據《法華經》統治。「西方負典」存在的隱含前提是：政治和社會責任已經有其他人承擔，他只負責救偏補弊。如果有人根據譴責建築師腐敗的雜文修房子，下場很可能比最腐敗的建築師更糟。

依據「西方負典」為「正典」的共同體，在一個仍然以「西方正典」為「正典」的世界上沒有舒適和安全感。她的處境非常類似一顆腎臟移植到另一個身體內，必須隨時服用烈藥才能緩和（而不能消滅）可怕而自然的結構性衝突（免疫排斥反應）。她習慣的母體如果不是已經化為塵土，就是至今未能誕生。她對自己被迫寄生的世界也有微弱而自然的免疫排斥反應，例如：她總是對新一代的「西方負典」（沃勒斯坦、齊澤克之類）更有本能的親和力，甚至對根深蒂固的老資格「西方正典」（梅特蘭、布萊克斯通之類）都懷有抵觸的態度。

2、你的知識結構和知識偏好似乎跟一般意義上的80後不太一樣，有啥奇遇嗎？

在高度同質化的中國社會，我跟任何人都不同類。我像愛沙尼亞的日耳曼人（他們是中世紀騎士團的餘孽）和哈薩克斯坦的波蘭人（他們是斯大林騙去「建設處女地」的歐洲人），天生沒有確定的歸屬感。這種人認為統治者和人民都不是自己的同胞骨肉、智力和道德都低於自己，對兩者都有忌憚與輕視的感覺。這種人一面懷著智力優越感扮演「游士」，一面深知自身處境的極端脆弱：永遠不會是統治者或多數派，任何變動都是威脅。我像猶太人一樣，對外和對自己是兩種人。履歷表的項目和經歷對我基本是混事的，我很少投入精力和關注。我自己殫精竭力的知識譜系，出版界只瞭解極小一部分，恐怕豆瓣網的網友還知道得多一點。

《史記》是我第一部「根底」書，冥冥中若有神意。我在十二歲和十三歲之間，非常渴望殺時間的大部頭書。當時（八十年代中葉）不存在網絡，我似乎懵懵懂懂地以為中學生的生活狀態是永恆的。我沒有足夠的錢買足夠的書，填滿用不完的無聊時間。因此書越難讀，耗費時間越多；對我來說就越好。《史記》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和斯瓦辛格的電影好，因為一冊《史記》所消耗的時間二十倍於《尼羅河上的慘案》。我大概天生就是文學青年本義上的文學青年，遇見精彩的段落就會默記默誦，就像對待《燕歌行》或《長恨歌》一樣，除了節律的快感以外，別無其他目的。我不看《表》、《志》之類討厭的流水賬部分，只看《本紀》、《列傳》之類有故事、有文採的部分。故事總會有續集，文採則是會上癮的。這條線路引導我讀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當然也只讀有故事的部分。我自己不知道也不在乎有什麼用處，無非是蒐集大偵探波洛全部作品同類的事情。我後來莫名其妙地發現自己會寫古文和古詩，而且比寫英語文章輕鬆得多（我根本不會寫英文詩）。現在看來，我大概是古典中國那種熏陶式教育的最後一批意外產品。這種際遇都是時間太多的結果，我估計自己和任何人都不會再有這樣的環境了。

梁遇春出現在我的生活中，時間已在九十年代初（大學時期）。當時我在癖好（而不是需要）指引下，大肆收集民國和英國散文家的隨筆集。在流行的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查爾斯·蘭姆、蒙田、赫茲里特、愛默生當中，一冊薄薄的《春醪集.淚與笑》突然跳出。當時的感覺猶如朱彝尊的《高陽台》：「重來已是朝雲散，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沈。前度桃花，依然開滿江潯。」世間若有爛俗台詞所謂「靈魂伴侶」，一定就是這麼回事。我沒有費多大的勁，就收集到這位作家的各種版本。其中最全的版本應該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的《梁遇春散文全編》，收羅了作者的文章和譯文，比以前和以後的其他版本都更完整。後來，我收集此類圖書，數量數十倍於當時，但只有一部能喚起同樣的魅力，就是托馬斯·布朗的《甕葬》。倘若文字可以用「質地」分高下（余光中是這麼認為的），此書堪稱「精金美玉」。（在詩歌方面，我只能給格雷的《墓畔哀歌》和阮籍的《詠懷》同樣的評價。）同時代流行的優質散文家梁實秋、董橋之類，在我看來都不過是好吃的奶酪：甜膩可口，綿軟易朽，絕對當不起「時間的征服者」重任。順便說一句，我發現自己的真正專業可能是搜書。無論我表面上的正業是什麼，都更像是這種真正專業的副產品。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和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出現在同一時期。這些書能夠從同時期的布羅代爾、亨丁頓等大家著作中脫穎而出，給我留下格外深刻的思想印刻，以後永遠沒有磨平；至少部分原因在於文筆的質量。我是苛刻的辭章鑒賞者，經常歧視那些口齒笨拙而材料豐富的作者和學者。文筆是視野、境界和洞察力的鏡子，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在我內心最深一層的價值天平上，博雅比專業分量更重。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純粹技術性的研究能打動我。我查看這樣的作品，動機和效果都跟查字典差不多。我不會因為查字典而繪制或修改認知地圖，只會運用補充的材料將原有的地圖變得更細密。對我來說，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作品是某種偉大傳統通過作者自我表達。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稱職工具（照柏拉圖的說法），其作品就僅僅是用過即扔的梯子和錘子。今天的年鑒學派雖然聲勢浩大，我卻私心以為他們豐富的資料和狹隘的識見不成比例。人類只有兩個時代產生了偉大的博雅傳統。第一個是古典時代，第二個就是文藝復興到啓蒙運動的時期。在此之後，有格局、有丘壑的作品實屬鳳毛麟角。我在這裡舉出的兩位就屬於這樣的極少數。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十九世紀以後，傳統已經基本窮盡其可能性。作者的個人才幹並不能發揮決定性作用。

托克維爾最大的特點，其實是他深入骨髓的宿命感和滄桑感。我深信：如果讀者對古典和基督教傳統沒有概略的瞭解，就不能真正領悟「字縫里的涵義」這種涵義猶如余英時解釋的陳寅恪「心史」，只能領悟、不能證明。領悟的基礎只能是共同精神結構下的設身處地。你在托克維爾的文本中，只能看到一位敏銳而冷靜的觀察家。他不偏袒任何人、任何力量，透過流俗之見和文宣辭令，揭示了舊制度並不美好的真實面貌，使人無法懷疑民主的正當性和必然性。然而，我們不要忘記：托克維爾也是一位優雅和周到的廷臣。他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宮廷中都能如魚得水，能讓賣花姑娘在紳士淑女當中怡然自得。這種人從來不會忘記在作品在贊美死敵「心胸高尚」，卻可能忘記表揚真正的朋友。其中道理，無異於瑪麗·安東尼特在斷頭台上向劊子手道歉。如果你比敵人更有失風度，你就是輸家。我們浸淫於野蠻的二十世紀鬥爭文化，習慣於明確、誇張、惡毒地攻擊敵人。如果我們從字面意義理解前人，就會犯下最荒謬的錯誤。加里波第說某人「慷慨恢弘」，意思差不多等於托洛茨基說某人「罪不可赦」。兩者描述的現象是一樣的：「某人是我原先的戰友，由於政治而非私人的原因而反目成仇。我對他本人並不反感，但一定毀滅他的事業。」 真正的貴族托克維爾其實對群眾時代的原子化極為恐懼，但他相信大勢已定、逃避無益；因此他對理性認同、感情陌生的新時代用盡了廷臣的恭維，這種客套絕不會用在「像自己一樣可靠」的老朋友身上。恭維背後，他是想盡可能禮貌地發出警告：「末人」的自私將會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質。群眾平等的洪水過後，只剩下官僚平庸專制的淤泥。當然，托克維爾不會將宿命感羅織成系統理論。學究氣是中產階級缺乏品味的證明，斯賓格勒就是這樣一位中產者。

我接觸雷海宗的《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在2002年前後。這時，我已經確定了大部分認知地圖。我除了蒐集材料充實細節以外，此後就沒有做過其他的事情。簡單地說，雷海宗是斯賓格勒在中國的真正繼承人。他們和主流的差別不在技術上，而在格局上。這種分歧不是更加精確的實證研究所能解決的。從根本上講，以文明興亡為對象的思辨和以歷史事實為對象的實證是兩種東西。後者的主要用途在於為前者提供盡可能準確的材料；但如果沒有前者，後者就沒有什麼意義。（除非你認為，給文科生提供就業機會也算一種意義。）博雅教育的消亡和學術無產階級的興起勢必導致前者的沒落，本身就是文明由盛轉衰的徵兆之一。（當然，在實證意義上，盛衰本身就是毫無意義的詞。）中國的博雅教育早已滅亡，目前正在笨拙而混亂地試圖建立學術無產者的流水作業線。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的博雅教育傳統也在緩慢但確定地衰退。實證研究和技術創新的繁榮經常掩蓋了這一點，正如果實在樹葉發黃的時代最為甘甜。托克維爾是群眾時代的最後一位貴族。斯賓格勒是戰國時代的最後一位春秋思想家。雷海宗是拋在石田上的一顆種子，只有祖先、沒有後裔。在我自己心目中，我也是意外出現的異鄉異客。我將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確有意義；卻不能肯定漂流瓶會歸向何處，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讀者能否理解這種語言。

3、翻譯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還有更大的翻譯計劃嗎？

路徑決定命運，而不是能力。骰子落地以前，沒有比爭取路徑選擇權更重要的事情。我以前說過這樣一段話，現在仍然適用。

我覺得自己象清末民初的譯者，例如嚴復；或是魏晉南北朝的譯者，例如謝靈運；分享了創造歷史的過程。因為他為漢語文化圈引進了一種完全陌生的文化解釋體系。同時我也預感到：這種新成分最容易遭到扭曲、邊緣化、望文生義的中國化解釋。中國人的哲學傳統和法律體系跟歐洲大陸的親和力較大；因而歷來引進的西學都是這個傳統，並非偶然。經驗主義產生的盎格魯保守主義、習俗和前例產生的判例法系統，都是中國人難以把握的東西；他們總是用絕對理性和普遍價值去誤解這些概念。

嚴復當年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引進的英國自由主義概念迅速被法國激進主義替代，然後遺忘。謝靈運到玄奘的佛經譯文在中唐以後落到了同樣的下場。如果中國未來的發展一如既往，休謨所屬的傳統多半是誤解或遺忘的對象。如果這個傳統一變為顯學，那麼中國思想傳統和歷史路徑一定已經發生了明治維新級的劇變。

嚴復曾經說過：只要廢除科舉，中國社會就會發生廢井田、開阡陌以來從未有過的劇變，超出了他的預測能力。假如英國經驗主義和憲法傳統居然能在中國站住腳，劇變的程度一定不亞於前者。如果這樣的事情居然發生（照中國式歷史邏輯是不可能的），那麼所有相關人士都將進入歷史攝像館。

麥考萊的《詹姆斯二世以降的英格蘭史》五卷本和克拉林敦的《叛亂史》四卷本目前也在我手中進行，應該就在今年內出版第一卷。我簽署了《柏克十二卷集》、《迪士雷利文集》、《理查德·伯頓文集》的合同，但需要更久的時間。我視梅特蘭的《早期法》和斯塔布斯的《憲法史》、《憲法文件》為禁臠，列在下一階段的計劃內。此外就是戴維斯的《邦聯》、斯蒂芬遜《從憲法看內戰》、《李將軍文集》，伯頓議員的《國會日誌》，科文的《最高法院編年史》，普雷斯科特的《天主教君主》，特納的《邊疆論》，泰納的《當代法國的起源》，弗里曼、錢伯斯、亞當姆斯、楊的《英國憲法史》，黑爾的《普通法》。這個順序大致反映我心目中的重要性順序。

我敢於肯定：這些書的重要性超過《天演論》和嚴復的多數選擇，只是不一定超過《法意》。中國人對「正典」非常陌生，本身就說明了歷史路徑的錯位。這就相當於儒生對朱熹的著作非常陌生，連書名都說不出幾部。

4、許紀霖先生對你和《民國紀事本末》評價很高，他說：「最近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民國紀事本末》，讀過的人無不稱奇，可謂奇人奇書。」還說，「這個劉仲敬精通古今中西，有難得的大見識。」你覺得自己和前輩學者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顯然，我本來就是局外人。問題並不在於我跟前輩學者不同，而在於我跟大多數人不同。如前所述，我真正的教育發生在隱秘生活層面。履歷表體現不了這些，正如傳記體現不了私人愛情生活。

從進化生物學角度講：人類（和極少數靈長類）的特殊點在於「情境模擬能力」。也就是說：你首先能夠產生自我意識，然後能夠把自己「設身處地」代入其他角色的位置，從而形成一種全局博弈的整體圖景。這種能力類似棋手的佈局能力，是文明和社會群體得以產生的根源。不用說，佈局和認識佈局的能力相差甚遠。在著名的《隆中對》當中，劉備和諸葛亮對同樣的局勢得出了不同的對策。劉備希望繼續南逃交州。諸葛亮希望奪取荊州益州，絕地反撲。這就暴露了兩人「情境模擬能力」的巨大差異，解釋了劉備需要諸葛亮的理由。古典華夏的文史教育主要為此服務，其方式與詩歌教育相同。林黛玉很好地解釋了這種教育法：首先用足夠充分材料（史書或名詩）把你淹沒，內化為思維環境的一部分，然後指望你有天賦的「情境模擬能力」，自動產生「玻璃球遊戲高手」（詩歌高手）。如果你天資不足，就會變成尋章摘句的陳最良式學究。但這是必要的報廢成本。所謂「史識」，就是生物學所謂「情境模擬能力」。斯賓格勒稱之為「相術的直覺」。直覺強大，你就能像福爾摩斯一樣迅速發現：「缺環在哪裡？」「證據與環境不協調，應該是偽造的。」尤其是，在缺環無法補全的情況下，你要根據情景，復原出最可能的原貌，制定出最可能的計劃。

西方史學包括「反事實歷史」，但根據華夏傳統教育的取向：不是「情境模擬能力」為歷史研究服務，而是歷史研究為「情境模擬能力」提供材料。「情境模擬能力」不足，絕對不能委以「士大夫性質」的任務。我相信：正規教育對此沒有幫助；因為閱讀量達不到傳統教育要求的「淹沒標準」，實現不了「內化效果」。意識形態教育對此有莫大的破壞作用。由於考試以外的任何事情都需要「情境模擬能力」，所以高學歷的意識形態教育會培養出大批「人類的禍根」。他們會理直氣壯地說：蔣介石應該像羅斯福一樣行動，日本應該像德國一樣認罪，毛澤東應該像省長一樣服從。這話聽起來像笑話，其實鄙國「學術研究」大部分都由這樣的內容組成。

5、「中國讀書界偏好引進‘技術上不及格、感情上有共鳴’的西方著作，尤其不足為怪。從1980年代至今，至少有五部流行圖書以‘願望的達成’為隱含賣點。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發明了‘毛澤東的下層建築和蔣介石的上層建築’，從而證明‘歷史是正確的、未來是光明的’。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發明了‘歷史三峽’，從而證明‘錯誤是難免的、前途是光明的’。薩伊德《東方主義》免費收復了話語霸權，從而證明「庸人適應環境、狂人改造環境、高人重新解釋環境」。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可以概括為‘不要幫助中國人，這樣他們就不會抱怨了’。基辛格《論中國》可以概括為‘美國不輸出民主，中國就沒有威脅，這樣大家都滿意’。你委婉批評了五位在中國最受歡迎的歷史學家和學者，你認為自己是一位苛刻的讀者嗎？

我一般不拿自己當讀者，讀者只要去讀《哈利·波特》就行了。我對待那些人，就像一位重視信譽的士大夫攻擊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同僚。我認為而且肯定（就像一位棋手對待段數足夠的棋手），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像奸臣一樣，敏銳地把握了皇帝的感情弱點，利用這些弱點滿足皇帝隱秘的願望，犧牲皇帝的利益來維護他的虛榮。

6、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治中國現代史，很多材料都還看不到，怎麼辦？

這話是一種廣告，反映了學術無產階級渴望討好潛在客戶（外行）的心理。同時也證明：大眾時代的讀者對自己的判斷能力一點信心都沒有，只能寄希望於商標保證質量了。至少在涉及歷史的問題上，我敢保證：他們只會失望。

余英時先生認為，復原歷史其實是一種小說家的想象力。我自己認為：這是一種軍師的能力。你必須明白：你沒有充分的情報，許多情報是假的；但你必須馬上做出決斷，這些決斷可能害死自己。自古以來，所有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運用這種決斷。他們主要依靠對當事人性格和歷史行為模式的粗略瞭解，就能預測他們隱秘的行動和未來的舉措，相應地調整自己的應對措施。人類仍然存在的事實就證明了這些判斷準確率頗高，雖然不可能完全正確。一般而言，學術研究的平均準確率不如普通人的判斷。據我所知，二十世紀最好的歷史學家是一個籍籍無名的人。他因為碰巧是艾薩克·阿西莫夫的祖父，才留下了一點痕跡。他是白俄羅斯的猶太人，在革命前夜準確地逃出俄羅斯帝國，又在二戰前夜準確地逃出歐洲。除了王國維，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表現出同樣的判斷力。我一直把他當做偶像來崇拜。

材料與準確率並不成正比，主要取決於當事人的情景模擬能力和誠實。有些人能夠依靠較少材料，做出相當準確的判斷。另一些人恰好相反。如果對人對事的失誤率極高，就是情景模擬能力低劣的鐵證。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沒有人能拯救他。例如：段祺瑞就是這種人。張作霖反而不是。

7、你是會讀閒書熱愛閒書的學者嗎？

正常情況下，是的。我在大學時代（1990年代）的表現就是專業蒐集閒書的閒人。此後，我是那種專業喝茶扯淡的機關人員。問題在於：這種性格會使我缺乏堅韌和果決。於是我把七千冊書鎖起來，沿著類似老阿西莫夫的道路，背離了風暴即將來臨的地方。

8、你最推崇的學者是哪位？原因。

斯賓格勒，理由如前。他有良好的情景模擬能力，儘管他的錯誤甚多。這裡必須說明，錯誤少不是優點。一位從不犯錯的經濟學家基本可以視為廢人，一位成功企業家肯定比失敗的同行錯誤更多。諸葛亮的隆中對就是大錯特錯，但沒有這項模擬，劉備連失敗的機會都沒有。

9、除了讀書，最喜歡做的事情是什麼？

中古音樂，亨德爾和巴赫。

10、你的研究有沒有一個主線，有沒有一個研究領域讓你特別著迷？未來五年的計劃是什麼？

憲法作為文明的體質，有其生長衰亡的軌跡。軌跡也會反映文明本身的獨特性。我正在寫《英格蘭憲法溯源》。此書的第一卷應該和《安·蘭德傳》、《亨利八世》差不多時間出版。明年預定出版《從華夏到中國》和岡倉天心的《東洋的理想》，發行集刊《新民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