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根据地是怎样炼成的

102 min readJul 26, 2017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六十九号通告说：“可耻的自首叛变的现象日益蔓延”，同年十二月四日《关于党员自首叛变》的通告中又说“党员自首与叛变……特别是近一年来，更成为党的组织上的严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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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九二六年六月，中共中央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更指出：“党员自首叛变的现象……在过去两湖最为严重，最近且蔓延到下江流域及北方各地”。

为了达到保卫工作目的，中共特工总部还布置狱中的特务工作，在捕房、法院、律师、监狱中普遍的吸收党羽，发展组织，藉以了解被捕人员的情况，并进行营救。同时通过互济会负责被捕人员家属之安慰及被捕人员在监狱中的消息传递金钱接济等，其活动方式大致如下：

（一）收买利用捕房打字员，泄露人员逮捕消息，其方法多于报告捕获人犯打字时，故意打错，掉换重打，而将打错的一份修正后送交共方。

（二）收买法官，于审讯时故意暗示被捕者，使他坚决的不承认，因为当时中共在上海以租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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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符，而租界对政治犯并不作决定性的处理，判明后一定要引渡到中国政府来办理，以租界捕房办案程序，犯人坚不承认罪行，虽然证据齐全，亦无法定谳的。承审法官被中共买通后，即用尽方法明示暗示，使犯人无供，避免引渡，而获得在租界内开释的目的。

“劫持监犯也是共特务工作之一，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共农民运动首领彭湃在沪遭捕（按：与彭湃同时被捕的尚有杨设等人，均属中共军委人员，故以后各苏区军校，均命名为彭杨军校，以示纪念），收押于龙华警备司令部，共特探知处决日期，派特务干员分乘卡车两辆，配备轻机枪手榴弹及长短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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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在警备部至刑场途中，伪装拍摄电影外景，准备于押解彭车辆经过时实行劫持，幸而警备部临时将彭改在部内空地执行枪决，未为共特得逞。这件事就是当时共特首领顾顺章布置的。”【11】

（三）勒毙顾顺章全家惨案：周恩来于获悉顾顺章遭捕自新后，立即指挥原任顾之助手红队科长王世德（化名王竹友），将其全家八口岳父母、妻子、内弟等全部勒毙，埋尸于法租界爱棠村十一号屋内灭迹。不料于顾案发生四个月后，即一九三一年八月，该王世德亦为调查科捕获，经供述上项情事，当由调查科向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会同按址发掘尸体，租界当局初不置信，经过确切保证之后，始获同意进行发掘，因此事为新闻界所悉，消息传布出去，致发掘工作进行之时，市民挤满墙头，树上围观，在充满惊骇与怀疑气氛之下，一尺复一尺的挖下去，于种植花草毫无痕迹之院内，深掘至八尺之下，果然起掘得顾之全家大小八具尸体，全市为之震惊。以后据王世德所供，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功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继续从事发掘，结果又掘得三十九具尸体，大多数是中共所谓动摇或叛变份子，由周恩来命王世德等所杀害的。【17】

由于国共两党的地下斗争日趋剧烈，中共红队乃由暗杀叛徒转而暗杀国民党调查科人员，从一九三二年起，共特红队对调查人员施行一连串的狙击和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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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红队队长邝惠安，率领五个队员，冲进调查科上海闸北分区斯文里的秘密办事处，实行刺杀，结果调查科工作人员王寿喜被击殒命，分区主任赵伯谦夫妇、工作人员郝鸣、吴修均被击重伤。

（二）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下午，调查科工作人员四人，路经南京路江阴街，发觉有红队五人在，乃迅速逃至岗警附近，红队仍开枪射击，死一人，伤二人，红队人员则在纷乱中逃逸。

（三）同年五月，调查科工作人员一人，正前往法院，为一自首中共作证，以便保释，行至中途，又被红队击毙。

（四）同年六月十四日，调查科上海区负责人史济美，由京述职返沪，赶往已定之约会，抵沪后即驱车迳赴约会地点，但一下车即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地的红队队员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五）同年八月十二晚，调查科新任上海区负责人钱义章，到职二个月之后，亦于中华饭店三楼电梯旁，被预伏该处之红队袭击身死。【18】

这些就是中共红队的“杰作”。

在苏区，中共特务的“肃反”经过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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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动主义时期，即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六次大会之前，在此期间，中共“无往不是暴动”，在暴动中，无处而非烧杀，连六次大会农民问题决议案也承认：“烧毁城市与无目的大烧大杀”之严重，这种大烧大杀，中共称之为“实行红色恐怖”的肃反。八一南昌暴动“并未猛力歼灭土豪劣绅”，被中共指斥为“机会主义余毒”。四省秋收暴动“要求不客气的实行红色恐怖，实行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及一切反革命派”【19】。两湖暴动决议案规定“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与没收其财产”【20】。海丰、陆丰各县暴动、执行七杀令的结果，杀死万余人。暴动之初，中共自诩仅海丰一县杀地主豪绅“据最近确实的统计，共一千八百二十二人。”【21】广州暴动，由杨殷出任广州苏维埃肃反委员，继续执行烧杀政策。这一时期，中共的肃反，仅是一种盲目的疯狂的屠杀，尚未建立有系统的特务统治。

六次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特务总部，在苏区也开始建立特务制度，取名肃反委员或肃反委员会；其间经过一九二九年所谓托陈取消派的分裂以及立三路线时期，因此，苏区的特务工作，以肃清所谓取消派为中心。在广东，把托派梁干乔的干部一一加以暗杀，在湖南平江、浏阳以及湖北黄安“则更走到极端的恐怖主义，支部中任意枪决同志”【22】。直到一九三○年九月，共军一三军团二次围攻长沙时，把四个团级干部枪杀了，说他们是托陈取消派；围攻长沙失败后，三军团退守平江浏阳时，又把一个师政委邓乾元加以扣留，也说他是反派，后来也杀掉了。【23】

到了瞿秋白的调和主义时期，及以后反一二三次围剿过程中，苏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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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苏区党政军人民团体中的许多干部指为AB团、社会民主党、第三党、改组派，一批批的加以枪杀，是为苏区“肃反中心论”时期，肃反情形如次：

在赣西南边区，中共肃反的对象为所谓AB团，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的富田事变，则被认为是AB团的暴动而加以镇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第二号通告说：“在富田事变之前，赣西南各地党部和政府以及红军中接连破获AB团组织，及屡次暴动阴谋”。“富田事变的导火线是由第一方面军大批破获AB团，发现江西省行委之中段良弼、李伯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系AB团要犯。总前委为打击反革命的阴谋，巩固党与革命的发展，协同省苏维埃将段等捕获。二十军刘敌即率兵一营于东固叛变，将二十军刘军长及前委派去之李韶九捉起，开兵到富田包围省苏维埃，释放已被拘获之段等要犯，省苏主席曾山同志仓促脱险。段等即假省行委省苏名义通告各方党部及苏维埃机关，实行对红军封锁，并到处派遣专人滥造谣言，甚至说毛泽东同志勾引白军反水……。继后即将二十军一部份越过河西，进攻红军学校……。”【24】“同时还拘捕中央巡视员易尔士……他们企图以‘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来分裂革命势力。”【25】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经过。

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中央苏区中央局通过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一致的认为苏区去年十一月苏区党大会是一般的接受了中央对苏区关于肃反工作的指示，尤其是去年十二月中央局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更明确的给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一个总的估量，并指出了一些正确的办法，现在看来仍然是不够的，且还有些没有估计到的。至对闽西肃反工作的估量，则是错误的，因此特成立下列决议：

（一）苏区党大会，尤其是中央局指示信，指示出富田事变，是AB团所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给AB团一个致命的打击，破获了AB团的重要组织，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但是过去因为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份子，都可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份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不清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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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了，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对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特别严重的是不分首从，尤其是不分工农份子都一律同样处置，这种错误的结果，表现在对巩固革命势力的积极工作反没有充分执行，很多革命组织与其机关，因为打AB团而打坍了，群众中甚至于党内引起了恐怖与怀疑，使他们生活落入非常状态。同时肃反机关的职权非常广泛，而没有限制，甚至落入过反革命的手中，党及青年团工会组织甚至于医院以及一切群众团体，都可以自由的去打AB团。这一切估量和批评都是不正确的，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中的中心错误，现在肯定的回答是在对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斗争的方法的错误，并且更是非阶级路线与非群众路线的错误。这种非阶级路线，不仅表现在不分工农与阶级份子，都一律同样处置，且表现在不在阶级立场上来观察AB团社会民主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而落入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和疯狂心理中去乱打AB团，结果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对肃反工作表现不积极，非群众路线则表现在肃反工作完全没有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与争取群众，相反的还在群众中造成恐怖现象，送群众给反革命派来利用。因此中央局指示信说，立三路线与党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群众工作的错误，都给AB团一个发展的机会，这是对的。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指出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不仅不能真正消灭AB团与社党，相反的还直接助长了AB团与社党的一时发展。江西AB团闽西社党，在一时期内潜入了许多苏维埃政权与党和团的指导机关，乃至肃反机关本身，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党过去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错误，及以后工作错误，才使他们能有一时期相当的发展，但是恐慌和夸大的说苏区各级党和团的机关都被AB团社党霸占了，仍然是严重的右倾错误。

（二）党内对AB团的认识，所以如此扩大，发生如此恐慌，实有他思想的来源，主要的是没有对于自己阶级的坚信心。不相信革命胜利的力量，还相信AB团社会民主党的异己阶级组织比共产党还要严密，还要扩大，还能在群众中起很大作用，结果还不相信肃反的成功，以为AB团是肃清不了的。殊不知AB团社党之所以能欺骗群众威胁群众，全在于利用党的路线错误，工作错误，并非AB团社党本身的反革命政纲能够吸引群众。不从明确的党的阶级路线与加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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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众工作来进行群众中的反AB团社党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以巩固革命的阶级战线，而一味的对AB团社党发生极度恐慌，这是基本认识上的错误。

（三）反AB团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恶化了，如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是乱捕工农份子，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份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的，反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四）过去肃反工作既发生了严重错误，于是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处在一个时期内竟形成了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如各地肃反委员会一般的都没有集体的领导，同时也很少受政权和党的监督与指导，有些地方政治保卫局（如江西）与上级断了关系后，竟不受当地的党和政权的指导。另一方面，有一个时期内，党、团、政权中其他机关以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都可以自由肃反，自由捕人。这一切组织上的错误，都给了AB团社会民主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以潜入组织来利用肃反机关摧残革命份子的机会。

（五）因此反AB团反社党的斗争虽有成功，但过去肃反工作的严重错误，他们起的恶果，除了中央局指示信中所估量的外，更严重的还有因为肃反中心论在党内一时流行，群众斗争的发展遂受了抑制。因为反AB团反社党的斗争方法以及肃反的组织上的错误，党和团的组织一时受了削弱，政权和革命群众团体受了损伤，尤其是因此结合了一些错误倾向的干部，甚至AB团社党的份子都得因此而潜入党内和政权机关，以致党与群众的关系恶化，政权和党及革命群众团体，在一时期内竟变成缺少生气的组织，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更大大的发展。扩大红军，发展党与引进积极份子到指导机关来的工作，便因为群众恐惧，遇到了极大障碍。这一切情形，都证明过去立三路线给予苏区工作的恶果，不但未能完全肃清，且因肃反工作的错误，又部份的在另一形式上表现出来，而阻碍着执行国际路线的澈底转变。因此，如果认为目前AB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已不成问题，可以置诸不问，这不仅不认识目前苏区阶级斗争的尖锐形势，不仅是从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又走入另一偏向，并且根本不了解党的路线和工作错误，如没有澈底转变，是最足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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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反革命活动的机会的。

（六）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在总前委领导时期，对于镇压富田反革命暴动的处置，完全是正确的，但对AB团的认识，与处置AB团的方法，便犯了许多上述的严重错误，种下了肃反工作中的错误根基。中央局初成立时，又因为对立三主义的调和路线的错误，致使许多AB团份子，得以乘机潜入党内，这更助长了反革命派的活动，后来中央局扩大会后，虽一般的是向着国际路线转变，且打击了对AB团的调和错误，以后又曾指出肃反须依阶级路线，但对于肃反工作中的根本错误，并未了解和执行纠正，以致上述错误反继续发展和扩大起来，直到党大会尤其是中央局指示信后，才将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揭发出来，并指出了正确的出路。过去这些错误的表现，在地方工作中固然十分严重，即在红军中同样严重，有人以为在第一期红军采取那种非阶级非群众的路线的办法是对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中央局指示信关于闽西肃反工作的估量是错误的，闽西过去肃反工作，虽最后一时期注意到工农份子自首自新的办法，但一般错误的严重情形，并不亚于江西，并不是肃反工作中的阶级路线比较执行得正确，一般的说，只有在党大会后，尤其是中央指示信后，各地肃反工作才开始转变，但这一转变，还仅仅限于上级。地方上，红军下级部队中对于这一转变的执行，还很微弱。

（七）今后肃反工作要执行澈底转变，则在中央来信及中央局指示信所指出的：

1要正确的认识什么是AB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要与夸大反革命力量，减弱阶级自信心的右倾作坚决奋斗。

2要坚决反对肃反中心论，要懂得只有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才能巩固革命势力，肃清反革命派。

3要加紧反AB团、反社党、反改组派、反取消派、反右倾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要加紧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是反右倾，党内和群众中的自我批评，必须尽力发展。

4要健全政治保卫局的组织等项原则，必须立即执行下面各项的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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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要在群众中，将AB团，社党、托陈派一切破坏革命，破坏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破坏党、团以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的阴谋活动，与反革命的暴动的材料，尽量的公布出来，使广大工农群众深切的认识。

乙、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须在群众中作一广大的解释，以打破党内生活的沉闷和党外群众的恐怖心理。但要防止以为过去工作做错了，现在连AB团社党也不要反对了，或以为AB团社党根本没有这个东西，这种取消倾向。

丙、须加紧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是反右倾，要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及其工作方法，要反对富农路线和侵入党内的农民意识，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及口是行非的两面派。但对犯错误倾向或工作做错的党员，除非有参加反革命派的充分证据，否则只能个别的给以思想斗争或组织制裁，不能认为这些党员便是AB团、社党、取消派或右派。

丁、苏维埃政府应颁布处理反革命犯条例，和加入反革命份子自首自新条例，并以明令确立革命秩序，保障革命群众的权利，使广大工农群众不致发生任何恐慌和动摇。

戊、须加紧执行肃反工作的检查，对过去执行肃反错误路线的份子或机关，如在党大会决议尤其在中央局指示信发表后，仍不更改其错误的，予以纪律上的制裁。

己、暴动区域或新占领的肃反委员会组织与工作范围，中央局另成立一决议解释之。

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集权的，但须在党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指挥之下，由委员会管理工作。

（八）这一决议，苏区各级党部接到后，须立即讨论和执行，并将执行情形，于二月中按级报告到中央局。

（录自中共原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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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陕甘宁边区实况》载称：“双十二事变解决时，中共盘据地区仅延安、安塞、保安、安定等县之一隅，旋乘机扩展，自称边区为十三县，二十八年秋，以武力攻略陇东，二十九年春又占绥德区各属，然后复提出保卫边区二十三县之完整口号，是以，边区已由三数县之一隅，扩张为十三县，复由十三县扩张为二十三县。二十三县总面积合计为六十四万八千九百八十方里。”【36】

由于边区扩张而引起之纠纷，较大者有如下各件：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爆发栒邑事件：该县驻有八路军独立第一营，该营于五月二十三日函告县政府略称：有十八集团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采买陈应通，于栒邑县甘峪村被人以枪击毙，要求县府调查处理。同日乘县城东南庙会，八路军派员登台演讲称：“最近栒邑县城内，发现多数托派汉奸，对八路军肆意攻击，另发现暗杀团二百余人，意图杀尽八路军，我们一定要打倒这些汉奸”云云。旋即在张洪镇一带捕去王某等四人，指为土匪，其中三人解往延安后枪决。在城内捕去杜某一人，指为托派汉奸，六月间被埋于看花宫。二十五日八路军再派代表持函至县府，指明陈应通系被县保安队分队长郭景汾派兵所刺杀，随即派兵进攻县府，驻守北、东、南各城门楼之八路军独立营，亦协同攻击县府，县府人员及保安团队乃退守碉堡待援，八路军遂乘机攻入县府及其他党政机关，大肆掠劫。延至三十一日，国军援兵驰救，八路军始退离县城。【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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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发生鄜县事件：鄜县原驻有八路军特务团，分踞城厢各地，一九三九年八月，该县之永平、榆林桥两区联保主任为共军逐走，并藉口“民众要求”，侵占为边区疆界。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共军藉口共党区委委员刘忠被打伤，向大义、阜财、加兴各区进攻，拘捕保安分队长王子玉，保安队长韩振江，入晚包围县府，掳走县长蒋隆珽，保安团队全被缴械，县府公私财物亦被抢劫一空，鄜县全县遂落入共军之手，被俘之蒋县长迟至四月，始于缴纳“罚款”七千元后获释。【38】

一九四○年二月爆发绥德事件：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共由河西调一二○师王震部四个团回驻绥德，旋以“破坏统一战线”、“制造摩擦”为藉口，要求天水行营及陕西省政府澈办专员何绍南，并提请行政院委王震接充该区专员。二区专员何绍南因共党之攻击辞去专员职务，省府乃决定以包介山接替，何当于二月二十一日返绥办理交代，共党遂发动武装游行示威，声言“捉拿犯官”何绍南，专署方面，当即戒备，双方进入备战状态。同时林伯渠、萧劲光又电天水行营及陕西省府，反对包介山接任二区专员，坚决要求以王震充接。二月二十六日即捕去绥德义合镇联保主任武启友，保长平侯、马德麟，并枪杀保安第七团团部副官刘成祥。二十七日又将吴堡宋家川、绥德义合镇、安定枣林坪三处保安队包围缴械。二十九日专员包介山率保安第三第十两中队撤离绥德，沿途遭王震部六次袭击，保安队被击溃；前任专员何绍南亦率队撤离，同遭截击，三月一日始退至榆林镇川堡。绥德遂被共军占领，划入边区范围，并自行委任王震为该区行政专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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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侵占吴堡：共军于二月二十七日将吴堡宋家川保安队包围缴械后即将吴堡县党政人员全部逐出，占领吴堡并划入边区范围。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攻占安定：二月二十八日共军向安定进击，该县保安队奋起抵抗，终以众寡悬殊，忍痛退出。惟县属老君洞地方民众及哥老会，以平日愤恨共党压迫，自动集合武装二千余人，抗击共军，激战两昼夜，亦以弹尽援绝，退出县境，该县遂为共党全部占有。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占领清涧：八路军营长钟善声，以哨兵被击伤为藉口，于二月二十八日夜二时半，率部包围县政府，掳去县长李鹏飞，缴去长短枪二百二十枝，保安第七团第八中队自清涧奉命返绥，途中亦遭袭击，损失惨重。

一九四○年三月五日攻占延川：共军旋又于三月五日上午十二时包围延川县政府，保安队两班被缴械，县长被扣，县府财物印信被抢一空。【40】

此外尚发生陇东事件：缘八路军驻陇东部为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王维舟部及归该旅指挥之警备第七团袁渊部，该部分驻庆阳、镇原、宁县、合水各地后，即不时袭击各县保安队，进而扩张地盘。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驻宁县共军警七团罗营，藉口该县直沟村抓烟民案，向保安队开枪，并围攻县府，双方激战至十六日，罗营始不支退去。

驻合水、华池之警七团汪营，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日，干涉区署传戒烟民，绑架区长、校长及区署人员，并缴去保安队枪二十枝。十一日晚复将县府及保安队包围开枪射击，保安队伤亡二十四人，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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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马世俊、收发王祥波、县党部干事柳春荣、第一区区长张志诚、社训教官潘桂藩、保甲督导员蒋震寰等十八名均受重伤，县署被攻占后，抢掠一空，并于十五日予以焚毁。十七日又将县府翟县长等十八人绑架至庆阳，囚于田家城三八五旅旅部，从此，合水全被共军侵占，纳入边区政府范围。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共军三八五旅七七○团王营，向镇原县府及保安队包围攻击。双方激战，相持至十六日王营始退去。十五日驻庆阳共军三八五旅派队将县府（时设庆阳西峰镇）驻庆阳办事处辛主任捕去，二十学将办事处刘副主任、书记及区署职员、梁巡官与防空哨长哨兵十一人绑去，并将办事处与区署洗劫一空。【41】

附录：淮太西县烟土税徵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日颁布

（作者按：“淮太西”县系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隶属于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该专区又称水东专区，因地处新黄河以东。本办法第七条所称水东办事处，即指此而言。）

一、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税收原则暨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于本县中心集市设立烟土总行，统一管理烟土行之经营与税收事宜。

1.进行烟土经营之行户（以下简称行户），须按期向烟土总行呈请登记交纳营业税，领取营业许可证，在烟土总行监督与管理下进行营业。

2.烟土总行将根据实际情形在其他集市设置分行或集市管理员，分别负责各集市烟土税收与营业管理事宜。

3.烟土总行得根据集市交易情形，规定一定行户额数，超过规定额数时，由县政府在呈请行户中指定之，其余可作为候补行户。

4.合法经营之烟土行户，可取得下列收入：

（一）介绍成交，可按买卖各给三分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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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按代收烟土税总收入百分之十作为酬金。

5.总行得考核各行户营业收税及执行法令之情形，予以适当奖惩，必要时并可撤消其营业权限，由其他候补行户的补之。

三、买卖烟土之商民必须将税款向总行或合法营业之行户进行交纳，方准出口。

1.购买烟土人须首先向烟土总行或其代办机关举行登记，并取得许可证始得购买烟土。

2.购买烟土后，即由经手交货之行户收纳烟土税后始准出口。

3.不经买卖，而系直接出口之烟土，应先到纳税机关缴纳税款领取税单，始准出口。

四、税率

1.烟土税率暂定征收按售价百分之十五徵收之。

2.购买烟土人如以银元黄金购烟土者，按百分之五征收，但只准在总行或其指定机关换兑。

五、罚则：

1.烟土行户买卖烟土后，低报烟土价格因而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纳款外，处以应缴税款二倍之罚金

2.购买烟土人，于购买后，实行走私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外，另处相当于纳税额二倍之罚金。不经买卖关系走私漏税者，其处罚适用于购货走私办法。

3.通过非法行户（即未领取营业许可证之行户）买卖烟土，查获后，卖主处相当于烟土售价十分之一的罚金，买主除照章纳税外，处相当于烟土购价十分之四的罚金，非法行户，依情节轻重，处五千元到两万元的罚金。

4.不经烟土行户，私人买卖烟土者，查获后卖主处相当于烟土售价十分之一的罚金，买主除照章补税外，处相当于烟土购价十分之五的罚金。

六、提成：

1.缉私人员及脱离生产之其他工作人员，查获漏税或私行买卖烟土者，应按所得罚金百分之十奖励查获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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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次不超过一千元。

2.商民行户群众发现有漏税或私行买卖烟土事项者，有向烟土总行报告之权，因报告而查获者，以所得罚金百分之二十作为提奖。

3.处罚权限属于县政府或烟土总行，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不得自行处罚。

七、本办法经水东办事处批准后公布施行。

（录自中共印发之油印原件）

友军工作策略（中共中央中原局秘密文件摘录）

（一）友军工作的重要性

武装是争夺与保卫政权的支柱，是革命的杠杆，在各国的政治斗争上，都起着首要的主导作用，尤其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的、文化的、广大群众的觉悟性都比较落后，武装更成为一切动力的前题。

革命的史实，铁般的指示出，有了武装便可以友了一切，因之本党除了不放松任何机会去扩大与创造自己的武装外，还尽很大的力量，去创造与加强在国民党部队中工作的胜利。“宁都兵变”瓦解了气势迫人的二十六路，影响整个战局；“双十二事变”改变了全国政治生活；这些斗争的例子，在告诉出部队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告诉出在刻苦坚毅的工作中，部队工作有胜利的前途。

在今天，谁忽视了武装的争取，谁便是革命的罪人。

（二）友军工作的意义与性质

“友军”即是指着所有非共党领导下的国民党部队，所以非常明显的，只有当国民党称为友党时，部队才能成为“友军”。因之友军工作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统一战线的发生发展，随着国共两党的总关系，而不断的变化着。严格的站在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的观点上，友军工作就是统一战线期间的敌军工作，就是两个基本上敌对阶级携手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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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军工作。

秘密、坚韧、持久，是争取友军工作胜利的唯一保障，离开了这些基本特点，工作只友失败。

友军工作是处于最有组织性，严格的纪律性，高度的集中性的正规部队中，友军工作是处于国民党视如命脉，保持严格的绝对领导的部队中，这是友军工作环境的主要的基本特点。

友军工作是处于不断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中，这也是友军工作环境上的重要特点。

由于第一个环境上的特点，所以不秘密不能存在，不坚韧不能工作，不持久不能胜利。

由于第二个战争环境的特点，所以友军工作是最富于流动性，最容易变化，因之教育困难，领导疏远，牺牲量很大，所以友军中的党，应该是最富于创造性、独立性、高度的战斗性，要秘密的，持久的埋头苦干，不露声色。

（三）友军工作的中心目标

友军工作的中心目标，也就是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向着国民党政治领导最弱的一环进攻，因为这样的一环最容易在整个链子中个别的突破。

友军工作是向着对现实，对政府，对国民党抱有不满的一环进攻，因为这样的部队，最容易离开政府与国民党的领导，最容易受本党宣传的引诱。利用各种机会去建立秘密组织，并且有最大可能争取他们站到我党方面（非中央嫡系的部队，如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等。）

友军工作是要向着某一阶段（也许是很短的阶段）中政治上、军事上起重要作用的部队进攻，因为，这样的部队中，如果做出成绩来，可以引起政治的、军事的很大变化，甚至于主要的变化。

带地方性质的部队，受中央歧视的部队，不被国民党信任的部队，处境艰难的部队，最多的具备以上特点，予工作以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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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友军工作的策略

在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友军工作的策略也不断的变化着。

（1）从一九三五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到一九六三年“双十二”西安事变期间的友军工作：

一九三五年中共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激烈进攻之下，民族危机日益加紧，某些个别部队围剿政策已经逐渐表现动摇，中共遂更紧的抓着这一机会，使已经对围剿表现动摇的部队，更进一步的走到中共方面，实现停止内战，这是当时的基本策略，这一策略的精神，已经是“争取部队”而不是像过去的“瓦解部队”了（双十二事变的东北军便是明显例子）。

（2）从“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到“七七”事变期间的友军工作：这一期间国内战争已经停止，抗战尚未实现，因之，已经不是内战与否的问题了，而是如何巩固已经得到的和平局面，实现抗战的问题，这是中共的总方针，也是友军工作的政治方针，所以加强抗战的各种宣传工作，帮助部队的教育，实行秘密工作的发展，准备力量，成为这一期间的基本工作。

（3）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的友军工作：

抗战爆发，引起全国人民最大兴奋，在全国政治生活上，都呈现空前的紧张，因之，这时的历史任务已经不是“是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抗战”，“如何坚持抗战”，“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而这一期间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日益向上发展，抗战也正处在很慌乱艰难的阶段，所以当时友军工作的方针，是站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总方针下而决定的。因之。当时的友军友党是站在战争的前线，指导与教育每一党员为巩固部队，教育部队为争取每一战役的胜利而斗争。

发展组织的中心目标，是强有力的活动份子与中下级的带兵官，重质不重量，并且用各种非党的方式创造与发展各色各样的非党的“布尔雪维克”，不过党的组织生活，不是党员，但是接受中共的领导，这是目前的组织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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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配合着自下而上的秘密工作，这是由于部队的统御性与秘密性来决定的。

部队党直接设特派员制，由“友军工作部”直接领导，不成立小组与支部，采取一线式的个别领导，和地方党断绝关系，于必要时和各地方省委采取适当的横的联系。

目前还未采取“拖出”方针，当然也正在加紧准备工作，进行各种掩护并且戒备着。

（4）武汉失守后的友军工作：

武汉失守后，国共两党的摩擦，已逐渐表现，这时的友军工作方针，已经逐渐在争取与领导巩固上下工夫，已经不如以前忠诚的站在斗争的前线，不避任何牺牲去争取战争的胜利，特别是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部队工作也日益秘密起来，很多地方部队中进行各种方式的争取上层的活动，企图扩大武装实力，以便于应付将来的变化（即准备分化）。在友军中的党员，要巩固他在部队中的威信，要帮助他升官，提高他在部队中的地位，以便扩展工作范围（如由营长升团长，管的范围大则党的力量亦随之而扩张）。

（5）目前友军工作：

在和本党关系较好的队伍中，还不能同意反共的队伍中，进行自上而下的争取，巩固与本党的关系，引导我党的方面，并且使这一部队，求得巩固与持久，以便将来万一分裂时的准备。

在和我党关系不好进行反共方针的部队中，加紧秘密工作，发展组织力量，适当的实现瓦解与毁坏的方针，这便是目前友军工作的政治方针。

（录自一九四○年七月重庆统一出版社印行《如此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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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华北建立之所谓敌后政权，大都是在其发展最高峰时期（一九四○年）的记述，从一九四一年起便逐渐缩小乃至瓦解，而成为空头政权了。其经过如左：

（1）当时这些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大都建立在山区或偏僻乡村，县城及交通线大部为日伪军占领，因此，一个县政府往往只能管辖一个或数个村庄，如最有基础的晋察冀边区，在七十余县中，仅有一个阜平县城为边区政府所统治，后来连仅有的阜县城也给敌人占领了。又如“冀南区于一九四二年根据地变质，成为游击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直接遭受敌寇的榨取。”【23】这就是说，整个冀南政权已经完全崩溃了。

（2）由于共军避免打仗，专求发展与坐大，只要日军或伪军一来，共军便“敌进我退”，让人民接受日伪军的宰割；因而，所谓敌后政权，流动性极大，凡是敌军所到之处，中共的政权便随之而瓦解，许多县府区署只好迁入他县，成为流亡政府，徒然有个招牌而已。

（3）最令人惊异的，便是建立所谓“两面政权”，中共美其名为“白皮红心”，实际就是汉奸政权。即当敌军进占时，中共领导组织汉奸政府，这种政府当然执行敌军命令，掠夺人民，为敌伪服务，但中共解释为执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关于这一点，齐武有详细的解释：

“冀南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军分会《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和北方局《对冀南工作的指示》（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开展了坚决的和全面的对敌斗争。……在敌人统治较久、较巩固的区域，如平汉沿线，仍然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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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社会统一战线的工作，开展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同时也不放松团结基本群众，指导其日常的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采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应付敌人，利用敌人统治范围内很少的一点合法可能为掩护，以积蓄抗日力量，保护人民利益。采取这种策略的村庄，各种组织形式，在表面上完全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其实质则是抗日的，也就是所谓‘白皮红心’。”【24】

但是，“两面政策”执行的结果，“两面政权”便成为道地的汉奸的一面政权了，齐武也承认这一事实，他对冀南根据地情况写道：“许多县区抗日政府根本解体，在敌情严重的地区里，几乎所有的村政权都成了‘两面政权’，完全资敌。”【25】可见中共这种降日政策，给日寇汉奸帮了大忙，无怪共军可以与日军合作，夹击国军了。

（4）在中共两面政策下，最痛苦凄惨的是我敌后同胞，他们遭受到共军、敌军两面的掠夺，加以灾荒频仍，于是便走入了人间地狱的绝境。齐武说：“在游击区和敌占农村，那就是大批的惨死和逃亡。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太行的接敌区，就出现了‘人肉胀死了野狗，荆莽侵占了田园’的‘无人区’。……冀南的游击区如大名、成安、魏县一带，人民普遍以糠菜树叶为粮，除松柏以外，所有树木的叶子、树皮全被采光。在那里，毁身销骨的生活苦难，使人们的状貌都变得不同于常人。他们大都头大颈长。瞠目咋舌，踉跄而行，骑步而立……。在这一期间，全冀南区人口死亡二十万至三十万，逃亡一百万。总之‘非死即徙’。”【26】其他“太南”、豫北、冀西亦莫不如此，所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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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高干齐武，也感染了“温情主义”，以旧诗来形容当时华北“残破的农村”：

处处蓬蒿遍，

归人掩泪看：

出门无所见，

白骨蔽平原。

共军改编为八路军，成为国军的一部，受军委会指挥，其应服从军令，遵守纪律，乃属天经地义之事。孰料抗战以来，共军乘山西战局逆转，擅自脱离二战区范围，向华北各地自由行动，自立政权，自由扩军，进而袭击国军，摧毁地方政府，残杀国民党敌后工作人员，其为祸之惨，与日寇并无二致。

据《共党二年来在各地破坏抗战之非法行动纪实》一书第六节所载之《共党屠杀中央党政军人员调查表》中，纪录了被害人姓名，职业，服务机关，罹难地点，肇事日期，屠杀方法，被何人屠杀，呈报机关各项，其中依照上列项目已有确实统计者，自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年二月，被共党屠杀之人员共一千零三十六人，其分类如下：

军──官长四八人

政──官长五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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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务人员二九人

保甲人员五三人

士兵七四七人

不分类一○五人【27】

该书同时注明：自一九三九年八月起至一九四○年二月止，共军袭击国军之重大事件九起，动辄数千人之被杀未统计在内，亦无法如表列项目加以统计。

据余仲华之《中共问题提要》所载，中共在华北之军事罪行，其荦荦大者有下列诸端：

（一）在河北：

一九三八年一月，攻击河北民军赵云祥部于新河。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围缴冀察战区冀中游击司令部于博野。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八集体军乘河北民军张荫梧部与敌激战疲困之际，发动贺龙、刘伯承、吕正操等部四万余众，围攻民军于北马庄。复又几度截击于赞皇、邢台等地，卒被全部解决，死伤同志无算，张荫梧仅以身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袭击冀察战区游击第三支队于盐山，缴去枪械千二百枝，烧毁村庄八个，人民流离失所，司令孙仲文被害。

一九四○年一月，袭击冀察战区游击第七纵队司令于灵寿，司令赵侗及由重庆随赵侗北上之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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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位热血青年，均被十八集团军贺龙包围屠杀。

一九四○年一月，正在元氏集中点验之冀察战区游击第四纵队侯如墉部，第二纵队夏维礼部，民军乔明礼部，被十八集团军四面袭击，军委会检阅官

一九四○年四月至十一月，十八集团军集中全部精锐，几度进攻正在和敌抗战之国军高树勋、朱怀冰部，及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的总部，直至鹿总司令被迫离冀。

（二）在山东：

一九三九年，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自由向山东发展之后，到处围攻抗战部队，先后解决山东第四、七、十、十四区保安司令部，鲁西北海两行署所属部队，保安第七、八、廿七旅，鲁苏战区游击第二、三纵队，及邱河、莱芜等三十一县之保安队常备队等。

一九四○年八月，围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所部于鲁村。

一九四二年五月，袭击第十二师于莱阳。

一九四二年八月，袭击鲁苏战区总司令部。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夜，袭击山东省政府，建设厅长秦启荣被害。

（三）在山西：

一九四○年初，新二师陆续为朱德所部袭击于寿阳、榆次。

一九四○年一月。围攻第二战区游击司令黎明于香山大南沟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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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四月，袭击独立第十挺进支队。

一九四二年四月，袭击六十一军于浮山。

一九四三年五月，乘敌军扫荡太行山时，十八集团军竟从国军后面袭击，至国军预八师及四五、四六两师，均损失惨重，师长陈孝强、军长孙殿英、总司令庞炳勋等，均因受伤被俘。

一九四四年，我在浮山附近打击敌军之第二战区六十一军，数月来不断受中共之狙击，大小战斗九十余次。九月八日亥时，复以第三五八第三八六旅，独立旅，与平遥介休等游击队，共三十余团之兵力，攻击我浮山附近六十一军，双方伤亡近万人，中共在汾东攻击开始时，敌人即在汾西调集重兵，向我三十三军两壁峪黄华峪攻击。

（四）在察哈尔：

一九三九年九月，包围解决第二战区第二游击师于浑源，师长张诚德遇害【28】。

上述中共在华北之不法罪行，其中较重大者，《抗战三年来之中国共产党》，曾作如下之描述：

张荫梧事件：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所部三师一纵队，约一万九千人，颇能杀敌致果。乃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止，先后被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一二○师一二九师所部及其冀中军区吕正操、冀南军区宋任穷，青年纵队周光策围攻袭击，或竟与敌军夹击，在安国、博野、任县邢家庄，深县北马庄，赞皇长沙村，槁城、宁晋等地，将张部次第解决，逼张荫梧只身离冀。一九四○年一月一日，复将张部第七纵队赵侗部在灵寿予以消灭，赵亦被杀；一月十二日，张部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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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第二师乔明礼部于迭遭攻击之后，亦在晋县被包围解决，至此，张部已整个被十八集团军消灭。

秦启荣事件：秦启荣为军委会别动第五纵队司令，在鲁南游击敌人，一九三八年夏，中共份子郭洪涛、郭子化亦在鲁南作军事活动，对秦部妒忌甚深，与秦部一度冲突，被秦击退，嗣中共鲁省武力即将秦部层层包围，不断攻击，一九三九年二月，秦部特务团王营在新泰被缴械，王尚志部在博山，杨锡九部在临胊均被袭击，损失重大。中共对二个被侵略被压迫者──张荫梧、秦启荣──反赠予“摩擦专家”之头衔。后来秦启荣转任山东省政府建设厅长，于一九四三年八月终被中共所杀。

“驱鹿”、“拒庞”事件：当一九三八年七月，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入冀时，十八集团军一面煽动民众，反对鹿之北上，一面在冀大举制造伪政权，及鹿于九月间抵达冀南之南宫，曾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等磋商冀省政局之合理解决办法，一无结果，及十一月中旬，敌军进攻南宫，迨敌退后，十八集团军即将省府治下各县政权一并攘夺；一九三九年五月后，即将省府四周包围封锁，并不断袭击鹿之警卫部队，与省府偕行之朱怀冰部，损失极重，鹿迫于一九四○年二月移磁县之北王庄，三月间又遭共党进击，乃再迁河南林县，最后移山西晋城。嗣中央命庞炳勋继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十八集团军又假借民意，发表《驱鹿拒庞拥朱（按：指朱德）宣言》，其破坏及夺取河北政权之野心，实极狂妄。

“打石”事件：六十九军石友三部，在冀南抗战，十八集团军歧视甚深，且因石与鹿主席同属西北军关系，故提出“驱鹿打石”之口号，一九四○年一月初，将石部给养截断，冲突乃起，迄一月十六日，十八集团军一二九师以二万余众，向威县石部猛袭，石部朱文和师损失甚重，孙良诚部一团在突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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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部牺牲，以后一二九师与冀中军区紧紧追击，石部于二月杪撤入鲁境。至七月初，十八集团军驻鲁北之萧华，驻鲁西之杨勇，首先向范县石部进袭，以后一一五师，冀中军区加入攻击，石部牺牲甚大。

山东事件：十八集团军，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起，即不断攻击山东省保安部队，被其包围解决者计有博兴保安第八旅，招远保安第二十七旅，及各县保安队，常备队与民众自卫组织。一九四○年二月杪，十八集团军又集结陈光、杨勇等部四万余众，围攻山东省政府鲁西行署所在地欢城等地，屡在濮阳附近发生激战，保安朱世勤旅，袁聘之旅，六区专员王金祥部，石部高树勋师宋旅损失均重；三月三日，鲁省警备区暂编第三旅刘则龄部，被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攻击于单县；三月二十一日，保安第二十五旅孙儒臣部，被十八集团军萧华及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杨国夫部围攻于商河，全被消灭，孙亦因伤被俘；他如驻无棣之保安张子良旅，驻莒县之保安许树声旅及保安第四旅均遭攻击。损失难于枚举。十八集团军于攻击鲁境驻军获胜之后，继之即向省主席沈鸿烈加以威胁，向省府所在地之鲁村进攻。（驻二九）

中共把这种袭击国军的罪行，称之为“反摩擦斗争”，而且毫不忌讳地夸耀其胜利：齐武说，在一九三九年“七七”纪念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反摩擦（在冀南称为讨逆）斗争。边区（按：指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在兄弟区直接的帮助下（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和冀中区程子华政委，共率领了三、四万人的武装，分头南下，支援太行和冀南区的反摩擦斗争），迅速干脆地消灭了反动军队三个师，澈地粉碎了朱怀冰、石友三、金宪章的进犯。”【30】究竟谁在制造摩擦，谁在集中全力进攻国军，中共已是不打自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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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亦曾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咄咄逼人地说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接着当记者问他“华北的摩擦问题怎样？”时，他答复说：“那里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31】后来在共军不断袭击围攻下，秦启荣终于在山东被共党所杀，张荫梧亦于所部被共军消灭后逃离河北。但在当时，为答复毛泽东含血喷人的谈话，张荫梧曾发表“为河北摩擦真相覆毛泽东”（参阅附录）的公开声明。他在声明中，以亲身经历的惨痛事实剖析摩擦的起因，纪述八路军消灭河北民军的经过，并以十大问题提请全国同胞公判。这样，就把八路军“无法无天”，以及中共“摩擦专家”取得“反摩擦斗争胜利”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抗战期间，若干共党同路人，曾为中共的“无法无天”解释辩护，他们说，八路军的自由行动，固然违法军令，但其勇于深入敌后，未可厚非；共党的敌厚政权，虽于法无据，但为抗日政权，有利于抗战。这种说法，似是似非，与事实完全相反：

第一、共军违令进入敌后，其目的并非对日作战，而在壮大自己，消灭国民政府在敌后的抗日力量，这在客观上就帮助了敌人，无异与日寇汉奸站在同一战线。由于共军一心专求自己坐大，于是便游而不击，避免和敌人接触，以减少损失。共军既不敢和敌人作战，剩下坐大的唯一途径便是围攻民军，袭击国军，尤其当国军与敌军作战时，乘人之危，夹击国军，更易取得“反摩擦”胜利，这野就是摩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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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共共赴国难宣言信誓旦旦的宣告：共军改编后“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挥”，现在不仅不受指挥，违令乱纪，而且专事消灭国军，“争取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像这种部队进入敌后，究竟对国家民族有利呢？还是对日寇汉奸有利？

第二、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所谓边区政权，是从屠杀国民政府在敌后的官员，摧毁合法的地方政府，惨杀国民党敌后工作人员和地方抗日志士之后建立起来的，这种胡作非为，正符合敌人消灭“重庆”政府的目的，为伪政权扫清道路，实际上为敌伪汉奸效劳。而且中共的边区政权，在敌后徵粮纳税，擅发钞票，压榨人民，还种植鸦片，营运毒品，真是“无法无天”，其为祸之烈并不逊于汉奸政权。更令人震惊的，就是当敌军一来，中共的边区政权便摇身一变，成为“两面政权”──成为道地的汉奸政府了。难道这对抗战有利么？难道这与中共共赴国难宣言中所说的：“取消一切推翻国民政府的暴动政策”和“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相符么？

第三、共军在华北坐大固有各种因素，但有不能轻估的一点，就是国军和地方民军之对日作战，拦阻了敌人对共军的进攻，同时野造成了共军夹击国军围缴民军，乘机坐大的机会；因此，当华北国军民军被共军消灭后，共军顿失屏障，所谓边区和共军便从一九四一年起逐渐缩小和削弱。据《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载称：“到一九四二年为止，我华北解放区人口缩小到二千五百万，八路军减员至三十万，财政经济极端困难。”【32】在晋冀鲁豫边区方面：“一九四一年中，边区根据地缩小了六分之一，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退缩局面还未停止。根据地大致被敌分割……太岳区形势最严重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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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全区无一完整县，所有的十二个县政府，都聚集在沁源，而沁源的县城也被敌人占领了。”【33】这就是中共损人害己的结果。

无怪中共以前的“老子党”责备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只限于发布宣传抗日口号”，“发布停止对日军的一切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实力”；这种指责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注释】：

【1】：齐武编《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三二一页，一九五八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2】：同上书第一九八页。

【3】、【4】：同上书第一九页。

【5】：同上书第二九页。

【6】：同上书第六～七页。

【7】：同上书第二○页。

【8】：刘克生所提供之资料，刘为前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特务团政委。

【9】、【10】：《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一九八～二○三页。

【11】：同上书第二二一页。

【12】：陈昌浩《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解放》第三十五期，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延安解放社出版。

【13】：聂荣臻《晋察冀边区的形势》，解放第一一五期，一九四○年九月十六日。

【14】：同【12】。

【15】：中央调查统计局编《抗战三年来之中国共产党》第八五页。

【16】：同上书第八五～八八页。又，该边区因地处敌后，交通常为日军阻断，使边区领导发生困难，故于边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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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与专员公署间，增设“政治主任公署”，另若干县份大部为日军占领，仅存小部村庄，乃联合邻县设置“联合县政府”，再如在铁路线上之县，被铁路分成两半，而铁路又为敌控制，乃就面积较大之一面设立县政府，较小之一面，设立“县佐公署”。县之下设区，区置区公所，村设村长一人，副村长二人。区村之间，不设乡。

【17】：同上书第九一～九三页。

【18】：《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五○页。

【19】：同上书第九一～九三页。

【20】：《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概况》第八六页。

【21】：《抗战三年来之中国共产党》第九三～九六页。

【22】：同【20】，第一○三页。

【23】：同【18】，第七页。

【24】、【25】：同【18】，第八四～八六页。

【26】：同【18】，第一六三～一六四页。

【27】：中央调查统计局编《共党二年来在各地破坏抗战之非法行动纪实》第三三～四六页。

【28】：余仲华编《中共问题提要》，一九四五年三月再版。

【29】：《抗战三年来之中国共产党》续集，第五五～六○页。

【30】：《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四四页。

【3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页。

【32】：《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概况》第二页。

【33】：同【30】，第七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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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为河北摩擦真相覆毛泽东

新华日报十月十九日刊载毛泽东先生对记者的谈话，中间一再涉及河北问题及荫梧个人，为求国人彻底明了事实的真象，不得不略加说明。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河北民军奋战华北，其所给予敌人的打击，及其对整个华北抗战的作用，已有铁的证据摆在这里，尽管毛泽东先生用如何样的“谣言攻势”来诬蔑，绝淹没不了所有的事实。

如果我们不是健忘的话，大家总还记得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所发表的有历史意义的共赴国难宣言，和历次中共负责人堂堂正正的“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的口号。但是出人意外的，正当全国抗战处于最艰巨阶段的今日，毛先生却盛气凌人的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与“礼尚往来，来而不返，非礼也”云云的态度向全国人民挑战，使一切爱护祖国的人都不得不担心到共产党再演长城抗战之故智，予正在进行中的抗战建国伟大事业以莫大危害！而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汪精卫等叛徒，却以热烈欢迎的态度，扩大“谣言攻势”，以毛泽东的谈话作为他挑拨离间的唯一机会。

毛泽东先生说：“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简直是无法无天，同汉奸行为很少区别。”什么事实呢？“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打敌人的时候少”。毛泽东先生是多么善于攻击异己！自然，在全国一致，一心一意的和敌人作战的时候，唯有“汉奸”二字可以制人于死地，假使我不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话，也许中国共产党更会加以“托匪”的头衔。因为这是他们用以与排斥攻击异己的唯一工具，全国人士，尤其在战区曾受屠害的民众，都早经深切的了解。但是，我今天提出所有这些问题，绝不是如毛泽东先生的观点来找“磨擦”，同时也不是辨别是非（因为整个的是非，国人早已了解，用不到我来多解释）。中国的抗战已经快将三年，在这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时期，稍有天良的，也会知道：只有举国一致，争取民族解放，完成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才能求得个人的生存，没有国家，没有民族，仅有一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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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有什么出路。唯其如此，我们须牺牲个人的，一党的利益，在全国人人所信仰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求大中华民族的胜利，反对割裂统一的一切特殊组织，反对破坏团结，拥护中央政府，拥护蒋委员长，为三民主义实现而奋斗到底！中国共产党内有许多热烈爱护祖国的，他们的党员，对于目前抗战形势，自然有不少和我们具同一的认识，他们当不愿看见一切惨杀自己兄弟的事件：然而可惜他们所听所看的尽是些相反的宣传，像在河北被策动进攻民军而死的八九百战士，如果英灵有知，恐怕死也不会瞑目的！

一、河北民军与八路军“摩擦”的起因

现在我要讲一些痛心的事实。在未讲以前，首先声明过去我们（民军）对于八路军一贯的态度。

我虽然是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可是我始终认为党的利益并不能高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的宣言，已清楚的提出，放弃赤化运动，取消报导政策，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份，服从最高统帅与国民政府的指挥，抛弃他们一党自私的活动，这是每个八路军的战士忠于祖国应有的天职。我们对八路军自然亦如对整个国军一样，积极协助其一切工作。当荫梧个人奉命以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名义组织河北民军时，一本此赤诚的态度，事事要求与当时在河北的八路军密切合作，以表示精诚团结的精神。同时欢迎许多共产党的党员──如张存实、杨秀峰、朱程、安道敦等，都到民军担任重要工作。这证明我们（河北民军）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之下，对于八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战士们，始终是和对我们自己同志一样的去爱护，而以这样的赤诚去推动他们，使能集中意志，集中力量，更坚决的效命前线，为祖国的生存与解放而战。

然而结果却完全与我们的理想两样。表面上他们在高唱“抗日高于一切”，和“信仰三民主义”、“拥护政府”的口号，骨子里却仍存着曾经宣言放弃的那些阴谋勾当，别有企图！对于抗战友军，则极尽其窃夺破坏之能事。谁都知道：“河北民军”是河北民众的武装，站在国军的立场，应如何爱护扶助，始能使其在华北战场上发生更大的作用；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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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则分化诱骗，积极摧毁，企图溶化于其特殊系统之下，变河北三千万人民所有的抗战武力，成为他一党自私的工具。因为我们防范的严密，阴谋未逞，便进而采取公开的武装威胁，多方面加以摧残。第一步便是二十七年四月廿九日，暴力解决了民军邢台区司令张锡九部，并将邢台的民团首领安庆喜、路纪武、赵天清等六人惨杀。民军参谋温子骅，是辽县有名的公正士绅，也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毁家纾难，因为批评八路军“游而不击”，竟予以“托匪”的罪名而惨杀，河北军民无不为之哗然！

由于民军始终坚守抗战第一，与保卫华北的立场，而不为任何诱惑与威胁所动，忌妒自然愈深。嗣后荫梧又兼任河北民政厅长，便集中于我个人一身，千方百计，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暗杀民军突击队长尚中业、诬害枣强民团首领杨至昆之外，复利用张存官等分化在冀中活动之民军第一军分区，挑拨离间，继之以威胁勒迫，把持冀中政权，藉口冀中军权应统一于八路军指挥，竟阻止民军由冀中南下受训。二十七年十二月初，敌人由保定、沧县，向冀中进犯，鹿总司令命令民军第一第六及特务三团。由南宫北上截击，乃行抵安国、博野一带，八路军之吕正操部，揭示欢迎，竟于十五日深夜三时，以三千余之兵力，将其分别包围解决。除第一团力战不屈，突出重围，其第六及特务团等，因变出意外，未加防范，大部均被缴械。事后则制造恶意宣传，冀以掩饰其危害抗战的罪恶行为。同时阻止荫梧以民厅厅长资格视察各县，把持地方行政，任意抽敲剥削，积极造成冀中之特殊割据组织。此即冀中事件之起因真象。

二、民军独立第一旅二三团被解决的经过

冀中事件，不惟予河北全体民军官兵以最惨痛的印象，所有华北人民亦无不痛心。但是我们仍秉中央宽大为怀之态度，一切忍受退让，荫梧个人，于负责民军之指挥，及民政厅之职责外，又兼三民主义青年团河北支团工作，积极组织与训练青年，巩固华北抗战营垒，以反对敌人一切奴化政策。在所有各种民众工作中，亦特别注意、竭力避免与中共之“摩擦”。但吾人无论如何忍气吞声，对八路军磕头作揖，恳求其顾全国家大局，总不能收丝毫效果，而稍转变其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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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于万一，甚至变加厉的来阻止我们一切工作，扣留民军工作人员，压迫民军官兵的家属，用种种卑劣手段，鼓动士兵逃脱、收买至诱惑叛变，由局部而成为整个计划；由渐进而变为积极强拉。我们逆来顺受，除集中全力与敌人相拼之外，绝不会对八路军取任何报复及敌对行为。当敌寇于本年二月“大扫荡”时，八路军一二九师之一部在衡水被敌击溃，诚恳要求民军收容改编，本人对于此等溃部殷殷招待之后，护送其所有人员枪械经数百里，而交还该师师部。吕正操部之张××团，于日寇“扫荡”后，溃退至东鹿城北，迭次派人要求民军收容改编，我们不特未如八路军之掠夺手段，乘人之危而取其一人一枪；相反的，且尽最大力量予该部以种种帮助及便利，护送其北上。这说明河北民军如何诚挚的对待八路军。我们自信，凡是一个中国人，只要稍具理性和良知，绝不肯丧心病狂，藉外患以扩充势力，假抗战而篡夺政权，祸害国家。

本年四月，民军北上进击敌人，与日寇前后激战于博野、杨村、窝头及束鹿之张古庄等处。八路军应如何尽其国军之职责，积极援助。乃竟乘此机会，以其一二九师刘伯诚一部，及陈继光一旅、周光策之青年游击纵队等，于四月二十九日夜间，假称前往袭击任县敌人，要求通过我们驻任县邢家湾之独立第一旅第二团防地。乃一部份进入村内，突然会合村外之兵力，向该团攻击，杀死该团岗卫兵，威逼缴械。团长公宣清身负重伤，团附张子英、政治主任尹小波等，均被其杀害。同时，该旅驻宁晋徐家河一带之第三团，亦被八路军淦河游击队支队及一二九师所解决。缴去了机枪十余支，步枪数百支，杀了许多曾为民族抗战而屡建功绩的官兵。然而事后八路军向上级呈报，却瞒过了杀自己弟兄的事实，伪称为打敌人而得来的胜利品！这个事件，当然引起所有华北抗日军队一个极大的冲动。民众们对于八路军的抗战，也不得不更加怀疑了。为免影响大局，我们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急电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子耀同志，令其率部西撤，尽量避免冲突，以防事态的扩大。

还有民军第一支队张超部（以前为三团），在无极、槁城一带，屡次和敌人搏斗，获得轻机枪、步枪、迫击炮、掷弹筒等战利品，中途都被八路军劫去。屡次截击缴械，张部官兵悲愤欲狂，均经荫梧委曲劝解，涵忍了事……

同志们！究竟是什么人“无法无天？”究竟是别人“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打敌人的时候少？”还是八路军“打抗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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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时候多，打敌人的时候少？”事实就在这里，请你们公正的判断罢。

三、北马庄事变

荫梧和民军的官长士兵，在这种内外夹攻中，一面忍辱受屈，一面和敌寇拼斗。在意识上，从未因为八路军的非法残害而采取任何报复行为。

八路军积聚过去内战的经验，军队运用的灵活，确实是值得钦佩的特点。然而八路军的“游而不击”，绝不是下层官兵没有爱国热情，完全是由于中共“扩大实力”，“不打硬仗”的一贯宗旨。记得八路军在××活动×××部，在一次和敌人遭遇，打死了二十多个敌人，夺获了十多支步枪。但因为牺牲了几个士兵，结果共产党的上级说他是“英雄主义”，“故意违反党的命令”，几乎欲砍掉了这位×××的头，因此敌人在河北省接二连三的几次“大扫荡”，八路军都能事先撤走，没有受到损失！

在抗战期间，对政府“阳奉阴违”，糜费国家经费，“游而不击”，却积极的“扩充实力”，“争夺地盘”，这种别具心肝的行为，固为举国所痛心，同时他们更驱策大军，造成各种互相残杀的惨剧。本年六月中旬，民军奉×总司令电令，集结于深县、衡水、束鹿、冀县等地，听候派员点验，乃以目标过大，敌集合石庄附近十余县份之汽车二百余辆，敌兵六七千人，于六月十二日起，至六月十九日止，与民昼夜激战于文朗口、太古庄、东西蒿科、沙窝、白家村、栾驾池、陈家口、大小柳林等地，血战一周，未稍停息，卒将敌寇击退，全军伤亡一百五十余名，精疲力竭。正准备转移地点休息的时候，八路军趁我们疲惫极度，喘息未定之际，×××及××两部，召集四五万人，突于六月二十一日夜间一时，将荫梧及民军总部包围于北马庄，将××民军司令乔明礼等包围于张骞寺，以泰山压顶之势，向民军猛扑。冲进村口时，先冒用我们的军队将哨兵击毙，继乃一部在村外取包围形势，一部冲进街心，攀房顶，大喊“活捉张荫梧”。八路军最精锐之武器，小炮、转盘机枪，均使用于此战役，即本人所驻之院内，前后计掷入木柄手榴弹一百余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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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迫于万不得已，才忍泪自卫。荫梧亲身登屋指挥自卫，民军总部守卫官兵，大部份完全殉难。时担任拱卫总部之兵力，仅李侠飞之一团共七百余众，仓促应战，坚苦支持，由二十一日晚一时，至二十二日晚十时，前后计二十一小时，均在激烈巷战之中。嗣因弹药告罊，本人率队冲出重围，但总部各处，及民政厅、三民主义青年团河北支团部等处赤手空拳之非战斗人员，未能冲出者，一部份遭杀害，一部份被勒迫绑捉，李旅长（侠飞）亦受伤拘俘，被害官兵达一百二十七人。所有民军电台、马匹、车辆、服装以及款项等，悉被劫掠。事后调查，八路军死伤八百余人。驻防长骞寺的乔明礼部，亦因变出意外，未及防范，八路军冲进乔之司令部门口时，乔及其参谋长杨文锦尚坦然出面交涉，当场八路军将其击伤俘去。担任守卫之特务大队，大部为中学生，彼等悲愤万状，不肯俯首就缚，对八路军坚决抵抗，故死亡一百二十九人，共党死亡三百余人。其他各村，均友八路军牵制，亦各单独作战，失去联络。统计此次八路军惨杀民军官兵二百五十余人，总部及乔部之非战斗员不计在内；八路军因采取攻势，死伤约四倍于民军，彼等恼恨之余，先由俘虏中，挑出民厅秘书主任郑元平、总部股长代理政治主任李华民、大队长张文祥，及乔部政治主任郑锡纯、秘书长赵梅峰、大队长张士忠、某某旅政治主任邱达等高级干部十余人，全数予以惨杀或活埋，彼等于退走之后，在行军途中，审讯民军被俘人员，先调查职务，再调查是否国民党员或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倘审查清楚，如二军区连长刘海泉、排长张云清等，即拉出活埋，第九旅旅长李侠飞受伤被俘后，亦遭惨杀。据逃出之士兵谈，彼等用刑之惨，不啻置身于阎罗宝殿。八路军对民军包围、袭击、缴械、惨杀之外，复将抢去之无线电台及电本、印信、名章等，冒用本人名义，向各处发出各种荒谬绝伦及挑拨分化之电报，假撰文件甚多，种种暴行，手段之毒辣险狠，殊非笔墨所可形容。

同胞们！究竟是谁“无法无天”？是谁破坏抗战摧残民众力量？谁是间接帮助敌人的汉奸？你们当然可以清清楚楚了。

四、长沙（村）被迫与冀西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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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马庄事变之后，八路军极尽其杀人放火之能事，派往宁晋之教官杨用宾、邵大昌同被八路军惨杀，同时掠夺行政，河北省政府势力所及只不过××县，其余均被八路军强迫占据。此××县中，县政成绩最好者如××、××、××、××、××等县，亦均“池渔遭殃”。八路军抱定“一不做，二不休”，彻底廓清中央在河北之政治及力量，乃于北马村事变后，以武力将以上各县政府解决，县府工作人员，如区长、科长、秘书等，彼等均加以汉奸头衔，惩罚或活埋。

北马村事变后，荫梧痛心万状，当电请冀战区司令，陈报事变经过，请设法制止八路军之行动，免其继续扩大，并请营救民军被捉人员。嗣后总司令电令民军以宁晋、××等县为游击区域，并谓在此区域内，八路军部队及其政工人员，须一律退出，双方不得越境活动，民军奉令向指定区域转移，独立××旅××部方始开抵任县之弓子村、魏家村一带，而八路军周光策之青年游击纵队，即由南宫，钜鹿跟踪而至，于七月七日，将×旅包围袭击。荫梧率领所部，向××县山地驻防，部署未定，八路军×××师×××旅之特务团及×××团，快速行军，突然强开入本军防区，一面放枪挑衅，一面协同八路军私自设立县政府，威胁民众，不准供给本军给养（临城一区长为同情本军坚苦抗战，暗中对本军帮助颇多，八路军竟以汉奸罪名将其惨杀）。本军被逼，由×××、×××一带，移驻于×××、×××及××（××西山中）等处。八路军则得寸进尺，于八月九日下午占怀中下×××之后，复向民军驻×××之×××团第一营攻击，本军再予退让，仍未还击、八路军继续增加部队，十二日拂晓，该两军更联合冀西游击队（八路军之外卫），复向本军猛攻，本军官兵愤慨万分，□□奋勇还击，以回答挑衅者之压迫。八路军因未讨得便宜，乃向×××以北退去。

殊八路军竟由此老羞成怒，调××部由×××××经××口向南压迫，×××××部由山西××和××东下太行向东数路推进。活动于铁路东之东进纵队、青年游击纵队、先遣支队、×××旅等，均向西调动，对民军取大包围形势。十六、十七两日，民军驻楼底村、长生地之第×旅，及驻野孤泉、王家坪、大小石门等地之××旅均遭八路军袭击。修械所后方医院救亡报社等一切械弹什物，均被八路军所掠夺，人员被俘者甚多。本军处于八路军大包围下，遵命避免冲突，不得已乃跃出其包围圈，分四部突出：一，到××××一带活动。二，到任××一带活动。三，到××××一带活动。四，到××××一带活动。是役并无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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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为根本消灭河北的民军，更通令其在河北各部队，对民军随时随地予以袭击，民军第十一旅一部及特务旅──部因护送荫梧南来，于八月十六日拂晓，行抵武安上焦时，被其猛烈截击，行抵纪城镇时又遭其埋伏截击，当晚宿营于胡雷山时，复于半夜遭其攻击。迄至今日，八路军在河北之唯一任务，就是息灭在河北之一切抗日军队，积极实现其“五年军事平衡计划”，及威勒强迫，篡夺地方政权，以贯彻其阴谋政策。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中共在河北省“无法无天”之行为不惟不能实现其阴谋，且使广大人民更清楚认识中共之一切诡计，而河北民军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两重夹攻之下，亦更见团结，其坚决为民族争生存之奋斗决心丝毫不变。

五、几个请同胞公判的问题

毛泽东先生指荫梧为“摩擦专家”，其主要原因，自然由于河北民军坚持抗战，未能俯首帖耳以受其屠杀，未能依共党之意旨，听命帮助其宰割河北人民，篡夺华北政权，实现其一切阴谋。所以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冀代表朱瑞，在陵川时，对河北民军工作数月，因鉴于“分化”“争取”之困难，乃致函于张存实等，批评荫梧专门“向右看齐！”于是拉拢不成，便施之以分化瓦解。打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反诬人为“摩擦专家”。此种颠倒是非、阴险毒辣的狡计，断难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荫梧对于自命为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之诬蔑，卒不愿多费唇舌，但为抗战前途计，为个人名誉计，不得不略加辩正。

最后，本人尚有几个问题应请全国同胞公判的：

‘一、割裂中央在华北之行政系统，设立“晋冀察边区政府”，违抗中央命令，不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及“冀中政治主任公署”等，是否不是破坏统一之封建割据，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二、擅自印发边区银行钞票，发行救国公债数百万，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三、拒绝河北省政府行使职权，擅自颁布法律命令，委派专员县长，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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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迫征收河北地方抗日武装，掠夺民间财富，绑票勒捐，复加托派汉奸帽子，擅肥噬人，损罚之外，暗杀活埋，使河北生灵涂炭，冤气冲天，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五、以诱骗威胁手段，解决了段海州部、赵棣华部、孟阁臣部、窦同义部、邵北武部、史省三部等，并将抗敌最有成绩军纪最好的赵棣华，史省三，及史之旅长愚忱，政治主任安克贞割鼻砍头，难道这几位抗日英雄也是“磨擦专家”？这种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六、在冀中一区，惨杀及活埋了国民党员二百余人（其余各处，尚无法统计）此种残暴非法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七、勾引敌人，消灭抗日友军（友军消灭之余，则其收拾人员械弹，以为己有。）此种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八、扶植地方氓痞，鼓动阶级斗争，搜括食粮，屯集深山，利用减租减息口号煽惑暴动，加深农村困难，减弱抗战力量，阻碍建国进行，此种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九、对敌人游而不击，敌人走后，则冒人之功，以为己有，蛮横强暴，截夺友军所获敌人械弹，并以解决友军枪械捏报为战利品，此种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十、表面高唱“统一战线”“拥护中央”，实际则阴谋反对，禁止悬挂党国旗及总理遗像（各种民众集会场所，只悬挂马列像及朱毛像），赤化太行民众，高唱打倒国民党，反对三民主义等口号，是否不算“无法无天”？【45】

以上十问，全国同胞，加以公正的评判。

（录自一九四○年十一月出版《尖兵》半月刊社编《摩擦问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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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时，发表盛气凌人的谈话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中国古圣人说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以礼待人──这就是我们的态度。”【1】

毛泽东这篇“我必犯人”的谈话，实际就是制造国共间摩擦的声明，也就是号召共军向国军攻击的信号，从此国共关系紧张，摩擦事件接踵而来：陕北有陇东事件、鄜县事件、绥德事件（参阅卅三章《陕甘宁边区》第七节），山西有中共策动新军叛变事件（详卅四章《共军在华北之发展与坐大》第二节），在河北，共军消灭了国民党的民军、游击队和正规军三个师，在山东，吃掉了当地政府的游击队和保安部队（参阅卅五章《共军造党建政与摩擦》第三节）。共党把这些叛逆的罪行称之为“反摩擦斗争”，并自诩在斗争中“得到很大的胜利”。

这些事件，显然都是中共挑起的，而且达成了毛泽东关于“消灭国民党在黄河以北势力”的决策，可是，中共却反咬一口，说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共军是被迫反击的，意图推卸其制造摩擦的责任。所以毛共钦定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作了如下歪曲的记述：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年三月达到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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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即第一次反共高潮。第一次反共高潮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陕甘宁边区、晋西北和晋西南。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保持抗日阵地和打退反共浪潮，在一九三九年七月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领导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倾向和妥协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共产党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坚持自卫原则，对反动派的进攻，给以严重的还击。国民党反共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边区军民打退了它的进攻。阎锡山进攻抗日的新军，新军在共产党领导下给阎军以重大打击，然后从晋南转移到晋西北。在太行区，八路军消灭了进犯的朱怀冰部三个师。在八路军的英勇反击下，各地的反共军队都土崩瓦解了。这样就从军事上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2】

就从这段歪曲的记述研究，亦足以证明自从一九三九年七月起，中共就藉口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倾向和妥协倾向准备向国军进攻；到了九月，毛泽东发表所谓自卫原则后，这种攻击随即开始，所谓“反摩擦斗争”也就全面发展起来了。至于摩擦事件的起因，赞陕北系因中共制造各地事件，乘机扩张地盘而引起的纠纷；在山西，新军是阎锡山的部队，因中共策动叛变投共而引发；在河北，朱怀冰三个师系配合河北省政府在敌后抗日的部队，因遭共军攻击，损失惨重，河北省政府也被迫退入河南。在山东，各专署、各县府的保安旅和游击队，大部份均遭共军围攻而被消灭。可见所谓“反共高潮”，所谓“反摩擦斗争”，不过是共军进攻国军的烟幕和口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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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一九四○年七七决定指出：“今后一年，将是异常困苦的一年。全党必须紧张起来，把自己变为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的中心，认真的明确执行中央政策，达到克服投降危机，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这里所谓“把自己变为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的中心”，显然是号召中共党员干部，在抗战第四年间，要攫夺国民党的抗战领导权，使中共成为领导抗日力量的中心。为达此目的，遂在七七决定中提出了十七项党的政策，根据这一政策，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出了执行此一政策的有关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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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军事行动方面：七七决定中，中共批评了“某些部队不愿深入敌后，而在时局严重时，便想向国民党后方行动，便想恢复内战时的游击生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因而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年九月十日《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中指出：“现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藉以缩小占领区，扩大根据地，打破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与华中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数量，而争取二百万友军。”

此一《军事行动的指示》继而指称：“对于友军则不论何部，即是最反动最顽固派者，在目前时期中，在彼没有向我进攻时，或其进攻已被我击破，现在应采取缓和态度，对某些部份只要有可能（例如李品仙），应与之订立和解协定，就地解决原有争议，这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

“但当我对敌大举进攻时，应把防御集中对顽固派（例如石友三、沈鸿烈、韩德勤、冷欣等）的可能进击，包括在我们的军事部署之内。”【9】

中共中央这一指示，表面上转取缓和政策，且以对敌行动作掩护，实际上则是向山东、华中方面发展；七七决定中也曾明白指出：共军的扩大方向主要是敌占区以外的其他区域，所谓“其他区域”，显然系指政府统治地区，这种扩大方针，必然导致国共间的军事冲突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

（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一九四○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指示》，这一密电指称：“根据中央七七决定，必须广泛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而在友军中，则必须扩大交朋友工作，以便争取二百万友军，继续抗日。对于交朋友工作毫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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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备，你们必须根据这一决定，检查你们的工作。”

“三年来有些地方，党和部队根本忽视这一工作，尤其是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以来，许多干部甚至某些重要领导干部，认为国民党及中央军都是顽固派，我们的方针只是对立斗争与准备破裂……对于统一战线工作机关（统一战线部或联络部）及其他工作人员，没有指导，没有检查，没有督促，大家觉得无事可做了，甚至根本没有设立这些机关。对于中央屡次号召加强统一战线指示，有些竟当它耳边风，当作官样文章，实际上根本不理，自己一味等待停职，或悲观失望，束手待毙。所有上述情形，是在我党内，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内严重的存在着。因此，许多地方对中央的报告中，只有战斗报告或其他工作报告，而很少或根本没有统一战线工作报告。中央现在严重的唤起你们注意，凡属存在着上述错误现象的，必须在党内展开自我批评，总结过去三年经验教训，发扬有成绩的地方，改正有错误的地方，中央现在等待着你们在电到一个月内，用电报发出你们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带总结性的报告，尤其着重的关于对友军工作的报告。”【10】

至一九四○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各中央局及省委区党委又发出《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组织和工作的指示》（详见附录二），在这一指示中具体规定了统战部的组织，统战工作干部，工作的对象和范围，乃至工作报告等问题。

这一时期，由于共军全面进攻国军，造成中共党内充满与国民党破裂的情绪，因而所谓统战工作，实际已经放弃；中共中央之纠正指令，亦转而以瓦解二百万国军为统战工作的中心。所谓停止在国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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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共党组织，不过是幌子，而代以交朋友的工作，这种所谓交朋友的友军工作，就是策反国军叛变投共的工作，其结果必然破坏抗战阵营，恶化国共关系，加深时局危机，客观上帮助了日寇汉奸。

（三）对大后方之渗透颠覆方面：一九四○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甲长工作的指示》（详见附录三）说：“根据许多材料，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共产党员取得下层各种行政机构公务在职人员（保甲长、区长、县府科员、直到个别县长）之地位，还有许多可能。因此各级党，必须认真扶助和培养一部份党员，尤其是知识份子党员取得上述各级公务人员之地位，同时并须教育党员懂得在管教养卫合一的条件之下，共产党员在下层行政机构中工作，对于革命工作是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对许多可能取得公务员地位而不愿作此工作的同志，应加耐心的说服和教育。”这一指示，同时提出了许多打入渗透与掩护活动的各种工作方法，并要求“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及有关省委接到此指示后，应加讨论，并设法将此指示，秘密传达各级县委负责同志。”

同一时期，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认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恨可能发展广泛的与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就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须知对于广大群众，对于军队中、政府中、党部中、学校中、社会中的广大中下层人物，如果不能在思想上引起一个变化，则政治上的根本变化或澈底好转（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是不可能的。”【11】

对教育界方面，中共亦积极进行渗透活动，一九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对大后方之共党组织指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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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教育统治政策，争取学术研究与教育的民主自由，为了推广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影响和研究，我党必须积极的向全国教育界各小派别、小团体以至个人，推广统战工作。在教育界各小派别中，以陶行知所领导的生活教育社，黄炎培、江问渔所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晏阳初、陈范山所领导的平民教育会，刘进月、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教育建设派等最有历史和地位。……除了上述四个较大的教育派别，国内国外还存在着因学业出身着结合的小派别小派系，例如留美派、留法派、师大派、北大派等等；还有研究性的学术团体……因此应该以不同的策略，和上述各种派别集团以至个人，建立统一战线工作……有可能时，并须参加到各种派别、派系和团体中去。”【12】

同样，中共对于大后方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之渗透亦不遗余力，中共中央之另一指示称：“各级党的组织、特别是县区委，必须认识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是密切巩固党与群众联系的主要关键之一，重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且积极的参加进去……努力争取参加小学教育和小学教师的位置……与一切非国民党的教育派，在这方面建立共同的合作的统一战线，联合最大多数的，向教育界的顽固份子作斗争，使他孤立起来。”【13】

此外，对南洋华侨，中共亦开始展开活动，一九四○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设立华侨委员会的通知》，通知说：“中央为了加强华侨工作，特在中央之下设立华侨工作委员会。其任务为：

（甲）研究华侨主要所在地，首先为南洋的一般的政治经济情况。（乙）研究华侨当地的各种情况。（丙）准备团结各地华侨的行动纲领。（丁）研究在华侨工作中的策略。（戊）研究与培养干部，设法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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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回原地工作，并设法经过华侨进行国防宣传，并与当地人民的各种革命组织取得联系，设法将国内革命经验供给他们。”【14】

从中共中央这些措施看来，中共之所谓“争取时局好转”，只不过是想暂时维持国共和平共存的残局，以利中共在政府区域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待时机成熟时，再全面夺取政权。

（四）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方面：一九四○年九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详附录四）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指示》（详附录五），此一指示称：“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敌后城市工作，中央有以下决定：在全国党的前面，提出消灭共产党与敌后大城市的隔离，特别是与大工业区广大工人群众隔离的现象，各地党特别是临近各大城市的党与军队，应澈底纠正忽视与放弃敌后城市的错误，把这一工作视为是自己全部工作不可分离的严重任务。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以香港、平津、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大青山、胶济、鲁西、鲁南、皖东、鄂中、鄂东等各处为据点，责成当地的党与军队，负责分头进行，逐步开展这一工作（具体计划另电指示）。中央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以恩来同志负总责，康生同志副之。以重庆为推动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动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临近敌区的区党委，亦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除了主持人以外，须有专门人员负责进行研究这一工作，与搜集培养派遣到敌后的干部。”

从这时起，中共除对我大后方之渗透颠覆工作外，又着力于敌后工作的部署，显然中共篡夺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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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已经以全国范围为目标了。

附录二：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组织和工作的指示

致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委区委党委

由于统一战线部的组织和工作，在党内是一个新的问题，没有历史传统和积累经验足供参考，虽然全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已经数年，但对于统一战线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至今许多地方党部还有不正确或不明确的观点，因而影响到统战组织不健全，和工作薄弱。中央统战部特有以下的指示：

（一）关于统战部组织和统战部委员会的问题

根据现有材料，好些地方或者只有个别负责同志兼管统战工作；或者虽有统战部负责人，而无健全统战部组织。甚至有些地方党委不大注意统战工作等不应有的现象。现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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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自中央局至省委或区党委，必须设立统战部，在统战部内，一般可以分设下列各科：党派科：负责进行各党各派及地方士绅、名流文化人等的统战工作。友军科：负责进行对正规军及各地方武装队伍的统战工作。统战干部科：负责进行管理统战工作的党员和非党干部。但在秘密环境不许可时，可以不设科，可在统战部下酌设工作干事。在无友军的地方，当然不设友军科或友军工作干事。

乙、县委及市委，视所处工作环境及工作对象，而决定是否设立统战部或统战干事。

丙、为讨论和研究各方面统战政策问题，除统战部外，可成立统战委员会，其成份，除统战部主要负责人员外，应吸收文化、青年、妇女等负责同志参加。在我们有军队和政权的地方，必须吸收军队和政府负责同志参加。在秘密环境下，可不成立统战委员会，遇有关某方面的统战政策问题，由统战负责人与某方面负责同志临时商议；但遇重要的统战政策问题，必须提交党委会讨论决定。

丁、无论有无统战委员会组织的地方，各统战部负责人，必须经常与党委书记商量统战工作问题，根据其指示进行工作。重要统战问题，须提党委会讨论决定。各级党委须经常注意讨论和检查统战策略与统战工作问题。

（二）关于统战工作干部问题

好些地方党不注意物色和培养统战工作干部，有些地方甚至轻视统战工作，以质量不好的干部去做统战工作，这都是不正确的。今后对统战干部问题，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甲、由与统战工作的复杂和重要性，必须慎重选择和培养统战干部。地方党的组织部必须注意有较好的上中层社会关系的党员，尽可能使他们作统战工作。统战干部应有下列品质：忠实坚定的政治立场，灵活果敢的策略，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经验，勤俭朴素的生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诚恳谦和的待人接物的态度。

乙、为使统战工作广泛开展，除党员干部外，必须经常系统地物色政治上真正同情我党，愿为我党服务的非党员，加以耐心的培养，和正确的使用。

丙、为秘密工作起见，在秘密情况下，统战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必须采用越级管理制，即在县一级进行友党、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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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工作的重要干部，归省委统战部管理；省一级的归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统战部管理。而特别重要的友党、友军中统战关系人物，应直接归中央负责人或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管理。在秘密环境下，管理方法应严格遵守下列原则：

公开与秘密工作的干部分开。

党与非党干部分开。

上层与下层分开。

各级对公开或秘密工作的党员或非党的统战工作干部，除相互熟悉的人外，采用个别的联系、接洽、管理的方法，不采取多人会议的办法解决问题，不应使他们相互知道谁与党有联系。

专门进行统战工作的党员统战干部，一般的不参加普通支部生活，其党的关系和统战工作，由越级的上级管理。

（三）关于统战工作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根据过去经验，有些地方将统战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有些地方认不清什么是统战的对象。今后必须认识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为各党各派（从国民党、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业教育社、生活教育社、乡村教育社）及各地方实力派、各种友军。但对各阶层的相互关系，政策之研究，各地方各阶层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代表人物的联系和争取，对各地方各界（文化、教育、新闻、妇女、青年、外交、实业、科学、宗教、技术、社会秘密团体等）团体及领导人物的联系和争取，对地方的士绅及政府机关（包括联保保甲）人员的联系和争取，均系统战工作的对象和范围。

（四）关于统战工作的方法问题

根据过去许多地方经验，在统战工作方法方面，存在着许多严重弱点，今后必须认真纠正：

甲、过去对统战对象缺乏认真研究和深刻了解，不但要对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友军等作一般的研究和了解，而且要对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友军各机关各界团体的每一个具体的代表人物，作多方面的深刻的仔细研究。对这些人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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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年龄、籍贯、财产、生活、历史、思想变迁、政治活动、生活嗜好、个性、特点、社会关系、亲朋关系等等，详加研究，分别写成纪录。没有这种研究和纪录，则统战工作将流于空泛而不切实。

乙、过去对统战工作多缺乏主动，只是消极等待，或是人不找我，我不找人的作风，今后必须处处主动，时时主动，实行人不找我，我必找人的作风。

丙、过去对统战工作多缺乏经常计划性，形成有事就去找人帮助，无事就丢开无人管的现象。以后须有计划经常寻找对象，建立友谊。

丁、过去多半偏于政治联系，很少认真交友工作，以致始终是泛泛之交，不能认真共事。今后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如亲戚、家族及同乡、同学、同事等）同风俗关系（如送礼、贺节，与患难互助等），不仅与对象结成政治朋友，而且与对象结成私人朋友，以便使对象对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戊、过去孤立顽固份子办法，认为简单地只是对一切顽固份子的无情打击。今后须认识孤立顽固份子的好办法，不仅对少数顽固份子采取打击，而且要对各种不同的顽固份子采取连络、拉拢、分化、争取的各种办法。

己、过去对于中间份子的争取办法，偏重在我们的政治宣传和我们的事实需要，很少顾及到中间份子的社会地位和切身利害，致使有些人发生被人利用的感觉。今后必须认真爱护中间份子的地位和利害，与之共患难同甘苦，争取他们与我们长期合作。

庚、过去对我们直接领导的进步力量，认真的帮助和爱护不够。今后必须诚恳忠实协助各种进步力量的发展，以他们的事业为共同事业，以他们的成败为共同成败。

辛、过去对非党干部信任非常不够，和不善共事。今后须尊重他们的政治地位，信任他们担任一定部门的工作，不要把他们与党员干部同样看待。要在共同工作中造成互助、互信、互尊、互重的友谊环境。

（五）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问题

除部分党部外，过去很少关于统战工作的专门报告。中央一再令各中央局及直属省委，限定在一月内，将此报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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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电报送达中央，各党委仍未将统战工作总结电达中央。中央统战部责成各中央局，以后每个月向中央作统战工作总结报告一次；中央直属各省委，每三个月向中央作统战工作总结一次；各中央分局、各省委、区委，每三个月作统战工作总结报告一次。统战工作进行四年，目前时局更要求全党加强统战工作。因此，总结统战组织和统战工作之经验教训，对今后展开统战工作有严重的政治意义。各地接到此指示后，望即详加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和执行办法，电告中央。

中央统战部一九四○年十一月二日

（录自中共中央所发密电原件）

（一）根据许多材料，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共产党员取得下层各种行政机构公务在职人员（保甲长、区长、县府科员、直到个别县长）之地位，还有许多可能。因此各级党，必须认真的扶助和培养一部份党员，尤其是知识份子党员，取得上述各级公务人员之地位，同时并须教育党员懂得在管教养卫合一的条件之下，共产党员在下层行政机构中工作是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对许多可能取得公务员地位，而不愿作此工作的同志，应加以耐心说服和教育。

（二）过去经验证明：很多共产党员在上述行政机构中工作，多半很快的遭受破获，其主要原因，在左倾幼稚错误。例如：（甲）不顾本身地位，大做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乙）学习陕北作风，抛弃国民党的一般行政人员的地位，或与下级人员或民众、居民打成一片；（丙）所领应得薪俸送给别人；（丁）随便批评政府，或对政府法令乱发牢骚；（戊）不愿或不会敷衍，或适合上级人员，不愿或不会团结同级人员或地方绅士。（己）对兵役民运，与一般的管教养卫工作，做得太好，特别突出而与众不同等。

（三）同时地方党部或一部份同志，不愿重视这一工作，或者要公务人员同志帮助和掩护他们的党的和群众的工作，或者对公务人员同志提出许多过份的要求，和不应执行的任务，也是引起破获的主要原因。这些共产党员之公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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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地位的丧失，对党和革命是严重的损失。

（四）共产党员为保持公务人员地位之持久，必须严格遵行下列工作方法：（甲）奉公守法，执行政府法令，不作政府法令以外的事，不作同级政府机关或同级公务人员一般不作的事；（乙）善于应付上级，取得上级信任；（丙）善于团结同级人员及地方士绅，取得各方好感；（丁）善于保护民众利益，但须限于一定程度范围，不作自己与政府范围以外的事，以免暴露政治面目，不作与别人相差太远的事，以免引起注意或妒忌；（戊）不贪污，不腐化，但生活习惯应适合某级公务人员之身份而不标奇立异。同时，必须使县、区、村级地方党部及公务员同志，认真懂得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公开参政，其根本目的，既不是为了今天在这里去实行党的革命纲领口号，又不是为了今天在那里照自己主张去解决民众痛苦，而是为的切实掌握这些公开权利，并藉这些合法地位掩护，而建立起与团结各阶层广大群众的亲密关系。

（五）当政府颁布反共法令（如逮捕某地区的共产党员）时，共产党员的公务人员，不应直接出面表示反对，而应秘密设法，使共产党员得以避免逮捕。当政府颁布违反民众利益法令时，应善于从中策动当地士绅及民众团体提出抗议或交涉，自己以调解人立场出面，以取得各方面的好感和信任。

（六）为使公务员地位不致丧失起见，地方党部应允许现有共产党员公务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当入团入党时，不必表示迟疑态度，以免引起怀疑。同时，入党入团，一般的在须填反共表格及反共宣誓时，可照例举行。于国民党或三青团，因发现某同志为共产党员，而以此要挟，或逼迫自首时，则应严厉拒绝填写任何文件，作任何口头反共表白。已经暴露无法继续其职务之共产党员公务员，应即时迅速撤退，以免被捕被害。

（七）公务人员照例须受国民党或三青团训练，方能获得信任，因此我们公务人员同志，应自动参加受训，根据过去经验，如果参加受训的我们同志，事先未受我党训练，则有发生动摇叛变之事；反之；如事先受过我党训练，反更加对党坚定和对工作有办法。因此，各级党部必须负责给予所有我们在职公务人员同志，或准备作公务人员的同志，以特殊的政治思想上及工作方法上的训练，使他们在国民党任何时候调去受训时，已经有了思想上和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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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的准备。这一点，应该成为必须遵行的法规，不实行这项法规的地方党部及其主要负责人，应受到上级的严厉处分。

（八）对于公务人员同志的管理，应严格遵行下列原则：（甲）越级管理：即省委或区党委管县，县管区级等，均由上一级之书记或组织部长负责管理，不应使其他不必要的人知道。如人数太多，则由常委同志分头管理。（乙）所有公务人员同志，均不编普通支部，只与上级管理人发生个别联系，联系不要过于密切，至多一月至二月一次，如环境不允许时，联系更少亦无妨。地方党部任何党员，不得要求公务人员同志，给予他们有不利于公务人员同志之身份地位，或足以引起公务人员同志名义破获的各种寄托掩护。

（九）在我们同志不可能取得上述各级公务人员地位时，地方党部首先应尽可能设法帮助进步份子（知识份子或开明士绅）取得这些地位，如进步份子也不可能取得地位时，则设法赞助中间份子，以破坏顽固份子垄断下层政权机关的企图。同时，我们对已在职的进步份子或中间份子的公务员，应给予真诚的爱护帮助，应把他们的成败利害看作我们的成败利害。对一切不顾及进步份子或中间份子地位，而只抱着简单利用他们的观点，对一切不真诚爱护和帮助他们的狭隘作法，应加严格纠正。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及有关各省委，接到此指示后，应加讨论，并设法将此指示，秘密传达各级县委负责同志。此外，并望将过去各方面的已有经验，及今后工作中随时发现薪经验随时电告。

中央书记处一九四○年九月十一日

（录自中共中央所发密电原件）

附录四：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关于干部问题）

要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必须准备大批干部，否则是不可能的。因此：

甲、各地党应根据第一号通知，立即准备下列工作范围去搜集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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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导党的工作或开辟党的；

2.作工人运动或参加生产的；

3.建立电台工作、交通工作及掩护工作的；

4.作文化运动、学生运动或能当教员、学生的；

5.作上层统战工作的，与各方联络的；

6.打入伪组织、伪政权工作的；

7.作敌伪军工作的；

8.作情报工作、侦察工作的；

9.能适于营救在狱同志的；

10.能作商业工作的。

乙、准备下列类别，搜集党内干部及党外关系：

1 基本的干部，必须是政治上忠实坚定，有独立工作能力，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同志。各地须下决心，抽调这类干部为敌后工作的骨干。党要帮助他们得到社会掩护，或有社会关系的同志配合起来，派到敌后作领导工作。

2 可用的干部，这就是在政治上无问题，有社会关系可以回去，但无工作经验的同志。对这类干部的条件不能太高，只要可以利用，则经过秘密的训练班加以专门的教育，派回敌后作一部份工作，在工作中逐渐锻链与提高其工作能力。

3 试用的干部，这是在政治上无把握的，但他有很好的社会关系，有工作能力的同志及同情份子。对他们不必经过秘密训练班，可与他们进行个别谈话或个别训练（短期）派回敌后，依据其社会关系进行某种对外工作。

4 利用的关系，这是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份子，或者是伪政权、伪军队、伪组织个别的动摇份子，我们应利用其两面派投机心理与某种利害关系，利用他作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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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为了有效的搜集敌后工作干部，必须进行下列工作：

1 在政治上，使同志了解敌后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启发同志回敌后的决心与勇气。

2 在组织上，使同志认识社会关系是开展敌后工作的宝贵桥梁，打破党内惧怕社会关系复杂，并以此怀疑干部的观点，使同志敢于讲出一切社会关系。

3 在分配干部的工作上，要珍贵的使用，可去敌后工作有城市关系的同志不要随便乱用，尽可能的派遣到敌后工作；派出的干部，不要随便调动，尽可能保护其长期工作。有能力的干部，不要舍不得拿出，尽可能的分配敌后工作。

丁、为了有计划的培养干部，在有政权，在有军队的地方，必须举办秘密的训练班，在秘密环境下的党，采取个别训练的方式，使干部了解党的隐蔽政策，即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与各种敌后城市的具体工作（训练干部另有指示）。

戊、派遣干部时，应仔细的审查，严防奸细混入，根据其政治条件工作能力，分配他一定范围内的工作。根据隐蔽政策长期埋伏的方针，给予最低的任务；根据干部的社会关系与身份职业，充分的准备路途上的及居住的秘密技术，使之能安全达到目的地，并找到社会关系埋藏下去。

中央书记处一九四○年九月十五日

（录自中共中央所发密电原件）

新四军在短期间迅速发展与坐大，系由于该军采取许多违法乱纪的扩军手段而达成的，李华所撰《匪华中老根据地》一文，曾记述其扩军手段如次：

（一）收缴民间枪枝：一九三九年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徽凤阳大肆宣传凡民间枪枝，经过共军登记者，一律得到保障，无论任何部队或地方政府，不会再有徵缴，但结果全被该支队没收。

（二）破坏兵役：中共利用种种方法，使民众逃避兵役，参加共军，并擅出“志愿兵役证明”，以对抗政府徵兵法令。如新四军第一支队于一九四○年在句容、金坛一带，通过所谓“抗敌协会”，令每乡每月送壮丁一人，美其名为“自动参军”。第二支队于一九四○年三月在闽西南老巢龙岩、安溪等地宣称：“政府将向每保徵兵二十名，如拟避免，可参加新四军。”并夸称：“新四军官兵待遇平等，并可免除兵役。”同时提出“优待出征军人家属”口号，煽动家属诱骗其子弟参加共军。又如第二支队将繁昌县第一期应征壮丁数百人，以已参加该支队为辞，扣留不解，强制其参加新四军。

（三）并吞地方团队：抗战时期，各地均有常备队、后备队、国民兵团和保安旅、团等组织，但战斗力量较为薄弱，共军遂得以大吃小，将其人枪并吞，改编为共军部队。如一九三八年新四军第二支队在安徽当涂县，将该县常备队长王光谱暗杀后，将所部百余人枪并入该支队。一九四○年三月，新四军第五支队将安徽滁县常备队解决后，步枪四百五十枝，轻重机枪八挺，及人员六百余名，全被该支队收编。同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将安徽来安县的国民兵团解决，人枪百余，被该支队收编。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件后，陈毅率残部逃抵江北时，在泰兴黄桥首先即将江苏保安第四旅解决，以补充共军。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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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一九四○年三月间，新四军在安徽境内即曾并吞地方团队一万余人，步枪六千八百九十二支，手枪九十七支，轻重机枪三十三挺。

（四）收编游杂部队：新四军第二支队于一九三八年五月间由闽西南开往苏、皖境内时，沿途滁裹胁青年，收缴民枪外，并将太湖沿岸之游民二千余人收编。一九四一年元月皖南事件时，陈毅率残部千人渡江逃脱，乃得力于管文蔚部的应援，管部是“江南游击挺进纵队”，该游击纵队和“江南抗敌义勇军”梅光迪部，同为新四军所收编的游击队，管部扩展到六千余人，梅部扩展近两万人，该两部均为新四军扩展中之重要组成部份。

（五）鼓动叛变：新四军第二支队于一九三八年鼓动安徽宣城县常备队叛变；第五、六支队于一九四○年三月间联合鼓动安徽第六专员兼第十五游击纵队司令盛子谨叛变，率人枪二千余投共；同时国军第一七六师补充团云应林部亦因受中共鼓动叛变投入第五、六支队【6】

这一记载说明新四军的坐大与八路军的发展并无二致，都是从消灭吞并抗日部队发展起来，而不是从对日作战中壮大的。至于新四军的作战情形，《新四军叛变之前后》一书曾有如下的报导：

“中共夙以红军善于游击自诩，新四军的成立当然以在敌区作游击战斗为适宜，中央令该军进驻皖南，也就是叫他在大江南北发挥其特长，新四军果真抗战的话，可以说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孰知该军计不出此，其一贯计划，不打硬仗，对敌之据点绝不进攻，偶有战斗，亦不过行军时与敌遭遇不得不战，所遇战斗，辄夸大宣传，一便衣游击队员与一伪维持会人相遇，亦宣称为一次暄赫的大战，‘游’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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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击’只是宣传而已。前（一九三九）年发动‘冬季攻势’。三战区曾令其破坏皖南当涂县属大金山附近之矿山，以免资为敌用，该军初谓矿山系在地面采取，不易破坏，只能煽动其工人自行离开，使其无法开采，后由其第二支队呈报谓矿山反正工友五十四名，工程师一名，以为塞责；但事后调查是项工人系我方流散士兵为敌编为码头工人，旋经解散，自动向游击区寻觅部队而来者，其捏造事实，欺骗长官，玩忽命令，贻误戎机，类多如此。”【7】

新四军在敌后，对于敌人的据点是绝不进攻的，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抗日的国军及政府所据守的敌后县城或据点的进攻则是不遗余力的。据谭希霖（曾任新四军师长）的《革命回忆录》【8】供称：一九四○年三月七日，新四军以第四支队第七团为主力，向国军一三八师进攻，以第五支队及苏皖支队攻打安徽滁县县城，以第四支队第十四团攻入安徽定远县城，将国民政府所派县长吴子常赶跑，另派共军江北指挥部统战科长魏文伯为定远县县长，宣布成立所谓定远抗日民主政权。不久，共军复攻占滁县、凤阳等县城，成立所谓“定（远）凤（阳）滁（县）办事处”，以魏文伯兼任主任。谭希霖在回忆录中同时供述了刘少奇当时对攻打定远的谈话：

“我问少奇同志：‘把吴子常打跑了，国民党会有好县长派来吗？’

“‘自己派嘛！’少奇同志说：‘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我们有一个县，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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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员。’

“‘人家承认吗？’有同志插问。

“‘要谁承认？党承认你，人民承认你！’他斩钉截铁的说，‘在这个革命高潮时期，我们一定要大刀阔斧的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我们的政权；如果不把政权掌握到手，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新四军配合南下的八路军，不断攻打县城，从政府手中篡夺政权，扩张地盘，建立中共的伪组织，其经过情形，《抗战三年来之中国共产党》有如下的报导：

在苏鲁豫边区方面；

十八集团军苏鲁豫纵队彭明治，于一九三八年九月间，率数百人侵入苏北丰（县）、沛（县）等县；陇海南进支队钟辉，亦派三十六人在丰、沛等县活动；渐次发展，彭部拥众至六千人，钟部亦达二千人之多，并在萧县以苏鲁豫纵队后方留守处名义发起组织“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图把持操纵苏北、鲁南、豫东之地方政权，当时该军政委员会所辖之县为萧县、铜山、邳县、永城、夏邑，以及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与十八集团军在苏北会合，该支队亦在苏北、豫东作种种之非法行动。最近十八集团军以徐向前任苏鲁豫军区司令，朱瑞为政委，则其实现苏鲁豫边区之企图，已更急矣。

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于一九三九年十月间，由豫皖边境及涡阳、蒙城间渐向苏北挺进，实力发展达万人。苏北共党藉势怂恿萧县县长彭笑千，在萧县张山镇组织萧（县）、铜（山）、灵（璧）、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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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南宿州）四县联合办事处，由共党马国良主持。本（一九四○）年二月，又利用彭笑千名义发起组织萧、宿、永（城）、夏（邑）、砀（山）五县办事处于萧县王白楼，以共党耿蕴斋为主任，内设四科，各县政府、军事、民运均受该处监督指挥。

新四军在苏豫边区所委之伪县长如下：

铜山县县长亢为德

萧县县长耿庭飞

邳县县长粟培元

永城县县长廖景元

夏邑县县长邵雨桥

在皖东、苏中方面：

中共在皖东、苏中攫夺政权的行动，全为新四军一手包办，兹列举如下：

泗县专员公署（设半城）专员陈粹夫

泗县县长陈国辉

五河县县长张国权

灵璧县县长廖量之

怀远县（设龙坑）县长邵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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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县县长王亚珍

涡阳县（设刘家集）县长农超谋

皖东北行政推进委员会主任李仲璋（设泗县青阳镇）委员

秘书刘玉柱

军事张爱萍组长

凤定滁三县联合办事处主任魏文伯

凤阳县（设赵家坪）县长裴英华

定远县县长魏文伯（兼）

滁县县长蒋家璋

宿西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李时庄（设铁佛寺）

副主任陈辑五

“涡北县” 县长赵起谋

皖东各县联合办事处主任不详

盱眙县县长余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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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山县县长汪导涵

天长县县长王仲文

来安县县长郑百川

全椒县（设大马厂）县长黄宜生

和县（设南义集）县长朱以防

含山县县长赵卓如

巢县县长王子久

合肥县（设石塘桥）县长胡斌甫

江都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惠裕宇

仪徵县县长杨萍

六合县县长贺希明

以上各县，擅委县长，割据地方政权，均由中共操纵，虽尚未正式建立省级组织，然各个办事处，均系具体而微之边区政府，篡夺政权之野心，已由华北而又施展于华中矣【9】。

正当项英指挥新四军积极执行周恩来传达的中共中央的决定，即坚决向东向北发展的时候，一九四○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对东南局又发出了进一步的指示信，据说这是毛泽东的手笔，后来列入《毛选》第二卷时，题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信末并说明：“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这一指示，除有关“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与中共中央前后的指示大体相同不予论列外，其主要内容如左。

“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区域发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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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徵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的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飞）、张（云逸）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徵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旋转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摩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

“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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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东南局和新四军这一指示，显然是指挥新四军扩大叛乱的命令，也是毛泽东七分发展在华中的具体实施；其中所谓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反对一切法律、命令，提出针锋相对的方针，以及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等等，实际就是无法无天、违令乱纪、反叛政府的命令，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军在皖南的叛乱，就是执行毛泽东这一指示的结果。

在毛泽东这一指示下，一九四○年七月，新四军袭击江苏省主席所属陈泰运部于泰兴县。十月攻击江苏独立第八旅及第三十三师。同月又攻击八十九军于黄桥（属泰兴县），军长李守维、旅长翁达、团长秦鹏等遇害【18】。从此，华中的新四军就和华北的八路军相互配合，采取同一步骤，不去打击日军，反而倒转枪头，全力向国军进攻了。

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乃于一九四○年九月十九日发出皓电，正式下达提示案，并劝令黄河以南之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十一月底以前扫数开往黄河以北对敌作战。皓电原文如左：

“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叶参谋长剑英即转朱总司令玉阶（朱德字）、彭副总司令怀德、叶军长希夷（叶挺字）均鉴：民族之存亡，基于抗战之成败；抗战之成功，基于军纪之严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在抗战之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团结精神，用克御侮宣勤，不乏勋绩。孰意寇氛未靖，龃龉丛生。纠纷之事渐闻，摩擦之端时起。张荫梧之民军，横遭解决；鹿钟麟之省政，复被摧残。晋叛军之逋逃，石友三之被逐；不特自由行动，抑且冰炭相消，削弱抗敌力量。中央以宽大为怀，冀全始终，以济艰危，乃命应勤、崇禧与周副主任委员恩来（按：周恩来时任中央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叶参谋长剑英谈商办法。几经研讨，询谋佥同，乃于本年七月十六日，综合商谈结果，提出极宽大之具体方案，呈奉核定，交周副主任委员于七月二十四日飞陕，与玉阶、德怀诸兄切商遵办。并于七月二十八日由应钦电令各部，饬与十八集团军新四军避免冲突。但周副主任委员返渝后，对于商定之案，迄无确切遵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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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致中央处理更感困难。

“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八月十一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鸿烈），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十四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据于总司令歌电复称：‘查徐向前部于十四日攻占鲁村，本部一再电徐制止。撤出鲁村，徐当即复电愿遵令办理，但并未实行，迨新、博一带之敌进犯鲁村，徐部乃于十八日不战而退，该地遂于十八日晨被敌占领。二十二日敌退，徐部复入鲁村，至二十三日始撤去’等语。

“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陷泰兴黄桥及泰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复自十月六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谈后提示之方案则延岩不遵，而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使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张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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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饷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

不打敌人，专事吞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办外，兹奉谕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至周副主任委员恩来所提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其第一、第三两种，决难照办；其第二种应俟开到规定地境后，再行酌办。特并附达，盼复。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皓秘印。”【4】

何、白皓电所述共军在苏北猛攻国军之罪行，事后中共供称系刘少奇策划的。据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子恢说：“少奇同志在分析这些情况之后，认为要开辟苏北，要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单靠新四军现在江北的四、五支队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少奇同志在淮南反摩擦以后便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障碍是顽军韩德勤。韩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十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单靠现有江北部队显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议中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就师南下，并令江南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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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部队北上，归中原局统一指挥。这个电报发出不久，中央便同意少奇同志的建议，即要陈毅、粟裕两同志率苏南部队渡江北上，调八路军第五纵队三个旅南下，进入苏北，归中原局统一指挥。一九四○年十月黄桥一战，陈、粟部队歼顽韩主力，我五纵队也已进入苏北盐城。”【5】

其实刘少奇之建议以及共军在山东、苏北之进袭国军，归根到底，还是执行毛泽东对东南局指示之所谓“江北愈胜利，愈发展……他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的结果；接着，皖南、苏南愈好做的文章，那就是新四军的公开叛乱了。

《新四军叛变之前后》记述皖南新四军叛变经过如次：

自中央决定新四军北调以后，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于一九四○年十月下旬，派驻宁国之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前往泾县与新四军首长叶挺、项英等会谈，叶等提出要求如下：

一、预发五个月薪饷，并发给开拔费二百万元；

二、一律换发新式枪支，及子弹一百万发；

三、留一部武装于铜陵、繁昌一带；

四、该军抗属应予慰劳及优待，其所组织抗战团体，应加以切实保障；

五、江南新四军只开至苏南为止。

上官总司令以该军此种无理要求，无法答覆，乃于十一月中旬偕叶晋谒顾司令长官，由叶面陈意见，顾长官允拨费五万元，并将其余各点转呈蒋委员长核示。同月下旬再度转令，限该军于十二月底以前全部开拔完毕。

事后，据顾长官于元亥电转报拿获该新四军参谋长赵凌波（按：原参谋处长赖传珠调江北指导部后，即由原第三支队参谋长赵凌波接任）供称：当时新四军内部意见纷歧，叶挺力主固守皖南，项英主张在江南各省游击。曾于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泾县云岭该军军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拒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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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问题。随后始作如下决策：

一、坚决拒绝北调，决定移赴苏南，先占据金坛、丹阳、句容、郎溪、溧阳等县，扩充与加强东南各政治机构，期于短期内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区，建立根据地。

二、先以政工人员、地方干部及武装工作队等陆续开赴苏南，在金、丹、句、郎、溧五县间，扩充组织，以待全部到达后，展开攻击，消灭第二游击区之顽军，以便向太湖、浙西扩展。

三、为争取开拔费及弹药各五十万计，集中兵力于泾县、繁昌一带，以为声援。

四、以日舰封锁长江为由，拒绝由皖南渡江，力争经苏南渡江，以便顺利移赴苏南。

五、觅寻机会，进袭顽军，配合苏北胜利，造成动乱局势，以改变北调命令。

此项决策，系新四军参谋处长赵凌波所供，自属可信。根据此一政策，该军乃分两路先行遣走非战斗人员：

新四军北开路线，原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决定，经铜凌、繁昌一带渡江，嗣以该军为达成其盘据苏南之目的计，请分二路渡江，一路照规定路线北上，一路由宣城、郎溪以入苏南，经溧阳、金坛、句容等地北渡；虽经批准，仍毫无开拔动静。截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止，该军非战斗人员，如政工人员、地方干部、自卫队与民众团体等工作人员，共约八千余人，方依照其预定计划，向苏南溧阳、溧水等地移动；另有极少数之地方武装护送眷属向铜陵、繁昌边境开动，旋渡江至无为一带，其战斗部队则迄未依照命令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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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在皖南之主要战斗力量，共计一万人左右，自其内部决定盘据苏南后，遂又加强民运及扩军工作，截至十二月底止，乃又增编第一支队第一团（原者称老一团），第二支队第三团（原者称老三团），军部之教导队亦扩编为两个团，将盘据区内之壮丁，裹胁一空。另据邓子恢在《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称：当时新四军皖南军部直属队和六个团（一、三、五团、新一团、新三团、特务团）共约九千余人。

该军于遣走非战斗人员及扩编部队完成后，已逾限令北开规定时间（一九四○年十二月卅一日），截至一九四○年一月三日，仍盘据于泾县、南陵、铜陵之间（即孤峰镇、三里店、中村、何家湾、丁潭、云岭、章家渡镇等地），毫无北移迹象。其实，就在此时，新四军正秘密准备奔袭国军第四十师。据赵凌波事后供称：

“第四十师由苏南换防至后方整训，新四军早悉其行军道路，嗣知该师于元月一日下午到达三溪与榔桥镇之间，认为此乃其袭击四十师唯一之机会，遂于四日夜全军潜伏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取先发制人手段，以期各个击破。其所定计划，系歼灭第四十师后，即以其左支队在丁王殿板桥一带，牵制一○八师；以中右两支队急趋胡乐司、甲路东岸一带，夺取仓库被服粮弹，直袭上官总司令部。然后与左支队分趋郎溪、溧阳会同苏南部队夹击冷欣部及郎溪一带之国军。”【10】

果然，新四军突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四日夜悉数南移，进驻茂林、巧峰镇、铜山等村，并封锁消息，禁止民众外出，五日夜分左中右三路向国军第四十师进袭，同时另分一股向上官云相总司令部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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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据报后，以该军不惟不遵令北调，且南下袭击国军，实属不法已极，乃下紧急处置命令，予以制裁，同时被该军袭击之国军，亦为自卫而应战。

激战至元月八日晨，新四军见计不得逞，乃分头撤退逃窜，一股企图东进入浙江之天目山，一股退至太平县南之黄山，企图窜入皖、赣边境。八日晚国军向榜山挺进，新四军凭山腰工事顽抗，九日拂晓，新四军一部出榜山向东，与国军第四十师鏖战，国军应援各部绕袭其后，加以包围解决。新四军地区警备司令傅秋涛部与第三支队一部，猛向国军第五十二师司令部冲击未逞，回窜榜山以北，五十二师乃乘胜追击，傅仅率残部二十余人突围逃走。

叶挺、项英、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退至云岭亲自指挥第一支队第一团及特务团与国军激战。至十一日夜，新四军一部约四百名由大麦岭东窜，在东坑为国军截击；另一部约三百名经丁家沟抵盘坑休息，疲惫不堪。至十五日全部即告肃清。

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擒。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军分会委员梁璞、副官处处长黄序同等在逃。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殒命。参谋处长赵凌波、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直夫、秘书处长黄诚及各级干部以下官佐士兵等共俘获五千余名，收缴步枪三千余枝。【11】

这就是新四军叛变经过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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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指示所谓：“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一节，那是中共暂时退却，准备新进攻的信号，此后事态的演变，也确是如此；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重庆《大公报》载称：

“近两天报纸上接连着登载十八集团军在晋鲁苏等省袭击友军侵夺政权情事，其报告约略如下：一、十八集团军决死队薄一波部，于本（七）月八日拂晓，向驻掌上附近之友军刘师某团袭击，并收缴该团官兵枪械，复于九日晚侵占其防地，越洪屯公路擅自南开太岳区，委派县长，侵夺政权。其另一部于十二晨侵入长子县属辛庄，将县长孙培文及若干公务员扣押。二、该集团军一一五师及卫河支队共三千余，于八日突向驻鲁西荏平南大吴庄友军薄光三旅袭击，团长马永图被击殒命，伤亡士兵五十余人。三、上（六）月二十二晚鲁北行署何主任及第五区刘专员督率团员南渡黄河向敌进击之时，该集团军山东综队第三旅杨勇竟率部两千，向各该部分别猛犯，致行署副官高永乐及连长一员被击殒命，并死伤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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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

四、该集团军张爱萍部于上（六）月二十五日进袭苏北铜山县政府驻在地，科长孙亚英被击死，分队长马铁英等七十余人被掳，并缴去枪枝数百枝。军委会据报，已电令该集团军朱总司令德制止，并令将各该擅自行动部队撤回原防，惟尚未据呈复。这些消息，都由军方正式公布，当然确实。国家军队，而不遵纪，且袭击友军杀官夺政，性质严重。因此，我们特对十八集团军一致恳劝之词……”【23】。以后更有苏北攻劫韩德勤主席、太行山与敌人夹击国军、山东秦启荣被害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的指示，系中共制造第二次摩擦受挫后暂时的退却，为其以后的进攻作积极的准备。

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中共特务的渗透工作，也就是所谓“拉出”、“打入”工作，确曾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果。主要的是中共利用了抗战情势与反日的民族热情，利用了它的合法地位与合法活动，同时也利用了所谓民主党派；到了抗战后期，中共更利用了美籍人士，影响白宫对华的决策，这是中共统战与特工交互使用相互配合成功之处。在地下党方面，则以土匪方式，抢劫行为破坏后方的治安，这样就使国民党情报治安当局不能不加以防制了。

本来，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领导抗战，其情报工作自然以全力去打击日寇汉奸，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情报活动，曾给日寇汉奸予严重打击，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为国人所称道与赞佩！可是到了抗战中期，由于中共特工在抗日后方的破坏活动，就使国民党情报机关不能不抽调一部分力量至后方，以防制中共的破坏和颠覆；但由于中共既有合法地位，又使这种防制工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据《暗斗》一书载称：当时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对中共的防制工作遭遇了很大个困难，因为第一，共军的存在与活动成为合法，各地都设有它的办事处或通讯处，中共的活动与组织，可以在共军办事处的掩护之下，从容进行。第二，中共的策略，在抗日大后方，表面上由武装斗争转变为和平斗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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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斗争转变为合法斗争，一切均以合法姿态出现，实际是以合法掩护非法，如何在其合法后面揭破其非法阴谋，在工作上是一个辣手的问题。第三，一般所谓民主人士，受了中共的煽惑，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持敌视态度，称之为“国特”，甚至把中共挑起的摩擦事件，也规罪于“国特”。在此一情势下，国民党情报工作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如此，但据《暗斗》一书载称：该局人员，仍是努力不懈，当时该局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如何揭破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恶毒阴谋，使国人不致为中共之伪善面目所欺骗。因在抗战初期，中共之叛迹未彰，其统战阴谋与祸机，不易为外间人士所窥破。该局乃以各种有效措施，从中共内部取得了下列重要的秘密文件：

（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自延安取得张浩（林毓英）的《中共党的策略路线》小册子，此为张浩在“抗大”讲授的教材，这一教材揭露了中共统战阴谋，在于获得喘息与合法的存在，以和平合法的斗争来壮大力量。张浩说：“我们假抗日救亡的号召，来分化削弱和消灭反革命势力，等到革命情绪到了最高潮时，我们党即以迅速的手段，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周恩来虽曾以中共驻汉代表身份发表公开信，声明这是张浩讲授的错误，但证诸当时及以后中共之所作所为，正说明这一“党的策略路线”正是中共的决策与阴谋。

（二）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湖南发现了中共之秘密教材《党的建设》一种，该书强调“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上，扩大与巩固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保障共产党成份的纯洁，和布尔塞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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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的团结，是争取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与民主共和国的澈底胜利，以及准备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此段文字，显然系以革命转变为中心，足证中共四项诺言之虚伪。

（三）一九三九年十月，说服中共军事干部李法卿自太行山脱离共军向国民党投诚，据李供述，当八路军由陕北开赴晋北时，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干部指示：中日战争为共党发展绝好机会，以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为决策，分妥协、相持、反攻三阶段。此一供述，顿使国民党当局为之震惊不已。

（四）一九四○年四月，在重庆中共秘密训练班中，取得中共中央党内秘密刊物《共产党人》第一期，该期之发刊词为毛泽东所撰，论述中共之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所谓三个法宝，暴露了中共的统战阴谋与篡夺政权的野心。

这些文件，当时都曾在武汉和重庆陆续公布，使中共伪装抗日的阴谋，暴露无遗。【27】

该局的第二项工作，便是如何以合法的手段对付中共的合法斗争，其所取办法，大体是当他们发现中共的秘密组织秘密活动或进行合法斗争时，便动员精干人员从侧面或正面以各种办法予以劝导说服，晓以三民主义思想和民族大义，使之脱离中共，为抗战而共同努力；这一和平合法的劝说，如能针对中共内部的斗争及其各个干部的处境与弱点时，往往发生很大的效用。同时，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提出四项诺言后，若干中共党员与干部亦因而发生怀疑与动摇，再加以中共内部经常的斗争与整肃，迫使好些中共党员与干部自动向政府接头并声明脱离中共。据《转变》第二辑编者称：“自抗战初期至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夏季为止，中共人员之宣言脱党者不下万人，兹复将其履历与宣言编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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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辑（即第二辑）；惟以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入，仅选其中较重要者四十篇，列之以次。”【28】

《转变》第二辑所列《转变者履历与宣言》四十篇，如果把一九三九年以前宣言脱离中共之张国焘、孔荷宠、向愚夫妇三篇剔除，仍有三十七篇，从时间计算，大体系从一九三九年起至一九四一年五月为止，在此近两年半期间，宣言脱离中共而又有履历与宣言者，共有六千五百三十人，分类如后：

（一）中共鄂西北地区各级组织负责人邓一淘等四百六十二人。

（二）中共闽西南各级组织干部陈荣金等一百七十八人。

（三）江西大庾中共干部与党员黄赞龙等四十八人。

（四）共军团级干部林波等三十一人。

（五）湖南中共特委干部余稼生一人。

（六）逃离陕北之中共干部与学员史怀玉等三百二十七人。

（七）逃离陕北之“抗大”学员陈树礼等一百人

（八）共军连级干部赵巨川等十一人。

（九）中共安徽县级干部崔兴亚等一百八十二人。

（一○）“抗大”四分校学生马中兴等七人。

（一一）中共安徽霍邱县级负责人萧克礼等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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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前中共东北军委委员李震等二十二人。

（一三）中共安徽岳西县县委书记储宪章等六十九人。

（一四）共军连级干部吴盈周等十一人。

（一五）中共赣东北特委负责人周成等十九人。

（一六）中共湖南淑浦等六县县委负责人李鸣鹤等九人。

（一七）中共浙江遂昌等四县干部党员华沛堂等五百七十八人

（一八）中共安徽舒城县委干部党员袁国定等六十一人。

（一九）中共吴堡青训班队长郭家驹等二十二人。

（二○）中共安徽凤台县委书记廖多沂等八人。

（二一）中共安徽“宿西”行政与军事干部及官兵等五百人。

（二二）中共湖南益阳县委负责人刘世隆等十一人。

（二三）共军服务团团长吴岳俊等九人。

（二四）安徽寿县中共区级干部党袁孙龙亭等三百人。

（二五）中共皖南黟县县委负责人汪怀仁等三十一人。

（二六）中共安徽南陵县委负责人李国元等五百人。

（二七）中共安徽泾县干部党员翟松年等二千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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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中共皖南旌德县县委负责人骆炳坤等二十四人。

（二九）共军营长吴赓九等二人。

（三十）中共四川各级负责人许洪章等六十人。

（三一）共军大队长徐树吾等一百零一人。

（三二）中共河南息县干部古少杰等二十四人。

（三三）共军地方部队队长蒋凤山等一百四十五人。

（三四）中共皖北蒙城干部杨光智等十八人。

（三五）中共江西省委文教干部文超等三人。

（三六）中共福建干部党员邱海金等三百一十五人。

（三七）中共宁夏干部汪生玉等十七人。

就上列三十七起脱离中共的共党干部党员建议分析，以级职言，大部份为普通党员，一部份还是中共的运用人员，最高级职的为特委一级和共军团级干部，很少有省级和师级负责干部。这说明中共重要的领导干部仍潜伏在抗日大后方，成为以后策应共军叛乱的骨干。以数量言，据陈然任中共中央南委组织部长时的统计，南委领导下的中共干部和党员就有六万人，如果再加上其他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中共潜伏力量，那么，至少应有十万人以上。照《转变》第二辑的统计，这一时期脱党的中共人员不过万人，果此，则中共在大后方的潜伏力量仍甚强大，这也就使国民党对于破坏抗日后方治安的中共力量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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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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