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與殖民主義在遠東的崩潰（下）

2015年9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學講座答問部分

提問人A：千言萬語還是殖民主義好。我覺得美國還是不太可能殖民香港，您說如果俄國殖民香港好不好？ 【整理者註：可能由於口音的問題，導致劉仲敬誤認為該提問者存在反殖民主義的看法。 】

劉仲敬：俄國是不會搞殖民主義的，它只會搞殖民主義以前那種直接的征服和行政掠奪。你要明白，你好像是接受了左派的話語，認為殖民主義是壓迫。但是實際情況恰好相反。殖民主義的本質是自治，它是人類迄今社會中間唯一一種能夠維持自治的體系，其他任何統治，殖民主義以前和殖民主義以後產生的反殖民主義體系，它們的本質都是退回到殖民主義以前那種征服和超經濟掠奪的秩序。

主持人：您能否預測一下，如果香港實行了真普選，會發生什麼？

劉仲敬：那麼邊界就劃定了。普選權是一種構建民族的重要工具。在各等級共治的時代，民族界限是不明顯的。可以說，近代民族國家，意思就是說，要讓所有居民都參加到共同體內部的一種形式。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起的是互相支持的作用。民族為什麼會劃分得清楚？為什麼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各民族界限不清楚？因為那時候的共同體只包括貴族和資產階級，不包括普通人民。普通人民不需要有身份，他只要有籍貫就行了。如果我是波西米亞人，我也說不清我是日耳曼人還是斯拉夫人，這也不重要。但是在實行民主以後，我就必須弄清楚，我到底是摩拉維亞民族、波西米亞民族、捷克民族還是德意志民族。你就必須有一個身份認同和身份選擇的問題。實行普選就會製造民族，原來只有地方共同體和風俗共同體的地方，在實行民主以後，就會產生政治共同體。

而且政治共同體產生了以後是相當牢固，是不容易逆轉的。假定，香港人有了普選權，有了政治自由，而比如說深圳人則沒有，那麼一條鐵的邊界就在香港和深圳之間落下。得到了這種權利的香港人，會把自己發展成一個民族。這個民族也許會因為福利制度而導致財政破產，也許不會，但毫無疑問，他們會把自己的本土意識升格為民族意識。以後香港將永遠不會屬於中國了。只要中國沒有政治自由，而香港有政治自由，那麼香港注定不會屬於中國。這才是真正的結症。其實這一點，所有各方都是心裡有數的，但是，大家都不敢說出來。其實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以共產黨的政治作風，你怎麼能想像它會因為說是福利制度賠了點錢就這麼大動干戈，它自己為了類似的事情賠了比這多得多的錢，它從來沒有大動干戈過。至少會形成強有力的本土意識。其實，本土意識的強化，本身就是一種民族共同體產生的一個預備現象，一種熱身活動。

提問人B：您剛才說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會相互支持，那麼是不是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地方就不能實行民主了呢？

劉仲敬：民族不是先天就存在的，它是在政治參與擴大到普通民眾的過程中間，為了認同的需要而人為創造起來的。因為沒有民主的政治體制，它不需要認同。老百姓反正只需要納稅就行了，統治者是誰，跟你是不是民主有什麼關係。你難道能說大清就一定比大明要壞得多嗎？顯然也不是。反正大家都是納稅來的。但是如果你有選舉權的話，那麼選舉團內部必須要有一定的基本認同。這就好像一個足球隊一樣，你的前鋒和後衛之間必須配合默契，不能夠彼此鬧意氣，他們在運動場上必須協調一致。如果前鋒和後衛兩個人是私仇，在運動場上他們自己和自己都要打架的話，那麼這個足球隊怎麼玩兒呢。一個民主國家，它必須是一個普通人民都有認同的政治共同體，而非民主國家則只需要它的統治階級有認同就行了。因為在非民主國家中間，只有統治集團才是我剛才描繪的足球隊，他們負責踢球，老百姓只是觀眾。觀眾認同不認同，就是打起來也沒關係的。但是足球隊員一定要彼此協調。所以說，比如說是，只要共產黨內部的認同維持得住，中國就能夠維持下去，老百姓有沒有認同那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如果中國實現民主國家的話，那麼老百姓之間非有認同不可。如果這種認同建立不起來的話，那它肯定像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奧斯曼帝國一樣解體，解體成若干個能夠形成有利於形成認同的、小的共同體的團體。

這個過程，基本上是近代國家形成的必由之路，除了在近代以前，1848年以前就已經建立起來的英美法三國以外，中歐、東歐，乃至於第三世界的亞非拉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是按照我剛才描繪的這種方式建立起來的。實際上你可以看到，由國共兩黨保存下來的中國，繼承了大清帝國的版圖，它是世界上前現代帝國留下來的最後一座化石，就像是鴨嘴獸只在澳洲存在一樣。如果實現了民主的話，我想，最大可能發生的事情就是，它也會像這些帝國一樣，像是木乃伊離開了保護它的水晶棺，暴露在空氣中一樣，會在剎那之間瓦解成為無數個碎片式的小的實體。

提問人C：您是從西方的角度上來看的，如果從中國文化這個角度來看就不一樣了。錢穆就說過，中國的價值觀是和諧合作，而西方則是分和爭。所以純粹從西方角度上來看，就沒有考慮到中國已經形成兩千年的文化。

劉仲敬：我想，文化傳統跟國家建構是不一樣的。如果從華夏文化的角度來看，那就正如汪精衛和章太炎所說的話，十八省，大明留下來的這片江山，應該跟朝鮮和日本是一家，但是跟滿人、蒙古人、穆斯林和西藏人不是一家。江蘇人完全有理由跟韓國人和日本人搞聯邦，但是堅決要求把滿蒙藏人給趕出去。所以這跟近代國家的建構不是一回事。像捷克人或者是愛沙尼亞人也要面臨著他們的日耳曼文化背景或者斯拉夫文化背景和獨立建國的問題。同樣是斯拉夫人，並不能夠排除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的死仇。像韓國這樣的國家，一旦建立了西方意義上那種國家以後，它猜忌仍然保留著帝國主義的中國，比猜忌西方還要厲害得多。就是因為這裡面還有一個普世帝國的心結在裡面。按照普世帝國的原理，韓國本來就應該是普世帝國的一個藩屬，而不應該是一個西方意義上的獨立國家。

華夏的文化傳統，確實是不利於建立1848年原則上的民族國家的。其實也不限於華夏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大多數東方文明都不利於建立西方意義上的那種小的民族國家。這就是為什麼索爾茲伯里勳爵主張搞殖民主義的原因。他的意思就是說，東方的政治傳統，沒有能力產生出自己為自己代言的政治體系，因此，就像後來薩義德在《東方主義》中說的那樣：“東方不能為自己代言，只有西方為東方代言。只有大英帝國才能夠有效的保護這些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人，要不然他們就會落到別的征服者或者是干涉者的手中，遭到比大英帝國的統治糟得多的命運。而大英帝國是一個稱職的好保姆和好教師，在它的保護之下，這些人雖然沒有能力自治，但是還是能夠作為臣民而過上安逸的生活。如果沒有大英帝國的話，你又不能自治又不能自衛，肯定會落到其他征服者的手裡面，過上很淒慘的日子。”所以按照東方文化不適合於建立現代國家的這個邏輯，那麼你就能推出這個結論，就是說，這些沒有能力建立現代國家的居民，不可避免的，在一個現代國家為主的國際體系中間，遭到其他政治體系的征服，作為被統治者生存下去。實際上發生的歷史與此相差無幾，就是大清帝國解體以後，依靠內部力量建立現代國家的嘗試全部失敗了，最後的中國必須依靠共產國際來組織。

提問人D：那您如何看台灣呢？

劉仲敬：我想，台灣實際上已經把它的民族建立成功了。它現在唯一的威脅就是中國發動一場戰爭。但是由於國際形勢的緣故，中國在這場戰爭中間打贏的可能性是幾乎等於零的。比較可能發生的情況就是，它自己在打輸了以後發生內潰。所以，台灣最糟的結果也無非是像比利時一樣，被德國占領了一段時間以後，又被美國重新奪出來。所以，現在可以認為，它已經是處在韓國和香港的中間狀態了，已經是決定性的向韓國的方向偏移。如果是大家按兵不動二十年的話，局面肯定就無法挽回了，台灣民族就是既成事實了。要挽回這一點，只有在二十年之內打一仗。而打一仗以後呢，別的結果我不敢預測，共產黨反正是不存在了。

主持人：秦暉先生認為問責和限權非常重要，權力擴大就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但是現實中的中國，左派幫助國家集權，右派幫助國家推卸責任。您有何看法？

劉仲敬：我覺得這是一個內外有別的問題。你首先得把共同體的邊界劃清楚，然後你才能說得上是，自由主義意義上的擴權還是收權。英國的資產階級和貴族會約束國王的權力，那是為了他們自己，是從他們自己這個政治共同體的內部來說的。就是說，英國這個政治共同體是由國王、貴族和資產階級組成的，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把無產階級放進去。他們這些共同體內部的成員為了共同體本身的利益採取各種各樣的意見是一回事，但他們並不是為了法國人或者愛爾蘭人或者蘇格蘭人的利益採取這種意見的。

所以，你首先得看清楚，自由主義，它所謂的徵稅是什麼東西？徵稅跟納貢是不一樣的。為什麼英國貴族和資產階級要為了征稅的問題跟國王掐？因為徵稅不徵稅是他們說了算的，如果他們說我就是不交的話，國王沒辦法逼他們交出來。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意義上的限權才有意義。我就是不准你收稅，而且我說不能收，那你就真的沒辦法收。而如果你說什麼不說什麼完全沒關係，人家高興收就收了，那你說這些事情有什麼意義呢？這叫做稅嗎？那顯然不叫。這叫貢賦。

東方式的貢賦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不屬於一個共同體，統治者以征服者的身份統治被統治者，被統治者的真實法律身份就是降虜。降虜跟納稅人有什麼不同？納稅人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通過他們的國會議員，可以給你交稅，也可以不交稅；降虜是，無論有沒有形式上的國會，反正只要要錢就得有錢，要命就得有命，所以你說什麼不說什麼那完全無關緊要。按照秦老師自己的共同體劃分方法，那就是說是，英國有它的共同體，而東方專制主義是沒有它自己的共同體的。

東方專制主義所謂的順民，是降虜。降虜不納稅，他交的是貢賦。貢賦是什麼？貢賦是戰利品。比如說是八旗入了關，向你要什麼，你敢不給麼？不給要你的命。所以，他拿那些東西，他是在徵稅嗎？他不是徵稅，他是在拿戰利品。滿洲騎兵在蘇州徵你的東西，那不是像倫敦的資本家給國王交錢。倫敦的資本家是算過賬，該交多少以後，我自己決定該交多少，那才叫交稅。蘇州人交給滿洲人那些東西，那是戰利品。那是滿洲人通過軍事勝利獲得的戰利品。共產黨自從打土豪分田地以來，它從中國社會得到的東西是什麼呢？是它征服中國的戰利品。沒有說是被征服者舉著自由主義的旗幟，去跟征服者談論我們​​這個共同體徵稅該徵多少。

什麼叫徵稅？徵稅就是階級協商。我國王帶著貴族去替你們資產階級打仗，你們資產階級總得買些糧食，不能讓我們在前線挨餓呀，雙方是一家人。只不過是你負責出糧食，我負責打仗就行了。你不能讓我在前線挨餓，我也不能在前面不打仗，讓你被別人殺了。這是封建主義的政治原理。貴族負責保護你，人民負責納稅。就是根據這種分工合作的關係存在的共同體關係。自由主義的政治倫理是在這種共同體的環境之內產生出來的。它是不能適用於滿洲八旗貴族和廣大順民這種關係的，也不能適用於共產主義和市民社會之間的關係的。後兩種關係明確的屬於征服者和降虜之間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談論自由主義是沒有意義的。

至於共產黨為什麼要跟你談論這些？那是出於兩個原因。第一是統戰。因為它在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有必要通過模糊邊界給自己爭地位。比如說它可以說它自己是民主的代言人，也可以說是反過來攻擊你不民主。那其實是一個宣傳策略。宣傳策略就是為了讓你搞混你自己的真實地位，讓你在明明就要被打土豪的時候，還以為自己是政協委員，拼命幫著它出力。另一方面就是，對知識分子而言，他自己是一個身份模糊的集團，它多多少少有一點點像是策士和客卿。儘管你的主觀動機不是這樣，但是你搞出來的這些東西，遲早，或者在某種意義上來講，都是可以拿來當作智囊團的成果來用的。所以因為你有這個充當候補智囊、或者說是候補策士的資格，所以你可以搞一些研究出來，然後搞出來的東西它拿著備用，也許可以有用，也許沒有用。

至於普通老百姓，那麼很明顯，你不在這個共同體之內。它之所以用愛國主義的名義讓你相信這些東西，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在收取戰利品的時候更加省事兒的一種做法。但是即使沒有這種做法，對實際上發生的事情也沒有任何影響。你敢說如果你高聲喊一聲不愛國，你就能少納稅嗎？顯然不是啊。英國資本家說聲不納稅，或者說聲要打倒國王，那馬上就有實際上的效果；而你說你愛國也好，說你不愛國也好，實際結果完全一樣。這就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

所以這是一個共同體邊界的問題。你不能說是要把征服者和降虜放在同一個共同體之內，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困難的任務。就等於是說是，要把奧斯曼土耳其和希​​臘人合成一個民族國家。要么呢，奧斯曼人通過他自己的武力優勢，永遠把希臘人鎮壓在鐵蹄之下；要么呢，希臘人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手段，乾脆用血腥的手段把奧斯曼人也給殺掉了；要么呢，大家都搞共同體的結果就是，土耳其人和希臘人各自建立一個國家。所以我覺得像共產黨這種情況，其實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共產主義者自己去建立一個純粹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絕對不搞什麼統戰，也不搞什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產主義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就建立一個純粹的共產主義國家。不贊成共產主義的人自己另外去建一個或者幾個國家。

提問人E：您能否對近期的社會現像做一個分析，並預測未來的局勢？

劉仲敬：你知道，自從共產國際產生以來，它的政策始終是一伸一縮的。在伸的階段的時候，它就直截了當的去派餘糧收集隊去下鄉，直接消滅一切私有財產了，然後把所有的資源集中到自己手裡面。但是過不了多久它就要挨餓，在挨餓的過程中，它又會放鬆，實行新經濟政策。目的是，放鬆了以後，讓你生產出一些財富來，等財富足夠多了，它感到不再需要你的時候，它又會重新搞一套。從列寧搞戰時共產主義，然後變成搞新經濟政策，然後斯大林再搞集體農莊，然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再搞統一戰線，然後反過來…一輪一輪的折騰，從來沒有停止過。改革開放是什麼呢？也無非就是橘子擠光了以後，它感到下一步可能會落到自己頭上了，然後​​它再開放一下，讓你去創造一些財富，讓你產生一種幻覺，以為你自己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創造出來的財富也是自己的。然後等你創造出了財富以後，任何了解共產國際歷史的人都會看出，只要財富多到，在比如說十年時間內用不完，那麼下一步打土豪是不可避免的。現在的做法就很明顯。改革開放三十年快接近於結束的時候，就有很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喪失了頭腦，他們錯誤的以為自己已經是共同體的一部分了，可以把搞出來的這些財富，利用這些財富為餌，像是英國資產階級跟國王討價還價一樣，設計一個新的政治制度。現在他們明確告訴你，讓你記住，你不是什麼英國人。

提問人F：你說自由主義和殖民主義同構，我覺得你是把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意識形態、治理方式、制度建設完全混為一談了。我覺得這是有差異的。比如殖民主義擴張的越成功，它就越會吸收殖民地國家的精英分子到他們本土學習，比如胡志明、周恩來，結果這些嚮往自由主義的人最後卻都變成了反殖民主義者。如果你把上述的這些混為一談，就不能解釋為何在自由主義擴張的過程中會不可避免的產生反殖民力量，甚至這些力量反過來會對自由主義產生根本性威脅。否則你只會哀嘆，自由主義這種治理方式擴張到一定程度上就不行了。

劉仲敬：廣義的恩克魯瑪是誰呢？他不就是廣義的拉斯基的學生嗎？你也可以說是，從本質上來講，西方歷史就是唯一的歷史，殖民地和外圍世界的歷史都是西方歷史的迴聲和鏡像。在外圍歷史產生了共產主義和反殖民主義，它就是西方核心地帶，你可以廣義的說是左右之分，也可以說是基督教和日耳曼傳統，跟新興的吏治國家和多元文化傳統之間的衝突。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產生出一個羅素和拉斯基，在殖民地和外圍世界就產生了一萬個恩克魯瑪和胡志明。波爾布特是從法國來的，所以別人說法國不好，其實恩克魯瑪這些人是誰教出來的？那不就是英國學院左派教出來的麼？英國或者是歐洲的學院左派是什麼呢？它就是在基督教和日耳曼的西方內部產生出來的，可以說是左派勢力，你也可以它說是反對西方正典的勢力。他們把投影投到第三世界，於是就產生出了紅色高棉，產生出了恩克魯瑪，產生出來了穆加貝和曼德拉這種人。

我們要明白，穆加貝和曼德拉的區別是在哪裡？它就是毛澤東和孫中山的區別。曼德拉是孫中山，而穆加貝就是毛澤東。如果你用比較膚淺的角度來看，你認為孫中山實在是一個好人，曼德拉簡直是一個聖人，穆加貝則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混蛋和獨裁者，毛澤東是一個殺人魔王。但是你不要忘記，這兩者是同一株植物的不同組成部分。比較膚淺的看法就會認為，製造理論但還沒有來得及實施的人是好人，負責實施的那些人是壞人。其實任何理論在它從理論轉化為實踐的過程中間，都會出現龍種變成跳蚤的過程。沒有事情真正會像理論那麼美好的。孔子說出的理論也是很美好的，但是現實中的儒生能夠像王安石或者張居正那樣就已經了不起了，一般比他們都要差得多。理論上是孫中山，那麼實際上，就會通過蔣介石換到毛澤東；理論上是曼德拉，那麼實際上你很難避免它通過祖馬發展到穆加貝的。整個道理就是這個樣子的。思想層面的東西和現實層面是有暗通的。

我所謂的西方正典就是基督教的傳統和日耳曼自由的傳統。日耳曼自由的傳統就主要體現於英國的封建自由。這兩種傳統產生了我們現在的西方文明的主流。但它不可避免的，在它產生主流的同時，在西方內部產生了敵視西方的力量。可以毫無疑問的說，十九世紀晚期以來，世俗教育產生出來的左翼知識分子和官吏，就是西方文明內部的反西方勢力。他們產生了兩種結果，第一就是西方內部的吏治國家。吏治國家是自治團體的反面。封建的自由和基督教的自由都要求你通過自治團體管理自己，像諾克斯那些長老會，或者像倫敦市、布里斯托爾市那樣的自治市政，就是這兩種西方正典的產物。而吏治國家則要求像柯爾貝爾那樣，或者是像麥考萊建立的英國文官制度那樣，用經過高等教育產生出來的文官管理國事。文官管理國事，那麼議會的作用就變成象徵性了，自治團體自我管理的傳統就受到侵蝕了。這些東西都是西方內部的反西方。

因為他在西方內部沒有辦法完全的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他自然要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第三世界。就像倫敦的馬克思產生了聖彼得堡的列寧，這是一個道理。因為中心部分的競爭太激烈，抵抗太大，你在中心部分混不下去，仍然可以到邊緣地帶混。商鞅變法在衛國基本上是碰壁、行不通的；但他跑到邊緣地帶的秦國去，他馬上就變成國師了。列寧那種人，如果在英國和法國，大概是要碰壁的；但他跑到俄國去，在抵抗力更加薄弱的地方就能成了。然後他反過來打波蘭、打德國不成功；然後對中國和朝鮮下手，馬上就成功了。這就是一個抵抗力量強弱的問題。

你要是從演化論的角度上來解釋的話，這一切是非常容易解釋的。左派，包括西方的吏治國家的勢力和西方的世俗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和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在他們自己的社會內部是弱者，是失意的人。他們看統治英國的貴族紳士是不順眼的，看統治美國的自由企業家也是不順眼的。他們錢不夠多，權力不夠大。只有一點，就是他們的理論影響力，他們可以通過他們的理論對西方文明從內部下毒，通過培養出恩克魯瑪，培養出胡志明，培養出波爾布特這樣的徒子徒孫，通過兩萬五千里長征，再把中心地帶慘遭失敗的革命到邊緣地帶去建立革命根據地，然後反過來進攻中心地帶。這是從，至少是十月革命以來，實施的一條經典路徑。

我想，在共產主義失敗以後，肯定的，會有人在伊斯蘭世界身上，像法農這樣的人，僅僅是個開頭，會發明出新的理論，找出新的迂迴進攻西方文明中心的辦法。未來的發展趨勢雖然是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基本格局其實不難預料，就是：首先你要看西方的中心地帶，在巴黎或者倫敦，左派知識分子中間，在自由主義的核心地帶，像馬克思利用英國的自由保護他寫《資本論》一樣，利用西方民主的保護，產生出反對西方的新的理論；然後這些理論，在東方，首先產生出像孫中山和曼德拉這樣貌似聖人的角色；然後在孫中山和曼德拉的麾下，通過蔣介石再產生自己的毛澤東。這個過程大概是永遠不會停止的。因為天下總是不能太平的，有正就會有負，正會自動的產生出自己新的負來，負的演化又會導致原有的主流產生新的演化。

提問人G：如果說中國崩潰了會變成碎片，台灣、西藏、新疆會變成國家，是不是周邊地區也會出現新的問題？

劉仲敬：那是必然的。這個還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是不確定性只出在核心區。你想凱末爾那個時代，他也可能選擇重建一個新土耳其帝國，也可以選擇建立一個局部的地方性國家。但是周邊國家就是肯定的。你很容易像是適應外蒙古那樣適應這些地方的獨立的。

還是提問人G：如果按您所說，是不是說香港只要有耐心就有希望。

劉仲敬：因為時間對它是有利的。而且，老實說吧，就是說中央地帶是最不利的，因為它的資源被抽得最徹底，一旦在帝國瓦解的過程中，它的損失一定是最大的，邊緣地區，它留有的原有的社會組織比較多，因此它受到的傷害會比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