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二）

被嫌棄的後半生

華盛頓•歐文的《阿爾罕伯拉》（《大食故宮余裁》）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老國王的兩個女兒性格不同。大公主膽大放肆，小公主聽話懦弱。老國王起初糊裡糊塗，自由放任。大公主私奔以後，他大為惱怒，然而無濟於事。馬後炮的家規家教全都落到老實的小女兒頭上，使得後者後悔當初為什麼沒有跟姐姐一起逃走。蔣介石逃到台灣以後，總結歷史教訓的方式，跟這位老國王很有異曲同工之妙。台灣人得到的待遇，跟這位小公主也頗為神似。歷史應該怎樣全面評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在蔣介石自己的心目中，他是因為太仁慈、太民主、太講道義才吃虧上當的。他在日記中發洩說，這些仁義道德的美好價值都變成了毀滅的禍根。他一度非常尊重滿口自由和憲法的知識分子，為了贏得這些人的贊美，一再犧牲了自己最忠誠的部屬，然後親眼看到這批法利賽人面不改色地拋棄他，跪倒在根本不尊重任何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主子面前，油腔滑調地嘲笑自由和憲法的虛偽性。在經歷了這一切以後，他居然沒有淪為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者，多多少少還是有些令人佩服的地方。不過，他理解因果關係的能力並沒有什麼進步。我們可以合理地推論，他的理解力天花板跟普通地鐵上的報刊讀者差不了太多。普通人的認知特點就是：對於他理解不了的複雜局面，很快就會退回了舒適的道德判斷上。因為他們都是不講道義的惡人，這就足夠了。

國民黨從整體上講，就是一群拿錯劇本的演員。蔣介石作為這批人的領袖，經常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歷史地位。他在台灣的角色、甚至在抗戰以後扮演的所有角色，都充滿了這種悖謬性。由於他後半生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堅守了冷戰鬥士的崗位，往往給粗心的讀者造成誤會，以為他一直是這種人。很少有人注意到：1945年的接收和1949年的解放並不是兩條對立的路線，而是國有化的兩個不同階段。打倒官僚資本、擁護社會主義的真實意義，跟打倒資本主義、擁護市場經濟的真實意義是差不了多少。近代史專家的心智柔韌性已經發展到如此嘆為觀止的境界，你就很難指望他們能夠以大致正確的比例感理解二十世紀的基本格局。首先，我們要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都在向左轉，只是程度和方式有差異。大體上講，當然也僅僅是從大體上講，蘇聯最激烈，德國次之，英美最輕微。在1937年以前的遠東，蘇區最激烈，滿洲國次之，國民政府再次之，日本比較輕微，香港和上海租界甚至比歐洲和美國更輕微。戰爭爆發以後，左傾秩序發生變化。國民政府的左傾程度超過了滿洲國，後者又超過了汪兆銘政權。

重慶方面會發生這種變化，大致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宋子文主持的財政改革有階段性。在幣制改革和央行改革以後，金融界已經處在官督商辦的狀態。在資源委員會掌握了少數命脈企業以後，多數但分散的私營企業已經不能逃避柔性計劃經濟的總體部署。即使沒有戰爭，進一步的改革方向也已經沒有多少懸念。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這些官僚資本或社會主義的改革，國民政府根本不會有考慮抗戰的現實可能性，多半會像泰國一樣默認失地，坐視日本和蘇聯在長城以外龍爭虎鬥。其二，遷都重慶以後，絕大部分的私營企業和幾乎全部的私營金融業留在了淪陷區。內遷的少數企業失去了上海的金融支持，幾乎無法運作。政府的貸款和訂單是他們唯一的生存之道，實際上已經成為準國有企業。與此同時，國府的軍事、交通和建設事業大多以國有企業的形式展開。歷史路徑的慣性和戰爭形勢的逼迫相互支持，造成可想而知的後果。

汪兆銘儘管在戰前代表比蔣介石更左傾的派系，但他的南京政權卻並非如此。主要原因在於形勢的吊詭。汪兆銘政權的財政形勢比戰前和戰後的蔣介石政權更有利，因為他保留了稅收基地所在的膏腴奧區，擺脫了蔣介石必須敲詐上海商人，用重金收買的內地各省。日本人的限制使他無需，或不能供養蔣介石必須供養的大批軍隊。這些軍隊是惡性通貨膨脹和國有化的主要刺激因素。再加上汪政權轄區遭到的轟炸比日本本土和重慶少得多，又有上海金融業的近水樓台之便，相對而言就變成了經濟發展比較有利的地方。法幣和偽幣的比價消長和戰線兩側的走私貿易明顯是有利於南京一方的，而且優勢有逐步擴大的傾向。由於戰爭的勝負取決於汪蔣雙方都不能控制的國際因素，成王敗寇的邏輯不能允許後人承認1945年的實際情況。接收是一次大規模的國有化，至少比1928年南京政府強佔北洋舊人財產的舉措規模大得多。如果你在汪兆銘政權轄區經營企業，那你就很難證明你的企業和敵偽財產有什麼區別。如果你認真察看1950年代國有企業的歷史，就會發現它們大部分居然來自1945年的東北日資企業和東南華人企業，而冷戰雙方都想讓你相信，國有化肯定出於蘇聯盟友的策劃。

1945年的接收和偽幣兌換都是重慶方面對淪陷區居民的惡毒報復，部分出自以下這種不太值得敬佩的心理：我們在山溝裡過了這麼多年苦日子，看到你們在沿海地區這麼舒服，實在難以忍受。傅斯年不假思索地暴露了這種心理，但具備這種心理的人絕不是只有他一個。淪陷區居民並非不清楚，重慶的勝利主要不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努力，看到這種知小而謀強、沐猴而冠帶、器小而易盈、無德而用事的表演，不便公開的想法自然不難判斷。他們出於政治正確的理由，不便說抗戰的壞話，卻不見得不高興看到這些傲慢的征服者在另一方面倒霉。至少周作人和向達之流肯定會認為：與其自己當壞人，不如自己和傅斯年一起當壞人。台灣作為沒有受到戰爭和戰時社會主義波及的地區，在大正式舊資本主義的籠罩下，民生尚稱小康。國民黨對這塊土地的改造，無論土地改革、接受敵產、金融改革、基礎建設，都是大大加強了統制經濟的比重，主要以台灣原有精英階級的犧牲為代價。台灣人對蔣介石的感受，比較接近上海市民對陳毅的感受，不能簡單地等同於韓國市民對樸正熙的感受。一刀切的威權主義分析法低估了遠東形勢的複雜性，才會得出千奇百怪的結論。

蔣介石對自己扮演的角色，從來就沒有清晰的理解。他晚年越來越深陷入自己的特殊世界，把台北當成新廣州和新重慶，等待再一次返回南京的時刻。他從來沒有理解經濟模式的能力，又不能放棄世界四強的愉快幻想，本能地不願關注地方性事務，結果給了台灣社會發展下一代精英的機會。七十年代以前，政府主持的基礎建設分量較大。七十年代以後，民間企業的發展日益佔據主導地位。這其實不僅是台灣的形勢，也是全世界的潮流。從1917年開始的左傾化運動在七十年代達到最高峰，隨即向相反的方向擺動。同上次的擺動一樣，也是波及全世界，只是程度和方式有別。由於在台灣的特殊環境下，國有和民間兩種經濟對應著兩個社會，兩者之間橫亙著扭曲的痛苦和記憶，從這次擺動開始，未來的趨勢已經不可能扭轉了。你在越過道路的節點以後，是很難改變道路的方向的，至多只能加快或放慢速度。蔣介石沒有能力理解和預見這條道路的終點，對他而言無疑是一種福佑。這是一個托馬斯•哈代式的故事，人類無法擺脫盲目或誤判的玩弄。當你自以為吸取了歷史教訓的時候，你總是吸取了錯誤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