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亞和東亞的拜占庭主義

東亞的拜占庭主義以兩條十字型抽血管為命脈。一條沿著蒙古帝國的大運河路線，從吳越通向內亞海洋的大都港、張家口港和上都港。另一條沿著鮮卑帝國的大運河路線，從吳越通向通向內亞海洋的長安港、靈州港和沙洲港。這兩條道路在東亞的地位，相當於烏克蘭-克里米亞-君士坦丁堡路線在西亞的地位。

組織和技術從內亞流向吳越，奴隸和膏脂從吳越流向內亞。長安和北平的朝廷在歷史上的真實地位，相當於克里米亞可汗、桑給巴爾蘇丹和剛果國王。他們將烏克蘭、吳越和非洲的奴隸和產品轉運給皇帝、蘇丹和白人，換取先進武器和組織技術，在降虜和奶牛面前以大君自居，在買主和秩序輸出者面前以兒皇帝自居。

希臘多神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的更迭都沒有改變克里米亞路線的歷史意義，直到民族發明學改變了西亞和東歐的相對位置。西亞一直是核心，東歐一直是邊緣。民族發明意味著西歐中心的輻射區擴大，將西亞和東歐都變成了外圍。與此同時，海洋的主人大英帝國在東亞取代了內亞海洋的主人，用上海和廣州取代了長安和大都。吳越民族完全是依靠皇家海軍的恩惠，才從烏克蘭奴隸和黑奴的地位，上升到克里米亞和桑給巴爾奴隸販子的地位，隨著帝國主義的撤退和中華民族的發明，自然而然地回到原有的地位。

秩序的主人從來不是奶牛，而是給奶牛擠奶的人。吳越民族沒有出息的地方在於，喜歡學習晚期儒家自我欺騙的技術，為自己的M能力自豪，甚至把蘊含大量組織技術的高級宗教，當做炫耀虛榮心的智力遊戲和服裝品牌。馬里、桑給巴爾和克里米亞酋長需要伊斯蘭，是為了得到高於部落的組織原理和人才庫，沒有這兩方面的資源，就只能跟其他部落一起輸出奴隸。韓國、烏克蘭和世界大多數民族發明跟基督教關係密切，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十字型輸血管如果切斷，諸夏就會自動獲得解放。吳越的組織能力薄弱，根本原因也是這個十字型結構。奶牛不可以長角，否則對擠奶人不利。Cantonia的組織能力更強，因為她不是主要奴隸輸出者，而是半蠻族的邊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