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的生成：技術與路徑（二）

2016年9月5日“文明與自組織”會議發言（並答問）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通過共同體的建構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我們要在東亞談論民族發明，是因為民族發明，一方面，能夠有效的打散列寧黨通過冒充帝國繼承者構成的一個免疫逃避機制。瓦解了這個機制以後，比較脆弱的小共同體在其生長的階段才會不受那種割草機的影響。在歐洲，民族國家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再消耗過多的資源去搞民族國家是不划算的。但是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那些低於民族國家層次的小共同體，它的實力實際上是不足以抗拒列寧主義的汲取機制的，也許它們在某些情況下能夠抗拒費拉帝國的吏治國家，但是抗拒列寧主義的汲取機制是不夠的。如果中國沒有一個列寧黨存在的話，那麼像廣東這樣的地方，它的土豪是很可能能夠抗拒帝國的中央政府，把自己的資源留下來做自行發展的，那樣的話，它經過一段時間的演化以後，就可能產生自己更複雜的結構了。但是在列寧黨存在的情況下，廣州的地方勢力就完全沒辦法抵抗了。你比較一下李鴻章時代和情況和現在的情況，就可以看出有沒有列寧黨是關係非常重大的事情。

民族國家發揮的第一階段作用是一個表皮式的作用，也就是保護和抵抗的作用。要建立這樣一個保護和抵抗的機制，需要有多方面的因素，客觀方面的因素就是要有土豪集團，擁有武力和經濟基礎的土豪集團。我一般來說不提這個方面，就是因為這個是一個客觀發展的問題，如果社會沒有發展到這一步，你提也沒有用，發展到了這一步的話，你提不提，它都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提得比較多，因為這是文人的傳統特權和他能夠做到的事情，就是他能不能夠製造一種恰當的輿論，配合社會演化的適當階段，給當時迫切需要的社會演化提供合法性。一般來說，中國士大夫階級在這方面發揮的是反作用。他們在有機會的時候，通常是採取破壞機會的政策。這個現象在清末民初表現得非常明顯：上海的知識份子和開明企業家一般是最積極的大一統主義者。廣東的紳士一般來說宣佈他們自己才是徹頭徹尾的真正的中國人，責備北方人是滿蒙的奴才，不是真正的中國人。他們對發明皇漢、發明中華民族的貢獻，其實比北方中原人要大得多。他們這樣發明的結果，很明顯，近代史已經充分證明了他們是在自己排斥自己。如果他們當時做出了另外一種相反的發明的話，在清末民初那個機會視窗期的現狀來說的話，建立自治政府的難度本來是不高的。但他們自己既然這樣積極的破壞自己的長遠利益的話，那也就只能德匹下了。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像現在的司徒華那些人，當初英國殖民者在的時候，是他們到處跑，到處喊民主回歸、民主回歸，一定要讓英國人滾出去，然後回到中國來，跟駐馬店一起民主。最後英國人終於讓他們滿意了，現在他們開始嘗到滋味了。一般人如果只看現在的新聞報導，會覺得他們非常無辜，但是你要是看八十年代的報告的話，你得承認，他們現在得到的待遇就是他們在1984年前後跟趙紫陽那些人請願的時候所要求的東西，上帝對他們非常仁慈，他們要什麼，上帝就給了他們什麼，現在得到的就是他們應該得到的東西。所以現在香港的年輕人，所謂本土派、民族黨之類的，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糾正先輩的錯誤。然而已經造成的錯誤，糾正起來要困難得多，這就是他們現在的困境所在。他們提供了一個民族發明學之必要的一個現成例子。如果你說民族發明是件無足輕重的事情，那你只要看看，比較一下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三個地方，然後就可以自己閉嘴了。這個差別如此之大，就是在於民族發明成功還是不成功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就是，在民族發明還沒有成功的情況下，你應該做些什麼才能夠增加系統的複雜性呢？我的假定是這樣的，就是說你能夠施加干預的範圍是不太大的，因為你只有這一杆筆、你紙上寫出來的東西和你影響輿論這點力量，那麼你能夠做的就是這種散佈思想病毒的工作。思想病毒有好處也有壞處：壞處就是，有病毒不一定能夠有它的載體，沒有載體的話，病毒可能自己像是煙草花葉病毒一樣，變成無機物的結晶體，基本是浪費；但是好處就是，病毒生存的成本是極低的，他不像是土豪那樣需要付出實際上的成本，病毒既然可以結晶，可以變成無機物，它是可以長期儲存等待機會的。病毒一旦產生了，它就不會消滅。一旦有機會以後，它馬上就可以弄出來複製。

所以你實際上製造了這個病毒以後，歷史的走向就不一樣了。因為有這個現成的病毒放在那兒，沒有機會來的時候就算了，也沒有什麼損失，有機會存在的時候，這個病毒會自動的替你去完成使命，哪怕在它真正完成使命的時候，病毒的製造者的屍體都已經腐爛得什麼都不剩了，但是這些人仍然像是馮·諾依曼機一樣，在它的發明者和創始人早已經墓木已拱以後多代，仍然在忠實的執行發明者給它製造的使命。這就是文人能夠真正創造歷史和影響歷史的唯一機會。如果你不這麼做，你肯定會一無所獲；你做了以後，你有可能一無所獲，也有可能收穫巨大。這個主要是取決於演化環境，而不取決於你個人。處在你自己的位置上來講，你只能這麼做，因為做肯定要比不做好，結果如何，並不影響你當時的決斷，決斷結果不可知，但是哪一方面的決斷更有利則是一目了然的。

從技術上講，民族發明主要是一個認同創造的問題。認同創造，就是要把原有的資源通過神話的方式保護起來，使未來的子代可以通過極其廉價的方式保存和繼承，所以它的符號必須是簡單的。但是簡單的符號沒有一定之規，無論是東歐那種根據語言為核心的民族發明，還是像清教徒那樣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民族發明，關鍵的能夠起作用的都是一、兩個符號。這個符號跟符號所在的體系的其他部分往往有極大的矛盾，但是這無關緊要，只要抓住符號就行了。民族發明就像是你動員一支軍隊一樣，你需要給它在胳膊上纏上一條白毛巾，這就是我們自己人，沒有這條白毛巾，那就不是自己人。它的機能就像一個生物體當中的所謂的抗原，抗原就是一小塊蛋白質，蛋白質就是一個識別標誌，有了這個識別標誌以後，其他細胞就可以非常廉價的識別誰是自己人誰不是自己人了。

在自己人和非自己人的邊界確定以後，就是所謂的自我和他者的邊界確定以後，層次的複雜度就一定上升。亞當·斯密有一句名言說，兩個國家本來是經濟都處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但它們如果是分離的話，就會長期原始，如果它們發生接觸、開始交換產品的話，儘管仍然是同樣兩個國家，仍然是同樣的產品、同樣的人口，只要它們相互接觸和相互交換的話，它們雙方的經濟都會同時起飛。這實際上就是從經濟角度上來說明了秩序升級的道理。秩序是怎樣升級的呢？就是要增加結構的複雜性。結構越複雜，它升級的可能性越大。像是希臘群島，愛琴海一帶，它有非常複雜的海岸線，同時坡度也非常大，因此它的物種豐富度就非常之大。一方面是不同的海岸線能夠棲息的生態位比起平直的海岸要大得多，另一方面，高低不平的地形，每升高一千米左右，能夠支撐的物質就不同，植被和物種就會不同。因此在坡度變化很大的這樣的地區，它的物種多樣性要大得多。物種多樣性大，就不僅是個別物種單純的數量上的多樣性大，而且意味著它們形成的生態圈，比起物種數量較少的生態圈的複雜程度要高出幾個數量級。複雜程度高出幾個數量級，這樣的體系在遭到打擊的情況下，生態系統崩潰的可能性就要少得多。文明本身也就是這樣的。

自我和他者的區別有什麼必要呢？在人文主義知識份子的角度來看，應該天下大同，大家都應該一樣。其實這是一種危險的誘惑，大家都一樣的話，文明就會進入熱寂狀態了。文明之所以沒有進入熱寂狀態，就是因為大家都有差別。生命是怎樣產生的呢？它產生於細胞膜，細胞膜的作用是什麼呢？就是把外面的營養物質和裡面的遺傳物質分隔開來，把外界變成攝取的物件，把內部變成保護的物件。在有了細胞膜以後，生命才能分化。自我和他者的區別，就相當於是細胞膜產生和結構分化的因素。同樣的人口和地域，結構的複雜性越高，它的文明程度必然就越高，它能夠容納的生態穹窿也就是必然的越多。

民族發明不是唯一一個製造細胞膜和製造差異性的方式，但是在這樣一個經過了列寧黨蹂躪、帝國和吏治國家統治的獨立的環境之下，比較弱的發明有極大的危險，在發明的第一階段就頂不住，就是說相當於是細胞膜溶化了，已經形成的邊界又被重新抹平了。像是宗教復興這些東西，如果是在系統本來複雜性比較高的地方，那它很容易產生出來；但是在像是中國這樣的環境中，我估計它會產生出很多邪教或者是高度費拉化的小教派。這本身就是一種測試，說明你的環境對小共同體的建設是非常不友好的。

怎樣才能改變這種不友好的環境呢？那你就不能夠滿足於一般的弱發明，你必須製造強發明。強發明的作用不僅在於它積極建構的方面，而且還在於它的競爭性意識的破壞方面。強發明的忠誠有強烈的排他性，因此它足以破掉那些假的忠誠，瓦解舊的假神話。即使它自己的神話建構不成功，但它在瓦解破壞舊的大一統神話方面只要發揮了作用，那麼也就足以給普通的弱發明開道了。弱發明本身，照我剛才提出的四項標準，它本身也是有利於文明的；但是它的問題、它的弱性就體現在，它吸收的忠誠往往不是排他性的。如果它吸收的忠誠不是排他性的，或者是排他性不夠強的話，那麼它就只能發揮我剛才說的建設性作用，而發揮不了我所說的對列寧黨及其建構破壞性作用。

而在東亞現在的特殊情況下，實際上是破壞性作用跟建設性作用一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你只要把破壞性作用發揮到了，即使建設性作用完全沒有起到作用，實際上你也已經可以告慰了，所謂馬拉多納的臺詞叫做，成功不必在我，我已經破掉了敵人的陣型，哪怕將來進球的不是我，我的任務也已經完成了。如果建設性的作用和破壞性的作用同時發揮作用，那你就獲得了完全的勝利。這就是民族發明學為什麼必不可少的原因。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也不排斥其他的因素，事實上它本身會為其他的因素創造良好的條件。但是反過來就不行，如果沒有這一項因素，其他的因素不能為民族發明學創造良好的條件，也不足以保衛自身。

提問部分（提問均經過精煉）：

某聽眾：你如何定義“秩序”和“複雜性”這兩個概念？

劉仲敬：複雜性是一個資訊概念，大致上來講就是豐饒度的增加和對應資訊度的增加，或者說是在同一單位內，網絡的節點越多，它的複雜性就越大。秩序是複雜性在政治範圍內的體現，實際上這個詞可以不用的，但是在涉及政治的問題上，用這個詞比起用組織結構的詞來說顯得比較順耳。

某聽眾：現在有一個觀察物件，就是一個豬腦。有兩個觀察者，神經生理學家和屠夫。在他們的眼中，豬腦的複雜性是一樣的嗎？

劉仲敬：適當的觀察者應該採取的是上帝視角，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是系統中的一部分。如果把自己看成系統中的一部分，觀察是會出偏差的。

某聽眾：那你的上帝視角是怎麼實現的呢？

劉仲敬：上帝視角就是你假定自己是火星人，不假定自己是屠夫或者是神經生理學家。假定你完全不能認出這個星球上發生的一切，但是你還是能夠看出其中有複雜有簡單，你會有直覺上的體驗。照我喜歡用的比喻就是說，你不是生物學家，但是你看到貓和草履蟲的時候，你會不由自主覺得貓跟你是一家的，草履蟲跟你不是一家的。直覺其實是一種達爾文演算法，你之所以需要有直覺，是因為演化給你提供了一種以廉價方式判斷歧視鏈高低的手段。

某聽眾：在座的人都可以做到上帝視角嗎？

劉仲敬：這個沒有必要。因為你在採取行動的時候，只需要使用最經濟的那種理論就行了。

某聽眾：如果在東亞去搞亞國家小團體而不去發明民族的話，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呢？

劉仲敬：因為你沒有那個庇護穹窿，也就沒有庇護穹窿下才能產生出來的那個生態場，所以你的團體容易退化成為通常所說的邪教組織。因為在一個網絡極度簡單的系統中間，降低成本是重要的，增加複雜性就不太重要，也就是說，叫花子和流民強盜是最適當的生存策略。即使你原來的小團體本身是非常高檔的，也很容易經歷從道家學說到五斗米道妖賊那種莫名其妙的退化，會經歷像是基督教教會到拜上帝會那種性質的退化。這是個大概率現象。它不是個人設計出來的東西，而是比如說是在同一個地方，本來都是教會，但是你如果走洪秀全的路線，你的擴張就會非常迅速，如果你走正統的路線的話，你三年十年都傳不了幾個信徒，別人基本上不知道你是誰，最後生態位就迅速被洪秀全這樣的人占住了。所以有一句說法就是，其實你不是缺好的種子，而是缺好的土壤。但是好的土壤是怎樣才能夠存在呢？它首先要有一個庇護穹窿，才能夠避免水土流失。沒有這個穹窿的話，土壤一產生也就沖走了，你還是沒有好的土壤。在沒有好的土壤的情況下，好的種子是不宜生長的。就像是所謂的播種于石田，石田上適合於生長什麼的？適合於生長苔蘚。

某聽眾：就類似於在耶穌之前必須要有施洗約翰？

劉仲敬：對，而且還必須要有羅馬。

某聽眾：你的上帝視角和洪秀全的上帝視角有什麼區別？

劉仲敬：洪秀全到底有什麼視角那很難說，他可能像是狗企圖理解人一樣，把他不能完全理解的東西解釋成為他能夠理解的東西。人往往都是這個樣子的，看到自己似乎懂了點又似乎不懂的東西，想來想去覺得肯定是這樣的。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早在洪秀全以前，有一個姓楊的儒家學者，知道了一點關於基督教的知識以後，他最後得出結論說，基督本人大概是羅馬帝國統治下的一個革命党的領袖，羅馬人把這個革命党領袖殺了，他的門徒就長期紀念他，所以這種宗教一定是一種革命黨的宗教，諸如此類。從儒家政治學的角度來看，他這種理解非但沒有錯誤，而且說明他是一個極其聰明的人，能夠通過極少的線索得出盡可能多的圖景出來。這個圖景如果只從政治這個維度上來看的話，錯誤並不是很多，洞見倒是很多。洪秀全大概就是這種知識不足，由於先天的認知框架的限制，有些東西他理解不了，但他儘量去理解，而且儘量把它翻譯成為他認為合適的方式，然後他所在的環境又對他的翻譯做了進一步的扭曲，所以就搞成了這個樣子。在這個過程當中，系統本身的邊界條件是最主要的，他的各種動機是比較次要的。

某聽眾：也就是說他不瞭解他所說的東西？

劉仲敬：他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去解釋的，他解釋成為天兄天弟、聖神風如何如何，等於是把每一個基督教名詞都安排一種政治功能，這其實是東亞儒家文化薰陶出來的理解宗教的一個最正統的方式。

某聽眾：你為什麼能達到上帝視角，而他達不到？

劉仲敬：上帝視角是為觀察者準備的，不是為行動者準備的。行動者採取上帝視角是不經濟的，需要的成本很高，而達到的目的很小很小。如果我要採取行動的話，我肯定會用一個更加順手的理論，比如說就用匪學的某一個片段就足夠了，“匪學”、“SM學”和“党妹學”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已經是綽綽有餘了，不必引入太多太冗餘的理論。

某聽眾：上帝視角和所謂的理性客觀中立有什麼區別？

劉仲敬：區別並不是很大。“上帝視角”的意思就是說，它包含了一定的未知因素；“理性”的假定就是，你認為一切東西都是可知的。所以它們的範圍有無限和有限之分。

某聽眾：話總是某個觀察者說的，你怎麼知道你有多對？

劉仲敬：這裡面你得注意，局部規則和普世性規則在演化系統內部是沒有辦法有效區分的。你要想確定局部規則或者普遍性規則的差別的話，就得用上帝視角了。

某聽眾：你要決定你的“局部”的邊界在哪裡，你的“普世”是指什麼。你現在的普世最多普世到本星球。

劉仲敬：普世的意思就是無邊界的意思，有邊界那就是局部規則。但是在演化系統內部的話，你不必對兩者之間做有效的區別。也就是說任何規則你都可以抹去局部規則和普遍規則的差異，在你現有的使用範圍內把它當作普遍規則來用。實際計算效果的誤差是不大的，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也就是說這種誤差基本上是收斂性的。

某聽眾：你說中華民族不存在，但你又提出要解構它，你怎麼解構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劉仲敬：因為如果你以為你已經有了民族，就好像皇帝以為他自己穿了衣服一樣，他就會早晚感冒的；如果你明白你穿的衣服不存在的話，你就會去買一套真正的衣服來穿。

某聽眾：中國有很多認為中華民族存在的人，他們在為中華民族而奮鬥。

劉仲敬：對呀，像這樣的很多人，包括汪兆銘，他都是自以為是在為中華民族作犧牲，但他被人罵成了漢奸，至於那些被犧牲的人，他們很快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到老還在要飯，這個下場就已經充分證明了中華民族不存在了。如果中華民族存在的話，他們顯然是民族英雄，不會是一輩子當成反革命分子在那兒要飯了，也不會說是替民族出力最多的人反倒成了最大的賣國賊。這就是一個現實的驗證。如果民族存在，那你就會有民族存在產生的一系列症狀。如果你真的穿著件衣服的話，那麼你就不應該感冒了；如果你感冒了，那你就要考慮，這件衣服是不是用墨水畫出來的。

某聽眾：我們討論中華民族存在不存在，是不是首先要給中華民族下個定義？

劉仲敬：這個任務是要由中華民族發明家來下的，我這位中華民族的解構者是不負這個責任的。我可以負責為大蜀民族下一個定義。簡單的說，這裡面有兩個集合：一個集合是共同體，這是一個大的集合，有很多共同體，宗教共同體、民族共同體和其他的共同體；共同體這個大集合裡面有一個小集合，叫做民族共同體。如果某一個東西不是共同體，那它肯定不會是民族共同體。共同體存在有很多條件，但是有一個必要但不充分條件就是，內外有別，你必須對共同體內部的人比對共同體外部的人更好，這樣共同體才會存在。但是中華民族不具備這個特點。維吾爾人具備這個特點，潮汕人具備這個特點，閩南人具備這個特點。例如我騙人的話不會騙我自己的同鄉，但是騙河南人，我就毫不猶豫了。這說明什麼問題？河南人在你的圈外，而閩南同鄉在你的圈內。這個圈子已經很清楚了。就憑這一點就證明，中華民族或者漢族都不是共同體，因為它不符合共同體最基本的定義，就是內外有別。如果它連共同體都不是的話，那它更不可能是民族共同體。民族共同體全都是共同體，儘管共同體不都是民族共同體。一個連共同體都不是的東西更不可能是民族共同體。

某聽眾：所以你是用內外有別，而不是語言、方言這樣的東西來定義是吧。

劉仲敬：語言和方言那些東西，或者是其他東西，是用來鑒定內外有別的那個標誌。比如我可以說是，跟我同樣說四川話的人那就是內部人，不會說四川話的人就是外部人。但是也有別的民族是用別的標準來識別，但是反正總有一個標誌。這裡面關鍵不是標誌是什麼，而是內外有別這個事實。

某聽眾：那漢字呢？

劉仲敬：朝鮮人、韓國人、日本人、越南人，梁啟超在北京的時候跟光緒皇帝是只能手寫通話的，在日本的時候，跟日本人也是筆談的。像宋美齡跟國民黨別的元老講話的時候，一個講上海話，一個講廣東話，誰都聽不懂誰，最後他們只好講英語。這就是中華民族了。如果按照語言來判斷的話，那麼中華民族肯定是不存在的了。

某聽眾：你認為你有上帝視角，別人也認為自己有上帝視角，如果人家看到的東西跟你不一樣怎麼辦？

劉仲敬：你說的是教派的視角。上帝的視角跟教派的視角不一樣，上帝的視角指的是你觀察範圍是無限的、無時間性的，跟你主張的那個教派跟別的教派是不是打宗教戰爭那是毫無關係的事情。

某聽眾：人天生都有獨斷論的傾向，但是如果你還有點反思能力的話，你終究會發覺你不一定對。

劉仲敬：這裡面的問題就是，演化系統中間，對和錯的意義不大，優勢策略和劣勢策略的意義重大。獨斷論是一個優勢策略，這是沒問題的，它在我們已知存在的大多數文明中都是優勢策略。而懷疑主義不是一個優勢策略，儘管它有可能是更正確一些。辯論會是一種生態環境，但這種生態環境是我一點都不關心的。當我考慮生態環境和邊界條件的時候，我考慮的是文明本身，像常凱申會不會到臺灣那種生態環境。至於你在辯論會上跟你的對手所建立起來的那個非常人為的小生態環境，其實是有沒有都可以的，我一般從來不把這種生態環境、演化環境當作值得考慮的物件的。大多數能夠在辯論會中獲得勝利的知識份子，在影響群眾或者影響文明進程中間，是完全比不上一個普普通通的神棍的。所以在我的理論體系中間，對這些神棍我是看得很高的，因為他們的策略具有巨大的演化合理性，比大多數知識份子的策略都有更大的演化合理性。有合理性就是，它是優勢策略，優勢策略跟正確不正確是沒什麼關係的。

某聽眾：以蔣介石逃到臺灣的例子來說，他自己主要認為是蘇聯的作用，閻錫山則認為是共產黨不講道德。你可以找到很多種不同的看法，這些不同的看法都是站得住的。

劉仲敬：這些不同的看法並不矛盾，只是有層次和角度的差別而已。

某聽眾：從概率論的角度來說，是否可以說各種說法各占不同的比例？

劉仲敬：這個不是這樣的。像這個問題上涉及的就是不同的解釋層次的問題。比如說你感冒了以後，你就有很多種解釋：第一種解釋就是說，因為你的體溫升高了；第二種解釋是，因為某種細菌在你的血管裡面繁殖；第三種解釋就是，在長期演化的過程中，你身體對某種威脅還沒有來得及產生足夠的抵抗力，而細菌在軍備競賽中已經搶在了你的前面。這三種解釋是沒有矛盾的，只是層次有差別。像閻錫山，如果閻錫山的解釋是共產黨不講道德，什麼叫做道德？道德就是一個社會習慣的行為模式。共產黨不遵守這個行為模式，因為他們是這個體系的外來人，他們遵守的什麼行為模式？是列寧主義的行為模式，這種行為模式是外來的。而蔣介石說共產黨是拿著蘇聯的武器和資金來打他的，這難道不是同一種現象的兩種不同描述方式麼？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