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神之戰：世界秩序與現代中國（下）
2015年12月19日在冬川豆與蛇口沙龍聯合舉辦的講座答問部分
問：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體制內部是否有吸納全球經濟擴張能量的衝動？
劉仲敬：有什麼樣的衝動和你實際上做什麼是不一樣的。就是說，你可能想做某一件事情但是你實際上做的事情並不一定完全符合你想的。兩者之間總是有落差的。從實際上講，你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做你能夠做的事情，試探性的前進，然後做一點，如果能夠成功就順著這個方向做下去，如果不能成功你就撤回來。但是你自己的本性對你做什麼事情是有影響的，因為你原有的組織結構就注定了有些事情你容易做得成，另外一些事情你不容易做得成。如果你是魚你就容易在海裡面活動，如果你是野獸的話你就不容易在海裡面活動，這是你的先在條件所決定的。所以先天的因素和後天的因素不是截然對立，它們本身之間也是有其自然吻合的。
就全球化來說的話，中國政治精英的行為用統戰思維很容易解釋。改革開放在1978年開始的時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什麼呢？是恢復到劉少奇時代的情況，他只否定文革，並不否定五十年代。他沒有想到要搞市場經濟，甚至也沒有想到要搞包產到戶。鄧小平之所以復出靠的是什麼？治理整頓，就是恢復劉少奇從蘇聯引進的那一套，變成了一套恢復了革命紀律的計劃經濟。但是實際上有很多事情超出他的意料，像包產到戶這件事情就是民間自己搞出來的，黑市之類的事情漸漸出來了。同時，從八十年代初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他認為，他處在一種守勢，各方面都出現意外事故，他自己的資源有限，必須採取打一部分拉一部分的做法，這就是統戰了。在你四面八方都有敵人的時候，你當然要統戰白崇禧反對蔣介石了，那就要看誰是你的主要敵人，誰不是你的主要敵人。
鄧小平的選擇是，在各方面來說，政治上的挑戰對他是最危險的，文化上的挑戰是第二危險的，經濟上的活動是不太危險的。如果你自己去發了財的話，對他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危險；如果你直截了當地要開放政治或者引進西方文化，那危險就大了。所以他的做法是，四個堅持是什麼意思？就是，政治上絕對要搞壟斷，文化上要搞限制，經濟上可以放緩一點。為什麼呢？因為經濟威脅不是直接的，你可以去實驗一下。所以鄧小平他不是改革的主設計師，而是改革的主批准師，他採取的是一個選擇性批准的做法。
在列寧主義受到嚴重削弱以後，市民社會基本上解體以後的這些居民，從他的角度來看就是自發的資本主義因素，各方都冒出頭來了，他只有力量打擊一部分，那麼他就堅決打擊威脅政治統治的一部分，集中打擊威脅他文化統治地位的一部分，對經濟上只求自己發財的一部分暫時放在一邊不管。就好像我打蔣介石的時候，我沒有必要同時跟達賴喇嘛打仗，我還要統戰他，這是同樣的道理。但是等到他自己資源足夠的時候，那就不一定了。在他資源不夠的情況下，那麼他優先保持政治，其次保文化，然後保經濟。這種做法就是，經濟方面的自發秩序產生的時候，他採取批准放行的做法，開綠燈，你可以走，走出什麼來說不要緊嘛。就像對股市一樣，股票市場搞得好就好，搞得不好我們還可以關掉。總之我開綠燈，讓你自己去試驗。在文化上，他就不允許試驗了，要實行嚴格審批，選擇性的引進。在政治上絕對不能搞試驗，四項基本原則絕對不能越雷池一步。這就是他採取的政策。
這種政策你要從西方政治邏輯或者大清、大明的邏輯來看，你是看不明白的。但是你從列寧主義的統戰邏輯上看，那是一目瞭然。這就是統戰。統戰包括兩種成分：第一是控制，第二是培養。如果你把統戰對象給整死了，這是統戰的失敗；但是你如果讓統戰對象過於強大，失控了，這也是統戰失敗。從共產黨的角度看，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就是統戰失敗。我們應該統戰國民黨，用國民黨打倒北洋軍閥；但是不能讓國民黨過於強大，強大了以後會反過來打我。所以四一二政變以後他們就開始反思，這就是統戰沒有掌握好。但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以後他們也在反思，這個統戰搞得過分了，我們把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搞死了，那原子彈誰來給我們造呢？原子彈不是民國時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給我們造的嗎？沒有他們，我們是既沒有技術又沒有錢。我們還是要統戰嘛，我們連統戰對象都沒有怎麼能行。
所以良好的統戰是一個平衡的產物。第一，必須要有統戰對象。既要有培養，又要有限制。統戰對象不能過於強大以至於失控，但是又不能過於衰弱以至於完全沒有利用價值。你必須在這二者之間走平衡。如果他變得太過於強大了，那麼你就要勒緊繮繩，好好修理他一下，避免他失控；但是同時他如果變得太虛弱了，那你就要放水養魚，免得魚都死了你自己也要餓死。這就是統戰的基本原則。
可持續統戰的基本原則本質上講是一個天花板限定。你可以想，你養在馬圈里的馬怎麼也跑不過在草原上的馬，所以你用這種圈養的方式搞出來的資產階級或者知識分子，都不如那些沒有被圈養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但是讓他們養活你是足夠了，只要你從他們這兒得到的資源足以使你維持對廣大散沙人民的優勢，那你對內統治沒有問題的。但是你把這些資源用來對外競爭的話，層次上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層次上的問題你要怎麼樣解決，就看你怎麼樣評估了。如果你覺得，現有的情況已經接近於失控，我想，像互聯網這種情況就是這樣，你就會傾向於限制和收縮；如果你覺得對外競爭的壓力是佔主要地位的，我們現在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下風，你就傾向於放開。這兩者之間不是矛盾的，而是同一過程的兩個組成部分。可以說，就像韜光養晦和大國崛起的關係：韜光養晦是為了大國崛起；但大國崛起如果失敗的話，那證明我們實力不足，我們仍然需要韜光養晦積蓄實力。這是一個彈性的過程，也是我剛才描繪的阿米巴變形蟲的過程，擴張一下然後收縮一下、再擴張一下收縮一下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中間不能失控，不能失控就需要你對形勢有一個清晰而準確的判斷。
問：中國、朝鮮、越南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為何發展路徑的差別如此之大？
劉仲敬：列寧主義國家發展狀態的差異是不算大的，因為基本模式都是相似的。有的那一點差異，實際上是反映了一個秩序輸出的問題。就是說，秩序輸出的中心畢竟是在莫斯科。像中國，毛澤東跟斯大林好的時候，他就比朝鮮和越南要強大；他跟斯大林決裂的時候，他就比朝鮮和越南都不如了。朝鮮在六、七十年代比東北要富裕得多，為什麼呢？因為它有蘇聯支持，而中國是自絕於蘇聯了。但是在蘇聯瓦解以後，誰好誰壞都要主要取決於跟西方國家的關係了。中國的優勢在哪兒呢？是搭了美國的便車、搭了國際體系的便車。而朝鮮不肯搭這個便車，越南搭便車的時間比中國晚了十幾年，所以顯得像是中國比越南要先進一點，越南又比朝鮮先進一點。
但這些實體從本質上講，它們都是月亮。月亮的光是從太陽借的，它自己不發光的。這些所謂的後發國家，它們的社會本身都是很渙散的，亟需外來的秩序輸入。所以外來的秩序輸入好壞對它是一個根本性的決定因素。本土的因素雖然也有，但是相對而言屬於分量不足的那個比較次要的因素。從這一點來解釋，比用本國政策解釋要重要得多。直截了當地說，無論在任何時間地點，小國或弱國的命運主要取決於它的對外政策。不僅在東亞，而且在歷史上任何地方都是這樣的。如果你老是從它國內去找原因，而不考慮當時的決策人在世界體系中的相對地位的話，得出來的結論都是很荒謬的。
直截了當地說，你如果在整個國際體系中處的相對位置不好，你在國內再英明也沒有用；如果你的相對位置比較好，即使你犯一些小的錯誤也是無傷大雅的。像日本明治維新，其實它採取的許多政策都是很荒謬的，之所以沒有搞垮，主要還是因為英日同盟，它選擇了搭英國的順風車，跟著英國人走，保障它的安全。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人搞出來的很多東西其實本身並不是不合理，之所以搞砸了，就是因為它偏要跟英美對著乾。簡單粗暴地說，答案就是這個樣子的。所有因素都有作用，但是有些因素的重要性大到可以把其他的因素壓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問：那為何這三個國家的自身選擇不一樣呢？
劉仲敬：三個國家都談不上有什麼自身的選擇吧。像胡志明這個人，他參加共產國際，在香港建立印度支那共產黨的經歷，那是一目瞭然的。共產國際通過遠東局指揮整個中國的革命，把廣州變成了反對英日帝國主義的革命根據地。他就是搭這個順風車，在香港和廣州建立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主要根據地。然後他又借著國民黨在抗戰時期企圖在越南建立國民黨支部的機會，用越南國民黨當護符，擴大自己的範圍。這個做法跟共產黨通過統戰擴大自己範圍的做法是相同的。至於金日成呢，他跟周保中他們都是蘇聯遠東軍培養起來的，在滿洲國時代，他們是遠東軍伯力附近的基地培養出來的一支伏兵，也就是帶路黨。隨著蘇聯打敗日本進入東北，這些人同時進入了東北。然後蘇聯把他安置在朝鮮的位置上，他就一直呆在這兒了。在這些過程中間，你很難說他自己有什麼選擇或者不選擇。直截了當地說，你這種所謂的選擇或不選擇的可能性，就像你選擇你老闆的可能性一樣，你可以選擇你的老闆，也就是說，你可以不乾了，自己餓死，然後讓別人去佔領這個位置，這就是你唯一的選擇餘地，除此之外我實在看不出他們還有什麼選擇餘地。
問：當年這三個國家是沒有什麼選擇的，但是目前，我覺得這三個國家的選擇還是不一樣的。
劉仲敬：朝鮮的問題是，它沒有能夠統一朝鮮半島，所以它永遠到不了改革開放的狀態。改革開放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安全程度的，如果你自己的存在沒有足夠的安全程度，那你是不敢搞改革開放的。而越南能搞改革開放是因為它已經把南越給消滅掉了。同時還有一個國際方面的因素，越南對中國的做法跟中國對蘇聯的做法是一樣的。中國在八十年代是依靠美國來壓制蘇聯的，越南也是依靠美國壓制中國的。這是一個馬基雅維利式的博弈，弱者為了打倒他的敵人，必須和更強的人聯合。中國處在中間地位，美國處在頂峰，而越南處在下級，那麼上級和下級聯合起來打中間，那是最自然的權術博弈。蘇聯在的時候，蘇聯是主要挑戰者，美國是主要的統治者，那麼挑戰者的挑戰者向統治者求助，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雙方兩面一夾，就使蘇聯處在腹背受敵的狀況。越南也可以用類似的博弈策略來對付中國。但是朝鮮沒有這樣的博弈策略，道理很簡單，因為韓國存在。只要韓國存在的話，朝鮮永遠不會爭取到鄧小平在1978年爭取到的那種地位，也永遠爭取不到越南當局現在在TPP中所爭取到的那種地位。
問：從世界格局來看，是否存在某種尺度可以衡量人類文明的進步？
劉仲敬：那你要看是誰說進步這個詞了。我們知道進步這個詞最開始是由歐洲的世俗知識分子談論的，尤其是法國的世俗知識分子和啓蒙知識分子。當他們談論進步的時候，他們是有明確所指的，他們的意思是，羅馬教會或者宗教勢力壟斷是不好的，他們削弱這種壟斷是好的，他們用更大的國家權力來節制教會的權力，他們認為這是好的，他們把他們認為好的東西稱為進步。後來被稱為進步的有很多，比如蘇聯就認為它自己才是最進步的，共產黨人也認為他自己是最進步的，你如果要入黨的話，那就說你是追求進步。因為馬克思主義從思想脈絡上來講是法國啓蒙主義的精神後裔，是啓蒙主義向極端方向發展的一個產物。因為中國是蘇聯的一個分支機構，所以蘇聯從法國知識分子學來的那套話語體系對我們有不自覺的影響。
進步這個東西，很難說有絕對的標準，關鍵是要看你自己的價值觀。我不能代別人說話，只能說我從自己的價值觀來看，我認為文明的標準不是他們所說的進步和不進步，而是多元和一元，或者更明確一點，是層次的複雜性和自發秩序的可能性。如果一個文明的體系比較簡單，它的網絡結構比較少，層次比較簡化，那麼它產生新事物和發展的可能性就比較小；如果它的網絡非常複雜，像大腦神經元一樣複雜，結點非常多，而且非常多元化，那麼它產生新事物的可能性就比較大。互聯網產生在硅谷附近，這當然不是偶然的，我們確實不能想象它會產生在北京的皇宮附近，因為它所產生的整個結構也就反映了它所在社會的結構。所以，秩序的複雜度和簡單度是一個比較好的標準。複雜性的結構比較容易產生出更高檔次的能力，有比較強的生存機會和發展餘地；結構比較簡單的文明則是不大好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那麼法國啓蒙運動也好，它的繼承人也好，起的作用並不是正面的。他們的主要作用就是簡化，他們用民族國家，雖然反對教會不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教會做了很多錯事，而他們節制教會的暴行和各種武斷行為有一部分是好的。但是總的來說，他們用世俗政權來壓制民間共同體，用比較簡單的體制來取代過去比較多元的體制，是有巨大潛在危險性的。即使在歐洲也是這樣。在歐洲，我們可以說，之所以沒有出大事，是因為社會原先的多元化程度就很高，所以社會多元化雖然因為他們的活動而受到損失，但是損失還不致命。但在東方，像東亞這種長期專制主義、社會多元化的程度很低、社會網絡發育程度很低的地方，哪怕是受到一點點破壞就會造成極大的災難。所謂「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是越到東方越殘忍」，就是這個道理，因為你本來底子就薄。底子厚的人，生一場小病沒關係，好像是沒什麼影響；底子比較薄的人，哪怕是感冒了一下，你就當場死掉了。東亞社會就屬於底子薄那種，所以特別禁不住這種打擊。
我們要明白，即使是反對教會也不是絕對正確的，因為西方社會之所以是多元化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教權和王權的長期分離，這個跟好壞是沒有關係的。你可以說有些教皇做了好事有些教皇做了壞事，有些國王做了好事有些國王做了壞事，這很正常，人就是有的做好事有的做壞事的。但是，只要他們構成相互競爭的權力結構，那麼無論教皇和皇帝都沒辦法壟斷政權了。而在東方則出現了政教合一，或者不說是政教合一，但是至少是高度一元化的狀態。
從歷史經驗看來，高度一元化的社會，它會把本來複雜的組織刪改到比較簡單的狀態，嚴重地壓制社會自身發展的空間。否則大清帝國統治下有三、四億人口，它怎麼反而不如荷蘭和英國的幾百萬人口能夠產生很多複雜的組織呢？近代社會是從荷蘭和英國那區區幾百萬人口中發展出來的，就像互聯網是從加利福尼亞那幾十萬人中發育出來的。大清的四億人口對近代化沒有作出任何貢獻，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億人口對互聯網也沒有作出任何貢獻，這是什麼原因？因為起作用的不是人口，而是組織複雜度。加利福尼亞的幾十萬人口產生了極高的組織複雜度，就像你這個區區一點大的大腦中包括無數的結點一樣。但是我如果給你一卡車的豬肉，它雖然比你的大腦重得多，它裡面的結點卻比你大腦的神經元要少得多。道理都是一樣的道理。重要的是結點多少，而不是其他。
問：為何深圳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展現了與內地不一樣的圖景？
劉仲敬：深圳的奇跡其實是很容易解釋的，因為它部分地模擬了上海租界和香港的政治體制。換句話說，它在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列寧主義國家當中，虛擬出了一塊相當於漢薩同盟的租界。為什麼上海租界是遠東經濟繁榮的中心呢，為什麼它比日本、朝鮮要繁榮得多，比大清內地要繁榮得多呢？你如果說是大清的政治體制不好，那日本的橫濱都趕不上上海租界的發展，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上海租界實際上是一個微型的城市國家，它像中世紀的漢薩同盟一樣，它的主要政權掌握在當地有產階級和商人手裡面，他們通過選舉自己的議會，成立了自己的正式政府，實行了馬克思最經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專政。而領土國家受的牽累太多，它們的自治程度是較低的，地理位置又沒有那麼好。
深圳，一方面地理位置接近香港和海岸線，另一方面，它獲得了一定的自主權。江蘇和浙江的資源不可避免地向上海集中。為什麼？因為上海在大英帝國軍艦和工部局法律的保護之下，實行了普通法的統治，在這裡，你的財產權和交易自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而你如果在南京的話，張勳或者馮國璋的部隊如果搶了你，你是沒辦法投訴的。在工部局的統治下，你的財產權是有保護的。同時，上海的地理位置比南京和其他地方也要好得多。深圳所享有的就是這兩方面的優勢。
但是這兩方面它都是不如過去上海租界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為共產黨的統治比起大清的統治來說要武斷得多。它如果要干涉上海自治權，那比大清或者國民黨要干涉上海租界是要容易得多的，所以它的處境相對而言要更加脆弱而危險。對深圳這樣的地方來說，最理想的就是一個漢薩同盟式的城市結構，這個城市結構應該是從上海、寧波一直延伸到北海，遍布整個東南沿海。這些地方如果都能像漢薩同盟一樣建立一系列具有自治權的城邦組織，那麼它很容易把至少是整個東亞的經濟中心集中到這裡來。
其實，深圳得到的，就是內地所失去的。從這一點來說的話，它的成功其實是沒有多少可喜的。你也可以想象，如果將來對香港的壓力逐步增加，以至於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傳統和自治傳統受到嚴重侵蝕，那麼香港連同它附屬的深圳，未必不會變成五十年代的上海。這個問題主要要看周圍的環境演化。在中世紀末期，安特衛普曾經像一九二零年代的上海和現在的香港、深圳一樣，是經濟中心，而阿姆斯特丹則是微不足道的農村。但是西班牙人對尼德蘭加強管制以後，資本和人才就統統逃到阿姆斯特丹去了。
香港的成功，是五十年代以後上海失敗的產物，它得到的就是上海所失去的。深圳所得到的其實就是內地失去的，至少就是從寧波到北海這一片沿海地區失去的。如果這一片地區也有良好的自治政體的話，那麼資本和人力會自然而然地就近聚集到那些地方，而不會來到深圳。如果你的鄰居家都著了火，他們自然會帶著他們的財產跑到你家裡來，使你的家裡顯得財產很多。深圳的成功主要是這一方面的成功。或者更正確地說，它的成功是巨大的中華帝國體制過於僵化的一個消極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