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觀系列 (一）：讀史早知今日事
材料只是背景，意義是在格局當中自然浮現的。一張地圖要畫得清晰，並不是畫面越擠越好，而是格局越正確越好。認知的主要功能不是記憶，而是選擇和刪除。
世界的命運和人的命運雖然漫長，關鍵性的節點卻寥寥無幾。四分之三的人生劇本在三十歲以前就寫定了，以後的內容根本不值一看。文明和邦國的興廢都有其不可逆的節點，擁有無限可能性的青春期總是非常短促。劉邦和項羽的鬥爭很重要，因為涉及大一統和多國體系的路徑選擇。朱元璋和張士誠的鬥爭不太重要，因為除了極少數攀龍附鳳的大臣、將軍，誰會在乎皇帝姓張姓李？王朝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增加細節根本不會改進人類的理解力。凱撒和龐培的鬥爭很重要，因為當時仍然能夠在共和國和帝國之間做出選擇。加爾巴和維斯巴芗的鬥爭就不太重要了，因為誰上台都是皇帝。哪一位將軍做皇帝，對帝國體制關係甚微。如果不考慮事實在格局當中的地位，任何事實都沒有絲毫意義。拜占庭式的輯錄不是歷史，而是歷史理解力死亡的標誌。
材料只是背景，意義是在格局當中自然浮現的。一張地圖要畫得清晰，並不是畫面越擠越好，而是格局越正確越好。認知的主要功能不是記憶，而是選擇和刪除。人類的祖先必須能夠在靜態的森林中分辨出動態的猛獸和獵物，否則他們早就死了。線索之所以會從事實的叢林中呈現，因為人腦就是用這種方式運作的。在交叉小徑的花園中辨認路徑選擇點，並不是多麼困難的任務。如果認知能力不足，就不是知識所能彌補的。如果你有這種能力，用不著別人教你。如果你沒有，別人教也沒有用。認知結構的層次高低相差極大，不亞于初學者和圍棋高手對佈局的判斷能力。歷史分析和佈局分析都是必需的智力訓練，通過摸索培養格局感。格局感確定後，材料就會變得毫無關係。
等待、依賴史料的歷史學是最不可靠的。打個比方，你的鑰匙丟在陰溝裡了，陰溝裡一點亮光也沒有，而旁邊有一個路燈，照得很亮，你是到路燈下找，還是到陰溝裡去找？燈光很像有些材料，看見了，但解決問題的關鍵不在那裡。陰溝下面黑漆漆的，但就在下面某一點，鑰匙在那。好的歷史學者必須擁有原始人在森林裡的那種直覺，那種判斷力――聽力、視力、嗅覺、第六感，還有各方面的綜合能力，能夠讓一個好獵人判斷附近有沒有野獸，安全，還是不安全。直覺來自經驗。一個小孩被放到原始森林裡，多半會被吃掉。你常在森林裡過，便有了經驗，同時部落裡面的老人也積累了很多經驗傳給你，所以你即使沒有親眼看到猛獸出沒，也能夠大致判斷八九分。
如果你抬杠說，我非要見到史料才能下判斷，那你就輸了，多半被吃掉了。按照學院派的觀點，什麼都要實證，沒物證不採信，孤證也不信，那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靠不住的。這裡所謂的靠不住，是達爾文意義上的靠不住。頂多幾百個蛋頭學者的支持或反對，對增加或減少達爾文意義上的利益沒什麼影響。紳士的博雅教育就是為了讓你構成比例正確的格局，其中大部分都是燈光不亮的模糊區域，還包括大片陰溝。麥考萊這樣的黨棍就說書記官（這是他對專業技術人員的蔑稱）只能當僕人、為紳士服務。如果你出身很差，個人經歷很狹窄，又缺乏多半屬於天賦的情景理解力，那麼你對史料的解讀多半就是錯的。相反，修昔底德或曾國藩這種人有天分和豐富經驗的外行更有可能正確解讀。專業史學是紳士傳統衰亡的副產品，主要效果是降低了自身和公眾的理解能力。我們不要忘記：歷史理解力不是天然就有和一直存在的，而是文明成熟期的智力煙花。拜占庭化 — 書記官化 — 四庫全書化是文明衰亡前夜的最後掙扎，這時的作者已經只能依靠知識量了。佐西莫斯的材料肯定比波利比阿多，但他的可信度和解釋力連阿裡安和色諾芬都不如。近代歐洲的興起將歷史理解力推到了希臘人和中國人從未達到的高度，但這未必是永恆的狀態。
判斷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識或材料，而是靠你對整個格局的把握和判斷，就像好獵人的那種直覺，就像堅持在陰溝裡而不是路燈下找鑰匙。你必須心裡有了七八分，再用史料來充實它。學術圈用的材料，有點像是古代的有一種叫腫骨鹿的動物，它頭上長了很大的角，在需要交配的時候，雄鹿就用角互鬥。學術圈應用史料就像是腫骨鹿的角，彼此之間掐架的時候用，可以增加聲勢。這樣往往給外行留下錯誤的印象，仿佛史料起了決定性作用。其實衝突都是因為理解和解釋框架的緣故，優點和弱點也是框架的優點和弱點。
你從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和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糾紛就可以看出，清代經學一開始就是史為經用的。分歧的根本原因在於經學門派之見，沒有任何史料能夠經得住對立經學觀的逆向詮釋。惠棟和戴震的孟子觀不同，同樣不是所謂實證能夠調和的。如果沈志華錯了，那不是因為他需要更多的檔案，而是因為他根據錯誤的先入之見使用材料。簡單粗暴地說，他預先一口咬定，蘇聯、中共、朝共是彼此獨立的民族國家和政治實體，如果自己高興就能單獨跟美國人妥協；美國外交家是一群現實主義者，如果高興就能承認東亞各共產主義集團。任何瞭解相關歷史背景的人都心裡明白，這些前提純屬扯淡。毛澤東沒有蘇聯的幫助，可能沒有多少機會在東北、更不用說在全國戰勝蔣介石；他跟美國單獨妥協的可能性相當於饒漱石跟蘇聯單獨結盟的可能性；他有強烈的利益動機，通過證明自己有培養價值，贏得更加穩固的國內地位，這種希望沒有落空。美國外交家不是現實主義者；朝鮮戰爭不是國與國的戰爭，而是建構戰後東亞體系的一部分，不可能脫離對日戰爭善後問題而單獨處理；美國跟北京、平壤單獨議和的可能性相當於美國跟汪精衛、溥儀單獨議和的可能性。沈志華的書主要就是證明：沒有任何史料能夠禁得起明知故犯的誘導性詮釋。誘導的目標不是增加外行讀者的理解力，而是為了說服他們忘記自己的真實處境。
事實在歷史當中，猶如物自體在哲學當中。沒有適當詮釋，你不可能接觸到物自體。真實史料可以支援偽造的歷史，例如司馬昭解釋高貴鄉公死因的文告。虛假史料可以反映真實歷史，例如奧斯丁小說暴露的英國鄉紳習俗。可信度的估計主要還是要依靠個別史料在整體背景當中的協調程度，也就是說還是取決於情景模擬。史料正確而結論基本錯誤，史料錯誤而結論基本正確，都是有可能的。提高認知層次比具體的正誤重要的多，高層次的高細節錯誤率比低層次的低細節錯誤率更有利於達爾文意義上的格局判斷力。例如：一種理論說血型決定性格，層次就比較高，因為性格類型確實有區別，讀者的理解力因此提高，原因的錯誤解釋可以在發展中修正。另一種理論說，溫柔的男人和剛強的女人屬於同一性別，不同于男人和女人。這種理論層次就很低，因為降低了讀者的理解力，隨著發展不斷製造更多的錯誤。孟德斯鳩的種族 — 氣候決定論、馬克思的殖民主義 — 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四人幫的儒法鬥爭論屬於前者。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論、美國韋伯學派的現代化理論、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多元文化論和非西方中心論屬於後者。
如果我有足夠的人力和資金，不難根據現行學術規範，證明任何一個女人是“男女人”、而非女人或男人，從而建構一套革命性的性別理論，可以反駁的餘地小於乾嘉學派或加州學派。任何考據家都會不得不承認：她每一次喝酒、罵髒話、打架、擁抱女生……的材料都比迄今絕大部分歷史論文的材料證據充實。即使她通過生孩子證明自己是女性，我也能通過雙向操作，至少保證問題處在無法定論的狀態。我只要系統地收集醫生護士賴債、吵架、偽造學歷……認錯人、路盲、記錯時間、冒充自己知道其實一無所知的情況……的材料，同時舉出其他眾多證人，在上述時間看見跟她無法區別的人經過地鐵、超市、圖書館……除非她有同樣或更多的人力和資金，她的論證就會明顯不如我的論證充實。一位元理性客觀中立、嚴守學術規範、習慣無性生殖的天狼星學者更有可能把我的學派收入宇宙百科全書。這種假設並不完全是玩笑，許多組織都具備創造歷史真相的力量和動機。可憐的詹姆斯二世面對全民的合理懷疑，一度無法證明他的王子確實是他的王后親生。乾嘉學派證明古文尚書為偽的論據，大部分不如上述的“男女人”學派有力，只能算歷史偵探小說家和文學風格比較學家的敏銳嗅覺。古文尚書案是乾嘉學派的王冠寶石，他們的大多數論證更不規範。
所以，歷史訓練的真正價值不在材料本身。無論怎樣蕪雜的材料，其中都有草蛇灰線。智力訓練必需首先掌握，然後才能問為什麼。事先就問為什麼，你就永遠進不了佈局。任何經驗知識體系，無論是游泳還是寫詩還是外交，都必須經過這樣的程序。如果你不去理解格局，執著於具體事實，那是不會提高認知層次的。如前所述，人類的認知結構有連貫性和整體性。如果你能記住某些部分，卻忘記了其他部分，或是對某些部分敏感，對其他部分淡漠，原因肯定不在技術性因素，而是認知地圖的GPS在暗中幫助你定位，正如植物性神經調節你的心臟。所以，隨感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以為是隨感，就是說你沒有弄清自己的認知地圖。路徑節點標記完畢以後，地圖的輪廓已經相當明顯了。如果有人難以辨認，要麼就是認知能力低下，要麼就是價值觀有衝突，因為價值觀和認知結構是共生演化的產物。
人類可以選擇的博弈策略子系統在數量上非常有限，大概不比圍棋高手掌握的基本佈局多，絕大多數策略只能對既有佈局做細節調整。這種上限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人腦的神經認知結構本來就有上限，而且大多數人從來達不到上限。其二是單獨的策略發揮不了最佳效果，除非讓多重策略構成相互鎖定的子系統。配合良好的子系統遠遠少於單獨的策略，一旦拆散就會喪失效力。例如：有效的胃十二指腸切除術就這麼幾種，百年來沒有增加。你不能將第一種的胃切除方式和第二種的十二指腸切除方式配在一起，那樣會出人命的。鎖定的子系統只能完全接受、或者不接受，所以真正創新的手術方法少的可憐，絕大多數研究都是在細枝末節上迴圈調整。
在已知文明的歷史上，某些異常成功的子系統會不斷重複出現。例如征服者的軍事采邑制度，從黎明時代的近東開始，遍及所有文明體系，產生、滅亡和重生的次數多到難以計算。從蘇美爾、印度到希臘羅馬，以男性家長制為基礎的城邦共和國出現過多少次？從敘拉古、羅馬到魏瑪共和國，群眾煽動家的凱撒主義顛覆出現過多少次？歷史的劇本是非常單調的，變化只在花絮上；因為人類的演化行為模式當中，可持續的子系統本來就不多。如果你把生活和文學中的愛情故事加在一起，能夠總結出的基本模式怎麼也超不過兩位數吧。人類的博弈活動當中，愛情已經算比較複雜多變的類型。如果範圍縮小到外交策略或軍事制度之類子系統，可以選擇的餘地就更加狹小。
如前所述，子系統停止運作，只能在啟動前的節點，或者窮盡其內在可能性以後。在手術當中突然中斷操作，跟立刻自殺沒有什麼區別。所以你只要看到這樣的子系統運作已經越過不可回歸點，就能大致預測當事人的下場和故事的結局。“馬行在夾道內，我難以回馬”。當事人即使明知自己的下場，也只能飲鴆止渴，像定罪的死囚一樣一步一步走完註定的路線。許多重要人物，像小加圖和西塞羅、史可法和汪兆銘，早在決斷之前就深知自己和國家在決斷以後的結局，然而仍然別無選擇。1848年，教會庇護推行自由主義改革，羅馬群眾感激淋漓，清流名士高呼咸與維新，唯有一位老婦人歎道：我看過路易十六宣佈立憲時歡呼。果然，群眾的愛戴是脆弱的。激進派迅速摧毀了清流自由派和朝廷改革派的共識，而保守派的反撲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教皇很快就像路易十六一樣化裝逃亡，帶領外國軍隊消滅羅馬共和國。劇本是一模一樣的劇本，只有兩點細節差異：教皇的運氣較好，沒有在半路上遭到攔截；小小的羅馬共和國沒有產生一個拿破崙式的名將，掙扎的時間比較短。從策略判斷的角度看，細節差異不是很重要。
所謂“讀史早知今日事”，就是指這種掌握模式和格局的能力。這種事並不像想像中那麼難，陳寅恪明顯就有這種能力。“唐（國府）亡于黃巢（內戰），禍基於桂林（滿蒙危機和中日戰爭）”，就是講這種格局的相似性。“誰結宣和海上盟，燕雲得失涕縱橫。花門久已留胡馬，柳塞翻教拔漢旌。”需要注釋嗎？宋徽宗聯金滅遼的佈局和蔣介石聯俄抗日的佈局有區別嗎？章太炎、蔣廷黼、胡適和汪兆銘早在開戰前就已經知道下場是什麼，後三人都警告過蔣介石，但蔣介石有多少替代策略呢？即使有，數量也是屈指可數吧。
以前“牛津會議”的時候，我嘲笑過：共同底線就是大家一起破壞的底線。這種演化模式也是古已有之，日光之下並無新奇。秦暉所說的共同底線就是英國人在二戰以後所謂的共識政治，左右雙方的中道溫和派都會排斥和吸收自己的極端派。然而，這種情況只有在共同體高度成熟以後才會出現。共同體邊界的劃定是極其殘酷的過程，以致於人們寧願忘記它的存在。在邊界劃定以前，左與右、溫和與激進的差別沒有意義。認同政治的邏輯完全不同於共同體內部的共識政治，勝利屬於邊界最清晰（也就是認同最強）的一方。態度溫和還是激烈，不是看你的內容，而是看你的身份。
歷史遺留了大量的認同分裂，比利益和觀念分歧更有潛在的破壞性。沒有這樣或那樣的撕裂，健全的共同體根本不會存在，歷史上的共同體都是通過撕裂或消滅建立的。熱愛蝴蝶、厭惡毛蟲是人之常情，歐盟時代的英格蘭確實比克倫威爾時代更舒適，問題在於我們根本就沒有生活在這樣的時代。我有一種預感：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認同政治的歷史影響將會淩駕於共識政治之上。我之所以要給讀者提供認知訓練，就是為了讓他們在即將來臨的決斷時刻正確判斷形勢。換句話說，我之所以要分析歷史上的轉捩點，是在為將來的轉捩點做準備，而非任何考據的目的。骰子落地以前，機會千金難買；骰子一旦落地，坐失良機者必定後悔莫及。古老的史學在博雅教育中佔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為紳士和士大夫階級提供這樣的認知訓練。至於平民百姓，他們不需要知道這些。現代史學的無產化就是因為喪失了這種核心訓練，才會淪為堆砌散亂材料的無用之學。沒有經過博雅教育的學術無產階級和國家計委合作產生的成果有多方面的效果，唯獨不能增進公眾的理解力。公眾如果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經驗，反倒是較為明智的選擇。用最極端的例子說：如果二十世紀的德國人像他們十六世紀的祖先一樣缺乏知識，主要依靠經驗辦事，他們反倒不會追隨希特勒。
— — 2014–10–31 劉仲敬 廣西師大出版社新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