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上海的自治和階級
自治市鎮和法人團體（公司）都是典型的中世紀自發秩序，產生和發展都遠在民族國家之前。二者在大多數歐洲語言當中就是同一個詞(Corporation)，翻譯成書面漢字就不得不啓用兩個或更多的詞，本身就足以說明一個習慣東方專制主義的社會，多麼難以理解基於私人契約的自組織。這種社會無法想象任何組織可能不經政權的支持或認可而仍能存在，更不用說先於政權產生、而且產生了政權的自組織了。他們雖然掌握了全部事實，仍然無法理解東印度公司怎麼可能打敗並征服比哈爾的王公。即使嚴復這樣最精通西學的人，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當中，最感到吃驚的內容，仍然是「以商得國」的可能性。他心目中的商人無非就是賺錢的買賣人，從來都是所在社會的秩序消費者，從來不想也不被期待產生或輸出秩序。其實，功能不同的東印度公司、英格蘭銀行和倫敦城法團（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在法律、歷史和組織上都是近親。他們之間的關係類似恐龍和鳥類。南海公司和孫二娘包子鋪雖然在職能上都是買賣人，從組織和沿革的意義講更接近於鯨魚和鯊魚的關係。巴黎公社和法蘭西國王的戰爭、劍橋市和劍橋大學的戰爭、東印度公司和比哈爾王公的戰爭，除了參戰者的出身以外差別不大。同一位作者分別將它們稱為歷史進步、黑暗混亂和殖民霸權，無非就是暴露了自己混亂的思想和薄弱的理解力。
近代上海的自組織產生於同樣的模式，最初沒有所謂公共的管理機構。1846年的道路碼頭委員會是一個典型的歐洲封建式自組織。上海地契（Shanghai Title Deeds）的持有人為了改善自己名下荒地的水陸交通狀況，自己湊錢成立了一個管理資本的法人團體。道路和碼頭完善後，使用者應該給投資者繳納封建規費。封建領地的伯爵或男爵根據同樣的習慣法，對磨坊或渡口的使用者徵收保護費。十八世紀的投資者以類似的方式，建設了英格蘭和全世界第一批路燈。十九世紀的圈地運動、道路和運河無論在歐洲還是海外，都體現了原有模式的擴展。同樣的組織模式在早期稱為封建主義，在晚期稱為資本主義；在歐洲稱為資本主義，在海外稱為殖民主義。這樣的認知和敘事結構到底是改善、還是損害了讀者的理解能力，非常值得懷疑。同一位作者一面歡慶反殖民主義的勝利，一面疑惑為什麼資本主義不能萌芽，彷彿蝴蝶不是毛毛蟲的產物、而是蝴蝶標本收藏家的產物，尤其令人莫名其妙。公司在市場證明贏利模式成功以後，自然會有擴展業務的衝動。道路碼頭委員會最終將投資範圍擴大到下水道和其他有顧客的市政工程上，但它仍然是為投資者的利益而存在。
1854年的工部局或市議會極大地推進了私人契約團體的公共化，主要推動力來自歐洲自治市鎮的重組。上海地契持有人在英美領事的敦促下，召開了納稅人會議。如果說《上海租地章程》相當於上海自由市的《大憲章》，這次納稅人會議就相當於上海自由市的費城制憲會議。納稅人僅限於每年繳納房地產稅超過五百兩、或繳納房租超過一千二百兩的居民，極好地體現了光榮革命的原則：「無代表，不納稅」。中世紀的自組織社會建立在各種私人契約團體分工合作的基礎上，各種納稅人團體（資產階級或市民階級）、軍事團體（貴族階級）、社會福利團體（教士階級）組成的各等級會議不斷將博弈形成的新規則增加到最初的規則庫中。無產者並不構成相對於有產階級的獨立等級，而是沒有等級（沒有組織資源）的社會渣滓和遊民盜匪（outlaw），沒有自發產生契約團體的能力，無法在規則庫內留下自己的基因。工匠或勞動者不是無產者，從學徒開始就建立了勞動契約和特許（Letters patent）制度，通過自己的行會組織（Guilds）參加自治市鎮，將自己的規則留在演化系統中。上海自由市除了用皇家海軍代替軍事團體以外，大體上維持了歐洲式的自組織系統。如果說封建體系是歐洲自組織社會的母體，那麼條約體系就是遠東自組織社會的母體。正如Milard所說，上海自由市堪稱「條約體系的衛城」。（China, Where It Is Today and Why? p.249）
工部局最初由七名董事組成，只有秘書機構。秘書產生總辦，總辦產生總辦處。自由市管理機構的衍生過程酷似掌璽大臣和國務秘書產生英格蘭王國內閣，可以概括為因事而設人。道理其實非常簡單：管家通過私性契約，處置業主的私人財產，除了當時的需要以外，不必考慮任何其他因素。經驗證明為可行或有利的措施，用不著全盤設計或理論依據。萬國商團義勇軍源於業主對自家財產的保護，工程委員會源於業主對自家財產的開發。衛生處、火政處之類的專業機構，都是在上海實驗成熟以後才普遍推廣的。後人很少留意：上海在市政管理方面的領先程度不僅高於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而且高於大多數歐洲大陸城市。安徒生為哥本哈根煤氣燈大唱贊歌的時候，上海租界的居民早已見慣不驚。近代行政管理技術之所以能夠變成一種科學，正是因為貌似雜亂無章的業主管理實驗存在。前者提供和測試的巨大元數據庫，是規範的公共管理本身無法提供和測試的。上海的繁榮，本質上是上海納稅人代理機構經營成功的溢出效應。正向外部性自然產生了搭便車現象，促使物業管理問題轉化為公共事務管理問題。前者明顯是財產權的延伸，管理機構僅僅對業主負責。非業主和非投資者干涉業主代理人的活動，嚴格說來就是針對財產權的武斷侵犯。因此，公共政治空間的本質和驅動力就是階級鬥爭或原住民 — 新移民鬥爭。一方是業主，以財產權為依據。另一方是利益相關者，以外部性為依據。希臘羅馬的公民權鬥爭、近代歐洲的普選權鬥爭概莫能外。上海由於外部環境的特殊性，在較短的時間內走完了羅馬人和英國人經歷了數百年時間的歷史進程。許多敘事者出於認知格局的問題，用殖民主義或種族主義的辭令掩蓋了問題的核心。
二十世紀初葉，殖民或種族的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華董和日董進入工部局，進一步凸顯了自由市的資產階級和國際主義性格。太平軍戰爭難民融入社會，僅僅意味著新移民取代了他們原有的地位。1926年，公共租界的棚戶區居民高達一萬四千人。（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所：《上海棚戶區的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第47–49頁）三十年代的人力車夫和碼頭工人大多數由蘇北或山東移民組成，由於市政當局的勞動管制政策（工票和執照），經常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構成地下社會、幫派組織和革命政黨當中最有戰鬥力的部分，青幫在其中所佔的份額超過其他組織的總和，在人力車夫當中超過九成。（上海港史編寫組：《上海港史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275–276頁；蘇智民、陳麗菲：《近代上海黑社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17頁；李次山編：《上海勞動狀況》，《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男性在流民當中所佔的比例遠遠超過自然性別比，促進了賣淫業的繁榮。娼妓人數一度高達華人總數的八分之一，從側面說明了新移民連最基本的家庭組織都非常缺乏。（上海市歷史協會：《上海史研究》二編，學林出版社，1988，第131頁）
階級矛盾和地域矛盾融為一體，絕不是上海自由市特有的現象。事實上，本土 — 外地／有產階級 — 無產階級相輔相成的鬥爭揭示了人類秩序生長的核心奧秘。如果說世界各地和古往今來的歷史敘事表面上差異甚大，通常並不意味著各種秩序的發育邏輯真有無法逾越的鴻溝，只是說明歷史的詮釋者運用了不同的認知框架來裁剪和補充既存的材料和遺留的空白，而不同的認知框架釐清和連接表象與秩序的能力相去甚遠。羅馬作為人類秩序生長和政治智慧的重要源泉和集大成者，共同體的產生和發展邏輯並非完全不同於上海。永恆之城的第一批建設者在微賤當中積累秩序，用神話和習慣法樹起敬畏的土圍子，保護和保存了第一個最容易流失的規則庫。當羅馬作為城邦和共同體的生存不再成問題的時候，羅馬的名字自然就留在了希臘和蠻族各邦的記憶中。多國體系當中的城邦，必然會面臨公民後裔和外邦人後裔的權力與資源之爭。這些爭議終將通過權利問題，轉化為憲法問題。外邦人後裔在古老憲法當中並不存在，然而首先在經濟上、繼而在軍事上變成了城邦國際化進程的一部分。
大部分歷史敘事將這些鬥爭稱為貴族和平民的鬥爭，主要是因為外邦人的後裔最終轉化為羅馬公民的較低等級和次要部落。歷史敘事的通病就是試圖以後人的認知框架，理解產生這些框架和這些框架產生以前的歷史脈絡。所謂的貴族以真正羅馬人的繼承者自居，不願分享羅馬的稱號和權利，除非外來移民的後裔具備真正羅馬人的德性，以羅馬人的方式建立羅馬式的家族和部落。所謂的平民堅持自己也是新羅馬人的一部分，將舊羅馬人及其獨享的公民權稱為貴族及其特權，運用集體退出羅馬城的方式要挾貴族，最後用保民官的權力對抗執政官的權力。這場鬥爭產生了羅馬共和國的正式名稱：元老院和羅馬人民。隨著羅馬對世界的征服，原住民 — 貴族和新移民 — 平民的衝突變得不再重要。他們都自稱為和被稱為羅馬人，不能容忍能夠自治的羅馬人和不能自治的行省順民平起平坐。元戎（皇帝）從外省和蠻族當中招募軍團，企圖削平羅馬的自由或特權，試圖對廣土眾民的帝國實施一視同仁的統治。太陽之下無新事。敘事方法和名詞概念改變的程度，往往超出故事本身改變的程度。
上海雖然不是帝國的征服者，但並不妨礙她以別的方式淪為行省格式化的犧牲品。國民革命的勝利，從各方面看都是上海命運的轉折點。北伐戰爭造成的南京事件①，是大英帝國企圖維護舊秩序的最後掙扎。田中義一在這個緊要關頭，以新生力量和有色人種的帶頭大哥自居，保護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革命戰友②。國民黨一旦度過了最危險的關頭，沒有淪為她一向很有機會淪為的後義和團，就立刻對心慈手軟的舊統治者下手，變成了她同樣很有機會成為的前蘇維埃。上海租界的日本商人和華商分進合擊，終結了英國商人對納稅人會議的主導地位。在1930年代的短暫機會窗口，國民黨人、日本人和共產國際看上去都很像是前途無量的遠東戰利品收割者，但他們覬覦的生態位高度重疊，幾乎沒有什麼真正的「共榮」機會。舊秩序可能壓迫或限制了他們，但也保護了他們。舊秩序瓦解後，他們都將面臨更加殘酷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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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7年3月24日，進入南京的國民革命軍第二、第六軍（第二軍副黨代表（實際負責人）兼政治部主任為李富春，第六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為林伯渠）劫掠英美日領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宅、學校、醫院。英領事H. Giles受傷，金陵大學副校長（美國人）文懷恩及震旦大學預科校長（意大利人）等遇害。在此事件中，150名中國士兵在準備了驢車、馬車等搬運工具的情況下，闖入日本領事館，對自領事以下的館員、家屬和在領事館避難的一百多名僑民開槍，將館內物品悉數搶走。據領事森岡正平證實，現場有士兵高呼：「中蘇一家，日英是帝國主義，趕走日本人，他們的財產自然就是我們中國的啦！」事後，奉行不干涉主義的幣原外相對英美表示，蔣介石願意「維持秩序」和「鎮壓暴行」，日本政府認為他能夠做到，列強應給他以依賴。因此日本反對武力制裁，並將不參加「最後通牒」（幣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東京原書房，1975年，110、112頁）
2、1927年11月5日，蔣介石會見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田中義一說：「日本對於貴國的內亂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產主義如果在貴國得勢，便斷難袖手旁觀……日本絕對沒有支持張作霖，不用說物質，就是替張說話都沒有過。日本的希望只在於滿洲的治安得到維持，便已安心了。」（李華譯：《田中義一與蔣介石會談紀錄》，第218–224頁）但蔣介石私下認為，「（田中義一）毫無誠意，中日亦決無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許我革命成功，而其後必將妨礙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中國之統一。」（周美華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卷，第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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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和英國式的自治法團統治，在大英帝國的落日余暉籠罩下，緩緩退出遠東的競技場，並不是沒有自己的驕傲和尊嚴。1926年11月的《英國變更對華政策建議案》接受了巴黎和會的精神，將自治法團的孓遺留給民族國家的世界。外交大臣西蒙的「建設性對華政策」「以保持中國之完整和獨立及政治經濟之發展及財政之修復為宗旨」，「希望滿足中國人的合理願望」，「廢棄中國經濟政治非有外人監督不能發達之意」。1927年5月，Finlayson向英國外交部提出了自由市（Free City of Shanghai）方案或但澤化方案。這項方案將自由市的軍隊交給國聯任命的軍官指揮，將自由市的安全交給美國和國聯擔保。威爾遜雖然未能說服國會支持國際聯盟，美國外交官仍然指望國際社會共同保障「上海中立化」。「美國希望相關列強支持這樣的建議，即將上海公共租界設為非武裝衝突區，控制著武裝力量的相關各方應採取措施，禁止武裝力量強行進入租界，甚至在鄰近公共租界的地區亦不得駐紮軍隊。」1927年11月，太平洋關係協會啓動了「上海問題研究案」。1929年9月，工部局總董Stirling Fessenden請求赫伯特•胡佛總統和助理國務卿詹森關注上海前途問題。國聯沒有保護但澤自由市，也沒有保護上海自由市。Report of the Hon. Richard Feetham: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1931–1932)跟她的姊妹《李頓報告書》一樣姍姍來遲，在當時沒有追上柳條湖和黃浦江的炮火，在後世也沒有追上公眾水性楊花的記憶戰爭。珍珠港前夜的納稅人會議將土地財政擴大了四倍，徹底摧毀了那個孕育自由市的階級。即使毀滅英格蘭貴族階級的遺產稅，也不可能更出色地完成階級鬥爭的使命。歐洲和遠東的戰火注定要撕開世界體系的最薄弱環節，甄別試圖成為民族國家的原材料夠不夠資格。約瑟夫老爹像大自然的禿鷹一樣堅定、冷酷、清醒，盤旋在失敗候選人的屍骸，隨時準備發出最後的攫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