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近代史三講（一）
2015年10月31日上海講座
今天我們提一下大亞洲主義或者泛亞主義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對於近代遠東的歷史是非常關鍵、而且通常被忽略的一章。忽略的方式，因為為了人為的構建歷史體系的緣故，把它切成了幾段，所以把前後幾段之間的邏輯聯繫和歷史聯繫基本上切斷了的結果。
泛亞主義首先產生的時候，實際上它不是一個純粹的日本的現象，它實際上毋寧說是以日本為主，大清、朝鮮和越南士大夫都參加過的一個集體現象。它是歐洲勢力滲入遠東的一個自然現象。最初的泛亞主義者，主要是日本的漢學家。他們首先宣導泛亞主義是一種本能的反應，就是說是，歐洲人的強勢進入遠東，大清也好，日本也好，朝鮮、越南也好，都是處在巨大的壓力之下，面臨著救亡圖存的壓力，最好的辦法就是，這些在文化上天然比較相近的亞洲國家能夠團結起來，構成強大的聯盟，足以抵抗歐洲人的勢力。
泛亞主義最初的代表，像勝海舟(1823–1899)這些人，開始提出他自己的觀點的時候，德川幕府還沒有倒臺。勝海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角色，他本人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狂士。在幕府當官的時候，幕府的大佬問他說是，你對日本和西洋各國有什麼看法，他說是，我去日本和西洋都看過，其實全人類大體上來講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是日本和西洋不同，就是說，在西洋能夠占到人上人那個地位的角色，一般來說都有些過人的長處，但是在日本嘛，我看就不見得是這樣。那位大佬聽了以後勃然大怒，說，你這個年輕人太傲慢了，怎麼能把這樣的話都說出來。這是他在年輕時候的做法。
他當時提出的計畫就是，東亞的主要希望就寄託在大清和日本這兩國上面，因為亞洲的大多數國家在歐洲擴張的過程中間已經倒下來了，現在這兩國最重要的辦法就是，要趕緊興辦教育，開闢利源，尤其是要發展海軍，等兩國的海軍勢力強大以後，然後結成可靠的聯盟，才能對抗歐洲人的勢力。他一直到甲午戰爭爆發的前期仍然堅持這種說法，在日本因朝鮮問題跟清朝關係惡化以後，他是極少數堅持日清兩國應該友好，不應該打仗的人士。之所以堅持這個邏輯，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東洋在世界上是處在弱勢、比較低劣、比較危險的形勢上，在這種情況下，日清兩國特別有必要團結起來，不能搞兄弟之爭，如果搞起兄弟之爭來，那麼就更加沒有什麼希望了。
不要說他是這樣的，後來一位大家都知道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脫亞入歐這種理論的創始人，著名的福澤諭吉，他的肖像現在還印在日本紙幣上，其實一般人不大注意，福澤諭吉在年輕的時候，剛出道的時候，他也是日清提攜和大亞洲協和主義的積極宣導者，他鼓吹這些東西一直鼓吹到李鴻章搞《天津條約》的那個時代。開始的時候他是非常天真或者純潔的要求東洋人提攜起來，中日韓三國團結起來的。但是一直到了中日兩國在為了朝鮮問題上搞得一塌糊塗，最後在《天津條約》的時候，伊藤博文跟李鴻章談判的時候，遭到李鴻章嚴重的侮辱，日本舉國鼎沸以後，他才帶著一種近乎賭氣的態度寫了那篇著名的脫亞入歐的文章。
在那篇文章中間，他把大清稱為是惡鄰，他說日本以後要脫胎換骨的話，不能對這種惡鄰抱有什麼希望，我們老老實實去學歐洲人吧，不跟他們合夥。現在的人一般是純粹從文本方面來理解，覺得這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先聲、日本近代化的先聲。其實對福澤本人當時來說的話，因為當時他寫那篇文章的時候，他其實還不是國父和重要人物，只是眾多維新派知識份子當中的一員。你得從當時的語義上理解。他當時也是基於愛國之情，覺得是日本人被李鴻章嚴重的侮辱了，我們是一番好意的要跟你們聯合，結果沒想到大清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裡面，這麼欺負我們，算了，我們不跟你玩了，我們自己去玩了。其實他當時就是這種心理。脫亞入歐的理論，是從這種心理上產生出來的。
有好多在明治初年一派天真的主張泛亞主義的人，到後來都轉向了。他只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但是不是最後一個。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說像桂太郎這些人，他一開始出道的時候也是中日提攜、泛亞主義的口號喊得很響的，但最後都轉向了。這個是有很複雜的原因，基本上是形勢比人強的緣故。也就是說是，你談論泛亞主義是抽象談論，但是一旦涉及到具體的衝突的問題上，你就很容易堅持不住你最初的理想。勝海舟是一個例外，但他不是多數派。甲午戰爭是一個重要的關口。最初，甲午戰爭以前，明治維新的時候，宣導中日提攜的好多人，在這個關口上都堅持不住，最後一變成為國粹主義者了。
泛亞主義者最早期是三個組織：興亞社、振亞社和玄洋社。這三個組織開始的時候都是非常國際主義的，或者說它們是東洋人的組織，而不是純粹日本人的組織。它參與的人中間，有很多都是大清方面的要員，朝廷的官員和民間的知識份子都有。大清派駐日本的最早兩位公使，包括何如璋，包括後來寫《日本國志》的黃遵憲都參加過他們的組織。再往後，康有為和梁啟超是它們的成員，孫中山和宋教仁也是它們的成員。它們出版的雜誌，官方語言是漢語。當時日本的上層人物和知識份子會漢語是一個普遍現象。再加上泛亞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就是，振興大東亞，把大東亞從白人的統治之下解救出來，所以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極其正常的現象。
大清在這方面的反應可以分為兩種層面。對於日本交涉比較密切的那一批人，對這一方面的反應是相當積極的，包括像是北洋水師的提督丁汝昌、公使何如璋這些人，都是積極回應這方面的態度的。著名的長崎事件(1886)當中，當時的兩國之所以沒有打起來，跟丁汝昌當時抱有這種想法是有點關係的。當時的海軍將領的權力比現在要大得多，因為通訊之類的不大靈便。當時在海外的外交人員和將領之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權力要大得多。像當時那種情況，北洋艦隊的水兵已經在長崎跟日本員警打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他作為艦隊司令，是有一定的便宜行事的權力的，也就是說，如果他認為是敵意很強的話，他真的可以升起軍旗，就地跟你打一仗的。但他沒有這麼做。理由是怎麼說呢，因為中日提攜，中日之間應該友好，結成一個聯盟。最後雙方是講和，相互賠款了事。最後講和的酒會上，丁汝昌還興致勃勃的向他的日本客人說是，我們大家都是東洋人，打來打去不好，我們還是團結起來，將來建立中日聯合艦隊，可以不要讓歐洲人欺負我們。日本東道主對這一點表示非常讚賞。這是大清方面比較對日友好的這一方面的看法。
但另一方面，日本志士真的到北京和其他方面遊說，包括像是曾根俊虎、勝海舟這些人都做過這些事情，跑到北京來，希望北京的朝廷能夠像日本一樣改革，建立西方化的政體和軍隊，共同對抗西方的時候，北京朝廷的做法基本上是麻木不仁的。這跟李鴻章幕府的做法是不一樣的。像王韜他們東遊的時候就會發現，李鴻章幕府的人、地方督撫那些洋務派總督手下的幕僚，跟日本那些志士是玩得很好的，經常交換思想，他們都是維新派。但是北京朝廷那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去遊說北京朝廷這些人，基本上最後的結果都是接二連三的碰釘子，灰溜溜的回去了。朝廷不是說是要反對你，而是說它對你根本就是不理不睬。其實這一點不是很偶然的，李鴻章手下的幕僚甚至李鴻章本人在朝廷遊說的時候，其實也是經常受這樣的待遇的。從朝廷的角度來看，這些亂七八糟的吹牛家也用不著反對，就是說只要是不理他就行了。有很多日本的泛亞主義者在最初開始進入政壇的時候，是抱著理想主義態度，在各國之間來回遊歷的，但是最後在北京碰了釘子以後，就一變而為反清，認為是大清不可救藥，只有日本自己單幹。這個原因也是雙方面的。
對大清方面抱有好感那些人，一般來說不是跟朝廷打交道的人，而是跟李鴻章打交道，或者是跟江南這些總督打交道。他們跟這些人打交道的時候，還覺得這些總督府的人搞改革開放還算是比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交道那些人，很快就對大清整個絕望了。後來到甲午戰爭前夜，你看早期泛亞主義的分化，就可以看出這個背景來。走南方路線，或者是走總督府路線的這批人，對大清還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是走朝廷路線這一批人，最後就變成堅定的反清反華分子，覺得不打倒大清，什麼事都沒法說了。
甲午戰爭是一場很奇特的戰爭。日本人的宣傳部門好像懷有一種統戰的心理，就是說是，他們只反清，不反中國，號召十八省的義士把滿洲朝廷打倒，然後我們團結起來，共同搞維新變法，好像他們是專門來搞革命似的。但是這個宣傳不是完全落空的，後來孫中山他們其實幹的也差不多就是這種事情。只不過這事在甲午戰爭的時候剛剛萌芽一點，後來才真正的蔚為大觀。
甲午戰爭這個關口過了以後，泛亞主義的團體就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分化，也就是說是，以後，你很少看見朝廷一級的官員，像是何如璋或者是李鴻章手下的大員一樣，理直氣壯的捐五百兩銀子，加入興亞社或者振亞社，然後跟日本士大夫一起吟詩作賦這樣的情況了。等於是說是，甲午戰爭以後，朝廷上層，至少北京這一塊來說，跟日本算是結了仇了。以後你再參加日本的活動，就顯得政治上不正確了。但是民間還是這樣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一到日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參加內田良平和曾根俊虎他們的活動。
對於日本來說的話，甲午戰爭則是日本面臨選擇的一個重要的機會。等於說是在甲午戰爭以前，日本維新志士，誰是當權派，誰是在野派，還處在一個混沌狀態中；在甲午戰爭以後，它就要面臨著一個升級的問題了。因為它是勝利者。在甲午戰爭以前，大英帝國和歐洲國家眼裡面根本就沒有日本，只有大清。對於他們來說，東亞就是大清。其他國家差不多都是微不足道、雞零狗碎的。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就有漸漸的升格為東亞主要國家的這個希望了。然後日本就需要有一個外交政策的選擇問題。泛亞主義意味著一種外交政策，就是說，日本要當東亞的領頭羊，出來率領被壓迫的東亞人民，搞維新變法，最後推翻歐洲人的統治。
泛亞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什麼呢？就是，它是雙重的，它認為西方的東西只有工具性的價值，東方的精神文明畢竟還是最好的。雖然我們現在迫於形勢，必須接受西方的技術，而且接受得越徹底越好，但是這個目的，不是說我們以後要變成西方人，我們還是東方人，要利用西方的技術使東方強大起來以後，最終用東方先進的精神文明去感召他們，最重要的是，用他們的術語來說叫做用王道政治的精髓去改變世界。也就是說，他們最核心的價值觀，仍然是有一定儒家色彩，或者說是有一定華夏色彩的東西。
這個在近代以前的東亞並不奇怪，因為華夏文化或者說是儒家價值觀，本質上是一種非常國際主義的東西，它不是完全屬於明清士大夫的。像朝鮮它就自己說它是小中華，它比清朝更正統一些，因為清朝是蠻夷，而它比清朝更忠實的遵循了孔子的教導。而日本的國學家則說是，日本人在道德性這方面比大清還要強一些，雖然大清原來是孔孟的故鄉，但是即使是孔孟率領軍隊打日本，他們也要反抗孔孟的，因為日本人的道德還是比你們要強。而華夏主義或者說是孔孟之道歸根結底是國際主義的東西，是不看你是哪一國人的。這個精神在二戰以前的日本仍然是相當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說日本人明治維新以後學習西方，但他的精神結構中間，他的內核部分還是沒有改過去。所以泛亞主義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還有一定相當強大的基礎。
但是現實政治是另外一回事。泛亞主義那種意識形態說是，我們將來自強以後，解放東亞，反抗西方，這個是沒有固定時間限制的，也許是十年以後，也許是一百年以後，也許是五百年以後，誰知道呢。但是現在，在甲午戰爭以後，他就面臨著一個外交選擇的問題，也就是說，日本將來的外交是怎麼走，我們怎樣利用現有的資源？如果走泛亞主義道路，那豈不是說是日本要團結、要改造朝鮮和大清，建立一個東亞聯盟來反抗西方麼？
這個道路在現實政治角度上講是不好走的。一方面，這個是要引起西方國家的猜忌。因為西方國家對日本也不是完全信任的。直到庚子之亂的時候，英國人要求日本人出兵，因為英國在遠東的軍隊不太多，他希望日本人加入聯軍到北京去維持秩序。但是同一個時候，英國人也害怕日本說不定會跟大清結成聯盟，共同反對西方。因為義和團用的口號就是，殺盡西方人，基本上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判斷。而日本人再怎麼說他也是黃種人，所以英國人還對他不是很放心，他擔心日清兩國會不會結成聯盟，共同反對歐洲人。直到日本人一下就答應了，派出大批比英國人多得多的部隊到北京，服從八國聯軍的共同指揮，然後英國人才放下心來。連英國人都是這樣，因為英國是跟日本比較友好的國家，都是這樣，你也可以看出當時歐洲列強對日本其實也不是完全放心的。如果日本真的在甲午戰爭以後就打起大東亞團結起來反抗歐洲的旗號，那很可能使日本自身遭到毀滅。
另一方面，你要團結東亞來反對西方，也要看你能不能團結得住，朝鮮和大清肯不肯聽你團結。首先大清第一個就不答應，他一下子繼承了大明江山，覺得他自己才是東亞的老大，如果讓日本人出來當老大的話他要氣死。同時剛剛被甲午戰爭打敗了以後，正處在氣不打一處來的情況下，他是怎麼也不肯回應的。朝鮮呢，朝鮮處在內戰狀態中間，一種內部分裂的狀態中：事大黨是堅決要求維持跟大清的傳統關係，他們在內政方面也是保守派，不主張改革的；而開化黨呢，在內政方面主張改革，在外交上主張聯結美日，但是在政治上也沒有完全占到上峰。朝鮮內部的政策上的爭論，跟外交上親日還是傾向大清的外交政策是連在一起的。改革派同時也是親日派，保守派同時也是親華派，如果這時候的大清也能算“華”的話。就是這樣的。
所以一方面日本帶不動大清和朝鮮，另一方面，日本如果深度干涉大清或者朝鮮，強迫它進行改革的話，還很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干涉，特別是俄國的干涉。像日本在朝鮮支持開化黨的活動，就引起了朝鮮王室和閔妃家族向俄羅斯帝國求援。同時日本在大清朝廷內部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的做法，也引起了比較保守的派別，提出大清應該依靠俄羅斯的保護，來抵抗英國和日本的干涉這種學說，也就是把內政和外交給攪在一起了。這種情況下，帶動它是很難的。
如果是聯合大清和朝鮮的路走不通，另外還有兩條路可以選擇：遠東的另外兩個強國就是大英帝國和俄羅斯。於是甲午戰爭後的日本現實主義外交分為三派。中日提攜派，這其實就是明治時期泛亞主義的一個自然延伸，但是在現實政治角度來講，這一招其實是最不明智的。另外一條呢，就是日俄協調論。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就是著名的伊藤博文。他的意思就是，歐洲國家是從海上來的，它關心的主要是貿易利益，也就是說，它對東亞大陸沒有實質性干涉的欲望，它只想做點生意賺點錢就行了，你如果把希望放在這些商人的身上是不靠譜的，他們賺了錢就走人，他們不會做長久的干涉。但是俄羅斯是陸上的國家，而且俄羅斯是半個亞洲國家，他在亞洲的活動是扎扎實實的，他在亞洲要佔領領土，要做長期經營，所以日本在亞洲大陸的真正對手不是大英帝國或者是歐洲國家，而是俄羅斯。而日本的實際國力跟俄羅斯來說還是不相稱的。日本雖然打了大仗，但是俄羅斯是大國，日本是小國，所以日本還是要和俄羅斯搞好關係。搞好關係的重要之處就是在於，要瓜分利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伊藤博文就提出滿韓互換論，也就是說是，日俄兩國友好，分勢力範圍：把大陸方面，鴨綠江以北的滿洲交給俄國；但是俄國方面要承認，朝鮮歸日本。雙方劃分勢力範圍，這樣就不起衝突了，日本不要去得罪俄國。
這條路線的主要障礙不在日本方面，而在俄羅斯方面。因為俄羅斯跟大清一樣，它對十九世紀末期的日本是非常低估的。而且他也有種族主義傾向，在他看來，黃種人都是不行的，我畢竟是白種人，日本人也是黃種人，又是小國，連大清這樣的大國對俄羅斯都是奴顏婢膝的，日本一個小國算什麽。他的意思就是說，儘管你願意把滿洲讓出來，我還不能滿足，滿洲是俄國的，這一點是沒問題的，但是你根本沒有資格提這一點，因為我完全有能力把滿洲拿下來，用不著日本人幫忙，但是朝鮮要由俄國和日本共管。也就是說是，我的本來就是我的，你不用再管；你的也是我的，我跟你共管。俄國人採取這種外交是有悠久傳統的，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實際上，日俄利益交換論是日本一頭熱的做法，日本人拼命的想要跟俄羅斯達成協議，但是俄羅斯對他愛理不理，不把他放在眼裡。如果當時在義和團事件以前，俄羅斯肯稍作讓步，給日本人一點面子的話，說不定日本會變成俄羅斯的盟國也未可知。
第三條道路就是山縣有朋和桂太郎提出的英日提攜論。他的理由是，英國是海上國家，日本也是海上國家，天然相似。大英帝國是全世界的霸主，日本人如果搭上了大英帝國的順風車，這對日本是大有好處的。第三條道路之所以能夠行得通，一方面是因為英國政府的政策是一個代理人政策，英國確實是像伊藤博文說的那樣，他對佔有領土不是很感興趣，因為佔有領土意味著它必須支付大量的行政費用。對於大英帝國來說，最理想的狀態，不是說搞大片的殖民地，派自己的軍隊去佔領它，因為那樣的費用是很高的。對他來說，最理想的辦法就是，全世界都搞自由貿易，然後大英帝國不佔有大陸上的領土，而是在各個大陸上面都佔有相當於是香港這樣的港口，通過這樣的港口對內部，對各大陸搞自由貿易，同時大陸上的各個政權願意聽大英帝國的話，乖乖的當大英帝國的代理人，通過這些代理人政權，各地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支付行政費用，英國人一個錢也不用花，只要這些國家願意跟英國搞好關係，英國是不希望佔領他太多領土的。你想，英國人佔領了香港以後，他有沒有想去繼續佔領廣東呢？他沒有這種想法。這樣做對他是倒找錢吃虧的事情，有香港做貿易，他能夠賺錢就行了。廣東的行政管理費用，讓大清去管就行了。關鍵是大清要有一個友好的政權，這個友好政權要懂得怎樣維護自由貿易和私有財產，大家做好生意，讓大英帝國能夠賺錢，我其實是不貪你領土的。
大英帝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極力扶持李鴻章，其實主要就是這個原因。他並不真的想佔領大陸領土，他希望大清建立對英國友好的政權。後來在大清和日本爭奪朝鮮的時候，大英帝國長期支持李鴻章，原因也就是在於這一點，他覺得李鴻章是東亞搞改革開放的一個樣板人物，把他扶起來是有好處的。有李鴻章佔領了朝鮮，俄國人就進不了朝鮮。因為俄國人當時在朝鮮的巨文島，俄國是最大的威脅。俄國在近東地區企圖爭奪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峽，威脅到英國在蘇伊士運河東地中海的勢力。在中亞方面，滅了布哈拉埃米爾國和浩罕汗國，逼近了印度的邊境，使印度的西北邊患嚴重的緊張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大博弈了，因為進攻西藏其實主要是為了防止俄國。在東線，日本進犯滿洲，覬覦旅順口，覬覦朝鮮南部的巨文島，企圖在遠東建立永久性的不凍港，這對大英帝國的遠東霸權是一個威脅。但是大清對大英帝國不是個威脅。大英帝國很希望大清建立一個緩衝國，像土耳其帝國一樣。英國人在克裡米亞戰爭的時候和1878年柏林會議的時候，極力支持土耳其，不是因為他喜歡穆斯林，而是因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恰好可以堵住俄羅斯南下到地中海這條道路。而大清在遠東的地位恰好也是一模一樣。把大清扶起來了，俄羅斯就進不了溫暖的海域，大英帝國的海上霸權就可以安全無虞，自由貿易搞好了。至於大陸上大清占多少土地，對英國人是無所謂的。
但是大清在甲午戰爭的時候太不爭氣，一下子被日本打垮了。而且尤其要命的是，李鴻章簽了一個致命的《中俄密約》，把旅順口賣給了俄國人，使俄國人的勢力一下控制了整個滿洲。這樣一來就等於使大英帝國原先的計畫完全打乱了。大英帝國支持北洋艦隊，就是想讓它占在旅順口和朝鮮，不讓俄國進這些地方。但是李鴻章為了報復日本，竟然自己動手把俄國人給請進了東三省。這對大英帝國是非常不高興的。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它需要另一個代理人，替它在遠東把俄國人打回去。但它又不高興自己來，它親自佔領太多的領土對它來說是不經濟的。大清已經不行了，還能靠誰呢？顯然，最合適的代理人就是日本。
於是雙方就出現了一個一拍即合的局面。日本一方面是在俄國方面碰了釘子，在朝鮮和大清方面號召不動，正想要找一個歐洲保護人和領路人，因為它畢竟是新晉的小國，對西方那套還不是很清楚，需要有人教他，各方面都需要有導師，而大英帝國畢竟是全世界的最大的霸權國家和領袖國家，所以英日同盟的簽訂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對於大英帝國來說，它等於是給自己找了一個土耳其式的遠東代理人，以後它就等於是把各方面的代理人分配好了：大英帝國掌握海權，統治全世界；土耳其作為它的近東代理人，堵住俄國南下；阿富汗王國作為它的中東代理人，隔斷俄國和印度之間的邊境；日本作為它的遠東代理人，把俄國在滿洲的勢力擋回去。這樣一來，它就實現了它自從無敵艦隊以來一向的目的，就是說絕對不容許歐亞大陸上出現過於強大的陸權國家，一定要讓大陸的各個陸權國家處在相互牽制的狀態，同時海上的權力由大英帝國獨霸。這是英國一貫以來的基本政策。日本符合它這個基本政策，於是就充當它的遠東代理人。這就是三次英日聯盟建立起來的真正背景。
英日聯盟的建成，對日本內部的憲法結構有巨大的影響。因為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是處在一個混沌未定的狀態，它以後走哪條路其實跟後發國家差不多，就是外交會直接影響內政。如果大清能夠扶植得起來，它走上泛亞主義的道路，那它等於是有可能搞成一個東亞共同體這樣的組織，把中日韓連起來對抗西方的；如果它走親俄的道路，那麼它就會走上一條歐亞主義的道路，也是變成一個大陸國家的聯盟來反對英國的海上勢力；走上英日同盟，那就是意味著東亞的國際協調體系正式建立了，日本作為是英國的代理人，它必須按照西歐國家的規範去塑造它內部的憲法結構，因此日本必須是一個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的國家，走海軍為中心的路線，在外交上採取追隨英國的政策，在遠東首先體現為以英日協調為基礎的國際協調。
英國人是很會利用日本的，這就是說他能夠以最小的成本實現他的目的。英日聯盟的實質是什麼呢？就是英國負責制定規範，而日本負責幹活，去出力維護這些規範。英日同盟簽訂以後，英國人很少在遠東用兵。在義和團之戰的時候，英國只派了為數極少的一點點英國軍官過來，這些軍官在威海衛停留了一下，招募了一些山東人，然後帶著這些山東人在大沽口登陸，然後他們說這些山東人就是參加國際維和部隊的英國軍隊了。實際上英國軍隊根本就不想打仗，他依靠的是日本軍隊。日本人是下了血本的，派了幾萬人，而且是全國最精銳的部隊；英國人派來的是象徵性的、禮儀性的部隊。但是日本人負責執行英國人的政策。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也是這樣。英國把海軍主力全部撤到北海去，負責監視德國人，把遠東空下來，然後組織一支英日聯合艦隊去清除德國的太平洋艦隊。名義上叫英日聯合艦隊，其實英國人連一艘大軍艦都沒有，全都是日本的軍艦。而日本人是把家裡面的打狗棒都拿出來了，全部主力都拿出來追殺德國人。
這個任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德國的海軍是僅次於英國的，而德國的太平洋艦隊比德國的地中海艦隊還要大。英法聯軍在地中海追剿德國地中海艦隊，結果沒有追上，那支艦隊一股腦開到君士坦丁堡去。而德國艦隊一到君士坦丁堡，立刻就引起君士坦丁堡內部的政變。本來土耳其帝國傳統上來講是親英反德的國家，但德國艦隊一開到的話，內部的權力傾向就改變了，親德派一下就占了上峰，於是土耳其倒向德國去，配合德國封鎖達達尼爾海峽。這件事情實際上最後就是送了沙皇的命。因為沙皇一旦被封鎖以後，俄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出口外貿都被卡在達達尼亞海峽，進不了地中海了。但是如果德國那兩艘軍艦就在地中海被皇家海軍殲滅了，那麼土耳其人會不會加入德國這一方是很難說的。因為土耳其或者像大清這樣比較落後的國家來說，沒有先進武器的國家，國內又有不止一個黨派在爭奪，這時候如果哪一方突然得到強有力的外援支援的話，那就是能夠馬上打破國內政治平衡。後來蔣介石在廣州能夠得到蘇聯武器，一下子就打破了北洋軍閥時代的權力平衡。本來以前孫中山北伐的時候是始終打不出廣州的，一旦得到蘇聯支持他就可以打出去了。這就是一個顯然的證據。本來恩維爾帕夏和傑瑪律帕夏這幾個人是相持不下的，德國艦隊一來，恩維爾帕夏立刻就占了上峰，改變了土耳其的權力平衡。可以說是，國體還沒有確定的後發國家，國內的政治平衡都是很脆弱的。朝鮮的開化黨和事大党之間的平衡，實際上也是由甲午戰爭打破的。
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的初期，它的權力平衡也是不穩定的。像最先掌權的，其實是伊藤博文那一派，如果在伊藤博文他那派還能掌權的時候，俄國人能夠適當配合他一下的話，那麼日本後來的發展路線就截然不同了。就是因為俄國人不配合，伊藤那一派走不通，外交上走不通，內政上也就很難走通，他也就跟著下臺了。在山縣有朋和桂太郎上臺以後，英日聯盟的步驟就一步步打開，最後等到英日聯盟締結以後，日本的基本道路就被鎖定了，他必須得在外交和內政上都要學著英國，跟著英國走，當英國的代理人。在日俄戰爭、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三個緊要關頭上，日本人在遠東發揮的主要作用就是充當英國的代理人。你也可以說是日本這個代理人當得相當老實，他有機會佔便宜的時候他都沒有利用。如果在辛亥革命的時候，他當時採取分割東北的措施的話，當時其實是沒有人能攔住他的，英國人也不一定會反對。但他對英國人主持的國際體系是異常忠實的，絕對不越雷池一步，而正因為這一點，所以英國人也相當信任他。
這一點對日本國內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最初在甲午戰爭以前，本來很有希望在中日兩國都獲得政權的泛亞主義者，在中日兩國同時都失敗了：梁啟超也好，孫中山也好，宋教仁也好，在大清這方面都是失敗者；在日本這方面呢，曽根俊虎也好，頭山滿也好，玄洋社也好，內田良平這些人也好，也都變成了失敗者。這時候就面臨著你是做現實主義者還是做理想主義者的問題。如果你說，東亞文化畢竟還是好，我要做一個理想主義者，你們雖然是講現實的，但我是要堅持我自己的理想，那你就很難做官了，因為你主張的政策跟內閣首相和大臣的政策不一致，那麼大臣是不會用你的。要麼你就改變你自己的立場，你去配合現實主義。所以就當時日本的國內氣氛來說，其實是，理想主義者在野，堅持泛亞主義的立場；而現實主義者在朝，實行親英的外交政策。
比較現實的人，像後來的首相桂太郎，就改變了立場。你去查桂太郎這個人的履歷，你就會發現他開始進入政壇的時候，跟曽根俊虎、內田良平、頭山滿他們那些人是一夥的，他們都是振亞社、興亞社那些組織的創始成員，他開始的時候也是主張泛亞主義的。但是在官方這一層面，泛亞主義的路線走不通。日本走向親英的路線的時候，他自己也改變了路線，不但改變路線，還做得非常積極，極力配合推動英日聯盟的締結，所以最後他的後半生變成了英日聯盟的積極支持者。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像曽根俊虎、宮崎滔天這些人，他們是堅持原則的，他們認為日本武士道就包括了只講道義、不講事功這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做不做官、發不發財不重要，堅持理想主義才是重要的。那就是說，至少在政府堅持英日聯盟這一段時間內，你這一派人就別想做官了。
他們在官場沒有辦法發展的結果，就是建立了民間的革命團體。民間的革命團體有兩重意義。用中國式的話來說，那就叫做什麼呢？內爭人權，外爭國權。在國內內政上要做什麼呢？就是要反對當權派。當權派的政策是，一方面在經濟發展上講，走官僚資本主義路線；另一方面，在外交上講，走親英和配合歐洲列強的路線。在他們看來，這兩者是不夠理想主義的。等於說是在外交上你跟英國人走，就是幫助強者欺負弱者。大家都是亞洲人，都是黃種人，而你卻幫著白種人，配合白種人，當白種人的代理人。這樣做雖然是有實際利益的，跟著大英帝國走有糖吃，自己搞泛亞主義那是沒糖吃的，但是這樣做是不高尚不光榮的。另一方面在國內，你採取的是幫助富有的資本家，把老百姓放在一邊的這個政策。在國際上你是幫著強者整弱者；在國內上呢，你是幫著有錢人整沒錢人。而天皇不是這麼說的，天皇是愛民如子的，是窮人的救星和大靠山，而你們跟著資本家走，這難道是天皇的本意嗎？這絕對不是的。這是天皇被奸臣蒙蔽了。我們這些真正的忠臣，絕不相信這是天皇的精神，我們完全理解天皇的精神跟人民是一體的，我們愛人民，愛天皇，就是不愛你們這些資本家。在國際上我們要打倒你們跟歐洲人合作壓迫黃種人的路線，在國內我們要打倒你們跟資本家配合，蒙蔽天皇，壓榨人民的這種反動路線。這就是泛亞主義者在明治後期和大正前期的基本路線，這是一條革命路線。
革命路線產生了早期的民權運動。民權運動有一個著名的組織就是玄洋社。大家對這個玄洋社改名以後的名字比較清楚，玄洋社改名以後改叫黑龍會。但是玄洋社開始產生的時候，它是自由民權運動的主力。自由民權運動在國內和國外這兩大領域採取實際上行不通、但是喊起來非常有誘惑力的理想主義的口號。民權運動在日本國內憲法結構上的主要作用就是，它最初發揮了有效的壓力集團的作用，把明治以後初期由派閥和華族壟斷的統治體系給打翻了，迫使開放內閣，局部的內閣進行讓步，局部的引入了一些議會政體的因素。照伊藤博文的說法就是，他對付這些民權派不斷搗亂的做法就是，只能藏身于袞龍之袖，希望天皇下詔，解散國會，這樣維持內閣本身。但是天皇解散國會又重新選舉，自由民權派仍然能夠得到相當大的選票，這些選票仍然能使他們在國會中間給政府不停的搗亂。最後的政策是進行讓步。這個讓步在各國議會政治初期都出現過，就是當權派讓步，容許政黨組織分享一部分權力。日本政黨政治開始形成，可以說是自由民權運動立了很大功勞的。
但是成功以後，他們就開始分化了。因為政權一旦開放，就意味著原先的反對派可以通過議會補選，你也有做官的希望了。有了做官的希望，就自然有人禁不住誘惑，當初我們搞民主運動是為什麼呢？不就是為了我們也能做官嗎？現在他們讓我們做官，我們還鬧什麼呢？我們直接被收買不是更好麼？於是自由民權運動也就自動的分化組合了。這個做法跟後來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差不多，等到社會黨人有資格組閣的時候，那我們還要不要社會主義呢？像米勒蘭這種人就說是，只要能當上內閣大臣，馬克思不馬克思的，那可以放一邊不管。比較極端的話，像列寧這些人就說，你們是修正主義者，工人階級的叛徒，打倒議會政治，該死的清談館。其實日本自由民權運動也是這樣的。比較現實主義那批人，等於說是，在經過體制改革以後，就被體制收買了，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而堅持不妥協的這部分，其中就包括玄洋社，他就覺得，議會鬥爭不足以實現我們的理想，我們要把暴力革命和議會鬥爭結合在一起，於是就漸漸走向了暴力革命甚至恐怖主義的路線。在歐洲，列寧他們這一派，最後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分道揚鑣，就是因為這一點。而玄洋社這個組織呢，它在日本政治的生態位當中，它跟其他的自由民權派組織的關係，也就恰好是共產黨人跟社會民主黨人的關係。社會民主黨人是可以收買的，進入體制；而共產黨人則是無法收買的，堅持在體制外鬧革命。
體制外鬧革命，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尋找革命的薄弱環節的問題。因為在日本國內的話，他們是沒法成功的。以前自由民權運動之所以能夠對政府形成有效壓力，是因為他們能夠通過大選在議會中贏得大量的席位，給伊藤博文這樣的大臣製造很大的麻煩。但自從伊藤博文採取開放政策的過程中間，讓自由民權派當中的現實主義者入閣以後，那就不一樣了。現實主義者一旦入了閣以後，剩下的理想主義者就變成極少數了。因為自由民權派的大部分議員自己有希望組閣以後，他們自己就跑去當大臣去了。你留在民間這些極少數的少數派就變成國會中的永久少數派，像現在的日本共產黨一樣，每一次國會選舉你都可以拿幾十個席位，但是政府才不在乎你幾十個席位呢，他已經把幾百個席位拿到手了，你願意當你的永久性反對派你就去當你的永久性反對派去吧，我們才不管你們呢。這樣他們就出現一個情況，如果你只搞議會鬥爭的話，那你就是萬年反對派，永遠沒希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自然會像列寧一樣得出結論說是，必須把議會鬥爭和暴力鬥爭結合起來。於是辦法就是暗殺。暗殺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本加入二戰，跟激進分子的暗殺很有關係。但這事不是二戰才開始的。玄洋社早在日俄戰爭以前就搞過暗殺活動，像日本當時的文部大臣就是死在他們手裡面的。他們殺文部大臣，就相當於教育部長，什麼原因呢？這個原因，我想現在的中國人很容易理解，就是說是，你用西方那些走歪路的邪惡文化來毒害日本的青少年，我們日本的國粹是這麼這麼樣的，你用西方那些教材來教育日本的青少年，那麼日本將來的青少年到底還是不是日本人呢？你這樣教育下去不是把他們都變成白種人的走狗嗎？我們這些理想主義者暫時失敗不要緊，但是我們是要爭取下一代的，你這樣腐化青少年，不殺你怎麼行呢。這是他們革命鬥爭的一部分，在國內搞暗殺。
同時在國外呢，他也要破壞日本的外交政策，重點就是破壞辛丑合約以後日本追隨英國、對大清和亞洲大陸維持條約體系的政策。他們採取的辦法就是，在大清和俄羅斯發動各種各樣的革命活動。他們的政策是解放全亞洲，也就是說是，中國人、朝鮮人和日本人都要團結起來，把壓迫者趕走。對於他們來說，俄國人是壓迫者，越過黑龍江入侵我們，我們要把他趕回黑龍江以北去。所以他們把玄洋社改名為黑龍會，這主要就是日俄戰爭前夜的刺激。當時日本和俄國發生衝突的主要動機是什麼呢？把俄國人趕出滿洲，這個是一個民間的重大口號，它既是日本革命黨人的口號，也是中國革命黨人的口號。同盟會當時還沒有成立，在東京的革命留學生當中，採取第一個行動是什麼呢？組織拒俄義勇軍，把俄國人趕出黑龍江。拒俄義勇軍背後的支持者是誰？玄洋社。拒俄符合誰的利益呢？首先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是反俄的主力，只有日本人才能夠真正把俄國人趕出黑龍江。
然後，大清和日本官方聯合起來，把拒俄義勇軍給解散了。表面上看起來可能難以理解，為什麼日本這個組織對俄國不利，現在還要解散這個組織？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個組織是日本內部的革命團體所主持的。它表面上講愛國主義，但這個愛國主義，矛頭是直指日本政府的。他們講愛國主義，就是說講泛亞洲主義，實際上就是說是，日本在朝的政府是歐洲人的奸細，沒有維護亞洲人的利益。我們到民間發展，維護亞洲人的利益，搞國際主義團結，就包括有推翻國內政府的企圖。所以日本人要先下手來鎮壓你。這個道理也就像是，國民黨要鎮壓共產黨組織的反日愛國運動一樣。不是說國民黨跟日本的關係很好，而是因為共產黨搞反日運動，其實就是想煽動民眾，說是國民黨不愛國。所以目的表面上是對付日本人，其實是對付國民黨的。玄洋社他們支持拒俄義勇軍也是這樣的，表面上針對俄國，其實是針對日本本國政府的。而大清要鎮壓這些東西，就是因為他們也看出來了，這些人是革命的胚芽，他們要把俄羅斯趕過黑龍江，也必然的要把大清趕到長城以北，這件事情是馬上就會發生的。因為大清和俄羅斯一樣，都是一個外來政權。你搞了這套泛亞主義，過不了多久就會發現，俄羅斯人和滿洲人、蒙古人同樣都是驅逐的對象。
泛亞主義者搞國際化經營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孫中山和他的朋友。孫中山搞的最初的起義，惠州起義，實際上就是內田良平和他的日本浪人在經營的。現在我們歷史教科書上只會說是早期的革命烈士做了些什麼什麼事情，把他們背後的日本人全都抹去。其實這一點非常危險而不公正。因為，坦率的說吧，就是早期革命黨當中最有實力、最有行動能力那一部分，恰好就是日本人。中國式士大夫有一個重大特點，就是說，會寫文章，不會打仗，也不會做事。他們的辦法就是，像魯迅很諷刺的描繪說是，徐錫麟被殺以後，革命志士做了些什麼呢？他們坐下來喝酒，撕烏賊魚下酒，慷慨激昂的說了一陣子，然後派日本浪人到中國去把徐錫麟的家屬給接出來。你不能夠問一句，他們喝了這麼多酒，說了這麼多話以後，他們怎麼自己不去接，讓日本人去幹什麼？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說，日本人的行動能力就是比他們要強一點。日本浪人在孫中山的革命中扮演的是最核心的角色，運送軍火是他們，運送消息是他們，最可靠的是他們。孫中山在他背後有一個宮崎滔天，這一點都不是偶然的。他們兩人都是振亞社的早期成員，也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沒有日本人經濟上的支持，來回的奔走跑腿，中國這些行動能力薄弱，而且天生就是相互猜忌的士大夫，不一定會團結起來。
不要說別的，孫中山的興中會和黃興的華興會就很難團結起來。他們之所以能夠團結起來成立中國同盟會，如果按照現在的歷史教科書的話，會把它描繪成跟井岡山會師一樣，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領袖朱總司令一起來到井岡山，你看了這些記錄以後，根本就想像不到世界上還有共產國際這個東西存在。你以為是共產黨專業撒謊，然後以為國民黨的歷史就是真的，其實國民黨一樣的。你看國民黨記載的那些歷史，就會發現孫中山和黃興這兩位高風亮節的革命領袖，在東京相遇以後，一見如故，在不到三個月時間內就變成了生死與共的好朋友，決定為了革命事業進一步發展，把革命事業團結起來，建立中國同盟會，在團結的過程中，有很多人不服孫中山作為革命先行者的領袖，黃興義薄雲天，高風亮節，迫使他的支持者讓步，儘管華興會在人數上佔優勢，還是把孫中山給捧起來當領袖了。你看了以後會覺得黃興很偉大，孫中山也偉大。
但是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孫中山是內田良平的朋友，黃興也是內田良平的朋友，宋教仁也是內田良平的朋友，他們三個人在彼此認識以前，都拿了內田良平的錢，分別在兩湖和廣東已經搞過多次起義了，但都失敗了。失敗以後，他們在大清混不下去，都跑到日本來。內田和黑龍會的人合計了一下，覺得革命勢力還是團結了才好，於是就做了很多牽線的工作，說服他們最好團結起來。在牽線的初期，他們誰也瞧不起誰，廣東人尤其是瞧不起兩湖地區的人，他們只認他們的廣東老鄉，但是最後之所以能夠達成協議，關鍵問題在於，錢是日本人出的。如果日本人不出錢的話，興中會和華興會雙方都要面臨著馬上混不下去的狼狽處境。所以到最後還是日本人說話算話，孫中山和黃興熱情擁抱以後，決定大家團結起來。日本人根據他們對封建主義的理解，就是說是，孫中山再怎麼說也是長輩，所以長輩的話，大家就認這個長輩當名義上的頭領了。但是你這個名義上的頭領，照封建主義的習慣來說，並不是說你什麼事情說了都算的，做事情還是由底下的封臣去做。這是日本人對他們團體的領導。這一點其實，同盟會成立以後從來就沒有做到。
然後你再看看同盟會組成的名單，妙處在於這個名單中間有一半是日本人。1905年同盟會創始人的名單，這個名單中間有一半是日本人。從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舉幾個名字：第一位，內田良平；第二位，宮崎滔天；第三位，曾根俊虎；第四位，頭山滿。剩下還有好多人，就不用說了。這些人在後來的歷史書上，他們的身份是三傑。如果有些歷史書在明治時代提到他們，那就是說他們是偉大的維新志士；如果在辛亥前後提到他們，他們是中國革命的老朋友；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提到他們，他們是萬惡的軍國主義者，侵略亞洲大陸的主要罪魁禍首，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孫中山就在這些人的保駕護航之下成立了同盟會。
接下來就是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的故事，我們都清楚，革命爆發的當時，孫中山還在美國。他是怎麼樣得到消息的呢？後來有很多說孫中山壞話的人，說孫中山在洗盤子，什麼什麼的，後來是在報紙上看到消息的。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孫中山可能是洗過盤子，也打過工幹這些事情，但是他不會說是愚蠢到非要到報紙上登出消息以後才得到這些消息的。因為有人負責給他通風報信。這兩個人的名字就叫做：頭山滿和內田良平。這兩個人都是日本的重量級人物，是他們兩個首先把辛亥革命爆發的消息通知孫中山的，也是他們給孫中山買好船票，送孫中山回國的。孫中山一開始回國下船的時候，是頭山和在中國的日本人到碼頭去接他的，當時武昌軍政府那批人和南京臨時參議院那批人還根本沒有把孫中山放在眼裡。首先接船的人是誰呢？是黑龍會的人。黑龍會到美國去通知孫中山，再把孫中山接回中國。然後再過了幾十天，孫中山才跟南京和武昌的革命黨人接上頭，然後接下來才當上了臨時政府的大總統。
然後你再研究一下臨時政府的那份名單，你就可以發現臨時政府是由三元結構組成的。第一張名單是內閣總長的名單。你發現這裡面也就只有陸軍總長孫文是革命黨方面的人，大部分內閣閣員是立憲派或者地方士紳的人，像浙江士紳湯壽潛這些人。可以說是在總長這一級別，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革命黨和立憲派的聯合政府。孫中山雖然是總統，但是內閣成員大部分是立憲派的人。
但是你再看次長那一級，你就會發現，所有的次長全都是同盟會的人。次長比部長重要，為什麼呢？因為部長往往是根本不到崗的，臨時政府就是想借用一下部長的名義，但是部長願不願意當這個官還很成問題。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地方上的大佬，地位已經很高了，他們願意出面到臨時政府當官，那是他們給臨時政府面子，就是說明，我們現在成立臨時政府，就好像說，黎元洪願意出任武昌軍政府都督，這就表明，湖北的士紳和上層人物願意支持革命；如果他們不出來當官，那就是一種麻煩了，說明革命軍只是一幫無名小輩，上層人士不支持革命軍，那麼革命政府能不能夠維持下去就很成問題了。所以黎元洪願意給你面子出來當這個都督是革命党佔便宜，而不是黎元洪佔便宜，黎元洪已經是上層人物了。他出來以後，革命軍就吃了定心丸，證明說是，士紳階級願意支持你。這裡面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士紳階級如果不支持你，你的軍費就沒有著落。所以這一點是尤其重要的事情。立憲派願不願意支持孫文是很成問題的事情，就算是願意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流於形式，他們往往是根本不到崗的。名義上他接受了總長這個職務，實際上他不一定到部辦事。部務是由次長主持的，次長是同盟會的人，他們才是真正負責的人。
還有第三級就是顧問。孫中山開出的這個南京政府的顧問，所有的顧問都是日本人，而且全是黑龍會會員，包括我們剛才提到的頭山和內田良平。這些人在南京臨時政府中間的地位，跟浪人在革命党中間的地位是一模一樣的。他們隱藏在幕後，替他真正的來回奔走，像內田、頭山這種人，替孫中山跑腿，替他準備二次革命，他們是孫中山真正最信任的人。週邊那些人，用現在的術語來說，是孫中山的統戰物件。這些日本人才是孫中山真正信任的人。
這時候，辛亥革命勝利，對於日本的泛亞主義者來說，差不多就像是十月革命勝利對於歐洲社會黨國際一樣。儘管他們的中心是在日本，但是日本這個堡壘很堅固，推翻日本政府是不容易的。雖然他們把首相也都刺殺過了，大臣也刺殺過了，炸彈也扔過了，各種亂七八糟的事情都已經幹完了，但是日本政府還是很穩固，沒有要馬上倒臺的樣子。但是大清，像沙皇一樣是很脆弱的，它的政府一下子倒臺了。我們雖然在日本本國沒有成功，但是我們的革命兄弟已經在南京成功了，無論如何這是革命勢力的一個重大成就。現在是大肆活動的時候了，現在就是爭取革命下一步成功的時候了。
辛亥年的外交活動，實際上就包含了兩層。一層是日本的現實主義者和既得利益者跟英國配合，盡可能的維持東亞的現成秩序。因為對於英國人來說，東亞主要是有兩個用處。第一個是國際貿易。英國是國際自由貿易的主要受益者，也是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主要維持者。他不希望爆發規模太大、太長期的戰亂，戰亂損害貿易，不符合英國的利益。英國希望遠東的形勢儘快平息下來，由大清當權還是由袁世凱當權還是由其他什麼人當權，英國人並不在乎。但是有一個條件，這個當權者必須是能夠維持條約體系，維持國際貿易，維護英國利益的，滿足這些條件就行了。但是孫中山是不符合這個條件的。有一點很簡單，就是他一個錢也沒有。他沒有辦法實現維護國際貿易的這個任務。袁世凱開始也不是一定能維持得住的，北京的公使團在革命初期觀望了很久，看看到底是誰能夠支持，誰不能夠支持。各省的將領各自表態通電發了很久，最後在英國公使朱爾典和袁世凱進行秘密談判以後，袁世凱放出風聲，談判已經有了結果以後，各省將領的態度馬上就改變了。段祺瑞那些人在袁世凱和朱爾典的聯合公報發表以前，還在通電說，他們要誓死效忠大清；通電發表以後，他們就立刻表態，要擁護袁世凱建立共和政體了。南方的革命政府原先是給你許諾，只要袁世凱願意倒戈，願意像對付黎元洪一樣擁戴他，但是袁世凱不為所動，直到他跟英國人談出了結果以後，他才正式表示，願意接受南方提供的總統職位。在這個過程中間，等於說是英國人和國際體系起了一個關鍵性的作用。
而日本呢，日本官方的外交家，是堅持要追隨英國的。因為日本在以前十年，因為追隨英國已經得到很大好處，日本從小國變成了大國，變成了東亞的領袖國家，他們認為以後仍然要繼續追隨英國，幫助英國維持遠東秩序，以前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跟著英國人走是有糖吃的。但是革命黨人不是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大清帝國就不應該存在。第一，日本在滿洲出了這麼多血，大清倒臺的時候，我們應該把滿洲割過來歸日本；第二，孫中山已經答應了，孫中山在南京缺錢的時候，已經跟日本人簽了合約，把滿洲賣給日本，讓日本人再替他籌款，這個是天作之合；第三，就是滿清皇室的內部的宗社黨也不高興接受共和政體，他們希望帶著皇帝回老家去，回到東北去，恢復大清在多爾袞入關以前的格局。你們漢族人不要我們了，行，我們回老家行不行，你們大明朝請我們進關以前我們就在關外，關外又不是大明的地方，我們回去還不行嗎，你們不要我們，我們回家去行不行。這是他們的邏輯。同時東北的將領，像張作霖這些人，在鎮壓了本地的革命黨以後，組織了東三省保安會，他們也表示，他們不肯接受南方人的統治，希望皇帝能夠回到熱河或者瀋陽。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的態度如果不夠堅定的話，很可能是大清這方面，無論是皇室也好還是南方勢力和北方勢力的力量，都會很高興讓大清沿著長城一分為二，南方革命党建立中華民國，而北方復辟大清帝國。這個大清帝國肯定要接受日本的保護的。日本人當時如果態度稍微冒進一下，東北在這個歷史關口就會落進日本人手裡面了。當時黑龍會是上躥下跳，內田良平、頭山滿這些人是上躥下跳，極端熱鬧的。像孫中山的部下，戴季陶這種人，是跟著他們到處在東北和其他地方亂跑的。你得注意革命党在東北本來沒有什麼太多勢力，孫中山的嫡系是廣東人，後來共進會那一批人是長江流域的人。他為什麼要去東北？主要是因為日本在東北有勢力，他們是替日本人跑腿的，想把東北分裂出來。
但是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中日雙方的革命志士在中國方面暫時成功，但是在日本方面失敗了。日本政府最後堅定的決定追隨英國。他們一旦跟袁世凱達成了協定，南方的革命黨就沒戲了。孫中山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他沒有錢。自從惠州起義以來，他有的錢還是日本黑龍會那些人給他籌的那些錢。按照孫中山自己的標準來說，這已經是很大一筆錢了。孫中山想撈到五十萬元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日本那些人，按照日本的標準來看，他們也是在野黨，也是窮鬼，政府才有大錢，資本家才有大錢，他們這些革命志士，按日本的標準來看是窮鬼。但是窮鬼比窮鬼也有更窮的，在中國革命黨人來看的話，黑龍會就是很有錢的了，同盟會如果得不到黑龍會，動不動五十萬五十萬的給錢，他簡直當場就要餓死了，就不要說是買武器來革命了。他們就是靠黑龍會分出來的那點零錢給自己續命的。但是日本人一旦跟列強達成協定，尤其是成立了以威爾遜總統所鼓吹的六國銀行家組成的銀行團以後，那就沒有辦法了。因為政府出面一帶的話，日本的大銀行家都決定要出這筆錢加入銀行團。這個銀行團不是簡單的事情，就因為這是日本的政治人物和資本家都決定用日本的外交資源和財政資源來支持袁世凱的政府。這個決定一出，孫中山就沒戲了。
二次革命等於說是他在絕望中的一個掙扎。可以說是，在它開始之前就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列強和國際資本主義都已經下定決心支援袁世凱了，他唯一的支持者還是內田良平這些老朋友。這些老朋友想盡辦法在日本，通過日本理想主義的募捐活動，苦哈哈的給他送去了幾萬塊錢。沒有這幾萬塊錢的話，他沒有辦法買到第三師，連津浦鐵路這場仗他都沒法打的。但是這一仗很快就失敗了。二次革命的失敗不僅是孫中山的失敗，它同時也意味著是內田良平和日本泛亞主義者的重大失敗。這次失敗不僅花光了他們的錢，而且也使他們在日本政府和輿論內部都變得很不得人心，變成了所謂的麻煩製造分子和搗亂分子，日本政府對他們實行嚴格監視和嚴格控制的政策，以至於1913年、1914年以後的十年，泛亞主義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動中間，進入了最低潮。
最低潮的一個重大表現就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日俄兩國甚至達成了和平協定，以瓜分東北勢力範圍為條件，規定北滿歸俄羅斯，而南滿歸日本。關鍵不在於說是這個和平協定具體內容是怎麼達成的，關鍵就在於這個和平協定的達成在日本國內輿論來看，就是英日同盟簽署以來，日本當局的進一步背叛，日本當局徹底背叛了解放全亞洲的夢想，不僅跟英國人達成協議，英國人還好，至少沒有直接壓迫亞洲人，跟俄羅斯人達成協議，那就是絕對是徹底的背叛了，因為俄羅斯人是直接佔領和壓迫亞洲人的土地。而可以說日本人的革命的初衷，黑龍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把俄國人趕出滿洲，而日本人卻主動跟俄國人簽署協定，把滿洲送給了俄國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最終極的、最傷心和最痛苦的背叛。但他們已經沒有辦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日本泛亞主義的最低潮。
而最低潮不是說它沒有民間力量。實際上日本在二戰以前，可以說是上層人士比較親西方，但是人數上不多；民間上反西方的勢力是很大的，但是主要是因為在政治上行不通，被壓住了。如果你在日本上層中去找，有很多資本家，特別是外交界人士和海軍界人士是強烈親西方的。反西方的人也有，但是暫時不占上風。但在民間那個層次，在野的那個層次，如果搞公民投票的話，那麼反西方的是大多數。如果當時日本實行普選制的話，泛亞主義在普選中獲勝是很有可能的。但是當時日本不是普選制，而是有產階級選舉制。在上層人物當中，泛亞主義的色彩就比較淡薄了。
這可以說是後發國家的一個常見現象。你在俄羅斯和土耳其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俄羅斯的貴族階級講法語，把自己當作歐洲人；而對農民和老百姓來說，他們痛恨歐洲人，覺得自己跟歐洲人不一樣。土耳其也是這樣的：上層的土耳其蘇丹也好，還是後來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好，還是凱末爾主義者也好，他們盡可能的想把土耳其變成一個歐洲國家；但是下層民眾呢，往往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覺得我們跟基督教徒總是合不來的。所以土耳其有一個很矛盾的現象：西方歐盟要它實行民主，但是實際上，土耳其最親歐的勢力在國內非常反對民主，他們支持軍事政變。因為一搞民主的話，國內的伊斯蘭勢力就要上升。搞民主，一人一票投票的話，伊斯蘭主義者很可能依靠窮人的支持，通過議會政治掌握政權。像所謂的土耳其繁榮党其實就是這些人。他們掌握了政權搞伊斯蘭化搞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土耳其軍隊就會出來發動政變，把這些民主的和伊斯蘭的勢力壓下去，重新恢復親西方的路線。土耳其在戰後不斷發生政變，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少數上層人物通過反民主的手段維持西方的價值觀，而下層的伊斯蘭分子通過民主的手段顛覆西方的價值觀。而恰恰西方就是支持民主的，所以這個矛盾是沒法解開的。俄羅斯的情況其實跟日本的情況非常相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也是這樣的。黑龍會這批人提倡的國粹主義、亞洲主義在民間是很有市場的，但是在上層人物中間是提不上檯面的。比較現實主義的人都知道，當今世界還是歐洲人的天下，搞反歐洲是沒有前途的，一定要壓住，讓這些人上臺，那就等於是讓義和團上臺，對日本的國家利益有極大的危害。但是這些人在民間活動的話，可以說是老百姓還反倒是比較支援他們。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國內的泛亞主義就處在這種情況下。上層人士對他們越來越深惡痛絕，盡力的壓住他們，但在民間他們還能夠混得下去。而這個時候，他們自己處境都已經這麼難堪了，孫中山的處境當然是更難堪的了。孫中山到二次革命以後，他就逃到日本去。逃到日本去，他的辦法還是到處遊說日本人，大講泛亞主義的好處，希望日本來支持他。但是支持者已經很少了，而且全都是民間人士。支持他的人自己在日本都是不受歡迎的人，而日本上層的政治家把他們當瘟疫一樣，基本上是閉門不理，怎麼說也不肯理他。他就是這樣的，在鬱鬱不得志的情況下，混過了從1913年到1923年這悲慘的十年。
如果你翻查記載中國革命史的著作，會認為這是中國革命失敗的十年。為什麼會失敗呢？就是因為日本的當權派跟袁世凱和段祺瑞達成了協定，他們決定支援北洋政府，首先有善後大借款，後來有西原借款，這些都是日本精英階級支持北洋政府的證據。但是日本精英階級不是無緣無故的支援北洋政府，他們是為了英國主持的國際秩序而支持北洋政府的。他們希望日本人做國際秩序的優等生，跟著英國走，通過合法途徑給日本人爭得地位，因此他們不希望採取反西方的革命手段。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日本國內的泛亞主義者在明治維新以前還是聲勢浩大，在這個時候卻處於革命低潮，變得很抬不起頭來。正是因為日本的泛亞主義抬不起頭來，而日本的泛亞主義者保護和贍養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黨人，也就跟著抬不起頭來了。孫中山在中國的失敗和北洋政府在中國的勝利本質上講，是日本現實主義者戰勝國內泛亞主義者的結果。而日本現實主義者和親西方派戰勝國內泛亞主義者實際上又是國際關係演變中間實力對比的體現。它反映了日本人認清了國際形勢，決定不走反歐洲路線的一個結果。
但是這個格局只有在大英帝國的霸權能夠維持的情況下才能維持。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大英帝國的霸權衰落了，它開始採取系統的撤出遠東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日本這兩國原有的國際體系和國內體系都開始動搖。在中國，你可以說是，晚清的政府，就是1905年以後晚清的維新政府和北洋政府，執行的都是維持國際體系的政策。在日本，英日同盟簽署以後，一直到九一八事變這段時間內，日本的政策也是執行的是國際協調主義。這兩者是相互配合的。段祺瑞和袁世凱能夠在中國當權，那就是幣原喜重郎和桂太郎能夠在日本當權的一個投影；而國民黨在中國的失勢，和頭山滿、犬養毅在日本的失勢是一個鏡像關係，是同一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但是英國人一旦撤出，雙方也就開始同時不老實了，也就覺得是革命的新的機會開始出現了。照日本主流歷史學家的記載，這個現象就是，大正民主後期國粹主義和泛亞主義的抬頭。這方面，一方面是因為從明治到大正，日本的議會政治有了進一步發展，也就是說是，明治時期，政府可以用強硬手段壓制反對派的這些活動，漸漸的在民主的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就不能實施了。
不能實施就產生了一種類似土耳其的現象。首先，民主是一個西方的價值觀，日本擴大民主，主要是為了配合西方、討好西方的措施，但是擴大民主的結果，恰好在民間為反西方勢力的抬頭創造了條件。土耳其如果不搞民主的話，可以說伊斯蘭勢力還出不來，青年土耳其党和凱末爾主義者可以通過專制手段把他們壓下去。俄羅斯如果不搞民主的話，布爾什維克也起不來，沙皇政府和斯托雷平政府也可以用專制手段把社會黨壓下去。但是一搞民主的話就沒辦法壓它，它自動就起來了。結果就是，你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矛盾，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底蘊不是基督教西方的文化底蘊，那它搞民主的結果很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民主，你還可以實行親西方的路線，依靠少數精英人物、上層人物搞小圈子的親西方路線；一搞民主，那麼民粹主義的反西方路線馬上就會抬頭。中國、俄羅斯、土耳其和日本全都是這樣。大正民主產生的一個附帶的效應，就是使本來已經被壓制下去的日本國粹主義者和泛亞主義者借助民主的程式重新抬頭。
而在中國這方面，國民黨的抬頭則是依靠它改換投機門庭的結果。孫中山開始跟蘇聯接洽，希望蘇聯給他日本所不能給的東西。我們得公平地說，孫中山開始是腳踏兩隻船的，他在日本碰了很多次壁以後，開始跟蘇聯談判。但在談判的初期，他是腳踏兩隻船的：一方面他跟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依靠蘇聯的支持，打回廣州，建立廣州革命政權；另一方面，他派李烈鈞這些人到日本繼續接洽。在他北上，一生中最後一次活動，到北京來參加西山會議這最後一次活動的途中，他從上海調頭東渡到長崎，在日本發表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重要演說，這就是他著名的神戶泛亞主義演說。在這一次演說中間，他最後一次向他在日本的朋友諄諄教導，無論西方多麼強大，他們歸根結底講的是強權即公理，王道政治是只有亞洲人才懂的，他最後一次希望日本朋友們支持他，不要忘記泛亞主義的理想。
但是這個演說基本上沒有發揮作用。不是說他的演講搞得不好，而是因為他在日本的朋友，這時候都處在在野的狀態下，沒有辦法幫助他。而他自己當時已經患了肝癌，所以說，他知道他自己的壽命不久了，他已經等不到他的日本朋友重新掌權的那一天了。在他能夠利用的最後這幾年或者幾個月的時間內，因為他不知道他還能活多久，但是可以肯定他活不了三年了，也許他三個月就死，也許他三年就死，但他能夠利用的也就是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在這個短時間內，能夠援助他的只有蘇聯人。所以儘管李烈鈞、張繼、胡漢民這些老黨員都反對他聯俄，他還是在一生中的最後關頭做出了聯俄的決定。
聯俄導致了國民黨內部權力結構的迅速改變。老一派的黨員李烈鈞、張繼、鄒魯這些人，隨著西山會議派，隨著廖仲愷案件後面的清洗，退出了國民黨的決策層。蔣介石和汪精衛這一批新派，也就是左派人士，趕走了胡漢民和許崇智，控制了廣州革命政權。他們依靠蘇聯的援助，趕走了吳佩孚，通過北伐，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和後來的國民黨政權。
但是他們剛剛建立南京政權，日本的政局又發生改變了。他們期待已久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就是犬養毅和昭和時代殘留下來的泛亞主義者終於成功的奪取了政權，在1932年。但是在1932年的時候，為時已經太晚了。這時候的國民黨已經不再是孫中山時代的國民黨，它的立場已經不再是跟著日本老大哥打倒歐洲人對東亞的霸權了，它的路線是跟蘇聯人聯合起來，把帝國主義趕出亞洲。它的路線仍然是反帝反西方的，但是保護人已經由日本變成了蘇聯。於是，改變立場的這個新國民黨的勢力，和他們在東洋的老朋友的勢力，就在滿洲發生了第一次嚴重的碰撞。碰撞的結果就是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以後，最初期，事情之所以沒有鬧大，就是因為雙方的老一輩，像胡漢民和犬養毅這種人，仍然還顧念著他們都是孫中山的朋友，還希望能夠用當年的老交情約束青年一代，能夠想辦法不要把中日兩國之間鬧到徹底撕破臉，因為雙方本來都是革命同志，好不容易雙方都同時掌握了政權，正是應該團結起來的時候，如果這時候鬧翻，太不值得了。但是年輕一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蔣介石在趕走胡漢民以後，肆無忌憚的，在1935年左右接見了共產國際的特使。這次接見的結果就是：蔣介石放走了紅軍，把紅軍放到西北去；同時，史達林同意支持蔣介石抗戰。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年輕一派，少壯派的革命志士根據北一輝的理論，直截了當的暗殺了犬養毅。
後來大家有一種誤解，就是認為三十年代被日本激進分子暗殺的政治家都是好人和溫和派，如果他們掌權的話，實際上日本不會走上戰爭的路線。這句話有一部分正確，一部分錯誤。首先，犬養毅這個人是比較老成持重，他不會像後來的日本人那樣魯莽。但是，他不是溫和派，他其實就是泛亞主義者的長老派，元老派。他跟後來發動戰爭的那些軍國主義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胡漢民跟蔣介石的關係。胡漢民是孫中山那一代的人，是老一代的人，他們是態度比較溫和，不願意把事做絕。蔣介石是年輕一輩的人，在孫中山跟日本打交道的時候，他們屁都不是，連週邊都算不上，所以根本就沒有見過世面，他們對日本沒有什麼特別感情。犬養毅也是這樣的，他們那一代老一輩的人對中國還有感情的，他們還記得他們當時很想團結中國反對西方的。但是青年一代，北一輝那些青年一代的人，就沒有這種感情了。北一輝實際上就是一個日本的蔣介石，他也是同盟會會員。我們得注意，三十年代的軍國主義者當中有好多都是同盟會會員，是1905年同盟會建立的時候為中國革命奔走的積極分子。曾根俊虎是同盟會會員，北一輝也是同盟會會員。曾根俊虎是不大純粹的，他一方面跟同盟會打交道，另一方面還加入了許多其他的組織；但是北一輝是非常純粹的，他是同盟會的創始會員，而且對同盟會一直是忠心耿耿的。他後來轉向撇開國民黨的泛亞主義路線，對中日兩國的失和是有非常重要的指標作用的。這個重要性很像是勝海舟他們那一代人在甲午戰爭前夜最後拋棄了大清，甚至轉向暴力征服大清的路線，是有非常類似的指標作用。
但是這種指標作用並不是簡單的一百八十度轉彎，它還含有更深的含義。實際上對北一輝這種人來說，他們轉向反華，實際上是他們原來泛亞主義者的另一種體現。征服中國是為了拯救中國。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泛亞主義的早期是希望中日兩國提攜，共同解放亞洲的，但是事實上證明中國人是扶不起的阿斗，沒有辦法，這種情況下只有日本人給你代勞了，幫助你，扶一扶，日本再不來扶的話，你就要完全被俄國人征服了。在他們看來，蔣介石是孫中山的叛徒，他背叛了泛亞主義者，把國民黨這個原來的革命戰友送到了蘇聯人頭上，結果把黑龍會原先企圖把俄國人趕出亞洲的整個戰略完全搞破了。如果聽任他們繼續搞下去的話，那麼整個亞洲都會變成蘇聯的天下。後來日本人搞滿洲國，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就是說在他們看來，只有滿洲國才是亞洲反共勢力的堡壘，國民政府已經完全被蘇聯間諜劫持了。如果讓國民政府胡鬧的話，整個亞洲大陸完全赤化是時間問題。只有日本人成立了滿洲國以後，他才能夠擋住共產主義南下的道路。
後來，二戰失敗以後，《大東亞戰爭全史》出版的時候，日本還有一種看法，各位現在可以去翻那本四卷本的《大東亞戰爭全史》，裡面就有這樣一句，大致的意思是：你們看，現在我們說的畢竟是對的吧，滿洲國倒臺以後，共產主義浪潮不僅吞沒了中國大陸，而且一直沖到印度支那，這難道不是證明我們當初建立滿洲國是完全正確的舉動麼？他的原話不是這個樣子的，因為我沒有辦法把原話逐字逐句記住，但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從這句話你就可以看出滿洲國成立的另外一面。滿洲國的成立，後來大東亞共榮圈這個理論的提出，從日本自身的思想脈絡來說，它不是一個戲劇性的轉移，它是從明治開始就一脈相乘的解放亞洲的這個理論的直接繼承。就日本人內部來說，這裡面沒有什麼矛盾之處。明治維新為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為了使亞洲和黃種人免遭歐洲人的奴役嗎？我們現在再不趕緊變法自強，歐洲人就會把我們全部征服了。那麽日本變法自強以後，應該怎麼辦呢？如果我們只講現實主義的話，我們就自己做一個黃皮膚的歐洲人，不管亞洲大陸就行了。但這樣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在亞洲大陸的黃皮膚兄弟還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已經有了成功經驗，為什麼不把日本的成功經驗傳遞給他們呢？只要你們也肯像我們一樣搞明治維新，你們也可以脫亞入歐的。但是你們不肯搞，你們自己這樣不爭氣，我們開始帶你們帶不動，最後我們自己替你來。這個邏輯是非常順理成章的。
按照中國方面的記載就會搞成一個非常破碎的局面，好像是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期統統變成好人了，在辛亥革命的時候，那是革命最忠實的朋友；突然到太平洋戰爭的時候，一下子就全變成壞人了。而且最初那些好人，一下子後來就會變成最壞的人。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實際上呢，日本人的現實主義者始終是主張傾向于英美的，如果按照中國的史綱的話，這些現實主義者在辛亥革命時期是壞人，因為他們現實主義的追隨朱爾典和大英帝國的結果就是，幫助北洋政府來鎮壓國民黨，這就是現實主義在二十年代的體現。在三十年代的體現就是什麼呢？現實主義體現就是配合英美，不要對中國發動戰爭。所以按照中國革命史的這種錯亂描述，你就會發現，同樣一批現實主義者，在二十年代跟著英國人走，鎮壓國民黨，他們就是壞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又跟著英美走，反對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他們一下又變成好人了。但是在日本的角度上來講，他們的立場始終沒有變。現實主義者就是支持最強的人，英美始終是最強的。現實主義者在二十年代的時候支持英美，因為英美當時是支持北洋政府維持遠東貿易體系的，所以當時英美是反革命的，所以他們自己也跟著英美一起反革命；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英美是反對日本過度擴張，反對日本追隨德國發動戰爭的，於是他們繼續追隨英美，這也使他們又好像站在政治正確的道路上。你以為他們的立場變了，其實他們的立場是一以貫之，沒有變的。是中國在前後這兩個階段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或者不如說是，北洋時期的中國和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是兩個敵對國家。對北洋政府好的，就是對國民政府壞的；對國民政府好的，就是對北洋政府壞的。表面上看起來是日本的戲劇性改變立場，實際上是前一個中國被後一個中國所取代了。日本還是同一個日本，日本的現實主義者還是英美的死黨，日本的理想主義者還是反英反美的死黨；但是前一個中國被後一個中國取代了，前一個中國和後一個中國立在一百八十度的對抗地位上。
把這個線索理清了，你才能夠真正理清中國革命史。因為中國革命史實際上是一個俄羅斯套娃一樣的結構，它由很多層不同的謊言所籠罩。第一層謊言就是，聯共（布）黨史搞的那套共產主義革命的謊言，你把這一層謊言揭掉以後，並不是謊言的結束，在這個謊言背後，還有一層國民黨編的謊言。有很多人在揭穿了共產主義的謊言，發現共產黨其實是共產國際派的一個顛覆勢力以後，然後他們就會變成中華民國的信徒，相信中華民國原先是存在的，只是被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顛覆了，本身是存在的。但是這也不對。因為中華民國只是這個俄羅斯套娃的第二層。
國民黨是什麼呢？國民黨跟日本泛亞主義者的關係，跟共產黨跟共產國際的關係是一模一樣的。如果你說是，共產國際是在蘇聯間諜的主持之下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廣州革命政權是由蘇聯顧問組織起來的話，你可以再去查查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然後你就會發現，同盟會是由日本人組織起來的，南京臨時政府也是由日本顧問操縱的。它們的性質跟廣州國民政府和延安的共產黨的性質是一模一樣的。要說誰是帶路黨，他們都是帶路黨。只不過日本這個帶路黨來得比較早一步，然後它在被共產國際的第二批帶路黨推翻以後，他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你們共產黨是顛覆勢力。像蔣介石到臺灣以後，他就義正詞嚴地說，共產黨是漢奸，你們帶著外國勢力來顛覆了我們偉大的中華民國。但是你仔細看一下蔣介石是怎麼來的，再看看孫中山是怎麼來的，你就可以很有理由地說，孫中山和蔣介石是第一批帶路黨，他們在日本泛亞主義者的領導之下，推翻了大清帝國和袁世凱、段祺瑞的中華民國，然後才有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直到這個國民政府被共產國際和共產黨的第二批帶路黨推翻了。
如果說有誰是真正的中國呢？那就很難說了。袁世凱和段祺瑞算是中國嗎？或者說是慈禧太后和攝政王算是中國嗎？這也不好說。比較正確的答案就是，其實還沒有中國。中國是一個有待于發明和建構的概念。以前，在中古時代，可以說是全世界都沒有民族國家這種概念，後來歐洲產生了民族國家，然後其他國家才慢慢的學習歐洲，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土耳其帝國、俄羅斯帝國、波斯帝國和大清帝國，它們是民族國家嗎？它們不是。它們需要解構以後重新建立新的民族國家。但它們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民族國家？那是說不清楚的，就有許多種不同的路線。日本人給它提供的這條路線是許多種路線中的一條，共產國際給它提供的路線也是許多種路線中的一條，同時還有另外許多種路線，這些路線在爭奪這些原材料，在這些原材料最終被塑造成型之前，其實是沒有中國的。
我們看到的近代史，不是中國的歷史，而是許多種企圖在中亞建立中國，建立各種各樣不同的中國，或者其他什麼共同體的歷史的一個路徑積分。所以你無論按照哪一派的觀點去寫歷史，寫出來的歷史都是充滿著殘缺和欺騙的。可以說，他們每一個人所製造的歷史，從本質上來講，都是神話。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符合他們理想的國家，但是這只是眾多可能存在的歷史路徑之一。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間，誰都沒有完全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個反復重建的過程，塑造了近代東亞的歷史。
後來日本左派有一種觀點就是說，日本人在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過程中起了破壞性的作用，因為他們阻止了國民黨建立現代中國的企圖。但是如果沒有日本的干涉的話，大清帝國是不會垮臺的，北洋政府也是不會垮臺的，國民黨所要建立起來的這個中華民國是根本不會存在的。而這也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俄羅斯帝國或者說是土耳其帝國，亞非拉的所有國家，它們建立近代國家共同體的過程，毫無例外的是在西方的刺激之下，由本土的極少數親西方的知識份子構想出來。在它建構的過程中間，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西方的或者是其他什麼外來的勢力，建立他們最初的勢力。到底哪一個算是真正正統的東西，這是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我們只能說是，現有的這幾種中國的革命史，其實呢，它們真正正確的稱呼就是，它們不是中國的革命史或者是中國人民的革命史，因為他們在進行革命的當時，既沒有什麼中國，也沒有中國人民，只有一個地理上的中國，沒有什麼政治上的中國，有一批東亞的居民，但是沒有中國，有一批東亞的居民，但是沒有東亞民族。國家和民族還處在建構的過程中間，不是有了中國然後再有了中國革命，而恰好相反，是中國革命發明和創造了中國。因為中國革命有好幾種，所以有幾種不同的中國的概念在爭奪同一個生態位。
這個背景才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的真相，所以由於這個過程現在還在進行中，還沒有搞完，所以故事的結局還沒有真正出現。中國很多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什麼呢？你在討論共同體內部的問題的時候，你沒有搞清楚，什麼是共同體內部的問題，什麼是共同體之間的問題，所以產生出了很多假問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像楊奎松他們許多人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能夠用民主的方式達成協議什麼什麼的，它們怎麼可能用民主的方式達成協議呢？它們本身就代表了不同的共同體，它們不像西方的各個政黨一樣，是同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勢力，他們要建立的那個中國，目前都還不存在，它們在爭奪這個建立中國的機會。在建立了共同體之後，才談得上共同體內部有什麼左派或者右派之間的區別。在這之前，它們等於是不同國家和不同路徑之間的區別，談不上有什麼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應該是怎樣的？那麼只有依靠鬥爭才能解決了。例如像孫中山想建立的那個共同體，他首先考慮的就是要滿洲和蒙古這樣的異己勢力排出去，然後跟日本和韓國團結起來。不經過這個過程，他所要設想的那個同質化的共同體不能建立。而毛澤東那種共同體呢，他必須把地主和資產階級排斥出去以後，才能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共同體，這樣一個共同體才算是新中國。這些共同體名字也許都叫中國，但它預定的成員和結構是截然不同的。在這些結構理清以前，根本談不上是內部的憲法結構或者是政策應該怎樣制定的問題。共同體塑造的問題必須先於這些過程來解決，然後他們所考慮的這些問題才能夠解決。
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國際政治的現象。從思想層面上來講，它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民族國家共同體，國民共同體的理想，在法國大革命產生以後，逐步的向東歐擴張，向拉美擴張，向全世界擴張這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不是遠東所特有的，同樣的過程瓦解了奧匈帝國，瓦解了奧斯曼帝國，瓦解了俄羅斯帝國，瓦解了在美洲的西班牙帝國，後來又瓦解了英法在亞非拉的殖民地，最後又瓦解了蘇聯帝國，這個過程仍然在進行中。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講，那就是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殖民主義在瓦解以後，三種新的秩序在爭奪空間。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殖民主義體系是以大英帝國為首，以維也納會議建立的國際體系為核心的一種體系，它在歐洲實行勢力均衡，在歐洲以外的地區實行殖民主義。可以說，晚清帝國和北洋政府是這個國際體系的產物。
這個國際體系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解體以後，出現了三種競爭勢力。一種是蘇聯的共產國際，要推翻原有的整個國際秩序，用共產主義這種全世界共產主義大聯盟來取而代之。第二種是美國威爾遜主義所提倡的解散殖民主義，所有各民族建立自由民主的民族國家，然後這些自由民主的民族國家再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建立集體安全體制，永遠的避免戰爭。這一種國際體系實際上是美國在國聯以後，在冷戰時期始終堅持的基本國際理想。第三種主義呢，就是日本人所提倡的那種泛亞主義。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孔子以後的遠東文明是一個整體，這個文明包括東亞的中國各王朝，包括東北亞的滿蒙各部族，包括朝鮮、越南與日本，它們是一個整體性的文明。而日本是這個文明最年輕、最有活力的成員。當這個文明走向衰落，即將被歐洲人征服和滅亡的時候，日本人做了最後一次絕望的努力，希望它們在日本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反對歐洲，但是由於蔣介石這種人的出賣以及共產國際的破壞，他們最終失敗了。以後的日本已經別無選擇了。戰後的日本已經不再有可能重振泛亞主義旗幟，他只有死心塌地的脫亞入歐，做一個黃皮膚的歐洲人，選擇的餘地從此不復存在。中國人認為，中國人粉碎了日本人的侵略，但是實際上，從日本的角度來看，他們粉碎了東亞各民族能夠跟歐洲人平起平坐的最後一次機會，以後這樣的機會再也不存在了。
從中國內部的角度來看，假定東亞是可以算作一體，那麼你就可以說是，明清這個天下國家的帝國體系在西方勢力的侵入之下，已經處在註定解體的過程中間。然後在秩序解體的過程中間，如何構建新秩序、構建新共同體的幾種路線，在二十世紀東亞的舞臺上進行了爭鬥。所謂的革命、反革命或者其他所有政治鬥爭，都要從這種秩序解體和秩序重建的路線鬥爭的格局之下，才能夠得到清楚的理解。否則你所得到的一切印象，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誰是對的，誰是錯的，得出來的一切印象，都是高度扭曲和功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