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近代史三講（二）答問部分
2015年10月31日上海講座
問：美國為何會放任新加坡這個華人政權建立？
答：美國不是放任新加坡建立，美國實際上是樂於看到新加坡獨立的。新加坡獨立是馬來西亞憲法危機得到解決的主要條件。因為李光耀本人是新加坡最狡猾的政治家，而他的狡猾跟華人社會的政治傳統是有關係的。可以說，伊斯蘭教的蘇丹和拉赫曼這樣的貴族，相對而言，在政治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是玩兒不過李光耀的。李光耀在馬來西亞最初成立的時候是實行的雙重政策：他表面上號召他的支持者支持阿卜杜勒·拉赫曼；但另一方面，他跟左派和勞工組織的勢力有聯繫，跟華人團體的勢力也有聯繫。一面他自己的政黨形式上支持阿卜杜勒·拉赫曼；一面通過新加坡加入了馬來西亞聯邦，使新加坡的華人人口加入以後，馬來西亞整個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在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的那個階段內，華人人口超過了50%；沒有新加坡，華人人口大概只有30%、40%，跟馬來人的人口大致相當。其他還有一些少數民族人口。有了新加坡這個巨大的華人都市以後，馬來西亞的人口結構就非常有利於華人了。
馬來人有理由擔心，在這種情況下，阿卜杜勒·拉赫曼這個人又是個比較漫不經心、熱衷於美酒和名馬、不大喜歡關心政治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李光耀很可能通過他狡猾的宮廷政治操縱術，把拉赫曼作為一個傀儡操縱起來，讓自己變成馬來西亞的實質統治者，然後逐步的把馬來西亞變成一個華人的國家。事實上，在新加坡獨立以後，他確實在新加坡做到了這些事情。新加坡在名義上仍然是一個馬來國家，它以馬來語為國語，而不是以英國或者漢語或法語為國語。但是實際上，李光耀所用的那些馬來人都是他的傀儡，他可以運用這些傀儡在幕後實際上讓他自己的集團當權。這一套政治權術，應該說對於長期精通權術的華人社會來說，是順理成章、毫不為難的；但是對於離部落組織不算太遠、性格上比較單純、不大懂得高級政治的馬來人來說，他們玩這些東西不太純熟。可以說馬來人搞政治是比較簡單粗暴的，他們不大老謀深算，不大懂得陰謀詭計，他們要麼就是直截了當的搞暴動，或者是搞一些簡單粗暴的限制措施。像李光耀這種狡猾的、表面上遵從你作為領袖、實際上在暗地裡把你抽空的手段，他們玩不來。所以，要求新加坡獨立，主要是馬來人的勢力。
而阿卜杜勒·拉赫曼這個人本來是盡量想自己懶洋洋的過好日子，對各方都沒有什麼遠見和長遠打算。他要求李光耀退出的主要邏輯是，希望他不要生事，因為這一方面，馬來亞的極端組織，有的說要逮捕李光耀，有的說要發動反華的暴動。因為拉赫曼是一個老派的貴族，他雖然有錢，但他沒有像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這樣的組織力量，真要發生暴動的話，他那點原始的警察部隊也沒有辦法控制，馬來亞的軍隊和警察部隊遠不如南越的吳庭艷。他只有防患於未然，向各方面討好，希望大家各自都不要搞暴亂。別人威脅他要搞暴亂，他沒有辦法，只有搞上層人物的內部和諧，他勸李光耀，為了避免出事兒，你就暫時先退出一下。李光耀看到形勢不容許，就同意退出了。實際上在退出以前，有理由認為李光耀並不希望新加坡獨立，他希望在馬來西亞這個共同體當中，為自己贏得實質上的操縱者的地位。他大概並不想要取代拉赫曼，因為拉赫曼是一個很容易操縱的人。但他沒有意識到馬來民族主義力量。尤其是他後來看清楚了蘇聯、美國在共產主義勢力滲透和反滲透的鬥爭中間，你必須選邊站的事實。所以他在新加坡獨立以後，認清了自己必須選邊站的事實，所以就選擇了跟馬來西亞和解，而把新加坡變成越南戰爭中的美國大後方。
可以說後來新加坡的成就，歸根結底是由於這個政治決定造成的。新加坡本身的經濟政策其實並不重要，我們不要以為他搞資本主義就一定能夠搞好。吳庭艷難道不是搞資本主義麼？在1965年前後，南越的經濟發展是東南亞各國中最好的，如果你在六十年代去考察東亞各國的話，你會認為南越比起南朝鮮來說是更加富裕的。但是最後南越完全共產化了，而韓國卻存留下來。這裡面的主要因素是國際政治。李光耀之所以能夠把新加坡幸存下來，歸根結底是他在新加坡獨立以後，把新加坡變成了美國軍隊的基地，使美國人足夠的信任他。同時作為配合美國反共措施的一部分，他儘管自己是華人出身，在國內卻採取了非常嚴厲的反華措施。他解散了南洋大學堂，禁止了華語教育，把新加坡的華人居民後裔變成了一批只會講英語而不會講漢語的角色。在做了這些相當於獻投名狀的做法以後，新加坡才能夠在東南亞的穆斯林海洋中幸存下來，才能夠心安理得、很受信任的充當英美勢力在冷戰前線的一個橋頭堡。
如果不這麼做的話是很危險的。因為就東南亞在冷戰時期的經驗來說的話，像南洋大學堂這樣的漢語教育，很容易首先產生出國民黨那樣的民族主義勢力，然後民族主義勢力又很容易從內部產生出親共勢力，因為共產黨最適合滲透的組織就是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勢力。他也可以合乎邏輯的說，國民黨那一套比較溫和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革命路線不可能真正解放中華民族；只有更加激烈的共產主義、列寧主義強有力的動員力量才能夠解放中華民族。證據就擺在你們眼前，國民黨已經滾到台灣去了，而毛澤東在大陸的動員措施雖然餓死幾千萬人，但是難道不是說已經建立了一套重工業體系，使人民解放軍可以在朝鮮和越南作戰了嗎？使抗日戰爭那種狼狽的局面不再出現了嗎？這個論據是非常有力的。
坦白的說，如果你是華人社會的成員，而你非要一個強大的大中華不可的話，從邏輯上來講，你是非要共產主義不可的。確實是只有共產主義的有力的組織機器和無情的剝奪政策才能夠集結到足夠的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建立一個軍事化國家。這一點其實也是適用於俄羅斯的。俄羅斯如果沒有列寧和斯大林，那麼它會跟土耳其差不多。因為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者執行的是跟國民黨差不多的路線，也就是說，照共產黨的說法，它是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路線，它是反西方反殖民主義的，要求土耳其獨立的；但是它沒有辦法像蘇聯那樣徹底的動員全社會的財富來搞工業建設，因此土耳其直到現在，發展幾十年以後，它仍然沒有一個像樣的重工業體系。土耳其之所以還能夠混得下去，主要是依靠美國和西方國家給它供應軍火，替它訓練軍隊。如果沒有西方國家對它的庇護的話，那它的軍隊不會比國民黨在抗戰時期強多少。
如果俄羅斯或者是中國也走了這條路線的話，那麼它不可能變成一個強大的軍事國家。沒有列寧和斯大林的蘇聯，無論是在沙皇的統治下，在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統治下，還是在像克倫斯基那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統治之下，它都不會是一個強有力的軍事國家。這個國家如果真的跟德國發生衝突的話，仍然會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它頂不住德國。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殘酷措施的話，無論是在北洋軍閥時代，還是在國民黨時代那樣，它也不可能承受得起打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那種消耗。
我們要明白，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這種東西。民主小清新可以說，我既要一個強大的中國，又要中國人民享受自由、民主和富裕的成果。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午餐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那種巨大的消耗是從哪兒來的？就是從四川、湖南和河南那些餓死的農民身上榨出來的。不從他們身上榨錢，這些軍隊不會有。能夠打敗希特勒那些強大的蘇聯軍隊從哪兒來的？就是從烏克蘭那些餓死的無數冤魂身上榨出來的。沙皇之所以打不了德國，就是因為他沒有力量從他的臣民中間榨出那筆錢來。而共產黨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它能夠榨得出這筆錢來。當然，榨出錢來這件事情是一個預支性的東西，它的社會在以後必然會付出慘重代價；但是至少在幾十年的短時期內，要搞軍事化，這是最有效的手段。這一點，共產黨是沒有說錯的。
如果在冷戰的關鍵時刻，華人社會接受了類似國民黨那種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路線，那麼他們早晚會發現，下一步，要實現他們的目標，他們必須得走向共產主義，而且這個邏輯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都是無懈可擊的。後來的發展也確實是這樣。越南國民黨也好，加里曼丹的革命聯盟也好，馬來西亞的老同盟會也好，最後它們的歸屬都是走向共產主義。要麼走向共產主義，要麼走向殖民主義，兩者之間沒有中間道路。可以說是在共產主義深度介入東亞和東南亞以後，你要麼就是跟著西方帝國主義走，要麼你就跟著共產國際走。想既反西方又反共，建立一種既自由民主又強大的國家，這是一個夢想，是一個不考慮現實資源的夢想。
而李光耀的特點就是，他斷然堅定的選擇了當殖民主義的走狗。他不但在政治上講去中國化，而且在文化上講，把他本人和他的臣民都變成了講英語的居民。這樣的居民將來的認同是很成問題的。我知道有很多大陸人一廂情願的把馬華和新加坡的華人當成是自己人，但是，他們絕對沒有把你當作自己人。在他們的社會當中，講英語和講華語就意味著階級和認同的差別。你如果是不講英語而講華語，已經注定了你的下等人的身份。謝謝。
問：能否預測一下台灣的政治發展？
答：現在已經用不著預測了，因為國民黨已經基本完蛋了。它的問題不是一個政黨的完蛋，如果一個政黨暫時完蛋了，下次選舉或N次選舉以後，因為執政黨總會犯錯誤的，執政黨再好，執政了一段時間以後，選民也會對它感到不耐煩，早晚會想到要換政黨的。但是，國民黨問題不是它政策上的問題，而是一個族群的問題，也就是說，產生國民黨的那個社會和產生馬來人民解放軍那個社會一樣，已經處在瀕臨消亡的邊緣了。
將來的台灣仍然會有兩黨政治，但是我估計台灣未來的兩黨政治將會在民進黨和現在所謂的第三勢力之間。民進黨將會變成一種審慎性的台灣本土派，也就是說它實際上是講台獨的，但是出於外交上配合中美外交博弈的需要，它會用一套外交語言把它的政策謹慎的包裝成為中美兩個大國都能接受的形式，以便讓自己充當戰爭的前線。這樣做，即使爆發衝突，責任也不在它，能夠讓美國人滿意，但是實際上還是獨立。另外一派，則肯定就是由太陽花學運產生出來，目前稱之為第三勢力的這些新政黨。這些新政黨現在大概只佔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選票，但是隨著產生國民黨的那個社會的衰弱，而民進黨一黨獨大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不滿民進黨的選民不大可能回到沒有希望的國民黨的身邊，而更有可能去支持這些第三勢力。最後，台灣的政黨結構會由藍綠兩黨的鬥爭，變成淺綠政黨和深綠政黨的鬥爭。審慎性的淺綠政黨比較照顧國際形象和長遠的外交禮儀；激進型、草根型的深綠政黨則什麼都不在乎，只在乎選票。這兩個政黨將會逐漸擠佔現在的兩大黨派的生態位。民進黨過去是激進派的力量，在將來就是保守派的力量。比它更加激進的草根深綠力量產生出來，充當新的在野黨和反對黨。而國民黨將會一去不復返。
問：大陸會怎麼反應？
答：大陸沒有別的反應，如果按照現在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進行下去，他們只能眼睜睜的看到他們在台灣的機會一點一點的消失，一點一點的被宰割掉，十年以後會比現在更糟，二十年以後會比十年以後更糟。它要逆轉這個趨勢，就必須在短期打一仗。這一仗可能在短期勝利，但是用不了幾年就會使中國本身也整個垮台，把自己也賠上去。這就是一個難以解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因為台灣對於中國本身的政治合法性來說，不是一個利益的問題，而是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神話的關鍵所在。中國存在本身就是依靠神話來維持，而這個神話的突破口就在台灣。如果台灣獨立了，無論是國民黨的大中華主義的神話，還是共產黨的共產主義解放中華民族的神話，都要在剎那間崩潰。這個後果是異常嚴重的。但是它如果敢於冒險去在台灣進行一場必然失敗的戰爭，它的下場又會更慘。無論如何，這個代價必須付出。如果你真要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就是說是，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你怎樣得來的東西，最終你早晚會為此付出代價的。
問：共同體的產生和路徑的選擇有沒有內生性和主體性因素的影響？
答：共同體是在西方勢力入侵的過程中間逐步形成的。在形成之前，你沒法準確的判斷哪一個共同體會形成，哪一共同體不會形成。你要是在1850年判斷的話，你真的沒法判斷捷克和羅馬尼亞這兩個國家會形成。在中世紀，有摩拉維亞這樣的地方，有波西米亞這樣的地方，有瓦拉幾亞公國，有特蘭西瓦尼亞公國，還有摩爾達維亞公國。這樣的公國遍布了整個歐洲。它們也許像布列塔尼公國和諾曼底公國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漩渦中間，它們曾經是政治組織，有形成共同體的潛質，但是最終被歷史遺忘；但是也有可能，出於巧妙的機緣和巧妙的操縱，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冒出頭來，成立了羅馬尼亞王國和捷克共和國，這些都是依靠機緣。
在它還處在非常幼弱的階段，搞不清楚的時候，認同是很模糊的。十九世紀末期的斯洛伐克人，他到底是斯拉夫人還是匈牙利人，他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你讓他多受了一點斯拉夫的教育，他也許就會認為自己是斯拉夫人；多受一點匈牙利教育，也許會認為自己是匈牙利人。但是關鍵還是國際條約的規定。如果國際聯盟決定捷克應該獨立的話，那麼即使波西米亞人和摩拉維亞人原先沒有明確的民族意識，但是將來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以後，他們是很可能產生出民族意識的。如果國際會議決定瓦拉幾亞公國和摩爾達維亞公國合併，那他們也可能為自己發明一段歷史，宣佈他們是羅馬尼亞人，是古代羅馬帝國的後代，儘管這段歷史沒有一點可靠的地方，百分之百屬於胡說八道，但是假的東西也完全可以變成真的。政治上能不能夠站得住腳，和它實際上是真是假關係並不是很大。一切民族本質上都是神話。
你要說我剛才舉的這些例子，這些民族一定會存在嗎？不一定吧。如果國際條約簽署的過程中間，英國和法國的外交家稍微打一點呵欠，或者說本國民族主義團體的院外活動集團更能幹一點或者是更愚蠢一點，後來的發展情況就會完全不同吧。遠東的形勢是已經寫定了嗎？顯然不一點啊。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它到底是走英國路線、俄國路線，還是走解放亞洲的路線？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當時各種國際和國內政治力量的平衡，稍微差一點，例如，射向犬養毅首相那顆子彈如果偏了一點，讓他多活幾年，結果就會不一樣的。九一八事變並不是必然會發生的。犬養毅如果多活幾年的話，日本不一定會走向退出國聯以後，跟西方國家相對抗的道路。
這些事情都是在敏感的關鍵時期，都取決於極其偶然的現象。但是路走的久了以後，哪怕是將錯你就只能就錯了。就好像說是，一個小孩在十八歲剛剛進入社會的時候，他確實有很多種可能的路線，如果我對一個十八歲的小孩，天天遊說他，啊，你學醫非常好，我帶你去當醫生吧，他哪怕是開始對醫學不太感興趣，但是我如果帶著他去當醫生，讓他在醫院連續工作五年以後，他很可能一輩子做醫生了。但是如果我在這五年之內，我帶著他去當建築師，天天去建築公司實習的話，他很可能一輩子就做建築師了。這些事情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在他四十歲的時候，已經當了二十年醫生以後，命令他，你以後不要再學醫了，以後再去當建築師，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民族和共同體也就是這個樣子的。你在現在這個時代想，愛沙尼亞原來存在嗎？它不存在。它只是封建中世紀的一個公國，夾在德國和俄國之間，它受俄國沙皇的保護，並沒有明顯的獨立慾望。但是蘇聯共產主義成立以後，它由於恐懼共產主義的緣故，不敢留在蘇聯當中，宣佈獨立。一旦獨立以後，它就產生了自己的民族意識。等到斯大林和紅軍再一次戰勝它的時候，它就覺得是恥辱了。請注意，當俄國彼得大帝第一次來，把他們從瑞典人的手中划到俄國沙皇手中的時候，這只是沙皇和瑞典國王的事情，當地居民一點也不在乎是瑞典國王當權還是俄國沙皇當權，他們沒有民族意識。但是等到他們在一戰以後宣佈獨立，斯大林的紅軍再來的時候，他們就有民族意識了。他們逃進森林打游擊，誓死不願意接受蘇聯的統治，在被蘇聯鎮壓了幾十年以後，被俄語的公立教育洗腦洗了幾十年以後，還是第一個從蘇聯帝國中間衝出來了。這就是一個路徑的問題。
二、三十年代的日本走哪條路線還是不確定的事情。但是經過戰後連續幾十年，它已經走到同一條路線以後，你就很難指望它再改變路線了。你要是說在1935年，台灣會走到什麼路線，還不好說，因為這時候的台灣跟大清帝國末年的台灣還不是差別很大，大多數人民仍然在地主和士紳的統治之下，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他們不在乎是天皇統治他們還是大清皇帝統治他們，只要自己的負擔夠輕、日子過得好就足夠了。然後經過日本人在三、四十年代的公立學校教育，等到二戰時期的台灣青年已經是，可以說是二十歲到三十五歲的適齡青年總共只有六十三萬，有六十萬人搶著去報名參加日軍。日本人只在日本本土徵兵，台灣人和朝鮮人當不當兵是自願的。但是全體台灣青年踴躍參軍，唯恐日本軍隊不接受他。日本人只徵兵兩萬三，六十三萬台灣適齡青年中有六十萬搶著報名。不被日本軍隊接受的那一部分人感到很傷心，就像是高考失利一樣，覺得自己是很丟人的事情。到了這一步，你要再輓回已經很困難了。如果倒退二十年，那是可能的。再前進二十年，就不可能了。像馬來民族吧，在拉赫曼統治時期，他們還只是居民，但在經過馬哈蒂爾經營二十年以後，你要再想讓他們倒回去，恐怕就已經不可能了。或者說即使可能的話，也需要有粉碎整個社會結構的重大打擊，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問：我認為本土的、內生的東西對共同體的形成還是有很大作用的。比如，日本本土的文化在日本共同體的形成中，就應該起到了很大作用。
答：共同體的認知主要是一個邊界認知，跟你實際上的文化是什麼樣的，關係不算很大。最主要的東西是，讓它充當符號，充當凝聚的符號和分離的符號。實際上的差別是不是很大，那是很難說的事情。你要說是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差別很大，那它跟穆斯林的文化相比，哪一個的差別更大？你去問孫中山、章太炎這批人，問他一句，是中亞的穆斯林跟上海人的關係近呢，還是韓國人、日本人跟上海人的關係近？他們十個人中間會有九個人回答說：日本人、韓國人和江蘇人都是華夏文明和孔子的子孫，而穆斯林和西藏喇嘛則不是的，我們跟日本人關係近，跟滿人、蒙古人的關係更疏。如果你現在再問，得到的答案可能不一樣。會有很多人說是，我跟穆斯林的關係和西藏的關係更近，而跟日本的關係比較疏。到底哪一個更親哪一個更疏？這主要是一個政治選擇的問題。
像波西米亞那些人，他們的上層人士都是講德語的，你也可以說是波西米亞語只是像高地德語、低地德語那樣的一種方言，反正上層人物都說普通話，只有下層人才說方言。只要他們願意選擇跟德國人在一起的話，他完全可以把波西米亞語作為方言而存在的。促使波西米亞建立德國民族的因素是什麼呢？第一，他是天主教的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對普魯士人始終懷有嫉妒之心；第二呢，波西米亞是奧匈帝國的主要工業區，而奧地利和匈牙利都是農業區，利益結構要求波西米亞人跟奧匈帝國的其他部分有所區別，要不然他們作為發達地區是吃虧的。這兩個基本盤決定了他們必須為自己發明一個民族標誌，然後他們就會發明出，我們跟斯拉夫祖先有一定的關係，其實血統這個東西是說不清的，然後根據這個標誌重新構建自己的民族。
只要，第一要有利益上的需要，第二要有國際政治上面的有利的和現實可能的前景，這兩點建立了以後，然後你構建民族那是不患無詞，不患沒有標誌的。像中華民族這樣的東西，它內部的異質性相差之大，是人類社會中極其少有的，即使奧斯曼帝國也是非常少有，很少有像這樣相差如此之大的居民能夠自身是同一個民族的。為什麼呢？因為這是國際條約的需要和政治上的需要。你如果真想把它拆散的話，那不愁找不出理由。
你如果真要把日本東部和西部拆散，那也是不愁沒有理由。日本東部和西部一向是相互瞧不起的，江戶人絕對瞧不起京都人的，他們吃飯的口味都不一樣，京都人一定喜歡吃淡的，江戶人的口味要濃的多，江戶人自以為豪俠奢侈，瞧不起京都人的儉省吝嗇。你如果非要把他們分離開來，那你完全可以說是，以公卿文化為核心的京都文化是代表著一種高雅的精緻的貴族文化，他們像哈布斯堡的奧地利一樣，有一條特殊的路線，跟關東武士和商人建立的政權不一樣。關東武士和商人和工業家的政權，有點像新教的普魯士，他們不大重視藝術，而比較重視武力和資本主義，性格上跟南方人和西方人不一樣，儘管他們原先都是德國人一脈相傳出來的，但是還是應該像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一樣建立兩個民族。難道這個理論建立不起來嗎？你只要有足夠的時間，不難蒐集出足夠的證據，證明京都核心和江戶核心是類似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個不同核心，應該建立兩個民族。
但是這些事情為什麼沒有這樣發生呢？因為國際政治不是往這方面走的。普魯士和奧地利最終的分離，骨子裡面是法俄兩國對神聖羅馬帝國進行不斷干涉的結果。而日本的統一，則是海上的日本在地緣和政治上易於統一，然後以後的歷次國際條約又強化了這種路徑依賴的結果。所以歸根結底這個東西，文化的因素在共同體的形成中間，不是最主要的，它只是起一個標誌和象徵的作用。是首先有了這樣的需要，有了這樣的路徑，然後你才去選擇這樣的象徵，而不是說有這樣的象徵就可以建立民族。同樣的象徵，只能存在但建立不起民族的事例多得是；同樣的象徵不存在，但人為的可以發明象徵的事情也是多得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