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
鄧小平出身于巴蜀士紳家庭，家裡擁有四十多畝良田，收取佃農的租金。當時，佃農租種的份地多在兩到五畝之間。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是清末第一批法政學堂的畢業生，也是廣安當地的袍哥大佬（掌旗大爺）。文明這個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意在彰顯他的新黨色彩。保路軍興，他在本縣積極回應。蜀軍政府宣佈獨立後，他為本縣編練民兵。他在袍哥和党人的派系鬥爭當中失敗後，又辦起了絲廠，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出身、個人歷史任何一方面，他都屬於共產黨定義的階級敵人。
鄧文明好賭好色，以此敗家。他因為輸錢，不得不出賣產業，沒有像當時大多數新派士紳一樣，讓鄧小平接受高等教育。他因為好色，娶了比兒子大不了幾歲的小妾，促成了家庭內部的不倫之戀，弄得鄧小平不得不背井離鄉。（《戚本禹回憶錄》13.3《毛主席痛恨腐敗支持<群眾反映>揭露黨內官僚主義特殊化》，第158頁）鄧小平在法國仍然並不安分守己，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激進的政治活動上。勤工儉學的主辦單位說他不肯幹活，不宜雇傭。他加入了周恩來領導的支部，也不把這些萬惡的資本家放在眼裡。他們一度相信法國的十月革命很快就會爆發，在巴黎和里昂大搞顛覆活動，結果被法國警方驅逐出境。
共產國際讚賞鄧小平的革命精神，送他進莫斯科孫文大學進修，跟蔣經國同一個班。北伐期間，他為馮玉祥培養軍官。清黨以後，他奉命發動廣西的兵變。兵變一敗塗地，鄧小平倉皇逃回上海。前委書記陳豪人指責他臨陣脫逃，他不得不寫檢討。（《七軍前委報告》）隨後，他在瑞金當了幾年縣委書記。此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到走”（隨波逐流）。國民黨收編紅軍以後，他做了劉伯承的政委。1939年，組織為他安排了主婦。
卓琳是雲南宣威火腿廠老闆的大小姐，在紅軍過境時跟父親的火腿一起被繳獲。紅軍把多餘的火腿分給沿途的窮人，把多餘的女人帶到了瓦窯堡，經過適當的改造，在延安分給了長期饑渴老幹部，開始了激情燃燒的革命歲月。卓琳的父親及時逃走，結果沒有得到先進思想的教育，繼續在白區剝削勞動人民，最後在土改當中，死於革命群眾的專政。卓琳已經脫胎換骨，自然不會理睬沒落階級的殘餘，此後一直陪伴鄧小平及其初戀，發揮了女主人不可替代的功能。布爾什維克解決個人問題的方式，確實是資產階級無法理解的。（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第一章《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1904－196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
劉鄧大軍在抗戰期間避居太行山區，迅速成長到數十萬眾。日本人走後，他們投入打倒蔣介石的戰爭。鄧小平率軍打回自己的老家，將當地的士紳和知識份子屠殺殆盡。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柔性規訓，他本來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裡享福的。大樹一倒，割草就容易了。1950年1月，鄧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萬征糧工作隊：隨即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匪叛亂”，征糧隊遭到武力抵抗，許多縣城被圍困。關於這場“叛亂”，官方宣稱乃國民黨殘餘勢力所為，實際上主要是農民及各種地方勢力的自發反抗。農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權的征糧行動，是因為國民黨政府早已收過1949年的公糧，新政權其實是對農民重複徵收，而且徵收的數量大大高於國民黨政府。
當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報告真實地記載了這一事實：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糧，比正常情況下晚了4個月，這時“農村糧食確已短少”。按上級下達的指標，川南區1949年度公糧負擔為42.5萬噸大米，以全區農村人口約1,000萬，人均負擔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糧”10公斤，實際達到50公斤以上；當地農村大米人均產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糧徵收占到平均產量的30%以上，這一徵收量比國民黨執政時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於舊政府的標準重複徵收前一年的公糧，又完全超出了農民的承受能力，自然會引起反抗。雖然官方宣稱徵收對象主要是地主富農，然而，當地主富農的糧食被收繳一空後仍然不能完成征糧指標時，徵收範圍便擴大到包括貧雇農在內的所有農民。
征糧開始後的一個月內，全川暴動的農民達到數百萬之眾，政府隨即動用武裝力量強力鎮壓。在重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堅決“剿匪”來保證征糧任務的完成，到1950年底，全川公糧入庫約200萬噸。這些糧食可供至少1,000萬人一年之需，大大超過當時四川200萬軍隊和公職人員的當年需求。這一時期，公糧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1950年的國家財政預算中公糧收入占41.4%；四川的公糧收入則占當年財政收入的60%以上，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源。
在剿匪和征糧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區全區饑民達200萬之眾，占當時全區農業人口的20%，“餓死人的事情到處發生”。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對剿匪和征糧的態度十分堅決。川南區因征糧進度相對緩慢，鄧在大會上對川南區負責人李大章、杜義德點名批評，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檢討。川南饑荒發生後，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難，並指出是征糧過多等原因所致，結果鄧小平對李大章十分不滿。
1950年3月，政務院決定四川外調20萬噸大米，以支援華東地區特別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責成川東、川北、川南三個行署立即籌集發運，直至當年6月政務院電令停調。重複徵收1949年公糧大獲全勝之後，四川省的公糧徵收量逐年遞增，1952年達到389.2萬噸，比1950年的征糧數幾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萬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糧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調的格局從此形成。（東夫（王東瑜）：《大躍進時期四川大饑饉的特殊成因》，《當代中國研究》，2009年第1期）毛澤東對他的組織紀律性感到滿意，因為即使以列寧主義者的標準，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範。秦基偉回憶說：“他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而是抓住了你就得從嚴處理，那是一點也不含糊的。”（《秦基偉談鄧小平》，第83頁）
高崗事件給鄧小平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兩人都是剛剛入京的封疆大吏。毛澤東最初利用高崗壓制劉少奇、周恩來，然後又反戈一擊。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在回憶錄中說：毛澤東派高崗查瀋陽舊檔，想找到劉少奇1929年被捕叛變的黑材料。（鐘延麟：《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2卷第4期，第521–562頁）譚震林猜准了兒皇帝的心思，覺得石敬瑭羽翼漸漸豐滿，景延廣入閣拜相的節點就要來臨，到處宣揚黨、政、財權都落到了白區黨手中，毛澤東親自領導的蘇區党一無所有。毛澤東害怕得罪蘇聯，趕緊出面否認“中央存在兩個司令部”的危險理論。魯莽的高崗一下子變成了“破壞團結”的罪魁禍首，落到牆倒眾人推的下場，咽不下一口惡氣，自絕於黨和人民。
鄧小平這時正是高崗的下屬，頗得高崗信任，分享了高崗清君側（不讓劉少奇代理毛澤東主政）的計畫。高崗心粗氣浮，覺得自己和毛澤東都是蘇區黨，毛澤東已經授意他除掉劉少奇，自己跟蘇聯的關係不錯，又征得了林彪、彭德懷、鄧小平幾大藩鎮的支持。“林總（林彪）的水準確實很高，看問題深刻、尖銳，擊中要害。現在劉少奇這些白區黨的人控制著中央的權力，有篡權的危險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邊的危險人物。”“看來，現在中央的領袖中，毛主席年紀大了，劉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崗）是久經考驗的……”（張明遠著：《我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頁；趙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 — — 高崗在北京》，第135頁）
誰想史達林帶頭反對，直接向毛澤東交待高崗不可信用。毛澤東見勢不妙，立刻倒打一靶，指責高崗破壞黨的團結，離間中蘇關係，順便批判譚震林胡說八道，黨中央只有一個。譚震林只好認錯，悔恨沒有理解領導的英明。鄧小平更加過分，洩露了高崗和自己清除劉少奇的密談內容。“毛澤東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頁）高崗吃了啞巴虧，心理還是有數的：“我認為，這表明毛主席心裡贊同譚震林的說法，我也贊成這些觀點。這件事，我後來對一些人散播過。”（趙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 — — 高崗在北京》，第141頁）
高崗再魯莽，畢竟不是三歲小孩，當初如果不是覺得鄧小平站在自己這邊，怎肯隨便分享殺頭的機密。他對“牛皮公司副總經理”（鄧小平綽號）的痛恨，不會低於光緒對袁世凱的痛恨，然而悔之晚矣，只好自尋短見。高崗事件本質上是一次火力偵察，毛澤東由此掌握了蘇聯的真實立場和梁山系（紅區黨）／匪諜系（白區黨）的相對實力。戚本禹說毛澤東本來無意整死高崗，而是想等風頭過去再重新啟用他，但在劉少奇和蘇聯繫的強大壓力下，不可能一點懲罰都不給。高崗發現上級和下級都在欺騙自己，苟活下去確實也沒多大意思。鄧小平明知高崗死在自己手裡，而非毛澤東手裡，當然願意給毛澤東整死的人平反，絕對不讓自己害死的人翻身。這些現象都說明，匪諜系才是列寧党真正的主人。毛澤東雖然精於權術，也僅僅是自保有餘而已。（以上四節參見《赫魯雪夫回憶錄》、《楊尚昆回憶錄》、《譚震林回憶錄》和《戚本禹回憶錄》）
梁山系灰頭土臉，匪諜系揚眉吐氣。周恩來組織高饒垮臺的善後工作，鄧小平起草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周恩來本來打算親自向全黨宣讀這份報告，卻因急性闌尾炎未能如願。鄧小平重溫法國和蘇聯時代的舊夢，替老搭檔申張黃俄的主導地位，可謂得其所哉。饒漱石連坐下野，空出的肥缺中央組織部落到了鄧小平手中。中央秘書長是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前身，也由他兼任。他從辦事人員升級為決策人員，端賴高饒事件。毛澤東敬酒不吃吃罰酒，得到了面子，丟掉了裡子。這樣的勝利多來幾次，梁山系就要完蛋了。匪諜系如果不再忌憚梁山系的平衡力量，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就要岌岌可危。劉少奇、周恩來雖然也是勝利者，但只不過保住了原來就有的地位。鄧小平才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如此不能鯉魚跳龍門。高崗饒漱石如果平反，等於宣判鄧小平篡黨竊國。所以高崗家屬的平反努力等於一張化學試紙，可以檢驗出共產黨的決策層是不是還在鄧系人馬的控制之下。
劉少奇對鄧小平格外滿意，“叫大家崇拜鄧小平，叫書記處多負一點責任”（《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1009頁）毛澤東並不是這麼想的，他希望鄧小平當好他這個“醫生”的“護士長”。（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42頁）史達林就是在這個位置上起家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也曾把愚蠢的約瑟夫小弟當做打雜人員。毛澤東居然沒有利用如此重要的位置，好好培養自己的班底，可見他自己的性格就是難耐繁劇的類型，梁山系確實也沒有可用之人。朱元璋麾下的明教徒和草莽英雄出於類似的理由，不得不把許多要職讓給科舉產生的文人，但毛澤東和梁山系在二十世紀的處境，遠不如朱元璋和他的小夥伴們。朱元璋打天下，主要依靠自己。他艱苦奮鬥時，劉福通、韓林兒自顧不暇，沒有給他什麼支援。他功成名就時，劉福通、韓林兒已經敗亡，不能對他構成威脅。毛澤東無論打天下還是坐天下，軍事資源、戰略佈局、黨政組織、情報特工都捏在蘇聯手中。他在建國第五年享有的獨立性雖然超過劉豫，仍然趕不上石敬瑭。各種細節雖然都有影響，但關鍵原因還是二十世紀的社會複雜性已經大大增加。草莽英雄能夠飛黃騰達，他很可能是最後一代。
鄧小平不是安於打雜的角色，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給他提供了干預決策的機會。赫魯雪夫猶豫反復，甚至想到徵求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意見。史達林絕不會做這樣的事情。毛澤東圖謀不軌，正是因為赫魯雪夫表現軟弱。鄧小平沒有絲毫猶豫，主張蘇聯出兵鎮壓，因為政權最為重要，其他一切皆屬次要。（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469頁）他屬於雙手沾滿鮮血的第一代布爾什維克，對掛在布達佩斯路燈上的同志感同身受，非常害怕後生晚輩因為缺乏同樣的恐懼，擔負不起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重任。
匈牙利事件決定了反右運動的基調，鄧小平負責引蛇出洞。他聰明地指出：“報紙把壞話刪掉，實際上是幫助他們，現在應讓他們放完，應在新的基礎上團結中派。一是黨改變作風，一是右派教育他們。現在報紙上為右派粉飾。對各種言論不要駁，到一定時機黨內也打打招呼。有三個東西不能登：對物價有影響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肅反的。現在不放不利，右派還沒有出頭。”（《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的講話》，1956年5月16日）毛澤東只關注龍雲、費孝通等寥寥數人，大多數右派分子的名單都是鄧小平圈定的。（鐘延麟：《鄧小平在1957年整風、反右派中之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4期）他總結說：“消滅資產階級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資產階級，特別是他們的知識份子，是現在可以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他們現在還有政治地位、政治資本和政治影響，而無產階級也需要他們的知識。但如果他們不堅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他們同無產階級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否則就有變成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樑上君子的危險。”（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1957年9月27日）
人民公社期間，鄧小平繼續追隨劉少奇。他勸毛澤東退居二線，把具體工作交給劉少奇。劉少奇宣佈：“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劉少奇：《在石景山發電廠的講話》）鄧小平積極配合，向拖後腿的各省施加壓力：“東北三省的農業生產，按常規來說，同過去來比，是有進步的。但是，目前是一個出奇跡的時代，全國糧食產量今年可能增產100％以上，而東北三省糧食產量增長不過百分之幾十甚至只有二、三十。這樣一比較，東北的農業就還沒有翻身······全國農業增產的經驗，概括說來就是水、肥、土、種、密加上田間管理齊頭並進。這是農業生產的“憲法”，是毛主席的“憲法”，是事實證明了完全正確的“憲法”，是已經創造了奇跡的“憲法”。東北的某些領導人和廣大地區沒有堅決執行這個“憲法”，而繼續執行著寬壟淺耕、廣種薄收的老一套，不是用革命的辦法而是用改良的辦法領導農業，結果使農業生產大大落後了。這個事實，反映了農業生產戰線上兩條道路兩種方法的鬥爭還很尖銳，說明農業方面還有白旗未拔，思想還沒有解放。”（《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日）
1960年，“全國幾個主要城市糧食很緊張，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糧，上海只有兩天存糧。”鄧小平告訴他的愛將：“糧食還得調，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目前，只有我們四川作出犧牲了。”五大軍區出動車輛，從巴蜀運走了一百四十七億斤糧食。（羅曉紅：《李井泉四川調糧真相》，《黨史文苑》，2011年第15期）巴蜀由此淪為遠東的烏克蘭，餓死上千萬人。烏克蘭將集體農莊定義為蘇聯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巴蜀人民卻必須面對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聖、吳芝圃的命運。（鐘延麟：《鄧小平與七千人大會》）
赫魯雪夫根據蘇聯集體農莊的經驗，一開始就不看好人民公社。 彭德懷在蘇聯東歐各國到處告狀，希望老大哥出面教訓毛澤東：“中國問題的嚴重，困難繼續下去，也許只有靠蘇聯紅軍幫助我們才能解決了。”（《林蘊暉：朱可夫事件與彭德懷廬山罷官之間的關係》）毛澤東明白，中蘇兩黨的鬥爭和中共黨內的鬥爭是無法切割的。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宣佈蘇聯老大哥為修正主義者和主要敵人。周恩來和劉少奇都不敢公開拒絕他的綁架，彭德懷自然孤立無援。劉少奇倚鄧小平為左膀右臂，處理黨內日常事務，從“四清”到“五反”，不斷將“工作組”的恐怖撒向各地。
毛澤東越來越擔心，今後的幹部將會只知道害怕劉少奇。他擅長窺測強者的弱點，劉少奇的弱點在於沒有軍隊和情報部門的支持。他利用周恩來和林彪，成功地打倒了劉少奇和鄧小平。革命群眾和青年學生再一次扮演了啦啦隊的作用，但他們的真實分量不會比以前歷次運動的貧農、工人和學生積極分子更大。鄧小平在江西度過了幾年天天喝茅臺的隱居生活，等待毛澤東的小朋友們把事情搞砸。他沒有等待多久，就回到副總理的辦公室，以治理整頓的名義，恢復了列寧党的老傳統。毛澤東自從林彪事件以後，精神大不如前，不得不假裝相信“永不翻案”的承諾比一張廢紙更有價值。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 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 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復啊!念及 此,真是不寒而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於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麼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於他們的歷史我一無所知,只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麼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歷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 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歷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麼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志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麼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裡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志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幹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幹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只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對於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 的關係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並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強調老三篇,多次說只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面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志的態度瞭解到這一點,我是贊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於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面的作用。過去我只覺得他在強調人的 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 訓練。林彪多次說,只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 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只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 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於陳伯達,他的歷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讚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檔。如果他提出過什麼不正確的意見,而後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只知道他在工業方面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制。搞托拉斯,我們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於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制 (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制度好。以後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 定他負責修改,後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於是在康生同志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只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於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 有不少,只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麼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桿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於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只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後,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麼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 永不翻案。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 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零、 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標, 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 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裡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 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于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鄧小平兼任總參謀長以後，實際上已經繼承了劉少奇和林彪的政治遺產。周恩來和康生死後，鄧小平和葉劍英結盟。幹部、紅軍和特務三大柱石都在鄧小平掌控之下，毛派只剩下一些激進文人和週邊群眾。鄧小平最後一次下臺純屬形式，毫無政治頭腦的華國鋒根本填補不了空缺。老列寧主義者都在等待毛澤東死去，好讓他們回到習慣的軌跡。打倒四人幫，堪稱世界政變史上第二輕易的任務。第一名根據邱吉爾的說法，無疑是布爾什維克水兵打倒了依靠婦女（女兵營）兒童（士官生）保護的克倫斯基。鄧小平毫無懸念地複出，一腳踢開了不知所措的華國鋒。
老列寧主義者的黃金時代開始了。現在，他們的道路上似乎不會再有任何障礙。鄧小平和陳雲興致勃勃，放手規制完美的計劃經濟。他們覺得以前的事情之所以搞砸，全怪毛澤東這個搗亂分子。他們不太介意計畫以外的邊邊角角，願意睜一眼閉一眼，結果從農民私分的土地上，意外地“掘出一個大金娃娃”。所謂金娃娃其實就是非常脆弱的小農散沙耕作，只有跟共產主義相比才會顯得金光閃閃。知識份子搭了老幹部復辟的便車，錯誤地以為自己相當重要。鄧小平根據他在匈牙利事件當中提出的原則，區別對待這些意外因素。政治方面，絕對不容任何鬆動。文化方面，控制與放任相結合。經濟方面，在不影響前兩者的範圍內放鬆。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是為黨準備的卡薩布蘭卡訓令，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政權。政權以外的事務，控制程度隨著政治關聯度的降低而相應減少。
毛澤東在1972的戰略以封閉蘇聯南翼為核心，劃出一條從圖們江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邊界。蘇聯扮演了拿破崙法國的角色，北約扮演了英國的角色，伊斯蘭-東亞-東南亞各國扮演了東方三帝的角色。邊界一旦封閉，蘇聯就得不到新的麥田。巨大的顛覆開支無法收回成本，油盡燈枯只是時間問題。其實，這個結局本來應該在五十年前出現。史達林英明的外交政策和世界體系的崩潰，通過二戰和冷戰的機會，給蘇聯送來了東歐和東亞東南亞的麥田，才給列寧的團體延長了兩代人的壽命。美國和日本的慷慨援助，給鄧小平吃糠咽菜的部下帶來了一個短暫的小陽春，然而好景不長，蘇聯垮臺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預計。鄧小平不像戈巴契夫，不可能將責任推給自己的前任。戈巴契夫只是繼承了恐怖分子血腥的遺產，鄧小平自己就是雙手沾滿鮮血的恐怖分子。鄧小平在1989年非常害怕，自己會像布達佩斯的同志們一樣，掛在北京的路燈上。戈巴契夫就沒有這樣的擔心，紅軍和克格勃的將軍才有這樣的擔心。
無論如何，鄧小平堅持他在匈牙利事件當時就已經下定的決心。蘇聯一垮，共產主義的叛徒就失去了統戰價值。北京的坦克本來是鄧小平所有罪行當中最輕的一次，僅僅因為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又正好趕上柏林牆倒塌的鮮明對照，反而引起了最大的公關效果。北約整合東歐真空地帶，花了將近十年時間。從1989年到1999年，華盛頓在東亞和非洲的帝國開支持續降低。美國遺棄了東亞大陸，洪水隨即開始上升，到九十年代末，內地大部分縣城的公務員和教師都習慣了白條。鄧小平一面振振有詞地教育部下“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一面聽任國企女工賣淫為生。
鄧小平在1992年發動了最後的掙扎，試圖拋棄計劃經濟的巨大包袱，結果導致政策性放水，銀行和企業同時陷入糾纏不清的虧空。他在形勢最惡劣的關頭死去，把爛攤子留給江澤民和朱鎔基收拾。後者借助九一一事變的政治效果和世界貿易組織的經濟效果，暫時推遲了鄧小平留下的債務，但鄧小平本人不可能預計到這些，他的全部政策都是為了將洪水推遲到自己死後而設計的。臨死以前，他已經為自己的家屬做好了狡兔三窟的安排。他以其強烈的投機性格，堪稱毛澤東當之無愧的繼承人，但他對自己投機才能的信心，明顯不如毛澤東。他在一生的終點，又回到來百色起義的時刻。無論革命前途如何，他要首先給上海租界的家屬做好安排。如果同志們替他打開了局面，他一定會回來歸隊的，如果天有不測風雲，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