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國與內亞體系
唐代藩鎮的歷史大體上是內亞黃金時代的餘波，動力中心在呼羅珊與河中地區，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的解釋都是湯因比所謂的非洲中心論，認為英國人打敗德國人的原因在於德國人不敬坦桑尼亞山神。
李林甫至多是李鴻章式的精明政客，看准了鐵甲艦革命不可避免，順勢用北洋水師加強自己的重要性。李林甫即使不存在，也不會影響唐太宗和玄宗親自推行的番將政策。宮廷本身的內亞性質，使他們比東亞儒生更容易理解技術的重要性。如果鮮卑皇帝也像杜甫歐陽修司馬光一樣愚蠢，陳陶斜的慘敗就要提前到高宗一朝了。唐肅宗和靈武的鐵勒人僕骨人阿至羅人部落決定讓杜甫去大蜀要飯，至少在軍事上一點沒錯。
安祿山史思明模式在河中地區出現的時間，比東亞早兩百年。所謂藩鎮割據，其實就是禮失求諸野。用演化論的語言描繪，就是競爭壓力大的中心地區（內亞）容易產生新模式，傳播到競爭壓力小的邊緣地區（東亞），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邊緣地區慢慢接受新模式的時候，中心地區早已演化出更新的模式。
安祿山史思明模式或粟特突厥共生系統產生的時間，大概在五世紀或六世紀。拜佔庭人和薩珊人非常瞭解他們的力量，他們同樣習慣捲入兩大帝國的外交陰謀。他們接觸長安和鄴城的鮮卑朝廷，最初似乎是為了推銷當時的F35，包括一種殺傷力特別強的精制箭頭，東亞人直到唐朝中葉都無法仿制。漢文紀錄的作者覺得散文詩的質量很重要，信息量很不重要。所以我無法判斷，這種箭頭的奧妙在哪裡。以下幾種假設是可能性最大的：
珍貴的特種鐵礦石，地點可能在阿爾泰山附近，其他地方的鐵礦沒有同樣的質量，無論如何都造不出來。
鐵勒人發現或從烏克蘭草原引進了新型冶煉技術，然後組成了客戶開發團隊。他們的客戶團隊形成了類似克魯伯鋼鐵或瑞士手錶的工匠傳統，能夠及時根據客戶需要調整鐵製品的式樣，保證主要客戶進口品牌鐵器比胡亂仿製品有利。
鐵勒人也可能依靠粟特合伙人，從敘利亞亞美尼亞小亞細亞進口了多種工業原料，箭頭的力量在於少而關鍵的添加劑。添加劑的來源太廣，沒有貿易網就無法操作。這些添加劑在當時國際貿易體系當中的地位，大致相當於蔣介石的命根子鎢砂、豬毛和桐油在二十世紀國際貿易當中的地位。
無論如何，粟特突厥共生系統大規模開發東亞市場的時候，他們的祖先早已非常熟悉君士坦丁堡和內薩布爾市場了。兩個鮮卑宮廷玩不過他們，原因不僅是技術的落後。河中城邦-東地中海-北印度-烏克蘭草原貿易和外交系統的複雜性，無疑超過內亞-東亞系統。論奸詐程度，長安建康都不是拜佔庭的對手。
安祿山這種通六番語的武士商人，顯然比杜甫這種填空題和議論文都寫不好的科舉輸家智力高。輸家寫出的歷史，一定要把安史集團說成只有武力的蠻子。這種史料的參考價值，跟環球時報的三菱重工報導差不多，意思是你不要以為會造發動機就了不起，學習過宋之問在神都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提倡的新詩歌麼？不過這話也有問題，近體詩畢竟是從波斯引進的，所以應該改成，你做過高考明經填空模擬題庫嗎？
軍事技術先進，同時文化落後社會簡單，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是不是真正存在過，非常值得懷疑。即使是澳大利亞的舊石器部落，圍繞高質量石器的礦山和製作技術，都有複雜的產權和交易系統。這些部落民把食物住所當成公共品，卻堅持上述礦山和技術的私有財產性質不容侵犯。
無論如何，粟特突厥共生系統在當時世界上的形象，不是什麼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野蠻人，更像十字軍時代的威尼斯人和聖殿騎士團。即使漢文記載當中，也只有正史對他們不友好。
民間小說如果提到姓安或姓康的洋人，通常都說他們要麼腰纏萬貫，拿點零花錢救了準備尋死的私奔情侶，或是給寺廟捐了一大筆錢，或是某些難得的珍貴香料油料顏料，或是擁有某些神秘的醫學技術，給人動白內障手術，或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派貼身黑人保鏢從奸臣的刺客手中，救出了亡命的忠臣。他們用夜光杯喝葡萄酒，用木鹿的花毯裝飾阿拉伯駿馬，隨時可能拔出削鐵如泥的大馬士革寶刀，或是玩出相當於007電影的神奇技術。在我記憶範圍內，最接近這些胡人的文學形象，莫過於1980年代地攤文學當中的香港富翁和美國間諜。一個土鱉幹部去新加坡出差，看高樓大廈傻了眼，用高腳酒杯喝了傳說的香檳酒，坐飛機回到老家以後，如果碰巧具備一定的文學創作能力，偷偷寫出來的作品，大概就像我剛才描繪的唐人傳奇白話版。
河朔東北藩鎮系統和靈武西北藩鎮系統的差異，在東亞體系內部是解釋不清的，在內亞體系當中卻是一目瞭然。
安祿山不是革新者，他沿用了過去兩百年行之有效的武裝商團結構。當他發現新環境的競爭壓力如此之小，技術水平如此之差以後，就像叛艦喋血記裡面的英國水手一樣野心大增，即使在英國升不了上尉，在南太平洋憑著火槍的壟斷，至少也要娶土著國王的草裙公主才行。然而在河中地區，軍事兄弟會模式已經取代了傳統的商人武士。杜甫對這些情況一無所知，唐玄宗父子倒是有所瞭解的。
朔方軍在康待賓叛亂的時代，跟安史集團區別不大。回鶻人和僕骨人的時代，舊的外伊朗模式仍然通行無阻。李懷光和李克用的時代，軍事兄弟會的模式已經佔了上風。從時間上看，朔方系統的演化比河中系統的演化慢一百二十年左右。
盧龍節度使接受同樣的變化，已經是其滅亡的前夜。魏博的牙兵制度，似乎可以視為內亞軍事兄弟會模式在得不到持續人力和技術輸入的情況下，發生的替代性本土化反應。
兩相比較，河朔系統的演化不僅慢於靈武系統，而且產生了發展匱乏環境耐受力，而非軍事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品種。因此，東北系統在殘唐五代取代西北系統的學說不能成立。第一，東北系統比西北系統距離內亞核心更遠，模式代謝也更慢。第二，五代和宋朝的本根源於河東，而河東是朔方的殖民地。沙陀人從內亞到朔方，從朔方到晉陽，從晉陽到汴梁的遷徙，是一個典型的組織殖民模型。李克用帳下義兒的正版原型，就是巴里黑和哥疾寧的混編突厥禁衛軍。可憐的噴子歐陽修不明白，他崇拜的郭威和趙匡胤之所以不是義兒，是因為資格不夠，後周和大宋的存在，其實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結果……
河朔系統在這場演化當中的地位相當於北京猿人，作為內亞系統的旁支，保存了許多片斷基因，卻沒有留下直系後裔。朔方系統作為內亞輸出的主幹道，在宋代的地位相當於非洲夏娃。東北取代西北的真實來源在更晚的遼金，他們也不是河朔的直系後裔，毋寧說宋人的孤立主義退化，把契丹變成了內亞下游的真中國。
附1：
唐三藏對粟特人的評價是生性勇烈視死如歸，他們帶來了柘枝舞、金叵羅和五色鳥番錦。中唐廣陵織造開始仿制，到元代提舉司才成功。毛棉大多從河中輸入，東亞也是到元代才仿制出類似產品。敦煌壁畫裡面，吐蕃贊普和唐朝大臣的錦袍和長靴，都是薩珊花紋。
突厥入寇，臨河先拜拂雲祠【《舊唐書•後晉•卷四十三》「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屬於拜火教系統。佛教在突厥跟拜火教競爭，完全失敗。儒家跟佛教相比，更是形同侏儒，即使在科舉地區，仍然不及佛教十分之一，一旦進入非科舉地區，就毫無競爭能力。所謂大唐盛世，整個內亞-東亞系統完全籠罩在伊朗文化之下。無論軍事技術、工藝產品還是日常用品，輸出方向都是自西向東。宋人完全退出了內亞交通線，俄羅斯和內亞西亞普遍以契丹為中國。
泉州交州海路代興，仍然掌握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手中。南朝和唐朝把薩珊琉璃當成國庫都買不起的寶石，明朝又把耶穌會士的稜鏡當成寶石。琉璃只是玻璃製造技術不達標的產物，暹羅都用來造牆，明顯不甚珍惜，然而南朝至明清，一直愛不釋手 — — 東亞確實是自古以來土鱉，即使在內亞和南洋面前，也像法蘭西面對倫巴第和弗蘭德。
附2：
問：根據您的梳理，西周封建是內亞體系第一次植入東亞，北朝隋唐是內亞體系第二次植入東亞，蒙元是內亞體系第三次植入東亞，這樣一來就根本沒有獨立的東亞文明一說了，那麼以此類推的話，被伊斯蘭教殖民以前的恆河流域的文明，是否也是附屬於內亞體系的餘波呢？
劉仲敬：大伊朗、大印度、大東亞是肥沃新月輸出文明的內圈、中圈、外圈接受者，三者都是附庸，但附庸程度不相等，越外圍越落後。內亞是三者的十字路口，比內圈落後，相當於中圈，比外圈先進。歷史上秩序和文明的流動，都是按照上述歧視鏈展開的。
問：有人認為漢字這種以形旁取類的造字法比純拼音文字更具有科學性，或者套用您的話，有一種從世界中「提取出結構」的企圖。漢字是源自兩河流域文字體系還是源自尼羅河流域文字體系，您怎麼看？
劉仲敬：兩河的可能性大，內亞可能是直接起源。古人所謂夏的考古地點，最初接近土庫曼，後來接近鄂爾多斯，孔子時代才移動到山西高地。語言是演化系統，接近生態系統和市場經濟，能科學的東西就是最差的，像國家計委。
問：從上古到安史之亂以前，桂枝所仰賴的秩序輸入，基本來自於西北草原方向；而安史之亂以後一千年，這種秩序輸入，卻旋轉到東北亞方向，甚至安史之亂本身就是起自東北亞；此後，京師和軍政重心也與勢俱東，直至近代滿洲國獨立建政而到達一個頂峰。這背後氣運的興替旋轉，根源何在？與整個歐亞大陸文明格局的變動有關嗎？
劉仲敬：這是很外圍的說法。河朔的民族遷徙，本質上講是索格狄亞那【Sogdiana，中亞河中地區，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民族遷徙的餘波。昭武九姓和河中地各民族進入河朔，實際上是由於他們自己的老根據地發生民族替代的結果。這個就要聯繫起阿拉伯人進入中亞以後，突厥語系和波斯語系各民族的消長了。唐代中葉的河朔之亂和沙陀人佔據朔方腹地引起的五代北宋的嬗遞，都是一脈相傳的。這些部分都是內亞民族遷徙的餘波，談不上是東北亞因素。當時能夠談得上東北亞因素的只有高麗、渤海一系，並不佔據核心地位。東北亞因素顯得比較突出，那只是十五世紀以後的事情，準確的說是帖木兒帝國衰亡、河中地喪失過去的文明中心地位以後的事情了
問：隋煬帝的折騰和覆滅，顯然是導致了關隴集團的分裂和削弱，也虛耗了東亞的人口和資源，但如果隋朝的繼承人是審慎保守之君，那麼關隴的鮮卑集團、漠北的突厥集團、關東的士族集團三者之間的博弈爭衡大勢，在後續幾百年會不會演化出不同歷史格局？
劉仲敬：爭奪內亞走廊的鬥爭無論如何都會開展，即使是針對高句麗的戰爭也不大可能是完全避免的。假定隋煬帝是一個跟唐太宗性格差不多的人，他也會發動一場高句麗戰爭，只不過會打得比較節制。像唐太宗在他的晚年，儘管當時的人口和資源遠不如隋煬帝時代，還有魏徵這樣的名臣提出強烈抗議，他還是發動了高句麗戰爭，然後臨死的時候都感到後悔。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高句麗佔據遼東半島，而且以上國自居，在滿洲地區搞了一個小天朝結構，對長安朝廷的威脅有多麼大。如果是一個謹慎的唐太宗式的人物佔在隋煬帝的地位，他可能也會啃一啃高句麗這個硬骨頭，但是也多半會像唐太宗那樣適可而止，發現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戰爭，就收回來。
同時在北方，內亞走廊的鬥爭無法避免，高句麗戰爭肯定會把突厥人和中亞各部族卷進來。一個謹慎的領導人在面臨著漠北大亂的可能性時，會採取綏靖東方的政策，然後全力維護內亞通道。內亞通道是任何一個長安政權維持最基本的武力所必需的條件，所以不能夠容許它掌握在突厥人的手裡面。如果高句麗打不下來，跟突厥的糾紛又得不到結果 — — 這是多半的事情，因為長安朝廷只能夠收買幾個小可汗挑戰大可汗的權威，整體上扭轉突厥人的優勢，即使能夠成功，也需要漫長的時間 — — 那麼戰場會從滿洲、蒙古高原逐步地向西移動，最後還是會像是漢武帝和唐太宗時代一樣，把主要的戰場移到西域和內亞一帶。隋室本身的佛教性格只有武則天政權能夠相比，比唐代的大多數帝王的佛教傾向都要強得多，這個因素又進一步增加了隋朝如果不滅亡的情況下、進一步向中亞-西北-印度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因此一個沒有消耗關東資源的隋室，可能會比唐玄宗以前的皇帝更加徹底地引用西域和內亞的資源。
因此這樣一個隋帝國內部，它和關隴門第、關東士族之間的矛盾，可能不會像武則天時代那樣通過科舉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而是會在經過三代或者四代皇帝的戰爭以後，才會出現類似漢武帝輪台悔過那樣的海內經濟凋敝現象。內亞蠻族控制的東北邊境，實際上是高句麗破滅、渤海遠遁以後，東北亞出現真空的產物，在高句麗存在的情況下，這樣是沒有必要的。因此在這樣一種假定之下，東西部之間的矛盾可能就不會以科舉的方式和平解決，而會以像程知節、李勣這樣的豪族領導之下，以第二個竇建德、劉黑闥政權的方式出現。這些人本來也是六朝時期蠻族征服者的後裔，在沒有安祿山和昭武九姓這些新蠻族闌入的情況下，多半還是能夠維持關東地區的穩定。而關東地區的士大夫在沒有得到科舉支持、沒有得到太多機會進入長安的情況下，更容易跟他們結合起來，形成第二個北齊政權。
問：「唐宋之變」是百年來東亞史學界的一大熱點，但我在讀了您的文章之後覺得，除了有少數日本史家從貴族結構衰變的角度觸及了部分要害，國內史界大都沒有進入到這段歷史的本質層面，不太有興趣探討基礎共同體的演化態勢，他們似乎只關注經濟革命、政體嬗變這些浮在面上的運動，以至於認為「唐宋之變」是一次近代化大轉型，甚至連陳寅恪都說出「華夏文明造極於趙宋之世」的話，去年國內也出版了吳鈎的《宋：現代的拂曉時刻》 — — 那麼您認為應當如何評價所謂「唐宋之變」在後秦政時代的歷史意義呢？
劉仲敬：科舉取代門閥，是門閥取代貴族以後社會散沙化的進一步進程。科舉產生出來的士大夫主要依靠教育，比起原先只是部分依靠教育的門閥來說鄉土性更差，更加強調個人才幹和個人努力，很明顯，原子化的程度比起過去的貴族和門閥又進一步衰退了。現在的人覺得士大夫好像還有可取之處，那是因為共產主義來了以後，原子化進入它最極端的階段，以至於過去宋明那種地主士紳好像多多少少也能發揮一點保護鄉土的作用，其實他們保護鄉土的作用頂多像是一層草皮。而門閥呢，可以說是介於貴族和士大夫之間的一種狀態。如果是你把視野放大一點，放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話，那麼項羽所代表的封建貴族衰亡以後，東亞社會後來產生出來的這些精英其實都是沒有貴族資格的，包括門閥在內，比門閥還不如的士大夫階級那就只能是更加差勁兒。但是就是因為東亞社會脆弱程度比起伊斯蘭社會、歐洲社會都要大得多，所以你只有矮子裡面拔將軍，做約翰遜博士不屑一顧的事情，在跳蚤和臭蟲當中選出大的來，勉勉強強把門閥和士紳這兩個品種選出來，作為秦政以後東亞社會的兩個核心。儘管這兩個核心仍然表現出一蟹不如一蟹的趨勢，但是如果把它們都給忽略掉，你簡直就沒有什麼值得一寫的東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