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四講之四】大地誰主沉浮（上）
遠東秩序與歐洲體系的共同演化
按：此為2015年6月劉仲敬先生在由Eidos（愛道思）主辦的非洲坦桑尼亞遊學班上所講，共分四講，除第二講無錄音外，其餘三講皆由三馬兄根據現場錄音整理成文字。本篇為第四講，時間是6月20日坦桑尼亞之行返程之時，地點在桑給巴爾機場。 — — 雲遠
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直到1919年的巴黎和會這段時間，是歐洲外交體系實現自己內部規範化最高速發展的時期。在此以前和以後，都沒有達到這樣的境界。維也納會議設計外交規範以後，也同時把世界分成歐洲和非歐洲兩部分。歐洲有了它的規範的體系，而這個體系變成全世界的模板，在歐洲和全世界接觸的過程中間逐步延伸到全世界。同時這個體系內部沒有挑戰者，所有的歐洲國家都遵循這個所謂的萬國公法體系作為自己相互之間交涉和對非歐洲政治事務進行交涉的藍本。19世紀中葉，英國人來到遠東的時候，歐洲外交體系正好處在它的黃金時代。從清政府的角度來看，他們最初的交涉是一系列地方性的活動，由廣州、南京和天津的地方官負責。從朝廷的角度來看，這些具體的事務可以由具體的地方官負責，從級別上講，不一定能達到需要朝廷本部進行干涉的地步。朝廷的本能是盡可能的不設立新的機構，不要讓新的事物擾亂原有的結構和體系。
要改變這種情況，只能通過戰爭。1860年的戰爭，實際上是，與其說是為了具體的利益進行的，不如說是列強為了強迫清政府改變它的交涉方式而進行的。以前的交涉要求外國的使臣或者代表以非正式的身份去找兩廣總督或者兩江總督之類的封疆大吏進行個別交涉，而他們的交涉對象也不承認外國代表的特殊的外交身份。這樣的交涉經常是不得要領的，達成的協議也很難得到執行。引起聯軍入侵的談判破裂，實際上是很接近於尼布楚條約的交涉的。尼布楚條約進行交涉的時候，俄國代表就很驚訝的發現，清國的代錶帶了很多相當於是三國演義中刀斧手的武裝部隊給他做護衛，好像是一旦談判破裂就要逮捕外交代表。當時這次談判沒有破裂，但是英法聯軍和僧格林沁談判破裂以後，清軍果然就逮捕了英法的外交代表。從聯軍的角度來看，具體的條約怎麼講還是另外一回事，關鍵在於這種行為是不符合外交規範的，所以必須給予懲罰。這場戰爭與其說是為了具體利益進行戰爭，不如說是強迫，或者說是教育大清遵守外交規範進行的戰爭。火燒圓明園和後來的行動本質上都是為了這一點。
聯軍入侵以後，跟有些人的說法不一樣，它的目的不是為了索取賠償或者其他東西。因為聯軍一旦入侵，就把清政府的太倉白銀都已經掌握在手裡面了，這筆錢比聯軍後來索取的賠償要多得多，他們如果真是要錢的話，直接把這些白銀搬走就行了，但是他卻把這些白銀封起來，交還給清朝，然後重新跟清朝談判，確定根據聯軍人員的損失，制定具體的賠償。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清政府的一個教育，教育它，聯軍是講道理的人，只要清政府講道理，那麼雙方的交涉是可以進行的。而清政府方面呢，它當時的外交能力比起康雍兩朝還進一步退化了，因為康雍兩朝的清代宮廷還保留了較多的內亞特色，對內亞牧民打交道的時候能夠有一定的靈活性。而道咸之間的清廷已經更多的受到南方儒家的影響，因此更多的受到宋明以來那種抽象的、不負責任的外交路線的影響。他們在面對英法聯軍入侵的情況下，考慮的是根據宋金和宋元衝突的類似現象。
他們尤其反對恭親王，因為在他們看來，恭親王現在就是劉豫、張邦昌那種角色，皇帝應該趕緊把他帶走，否則的話，恭親王留在京師裡面，聯軍一旦擁立恭親王當傀儡皇帝的話，那麼逃亡到熱河的宮廷都要整個完蛋了。他們覺得根據金人入汴的類似經驗，入侵者肯定會建立自己的傀儡政府，然後索性以後永遠再不會撤退了。但是他們發現恭親王居然真的談判成功，而聯軍居然真的根據承諾撤退，才發現自己已經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次刺激導致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有了總理衙門以後，大清本身所體現的這個天下體系才能夠正式的跟維也納會議產生的西方國際體系接軌。
在十九世紀，我們還必須注意一點，就是說，維也納會議確定的西方國際體系，本身不是一個靜止的東西，不是說西方已經有了一套現成的模板，然後一步一步的強迫大清和遠東的各國去接受這一套遊戲規則。實際上國際法本身就是習慣法，歐洲的習慣法本身也處在不斷的演變過程中間。而且在演變的過程中間，歐洲和非歐洲國家、歐洲的殖民地的接觸，對這些演化本身也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建立習慣法，本身就是通過交涉來造法的過程。有很多行為，在東方和西方開始交涉以前，本身是不存在的，必須隨著交涉的過程而改變。例如，對十九世紀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歐洲人在和海外世界打交道的時候，面臨著文明程度和組織程度不等的各個實體，應該怎樣對待它們？在有些情況下，可以像澳洲或者是北美那樣，把它們面對的土地稱為無主地；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必須對它們相應的酋長或者是部落領袖實施保護；在另一些情況下，像大清和日本這種情況下，必須把它們的君主當作可以馴化的交涉對象。這種做法本身並不是設計產生的，而是最初的交涉人員憑著本能摸索產生的。
但是摸索產生出來的結果，也是有一定的規律，等於是自動的把非歐洲世界分成三個不同的級別：完全沒有交涉能力的，沒有辦法對等交涉的特別原始的民族；半野蠻的民族；和具有一定交涉能力，多多少少可以作為交涉對象的國家組織。這三種層次的劃分方式，在十九世紀早期和十九世紀中葉逐步的納入國際法當中，等於說是構成了殖民國家和被殖民國家共同塑造國際體系的一部分。在這方面，大清和日本其實是起到相當大的作用的。儘管後來的國恥教育把大清和西方交涉的歷史當成是一場長期的恥辱，但是我們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實際上，歐洲跟全世界各國進行交涉當中，它對付大清和日本，恰好是最客氣的。它幾乎是一開始，就把這兩個政治實體假設成為類似歐洲君主國的國家，用對付歐洲君主國或者俄羅斯帝國這樣的半歐洲君主國的辦法來對付它。大多數，甚至往往是戰鬥力和抵抗力比大清要強得多的政治實體，在跟歐洲交涉的時候，沒有得到同樣的待遇。
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大清轉化為中國這個塑造的過程，本身就是雙方合作的產物。而最初的時候，歐洲人比起江南的士大夫或者滿蒙的貴族都要熱心得多。這主要是一個交涉對象的問題。他們一開始對付大清的方式就跟對付印度不同，大清比起印度或者是奧斯曼帝國都要遙遠得多，他們沒有直接征服的打算。而且發展貿易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直接管制，希望在遠東存在著一個能夠保護貿易自由和私有財產的政權，不用列強直接進行勞民傷財的管制，同時又能夠保證列強的貿易體系。這才是他們的最大利益所在，真正的征服不是他們的最大利益。因此他們的利益在於馴化，如果大清變不成一個歐洲式的君主國的話，他們在交涉過程中間，成本就要提高，規範就要更難建立。
而大清在這方面反倒沒有同樣的緊迫感。就大清原有的政治體系來說，它是雙元的：一方面是十八省的、繼承明朝的帝國體系；一方面對關外的多部落的內亞多元的仲裁體系。這兩個體系都比歐洲的君主國更不像國家。如果沒有外來的刺激的話，很難想象晚清的士大夫會有興趣把大清轉變成為中國，把中國作為一個交涉對象。這種大清和中國之間的不斷跳躍的角度範圍，你從馬關條約或者是辛醜條約的文本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大清時而還覺得它自己是大清，在自己內部那個疆域中間，仍然抱有一個非國家的仲裁體系幻想；另一方面在對外交涉的時候，它突然感覺到自己是中國。
當時自稱「中國」這個詞的，最初是一批滿漢大臣，像榮祿這些人，他們的地位比較接近於中央，也比較接近於外事部門，通常是在跟外國交涉，或者是檢討對外交涉得失的時候，不斷的冒出中國這個概念。例如，這樣做會害了中國，或者說是，讓別人看出中國無人。而層次比較低的地方官員或者是長城以外內亞各部落酋長很少這樣說。他們還在用傳統的語言，要麼說朝廷，要麼說大清，要麼說大皇帝，要麼說博格達汗，仍然沒有什麼中國或者是國家的觀念。連上面這些高階層大臣，他們也經常是角色互換：在涉及對外交涉和條約的時候，他們經常冒出自稱中國的概念來；然後離開這個範疇以後，他們又會回過頭來說朝廷和大清。
一直到1900年，列強對大清轉變為君主國的期許，始終是高於朝廷本身轉型的能力和願望。這一點對甲午戰爭和中日的國際地位對比起到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因為英國人從1860年以後，通過威妥瑪和琅威理等人的培養，實際上是想把清朝建設成為一個合理的交涉對象，在遠東建立一個有效的尊重私有財產的國際貿易的清帝國，就像在南美洲建立巴西帝國這樣的組織一樣，作為大英帝國的有效合作夥伴。當時它還沒有把日本人放在眼裡，日本顯然太荒僻。英國人通過現實主義的外交理念，也願意尊重清朝對朝鮮的宗主權，只要清朝在李鴻章的主持之下，能夠配合英國完成它的遠東國際體系構建。
這方面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清政府內部。李鴻章在清朝朝廷內部的勢力達不到英國人所指望的那種程度。朝廷利用他，利用總理衙門，都具有強烈的敷衍性質。因為實在是混不過去了，只有通過內外有別的方式對付西方國際體系，必須有一批瞭解西方國際體系的人，用西方的語言跟西方打交道，以免進一步損失。總理衙門是一個防火牆，以防火牆來對付西方，那麼朝廷可以在更安全更舒適的內圈堅持原有的邏輯。在這個原有的邏輯中，它仍然是天下共主，享受著一種很舒服很得意的感覺，它不大願意徹底放棄這種感覺。但是這樣做就把它自己給耽誤了。因為日本人最初儘管沒有被英國人放在眼裡，但它爭取進入西方國際體系的誠意和急切，是大清無法比擬的：英國人向李鴻章進行交涉的時候，李鴻章經常是用傲慢的態度對付他們，而且李鴻章本人的交涉在朝廷看來，都已經是太過於遷就西方了；而日本，甚至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朝野上下要求把日本轉型為歐洲式國家的慾望都已經非常驚人了，經過1885年天津條約的刺激，福澤諭吉提出脫亞論以後，基本上已經成為全民共識了。
今後的十幾年，日本只要能夠爭取到跟英國結盟的機會的話，是一點兒也不會錯過的。它在對清的戰爭中的所作所為，與其說是為了戰爭本身的需要，或者說是對清朝或者是大部分民眾的需要，倒不如說是表演給歐洲看的。它隨時隨地，動不動就想給歐洲人看，我們跟清朝的戰爭不僅僅是一般意義的衝突，而是好學生跟壞學生的衝突。清朝不願意學習歐洲的戰爭規矩，而我們是願意學習的。清朝抓住俘虜以後，就像以前太平天國戰爭和歷代王朝戰爭時候一樣，隨隨便便就把俘虜給殘殺了，甚至砍斷四肢，割掉生殖器；而我們抓住清朝的官吏以後，就把他送回國，按歐洲的標準修建戰俘營，在戰俘營裡面把他好好的供養起來，清朝在日本的僑民，按照歐洲標準得到保護，清朝投降的將校，我們按照歐洲對投降將校的規矩以禮相待。諸如此類。而清朝的士兵對這方面是一點都不遵守的。這方面得到歐洲輿論界和外交官的良好評價，所以後來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就說，日本人是按照我們的遊戲規則辦事的。
甲午戰爭的勝利，不僅僅使日本得到一些具體利益，更重要的是，它從兩個層面上向歐洲，特別是向英國，表現了清朝的不可救藥。一方面是，從觀念上來講，即使是最能跟西方交涉的李鴻章他手下的淮軍，也根本不願意接受西方的外交規則和戰爭規則。這是理念層次上的。另一方面是現實政治層面上的。甲午戰爭以前，清政府還能夠受西方重視，是因為它還有一定的地緣政治力量和實力，例如：英國人可以指望清朝和英國的交涉能夠阻止俄國南下；清朝在李鴻章干涉朝鮮事務，能夠得到英國的默許，是因為英國人認為，這樣做就能阻止俄國佔領朝鮮。但是清政府一旦失敗以後，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它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扶植清朝就不如扶植日本來的便宜了。如果今後遠東想要維持平衡，重要的還是要阻止俄國南下，而能夠阻止俄國南下的力量，已經不是清朝本身，而是日本。
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又犯了一個錯誤，他知道他沒有能力報復日本，只有借助外力，而唯一能夠借助的外力就是俄國，於是他說服朝廷，簽署了中俄密約，允許俄國在東北建立東清鐵路，賦予俄國保護清朝東北領土的權力。從英國人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大清朝廷已經漸漸的變成了俄國的傀儡國家，非但不能夠實現阻止俄國南下的主要任務，反而會構成俄國南下的一個傀儡。因此，英國在遠東的盟友選擇就只能落在日本頭上了。
英日條約的簽訂，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致命之傷；對於日本和明治維新來說，是一個成功的擔保。實際上它對日本近代化的成功起的作用比明治維新要大得多。我們現在看明治維新的內容，其實那些東西是非常簡單粗陋的，什麼廢藩置縣，財務集中，目的就是為了消除日本原有的封建藩閥體系，把一切權力和財富集中到中央的官吏集團手裡面。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很接近於秦始皇和路易十四的類似做法的。它本身並沒有什麼必然會導致現代化的路徑，反而很可能像法蘭西的歷史路徑一樣，阻礙現代資本主義成長。但它之所以能夠成功，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日本本身是走對了路的。它搭上了英國的便車，搭上了歐洲國家的便車，一旦搭上了便車，即使你自己的具體政策不太好的話，但是整體方向正確的話，你就算出了漏子了不會出得很大。相反，你如果沒有搭上邊車的話，即使你具體政策制定得很好，因為你整個方向是錯誤的，你又不能夠借力打力，所以你的處境仍然很艱難。
英日同盟以後，特別是在日俄戰爭以後，日本等於是連續幾次給歐洲國家效勞。既打擊了不願意遵守歐洲規則的半野蠻的清王朝，又打擊了企圖獨霸遠東、排斥其他列強、破壞遠東勢力均衡的俄國。從英國和歐洲的角度來看，日本已經取得了遠東領袖的資格，今後遠東這個地區的勢力平衡主要就要托付給日本。因為歐洲畢竟離遠東太遠，他們始終沒有直接管制的願望，他們對遠東的政策是馴化，馴化的主要的目標轉移到日本頭上，那麼大清的馴化價值就要迅速降低。
1901年和1905年以後，大清就面臨著這種情況。從大清內部來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解散，外務部產生，這意味著大清內部的二元體系的結束，也就是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個緩衝期結束了。總理衙門本來是在理藩院和禮部原有的系統之外設立的一個新系統，專門管理歐美國家的新事務，原有的理藩院管理的內亞事務和禮部管理的藩屬事務仍然是各歸原來的部門的。而外務省一旦成立以後，就把原來的各部門完全撤銷了，把一切外交事務集中到外務部手裡面。這意味著大清為了維護它的外交需要，要對國內憲制進行重大的改革。一個存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清，仍然是一個多國體系，它不妨礙大清內部有蒙藏之類的獨立實體；但是一個擁有外務部的大清，必須是一個完整的君主國了，無論蒙古、西藏還是回部還是其他地方，都要歸外務部統一料理。這等於是間接的取消了這些地方的特殊的憲法地位。
果然，外務部成立以後的內政，相應的受到了清室自我改造的影響。1901年以後，清室的內亞政策轉為強有力的郡縣化。在此之前，清室在長城內外的關係之間是比較偏袒北方的，因為它自己就是內亞部落，它對南方的十八省更不信任，比較傾向於阻止漢人向長城以外移民，保持北方的部落自治。以後就恰好相反。朝廷完全站在十八省的立場上，企圖對東北三省和外蒙古實施郡縣化，把當地的遊牧民族改造為固定的居民，大規模的鼓勵漢人移民開闢和佔領他們的耕地，試圖一步一步的改土歸流，把大清在長城以外的各個特殊領地變成跟十八省一模一樣的郡縣。
這種做法不僅是出於大清本身的需要，而且背後有英國人所主持的國際體系的壓力。因為特殊體制的改變，本身就是要求它進一步適應現代國家體系的結果。同樣的現象，你比較一下同一時期奧斯曼帝國的現象，就可以發現，奧斯曼帝國原先跟清政府是相似的，它是由一系列不連續的領地組成的：蘇丹只能夠直接控制巴爾幹那些領地，而且巴爾幹也有一些飛地，像薩克森人控制的特蘭西法尼亞之類的地方；敘利亞以南，馬穆魯克統治的埃及，和攝政統治的阿爾及爾之類的地方，實際上是，君士坦丁堡的朝廷只有在尊重和承認當地特殊體制的情況下，才能夠行使名義上的權力。原先蘇丹的朝廷並沒有改變當地特殊體制的動機，但是在比肯斯菲爾德勳爵當權以後，在英國人的刺激之下，他們開始迅速的改革敘利亞、埃及和南部各邦的行政管理模式，盡量把這些古老而悠久的政治實體改變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郡縣。
從比肯斯菲爾德勳爵和英國人的角度來看，奧斯曼帝國原有的那個體制過於鬆散，使它沒有辦法建立一個有效的近代國家。建立不了有效的近代國家，那他就沒有能力抵抗俄國南下。沒有能力抵抗俄國南下，它就[實現]不了英國在近東建立國際平衡的努力。因此，奧斯曼帝國實行近代化、實行中央集權化改革、消除各地方政治實體的主要動機，實際上還是內外兼有的：一方面朝廷本身希望加強權力；另一方面英國人希望為了維護國際體系，從維護近東國際體系平衡的角度上，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奧斯曼君主。這內外兩重因素的結合，才是十九世紀末葉奧斯曼帝國近代化的根本動機。只談一方面都是很片面的。
大清實際上面臨的情況也是一樣的。1901年以後，大清的中央集權化改革，一方面在南方是要消除洪楊太平天國戰爭和英緬戰爭以後，由湘軍和淮軍所組成的那個半獨立局面，把他們原先已經到手的財政和人事特權逐步收回了中央；一方面是要積極的削奪關外長城以外的各部落的權力，把他們郡縣化。這兩方面的目的，都受到了西方國際體系壓力的刺激，國際體系壓力使清朝不得不把自己改造為國家。
在奧斯曼帝國或清朝這樣的實體當中，這種近代化國家的建構，本身就是促使它們解體的主要原因。乾脆的說吧，各地之所以願意容忍大清皇帝或者奧斯曼蘇丹這樣的朝廷，原先的部分理由就是他們管的比較鬆散。埃及的副王願意承認他們的土耳其領主，是因為土耳其人實際上不管他們的事情，只是名義上統治埃及而已。如果土耳其人真的要具體管，那麼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1805~1848在位)很可能會撕破臉，乾脆宣佈獨立，不但不肯服從蘇丹，還要直接出兵進攻敘利亞。對於外蒙古來說，如果清朝不願意遵守原有的保護和朝貢體系，要把外蒙改為跟內地十八省一樣納稅徵兵的[體制]的話，那麼外蒙貴族實際上完全可以，像他們以前的祖先曾經多次做過的那樣，乾脆發動叛亂，背叛朝廷，反過來進攻關內。
對清朝來說，最重要的是，南方湘淮軍集團建立起來的這個體系已經根深蒂固，他們不希望朝廷收回他們的權力。辛亥革命前的所謂滿漢爭議，主要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展開的。實際上所謂的「漢」，主要就是湘淮軍以來的地方權力集團。朝廷收回權力，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就是把權力重新交給以滿蒙貴族為首的新的中央。他們不便把這件事情說成是維護地方既得的鬥爭，而要把它政治正確的升級，把這種鬥爭說成是滿洲人迫害漢人，削奪漢人權力的鬥爭。這樣他們在政治宣傳方面更加正確。但是實際上，真正的問題是，地方精英集團和朝廷重建中央集權的努力之間的衝突。最後的辛亥革命，與其說是革命黨發起的，倒不如說是南方的各省的勢力集團和滿蒙的勢力集團抗拒中國中央集權的努力獲得了成功。朝廷完全垮台了，滿蒙貴族，關外的蒙藏部落，重新獲得了被趙爾豐等人奪走的自由，而南方的十八省也重新恢復了曾國藩和左宗棠那個時代的自由。新建立的中華民國政府，無論在袁世凱的手下還是在任何人的手下，都不可能實現1905年以後，滿清政府能指望的那種地位，他們只能夠默許，承認既成事實。既成事實是，新的中華民國是各個已經存在的政治勢力集團建立起來的一個聯邦加邦聯的 不穩定體系，違背這些勢力集團的意志，沒有人能夠在北京長期坐穩江山。
袁世凱後來的下場就是這樣。反對他的人把袁世凱描繪成一個自私的野心家，認為他完全是為了自己當皇帝。但實際上，真要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當一個終身獨裁者和當皇帝是沒有區別的，甚至還可能更好。袁世凱當皇帝主要是出於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他認為民國初年以後這種鬆散的、去中央化的局面對於北京政府的外交是很不利的，尤其是在對日本交涉的情況下，陷入極為不利的情況。為了恢復中央政府的威望，他需要在法理上有所突破。如果中華帝國能夠取代中華民國，各省也許就能消除各省以民主為藉口獨立自主、不聽中央號令、各自截留收入這種混亂現象。當然他是徹底失敗了。他的失敗進一步證明，中華民國這個體系真正的主人是誰。
從列強的角度來看，他們對辛亥革命或者是其他任何革命都不願意做積極的干涉。他們關心的是，清朝末期簽署的一系列國際條約和國際體系能不能夠順利過渡的問題。他們敦促獨立的十八省和關外的勢力不要分別建國，而是要建立一個統一國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大清是這些條約的主要實體，如果大清解體了，變成一系列破碎的小國，那列強就有必要跟他們重新簽署條約，重新談判。那是很麻煩的事情。相比之下，擁立一個袁世凱或者其他什麼名義上的代理人存在，由中華民國繼承大清簽署的各個條約體系，是一個比較方便省事兒的辦法。所以，跟後來的革命史觀所說的相反，列強，也就是說，東交民巷的外交團，與其說是在極力分割中國，倒不如說是在極力維護中國。在北洋軍閥時代，中國最脆弱、最分裂的時代，如果沒有公使團強迫中國統一起來的話，中國可能是真的要分裂的。各路軍閥之所以要維持北京的中央政府，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就是，北京的公使團只願意跟中華民國的外交部打交道，即使這個外交部一點權威都沒有，各省軍閥完全不聽他的，但是，列強，特別是英國人，不肯跟各省軍閥單獨談判，不肯跟他們單獨交涉，不肯給他們輸入軍火或者貿易。你要跟西方國家進行貿易的話，你只能通過北京的外交部。
結果就造成了一種現象，如果沒有列強這種干涉的話，各省軍閥很可能自己佔到一塊地方就獨立建國了。現在他們為了跟列強打交道，他們只能夠進一步打進北京去，去控制北京的外交部，然後才能夠跟列強打交道。如果沒有這一層保障的話，那麼可以說，別人不說了，張作霖就已經獨立過兩三次了。他之所以最後還是沒有獨立，還是因為，哪怕是僅僅是搞了東北自治，他就沒有辦法跟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列強打交道。日本人願意私下裡跟他打交道，但是大多數列強只願意通過北京外交部打交道。他要得到對外交涉的利益，最後還是得重新起兵打進北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以後，然後通過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打交道。吳佩孚和其他各軍閥的利益都是這樣的。如果當時的列強都跟日本人或者三十年代以後的日俄兩國一樣，我們願意跟馮玉祥單獨交涉，或者說願意跟廣州革命政府單獨交涉，那麼可以說，中國多半就會在這個時期解體，任何一個失敗的軍閥在保境安民的同時，只要他能夠得到跟列強交涉的這個機會，能夠輸出他的貨物去換成列強的軍火的話，他多半是求之不得的就直截了當的接受了。
列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和以後的這段時間內，在遠東採取的是盡量維持原有國際體系，不多生事的政策。而且，日本方面，儘管日本民間有泛亞洲主義的利益集團，而日本的外務省在這一時期恰好也積極的採取了維護遠東國際體系的政策。這兩種因素的結合，才是使中華民國沒有在它最脆弱最危險的時期徹底解體分裂的原因。
但是這個小陽春時期沒有維持多久。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從甲午戰爭以後，從八國聯軍以後，再從日俄戰爭以後，他通過三階段的考驗，從歐洲人那裡贏得了榮譽歐洲人的資格和歐洲人在遠東代理人的資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它通過為英日聯盟清除德國在遠東的軍事力量，進一步為英國人和歐洲人立了功。從它的角度看，以及從它以前幾十年的歷史經驗看，這一次它立的功比以前更大，比以前更遵守歐洲的遊戲規則，因此在凡爾賽會議以後，它理應獲得進一步的獎賞。
但是由於威爾遜總統的干涉，這個獎賞居然落空了。從日本自身的角度來看，這就等於是說明治維新以後，刺激日本融入國際體系的主要刺激垮台了。日本不是出於熱愛西方的遊戲規則，從價值觀上皈依而融入了西方，它是出於利益動機，因為，我當了西方的優等生，我就能夠得到好的待遇，然後我才融入西方的。如果西方背信棄義，我替你出了力，然後你反倒是賴掉了我應得的報酬的話，那麼日本國內的反西方的聲浪就要升高了。他們就會說是，無論如何，白種人始終是不肯讓黃種人得到同等待遇的，無論黃種人多麼認真的遵守歐洲的規則，立下了多大的貢獻，只要你是黃種人，歐洲人終歸不會把你們當作自己人來看待。凡爾賽會議和以後的華盛頓會議就是給日本國內這種聲音提供了良好的藉口。最後這種聲音，在三十年代以後，最終顛覆了霞關的國際協調主義，把日本由國際條約的維護者變成了破壞者。
凡爾賽條約另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戰敗的德國和退出國際體系的蘇聯都不願意承認凡爾賽條約，他們通過拉巴洛的談判，構成了一個破壞國際體系的集團。因此凡爾賽條約跟維也納條約不一樣：維也納條約實現了全體歐洲列強，包括半歐洲的俄羅斯帝國的整體協調，維也納體系中間沒有體系的挑戰者；而凡爾賽條約則把世界分成了守法者和挑戰者兩部分，在遠東，日本漸漸的由條約秩序的維護者轉變為挑戰者，而在歐洲，蘇聯則扮演了全世界條約體系挑戰者的角色。維護條約體系的英法等國，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全世界都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因此，凡爾賽條約體系從歐洲的角度來看，是維也納以後十九世紀外交黃金時代的一個墮落。
之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實際上是這種原有條約體系解體、國際規範解體的一個體現。最直接的體現就是，蘇聯作為挑戰者，它把外交活動和顛覆活動完全混在一起。蘇聯駐各國的外交機構跟它的間諜機構和地下破壞機構是沒有辦法區分的。像蘇聯派駐法國的大使館，其實真正的外交人員就只有寥寥十幾個，而大部分人員實際上是克格勃的人，而且還附帶著很多所謂的文化協會、進步文化協會、赤色國際勞工聯合會，諸如此類的組織。這些組織在法律上和理論上是民間組織，但是實際上它的人員都是收蘇聯津貼的間諜，有很多是軍事情報部門的間諜。這些組織在法國設立的長期目的，就是不僅在法國進行滲透，而且還要通過法國，對法屬遠東殖民地和中國進行滲透。胡志明二、三十年代在香港和廣東的革命活動，主要就受到了這一條線路的支持。三十年代，粵、桂系軍閥和汪陳改組派和反蔣活動主要也依靠從法國通向遠東這條線路的支持。
當然這不是蘇聯的唯一線路。像這方面，現在雖然蘇聯現在已經解體，但這方面的材料還是不夠充實。現在可以搞清楚的就是說，蘇聯在遠東是有好幾條線索的。一條線索是由傀儡組織遠東共和國建立起來的。遠東共和國名義上是一個脫離蘇聯的政權，但實際上也是蘇聯布爾什維克地下控制的。遠東共和國有它自己的獨立的情報局，這個情報局在北京和上海有自己的分支機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是由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直接控制的，而是由遠東共和國情報局特工人員尼克爾斯基負責的。從表面上看，共產黨一大的主持人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但是馬林手裡面沒有財權和組織權，真正的主持人是比他更加低調的尼克爾斯基。尼克爾斯基既是格別烏的間諜，又是遠東共和國遠東局的間諜。蘇聯的地下活動有一個特點，即使是地下活動本身，往往也是雙線或者多線的。名義上的主持人，那個出風頭的人，通常不是真正上的主持人；真正上掌握著秘密情報組織、能夠繼續對表面上的主持人行使生殺大權的人，往往是不露聲色的一個小人物。
所以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成立，也受到了這個規律的影響。可以看出他們兩個領導人，南陳北李，其實分別就代表了內外圈。南陳是陳獨秀，陳獨秀基本上是一個文人，他早在日本，章士釗辦《甲寅》報的時候，就在那時候替章士釗做事，寫些關於國民性、文化改造之類的文章。那些文章從內容上來講，跟後來《青年》雜誌和《新青年》雜誌的內容是差不多的。後來《甲寅》報倒台以後，陳獨秀自己辦報，就辦成了後來的《新青年》雜誌。其實從內容上來看，《新青年》雜誌除了加了胡適這些人以外，他們推銷的那些文化改造理念跟《甲寅》那套是沒有什麼太大區別的，僅僅是積累了很多文化運動的資本。
他加入共產黨，是帶有明顯統戰性質的。主要是他在北京新文化圈子裡面，由於嫖妓事件是一方面，個人之間的衝突是一方面，還有北大新舊兩系人員之間的衝突又是一方面，把他擠的在北京大學沒法立足，只有到上海來混。在這種情況下，上海的黨中央、黨組織決定，把他吸引過來作為自己的招牌。他也就欣然同意了。因為有人捧他，他一般都是同意的。但是即使他當了共產黨名義上的領袖以後，他從來也沒能夠控制共產黨的內圈集團，他控制不了情報系統，控制不了蘇聯的資金流，他起的作用就是，拿著共產黨總書記這個牌子，去不斷的寫文章，論證什麼是共產黨的策略，什麼是應該有的策略，中國社會的階級性質是什麼樣，寫文章寫得很high，但是實際的權力是沒有的。按照蘇聯的行為邏輯來說，你這樣的人肯定只能是外圍分子。
但是李大釗不一樣，李大釗他是直接管錢的人。蘇聯在當時中華民國理論上的領地內，有六個分支機構，資金範圍分為四大部門，其中有兩個分支機構和兩大部門是由李大釗經手的。包括華北系統和西北系統：在西北培植馮玉祥的軍隊，主要是李大釗的傑作；在華北的社會組織和民間團體中間培養蘇聯的間諜組織，也主要是李大釗的傑作。李大釗，按照當時的貨幣，拿著大概一百一十萬左右的銀元，按照當時的物價跟現在的物價差別的話，就相當於是，他拿著相當於是現在一億人民幣的活動經費。一百萬銀元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馮玉祥在被吳佩孚和張學良排擠出京師以後，要想從綏遠、陝甘這樣貧窮的地方要撈出一百萬銀元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左宗棠西徵的時候，如果沒有江浙兩省給他匯去幾十萬銀元的話，他早就在西北餓死了。西北根本就沒有這麼多錢。蘇聯不僅給了他這麼多錢，而且還直接通過外蒙古邊境給他大量的軍火。這樣做他才能夠重振旗鼓，在進攻北京失敗以後，轉而從陝甘路線進攻河南。李大釗作為蘇聯在北京的主要代理人，他兩個主要領域的工作之一就是，負責經手建設馮玉祥軍隊的活動。後來張作霖之所以殺他，其實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你注意，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們沒有想到要殺陳獨秀，儘管殺陳獨秀其實是更容易的事情，陳獨秀還沒有跑到使館裡面去。真要是想搞掉陳獨秀的話，無論是當時的軍閥還是後來的蔣介石，都要容易得多。但是實際上從政治分量來講，殺陳獨秀是沒有什麼意思的，陳獨秀不過是一個喜歡誇誇其談的文人，動不動就講理論，手中沒有實質上的乾貨，他調不動軍隊，調不動情報系統，調不動錢。所以這樣的人，無論他搞宣傳活動搞得多麼風生水起，在真正瞭解內幕的現實政治家看來，這種人是沒啥危險性的。
而李大釗就不一樣了，他的危險性實在是太大了。而且殺李大釗這件事情，也不是張作霖一個人的事情，它跟列強在國際範圍內的反共活動是有密切關係的。就現在揭露出的文件來看，張作霖不是最初主動要抄俄使館、殺李大釗的人，主要的刺激還是在於南方。南方國民政府在沙基慘案和南京慘案以後，流行了一種新的模式，照現在的說法就是恐怖分子人肉盾牌體系。他們要進攻列強的租界，就派少數的蘇聯間諜去集結一大批群眾，一大批平民，然後用這些平民去進攻租界。然後看守租界的英國警察如果開槍，像五卅慘案一樣，他們就說，啊！英國帝國主義槍殺無辜平民了；如果你不開槍，那麼這些人就在背後那些俄國軍官的組織下強行佔領租界，抄沒租界的外國僑民的財產，把你整個趕出去。也就是說用耍無賴的手段，沒收了外僑的財產。這種手段是很難應付的。在國民革命軍進入南京以後，失控的暴民把美國領事和美國大學的校長都給殺了。在這種情況下，庚子之亂那種列強重新干預的局面隨時有可能發生。
但是這已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列強再進行積極干預就要力不從心了。所以他們採取比較消極的做法，不直接出兵，而是通過警察行動來消滅幕後的代理人。幕後的代理人，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蘇聯共產國際派駐到國民革命軍的代表鮑羅廷。於是，根據主持中國海關的英國代理人安格聯的命令，中國各港口在南京慘案以後，中國港口的海關人員開始注意抄查來自俄國的人員。當時的中國海關，根據赫德以來的規定，是一個自成一體的體系。它的領袖不是中國人，而是英國人安格聯。所以所有的海關官員，是首先接受西方國家的指示，然後才接受北京政府的指示。這次查抄緊接著的結果就是，在山東發現了鮑羅廷夫人的蹤跡。而從鮑羅廷夫人所乘坐的船身上，又抄出了大量的密碼本、資金和秘密指令。這些秘密指令包括以下的內容：要求共產國際在革命軍內部的秘密組織採取必要的行動，挑起國民革命軍和外僑的衝突，談後利用這個衝突，掀起國民革命軍和列強的衝突，以此為契機，在國民革命軍內部奪取軍權。
列強得到這個消息以後，就把消息轉交給張作霖和蔣介石。張作霖得到這個消息以後，才下令派兵進入俄國使館，捉拿李大釗。蔣介石得到這個消息以後，才在上海組織四一二的清黨。所以四一二清黨這件事情，等於是受到了國共兩黨雙方的共同的隱瞞。共產黨極力想抹黑國民黨，所以說國民黨是帝國主義代理人，四一二清黨是在帝國主義的唆使之下背叛革命的行動。而國民黨呢，則要表現自己是根正苗紅的革命者，他說，共產黨才是破壞革命的人，國民黨絕對不是為了帝國主義，國民黨自身才是反帝革命的主力，而共產黨蓄意挑起革命軍和列強的衝突，是要害死國民革命，所以他們才清黨的。但實際上在這方面，共產黨的指控比國民黨的辯護要來得可靠。從我剛才提到的這些材料來看，至少蔣介石的清黨跟列強送給他的材料是有密切和直接的關係的。如果沒有這些材料的直接刺激的話，雖然當時蔣和武漢政府的關係已經相當緊張，但他不一定恰好在四一二的時間點上就如此倉促的採取行動。
四一二政變在籌備方面是非常倉促的。臨時成立的南京政府總共只湊集了五個中央委員，從這一點就你就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準備工作是非常不足的。而且成立了政府以後，蔣基本上也沒有一個有效的財政體系，還是靠各種各樣的臨時敲詐勒索的方式來維持。這些種種行為就可以看出，蔣其實當時是一個病急亂投醫式的還擊手段，本身並沒有什麼通盤打算的，只是得到了非常危險的消息，覺得現在再不動手就要晚了，我不先下手為強，別人就要先做掉我，所以我還不如不先下手為強，在這樣一個間不容發的時刻發動了政變。
但是四一二政變其實只是短暫的緩和了國民黨本身的危機。因為國名黨北伐的基本動機，就是為了推翻晚清以來簽署的不平等條約或者說條約體系，因此，他要完成這個任務，實際上除了蘇聯以外，是沒有可靠盟友的。其他國家，哪怕是最同情中國的美國，頂多會支持國民政府通過緩慢的談判來修改條約體系，不可能支持他直接廢約的。要直接廢約的話，最後唯一能夠支持他的，就是蘇聯。因為也只有蘇聯像國民黨一樣，渴望整個推翻條約體系。當然它們兩者之間的層次是不一樣的：國民黨推翻條約體系的努力是只限於遠東，只希望推翻涉及中國本身的條約體系；而蘇聯的推翻是涉及全世界的，它要打倒整個資產階級世界。因此在這整個步驟中間，等於是蘇聯站的層次比較高，再加上蘇聯的力量也比較大，國民黨處在一個比較受操縱的地位，多半是在為人作嫁的。
蔣成立南京政府，首先就要涉及一個收入的問題。而他能夠指望的收入，歸根結底還是來自於上海和海關，要麼向上海資本家要錢，要麼提高海關關稅，這就要損害列強控制的海關利益。他要通過正規的政治手段去實現這一點，技術上是相當困難的。但是他有一種從蘇聯學來的手段可以幫助他這麼做，就是用地下組織，用黨部控制的地下組織去做正式政府不能做的事情。正式的政府必須比較忌憚法律和條約，但是黨部或者說是秘密情報組織，總可以通過操縱一批外圍群眾，製造一些事件，表面上看起來是群眾運動，但是實際上是黨部自己操縱起來的，用這些耍無賴的手段，就可以達到他原有的目的。
國民政府從上海弄到的收入，比北洋政府要多得多，主要是用了這樣一種手段：它在上海租界，通過控制青幫和軍統的地下人員，他可以敲詐上海的資本家，如果你不願意向國軍自願捐款的話，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小動作讓你不舒服，比如說是，這兒的流氓騷擾你的時候，我們不來管你；那兒的流氓騷擾你的時候，我們不來救你。表面上這些事情都跟我們沒有關係，都是地方上的流氓幹的，但是無論如何，好像大家都能看清楚，凡是跟國民政府合作的、交了錢的人，流氓都不大來騷擾你；不給國民政府交錢的人，總是不停的碰上流氓。用這種耍無賴的手段，它就能夠從上海資本家那裡弄到多得多的金錢。
但是這樣一來，它本身就必須建立一個北洋政府不太重視的情報機構，也就是軍統和中統。而國民政府原先並沒有這方面的能力。同時，原先的比較老派的政治倫理當中，做警察都不是什麼體面的事情，做眼線更不是什麼體面的事情，你要找到有人願意做所謂特務活動，[找到]人才是非常困難的。願意幹這種事情的人很少，要招募人才是很困難的。結果實際上國民黨招募到的軍統人員中間，倒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地下的共產黨員。徐恩曾任用錢壯飛 — — 錢壯飛，現在大家都知道，是共產黨的人 — — 和李克農來主辦軍統，主要也是因為招募人力的困難。從他的角度上看，錢和李都是組織天才，是有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們善於招募人才，在以前國民黨根本就滲入不進去的地方，像上海租界和東北這樣的地方，自從用了錢壯飛以後，他們的地下組織馬上就建立起來了，運用這些地下組織，他們一方面能夠操縱張學良，一方面又能夠控制上海資本家，對國民政府的利益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後來有人把國民政府描寫得很sb，他們自己用來反共的情報組織內部，好像全是共產黨員，其實這是誤解了當時的歷史背景。首先，軍統在二十年代最初成立的時候，與其說是用來反共的組織，不如說是用來對付帝國主義和舊軍閥的組織。反共是它任務的一部分，但是當時還不是它主要的部分。國民政府在二、三十年代的時候，主要的攻擊對象還是在華的帝國主義勢力。而運用地下情報組織去不漏痕跡的做這種事情，是它既定的目的。它信任共產黨，多多少少是睜一眼閉一眼的，因為在反對西方帝國主義這方面，共產黨員恰好是最積極的。一般的老百姓沒有這方面的積極性，也沒有這方面的技能；而共產黨既有這方面的積極性，又有這方面的技能。
從國民黨的角度上，利用一下共產黨反帝的積極性為國民政府服務，對他們來說其實也是不吃虧的。從他們的角度看，等於是很廉價甚至是免費的得到一批願意自帶乾糧替他們效勞的、很忠貞又很能幹的幹部。所以像現在的那些記錄，你要說是，徐恩曾這個人真會那麼傻，過了那麼久還沒有發現錢壯飛其實是共產黨的人，我看來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他很可能是早就發現了，但覺得這傢伙確實是人才難得，而且哪怕是共產黨，在對付上海資本家這方面跟國民政府也是立場一致的，能利用就盡量利用，只有到共產黨最後實在是做得太過分，直接打擊到國民政府自己頭上的時候，然後才下手做掉他。
當然他這麼搞下去的結果就是，軍統和中統乃至於國民政府內部，所有各個組織都變成了，可以說是匪諜窩吧，要清理乾淨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它一開始建立的時候，根基就是這個樣子的。共產黨人不是後來才滲透進去的，而是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設立的時候就滲透進去的。軍統和中統的情報組織都是這個樣子的，宋子文主持的財政和外交系統尤其是這個樣子。他所任用的人，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粉紅色知識分子，是主張思想進步的人，其中有許多人都是接受蘇聯津貼的，像沈鈞儒這些人。蔣介石對沈鈞儒這些人接受蘇聯津貼這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以為意，他說，這些人是人才，將來我還是要用他們的。從這件事情你也可以看出蔣對蘇聯的真正態度，他並不像共產黨所描繪的那樣，是積極反蘇的人，而是，等於說吧，他是想要耍狡猾，想要利用蘇聯的勢力去驅逐西方帝國主義的中國勢力。當然他也不是蘇聯的人，照他的想法，他是想做土耳其的凱末爾那種人，首先跟蘇聯結盟，把西方的勢力驅逐出去，然後再反過來做掉蘇聯，使中國實現獨立自主。如果他的計劃能夠完全實施，他最後肯定也是要做掉蘇聯的。但是，在實施的過程中走了火，結果是他沒有做掉蘇聯，反而被蘇聯做掉了。
三十年代的遠東外交，就在中蘇兩方面，南京政府和蘇聯之間，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相互配合之間展開。主要的受害者是列強在遠東的勢力範圍，而列強由於歐洲的原因，不願意在遠東進行積極的干涉，尤其是英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英國，面臨著國內制度和外交形勢的雙重收縮，這兩者是彼此相互聯繫的。一戰給英國帶來的主要變化就是，它原先那種由貴族和有產階級主辦的選舉，逐步變為全民選舉。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英國領教的第一次全民皆兵的戰爭。全民皆兵的士兵回國以後，就要求得到終身的撫卹和福利。於是，一戰以後的英國開始轉向全民福利制度。這一點和普選制一起，深刻的改變了英國政治的性質。以後英國政治的焦點就是，盡可能的將基金用過國內的建設和福利，對外，在維護帝國方面就要能省就省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新加坡的軍事基地得不到更新，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面對日本的聯合艦隊，才會出現威爾士親王號沈沒這件事情。
同時在國內建設福利制度，也要求它在歐洲採取消極的外交政策。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前，英國在鮑德溫保守黨政府的領導之下，就已經非常不願意維護凡爾賽條約，或者是保障東歐國家的領土安全。因為這些保障都是要付錢的，而英國出於國內政治的關係，已經把這些錢大規模的用於福利了。儘管按照二戰以後的標準，一戰以後英國的 福利其實規模還是很小的，但是按照當時的標準，這已經是破天荒的事情了。福利國家實行以後，其實從長遠上來看，英國已經注定由帝國轉變為地方性國家，它已經無法再承擔在全世界維護世界體系的責任了。
但是其他國家還沒有做好這樣的準備來替它承擔這個責任，於是在東歐和遠東都留下了巨大的真空，任何挑戰者想要利用這個真空，都可以得到相當大的利益。蘇聯是一開始就想利用這個真空推翻整個條約體系的，而日本採取了先維護後挑戰的政策。它在幣原時代是想幫助英國來維護這個體系，但是發現維護這個體系利益不大，因為英國人自己都不維護這個體系，日本幫助英國維護這個體系基本上是得不到什麼獎賞的，勞軍傷財，白費功夫，又得不到什麼利益。如果反過來，日本也加入挑戰者這方面，直接通過破壞條約體系，得到它根據條約體系得不到的利益，比如說像滿洲國之類的東西，這樣反而更有利。所以它最後自己也轉入了挑戰者一方。
這意味著以維也納會議為標準的全世界統一的國際體系解散為這個區域性的國際體系。英國所主導的那個舊式的國際體系仍然存在，仍然佔據著全世界大部分地方，但是實力正在不斷衰弱。蘇聯製造的那個挑戰性體系佔據了很大一部分，佔據了蘇聯、東歐和遠東的很大一部分；日本所製造的那個挑戰性體系也佔有了遠東的很大一部分；然後德國企圖侵蝕拉丁美洲建立自己的體系。一戰以後是貨幣體系和國際體系都趨向於分裂化的時代。英國人在得到美國支持它重建統一國際體系以前，不得不滿足於這個四分五裂的局面。這個四分五裂的局面是後來製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這幾個體系，它們相互之間所達到的目的是明顯衝突的。各個體系要達到自己的目的，都必須以其他人作為犧牲品。蘇聯在這場活動中間，一方面是由於它的地緣形勢有利，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它的外交政策比較高明，它成功的驅使英美和日本體系衝突，成功的驅使國民政府和日本衝突，然後自己處在漁翁得利的局面。
二戰一旦結束，隨著德國和日本的倒台，那麼歐洲大陸和亞洲大陸都出現了權力真空，只有蘇聯才能填補這個權力真空。即使名義上建立所謂的民主聯合政府，其實也只是一個過渡性現象。民主聯合政府中間，只要有兩三個部長是共產黨人，過不了兩三年，他們就會發動政變把其他所有非共產黨的政黨趕出去，把這些地方完全納入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內戰其實打不打是無關緊要的，如果不打的話，政協會議成功也無非是成立聯合政府，而聯合政府內部的共產黨人在歐洲冷戰全面展開以後，早晚也會像是歐洲那些共產黨人一樣，至少是企圖把國民黨人趕出去，控制整個中國大陸。那時候國民黨恐怕要麼是屈服，要麼還得再打一仗。
而再打一仗發生的結果，跟實際上發生的結果恐怕差別也不是很大。因為亞洲大陸傳統上講就不是美國的勢力範圍，美國也沒有在歐洲大陸和亞洲大陸實施有效干涉的技術能力。所以，只要德國和日本倒台，實際上真正能夠繼承這些地方的也就只有蘇聯，美國頂多是嘴上抗議一下。中國和東歐國家落入蘇聯勢力範圍，已經是遲早的事情。 這是日本和德國倒台的一個必然的想象，因為大自然和政治世界都是厭惡真空的，有了一個真空，最接近的強權勢力肯定會入侵。美國作為海洋國家，它頂多是在蘇聯事實已經入侵以後，然後在大陸的邊緣地帶，在島嶼和半島地帶，重新構築一條防禦線，像在日本和韓國這樣的地方，在英國和荷蘭這樣的地方，構築一道邊緣防禦線，而把大陸的核心地帶讓給蘇聯。
冷戰的開始是實現和完成了凡爾賽會議開始的時候那個國際體系的割裂：美國繼承了英國所開闢的那個整體的國際體系，這個國際體系是維也納會議以後，比較正統的國際規範體系；而蘇聯的挑戰性體系也獲得了空前的成就，佔據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位置。對於遠東來說，冷戰有一個特殊意義，就是，遠東通過冷戰，第一次完全納入了世界體系當中。在以前大清和中華民國的時代，儘管每一次交涉和衝突都使大清和中國進一步的深入國際體系當中，但是它內部總是要殘留一些還不適合完全納入國際體系的成分。自從朝鮮戰爭以後，紅色中國和國民黨的台灣正式以冷戰前線國家的資格進入冷戰雙方的陣營以後，中國才真正的處在這樣一種狀況：它再也不可能擺脫國際體系了，國內的任何變化都要取決於國際體系的相應變化。
1972年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比1978年更重要的年份，甚至是1978年的基礎。因為，等於說是，毛採取了一個基礎不足的挑戰蘇聯的行動，然後在挑戰蘇聯失敗，在全社會主義的整個陣營企圖替代蘇聯路線失敗以後，他唯一的選擇就是用馬基雅維利主義手段，把美國引進來克制蘇聯，然後紅色中國在這次事件中扮演一個非常機會主義的角色，以不自然的聯盟在蘇聯南部打下了一個釘子。從蘇聯的角度來看，中國背叛蘇聯投奔美國，使蘇聯在冷戰中陷入兩線作戰的窘境，這是它後來支持不住、更快的走向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從中國本身的角度來看，中國在外交上搭上了美國的順風車以後，它就享有了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的許多優勢。對於中國或者日本這樣的次要國家，只要你跟的大哥比較對，跟的路線比較對，即使你的國內政策比較錯，也沒有什麼關係的。
八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跟美國的寬容很有關係。如果中國在外交上沒有配合美國的話，那麼八十年代實行的那些亂七八糟的小型的改革，本身是不足以起到那樣的後果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維持得下去，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美國在國際貿易方面給中國做了擔保的緣故。沒有這個擔保，如果中國關起來門搞改革，那麼它的處境就會像是冷戰後的古巴一樣。從技術上講，古巴在九十年代以後內部搞的改革開放比中國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要多得多，技術上要複雜得多，但是還是不能成功，關鍵就在於美國一直是封鎖和制裁它的。而八十年代的中國，美國一直是扶持和照顧的。中國在美國的扶持和照顧之下，即使你的改革開放措施本身其實是很破碎的，但是還是取得了很大成功。古巴在美國的打壓之下，雖然你的方針政策其實更好一些，但是實際上還是同樣不行。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暫時經歷了一個外交上的小陽春，一直到冷戰結束。冷戰結束以後，等於是，外交上左右逢源的時代實際上已經結束了。按照當時正常的發展，中國是很可能在九十年代跟著蘇聯倒下來的，因為美國收買中國反對蘇聯的需要已經不復存在。八九年那個事件和隨後的制裁，與其說是本身很重要，不如說是它只是代表一個方向和提供了一個藉口。中共在九十年代沒有落到這個下場，主要就是，一方面，新的挑戰者出現了，也就是伊斯蘭世界。在這個新的挑戰者面前，江澤民時代的中國再一次扮演了美國一個重要助手的角色，因此再一次變成了美國外交上所需要的助手；另一方面是，美國主導以來的軍事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高潮。中國在這一方面又提供了全世界所少見的大量的不受約束和保護的廉價勞動力。這兩方面的因素共同結合，為中國爭取了新的十年時間，使它作為體系的異己分子，暫時又有機會扮演合作者的角色。
所以，二十一世紀初，經濟全球化才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得以改善的一個根本動機。這個動機仍然是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主要是因為你能夠在國際體系中搭便車獲得的。如果你採取退出國際體系的政策，或者說是國際體系主動的排斥你，像TPP（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所顯示的一樣，這些條件很快就會不復存在了。那時候的中國就很容易陷入中蘇分裂以後，尼克松訪華以前，1959年到1969年那十年所陷入的狼狽處境。那十年不僅是中國外交最狼狽的十年，而且是國內民生和經濟最糟糕的十年。關鍵就在於你在國際體系上處在左右不逢源的狼狽處境。
目前的中國，差不多就面臨著一個重新選擇的結點了。過去允許它搭便車的那些一系列陰差陽錯造成的條件，現在已經是，要麼是已經消失，要麼是正在消失。它所採取的做法，以及國際社會對待它的做法，從現在看來，各方面都是指向國際體系的再度分裂。由TPP開始的這個重新組合當中，會把中國排斥在外，而中國的外交政策受到錯誤的大國崛起史觀和革命史觀的支配，把過去中國幾十年的成就歸功於中國自己的努力和中國體制的優越性，認為它可以在離開國際體系，甚至對抗國際體系的情況下，繼續取得更大的下一階段的成就。這兩者相結合的話，未來的趨勢大概是，中國將會像是一戰後的蘇聯一樣，扮演一個相當積極的挑戰國際體系的角色。而這種挑戰的結果，十之八九是凶多吉少的。
按照一戰以後，清朝解體以後，中國內部的憲法體制發展的一般規律，都是這個樣子的，如果中國本身的憲法結構，或者說是，中國政治精英建構國家的理想符合當時國際體系需要的話，這種結構就能夠穩得住；如果不符合這種需要的話，那麼追求這種理想的精英集團，本身就會遭到解體的命運。像國民黨之所以垮台，歸根結底就是它要建立起來的這個大中華，實際上既不符合蘇聯的利益，也不符合日本的利益，也不符合英國主宰的整個國際體系的利益，最後在冷戰時期，仍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也是要它在台灣保境安民，阻止共產黨渡過海峽，但是不支持它反攻大陸的。所以它整個理想都是逆時而動，因此它是注定要遭到失敗的。而共產黨在這方面比國民黨一向是要機會主義得多，這是它能夠比國民黨佔到更多便宜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以後它接過了國民黨的衣鉢，堅持要在跨越國際體系邊界的地方建立一個有能力挑戰現有國際體系的大中國，我想，國民黨過去在三十年代以後曾經遭遇的命運很快就會落到它自己頭上。
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通過統戰的方法，想把韓國拉到中國這一邊來，然後在東南亞、中亞搞一個朝貢國的體系，這就是一帶一路、亞投行這些做法的真正動機。它的理想等於是要恢復鴉片戰爭以前，以大清為中心的那個朝貢貿易體系，以龐大的中國為中心，周圍由韓國、一些東南亞國家、一些中亞國家那些小國包圍，一邊從中國拿到一些好處，另一方面也對中國提供戰略上的資源這種方式，形成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平行體系。
但是可以想象，現有的國際體系整個大環境是不容許它這個戰略成功的。它這個戰略肯定會引起強烈的反擊的。它的勢力範圍在太平洋和中亞伸出它原有的國家界限以後，肯定會出現嚴重的碰壁現象。就不要說這個範圍以外，你像香港這樣的地方，它碰壁的跡象已經顯示得很明顯了。其實中國之所以能夠在香港站得住腳，歸根結底還是英美願意收買中國的緣故。英美願意收買中國，就可以壓住台獨勢力、港獨勢力，不讓它做大。一旦中國採取全方位挑戰西方國際體系的做法，西方的立場也會相應的改過來，那時候，分裂主義的勢力就不再是擾亂美國體系的麻煩製造者，而是保障美國體系、防止中國擴張的必要的和寶貴的幫手。
你從蔡英文現在的處境就可以看出了，以前在陳水扁時代，美國人把民進黨看成製造麻煩的人，因為在中美相互協調的大局中間，他們不希望台獨分子掌握政權，給雙方製造麻煩；但現在恰好相反了，現在美國人把朱立倫當成不可信任的人，認為朱立倫到北京去達成這個協議，最終將導致實質統一。而美國人的立場，雖然不高興通過直接獨立來引起衝突，但是也絕不容忍實質統一踐踏遠東1955年形成的邊界。所以現在他的政策等於是反過來，扶植民進黨來遏制國民黨的。今後如果中國再繼續採取有力的挑戰政策，那麼在香港，在東南亞，在中亞，類似的情況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產生。別人要給你製造出反對你的力量，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你如果像二戰前的日本一樣，進一步堅定不移的投入更大的力量，引起更大衝突的話，就會把自己陷入到無法維持的地步。
我想，美國對亞洲大陸是沒有什麼野心的，它的立場是消極的，它不容許亞洲大陸出現足以跟它挑戰的勢力。如果這樣的挑戰勢力出現的話，它會把你打垮掉。但是打垮掉，它不會想要這塊地方，它就算是想要，頂多也是想干涉一下沿海，上海、東南沿海這些地方，干涉內地對他來說是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的。所以如果共產黨真的是強大到足以像以前的日本和蘇聯一樣，對美國體系實行有力挑戰，那麼美國是會支持各種勢力直接或間接把你做掉的。但做掉你以後，政權解體以後，美國不會深入亞洲來替你善後的。然後在這種情況下，沿海倒也罷了，內地要麼就是形成一系列軍閥強人統治，要麼就會落到伊斯蘭國手裡面。這是最有可能出現的結局。
現在的情況就是，俄羅斯、伊斯蘭教和中國是繼承了這個西方國際體系的三個局外人，也是三個挑戰者。三個挑戰者哪一個會變成西方的主要打擊對象，取決於你自己的合縱連橫。以前，比如說本拉登那個時代，伊斯蘭教好像是主要挑戰者，中國則是積極配合美國來打擊伊斯蘭教的，所以當時中國的日子相當好過，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現在的情況是，中國作為挑戰者的聲勢和威脅已經超過了伊斯蘭國，所以美國的戰略重點才從中東移向遠東，放著伊斯蘭國不管，極力來遏制中國。這對中國來說不是個好下場。現在美國的政策是，在烏克蘭對付俄羅斯；在遠東對付中國，而且對付中國還要對付得更狠一些；對中東它採取的是近乎撒手不管的政策。可以說吧，美國的國際體系面臨著三個挑戰者，但這三個挑戰者，不僅每一個的實力都不如西方，而且三個挑戰者加起來的實力都不如西方。
而三個挑戰者彼此之間相互也是不和的，它們很容易通過跟西方聯盟來反對另一個力量，而為自己爭取較好的待遇。例如中國就很明顯，它就曾經投靠西方，幫助西方鎮壓伊斯蘭國，為自己爭取很好的待遇。同樣的道理，俄羅斯也並非不可能投靠西方，幫助西方來整中國，為它自己爭得更好的待遇。特別是俄羅斯的右翼分子，他們最不願意看到一個偉大的歐洲民族變成中國的傀儡和利用對象。所以俄羅斯在這方面是最不可靠的，你不能指望它會配合中國，當中國的小兄弟去對付西方，這跟它的原有的地位太不相稱了。它可以讓中國做它的小兄弟，在它對抗西方的時候，替俄羅斯當人肉盾牌，但它絕不會反過來替中國當人肉盾牌。如果它已經軟弱到這個地步，很可能變成中國的附庸，那它很可能會覺得，同樣是做附庸，我寧可做西方的附庸也不願意做你的附庸。反過來，它很可能像江澤民時代中國對付伊斯蘭教一樣，反過來配合美國來整中國。這種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