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四講之三】真主的秩序（下）

伊斯蘭憲制與歐洲體系的共同演化-- 答問部分

按：此為2015年6月劉仲敬先生在由Eidos（愛道思）主辦的非洲坦桑尼亞遊學班上所講，共分四講，除第二講無錄音外，其餘三講皆由三馬兄根據現場錄音整理成文字。本篇為第三講，除正文外，文後附上一段劉仲敬先生的談話，此談話，時間在此講座之前。 — — 雲遠

提問部分（所有問題均經過提煉）

某聽眾：是不是可以說像伊斯蘭這樣政教合一的國家很容易出現獨裁？

劉仲敬：這個，與其說它們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倒不如說它們根本不是國家。至少他們不是說，法國大革命以後建立起來的那種國家模式的國家。它們本身就是教團。它們的教團實際上是不需要國家的。它們能夠提供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這個信仰的意義，對於他們來說，信仰的意義就絕對不符合比較寬泛的知識分子想象中的那種信仰的含義。知識分子想象的信仰就是我贊成某一種理論和觀念，然後贊成完了以後，可能我就去研究去了，或者不研究。但是無論如何，這件事情沒有多少社會性，主要是理論上的東西。而教團呢，它在理論上是不先進的，伊斯蘭教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在神學上不是很發達。其實在中世紀，好像是伊斯蘭教佔領地區和經濟勢力比基督教世界要強大得多，但是它們遠不如中世紀歐洲那些貧困的修道院裡面產生出來的神學多。它們的特長在於，它們提供了直接和具體的社會服務。加入了那些團體之後，你實際上在團體之外，就沒有別的社會關係了。

這一點我覺得中國人應該能夠理解，因為這一點跟共產主義有相似之處。共產主義跟傳統的俱樂部政黨不一樣。傳統的俱樂部政黨就是說，我們是保守黨或者自由黨，就是一幫地方紳士或者商人，觀念相似，我們組成一個俱樂部式的結構，但在俱樂部以外，我們還有自己各自的關係。哪一天鬧翻了，我退出你的俱樂部，另外組黨，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共產黨不一樣，你一旦加入了共產黨，你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是少先隊員，一直到死都在組織的管理之下，除了組織以外你什麼都沒有。你離開組織以後，你就好像一個殘疾人離開拐杖以後，剎那間，至少在短時間內，你連怎麼樣生活都不會了，連怎麼樣說話都不會了。所以這一點你才能夠解釋，為什麼共產黨員在遭到迫害的時候，往往是怎麼都不肯逃走，在有機會逃走的時候都不肯逃走，給他平反的機會他馬上就會回去。同樣的情況出現在資產階級政黨當中，那肯定就是大家撕逼，然後各自搞各自的政黨。

共產主義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關鍵就在於，它的組織能夠造成極大的社會關係依賴性。這個依賴性一旦養成了以後，你要想擺脫它另外重新建造一套社會關係，是非常不可能的。你像張國燾這種人，他逃到加拿大去，結果只能做一個領取養老金的人，基本上除此之外什麼也不能做了。也就是說，你真正在共產主義組織中混過一段時間以後，你等於是變成了一種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用特殊的語言和特殊的切口。離開這個團體，你連說話都不會了，做事都不會了，你整個就是一個廢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組織哪怕是整過你，只要他願意給你平反，恢復你的地位，你肯定是興高采烈的回去了，因為你本來就沒有其他的路。

伊斯蘭教的教團就是這個樣子的。你如果從小就在這樣的教團中長大的話，你跟教團之外的人沒有辦法接觸，你跟教團之外的人沒有辦法結婚，沒有辦法交朋友，因為一到生活細節方面的話，你原來形成的習慣和依賴，都對你構成新的社會關係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阻礙。這樣的教團組織真正的力量就在這個全方位的服務。這個全方位的服務是非常有用的，非常安全的，它能夠保護你。例如像現在的新疆就有這樣的情況。如果你是個普通的居民，你窮了沒有人會管你，如果有人欺負你，沒有人會管你。如果你加入了他的某一個教團，那就會出現這種情況，你沒有房子，剎那間，會有一批教友從你聽都沒有聽說過的地方跑過來，帶著錢、帶著工具、帶著材料來，幫你一夜之間就把你的房子建起來了，一夜之間你就有錢了，你的家人都得到安定了。但是如果你背叛了他，也可能在半夜之間，你突然醒來的時候，發現你自己躺在垃圾堆上，剛剛建好的房子已經給人拆得光光的。它既是巨大的服務和保障力量，又是巨大的約束和恐嚇力量。一旦你加入了這樣的團體，即使理論上他沒有說要殺你全家，但是實際上你加入進去以後就是一個單行道，你再想要退出來，那個成本是非常之高的。

某聽眾：現在的貪官在法庭上承認錯誤，我覺得雖然可能是違心的，但是可能有一部分他們是真心悔過的。

劉仲敬：因為人最大的恐懼就是什麼呢，被孤獨和被拋棄。像高爾基這樣的人都是這樣的。列寧在世的時候他往往跟列寧吵架，列寧一死了以後，他就覺得他自己變成了孤兒，好像失去了依附的對象，馬上就痛心疾首的懺悔起來，說過去不該跟列寧吵架什麼什麼的。這個事情不一定是別人逼他的。從心理依賴性的角度來看是很容易理解的。

某聽眾：美國將來對穆斯林的態度會是怎樣？

劉仲敬：我覺得美國不是伊斯蘭教徒的敵人，能夠跟伊斯蘭教徒競爭的只能是跟它同生態位的團體。對它來說就不存在有軍事打擊的問題。如果你用現代化的軍隊去打擊它，那當然是可以打掉的。但是你別忘了，你現代化的軍隊招募到的那些軍官，自己都很有可能變成他們教團的成員。像俄羅斯鎮壓車臣那些軍官，往往就是這樣的。俄羅斯安全部隊當中改信伊斯蘭教的比例是格外的高，這一點可能裡面應該是有一點兒特殊的奧妙的。能夠跟伊斯蘭教徒競爭的東西，就是跟它能夠佔據相似生態位、能夠團結群眾、能夠建立類似教團的組織。

某聽眾：那他們會不會在一定程度上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

劉仲敬：會的。因為美國主導的這個秩序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一個直接延伸，而教團制度所取消的，正好就是國家體系本身。美國等於是這個體系的繼承人。而它們攻擊的，雖然不是直接攻擊美國，但它們間接的攻擊了美國體系產生的那個基礎和源頭。但是這是沒有軍事或者政治解決方法的。實際上這就是一個社會組織和信仰的競爭。如果它們的挑戰失敗，那也只是因為在思想觀念上和組織層面上產生了跟他們生態位相近、而且足以對它們進行有效競爭和遏制的組織。這個組織我覺得不大可能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跟他們就是，屬於有勁使不上，因為跟它們不處在同一個層面上。就好像說你養了一隻獵犬或者老虎，讓它們去捉跳蚤一樣，它肯定捉不住。不是因為你養的獵犬不好，而是因為它們不在同一個生態位上。能夠跟跳蚤實行有效競爭的，那大概是其他的某些昆蟲，像蜘蛛之類的。能夠跟細菌競爭的，大概就是產生青霉素的霉菌之類的。能夠克制你的人，肯定是跟你生態位相近的，不會是超越你生態位的東西。

它這種教團挑戰的厲害之處、危險之處就恰好在於，十六世紀以來民族國家體系的產生，實際上是犧牲了中世紀長期存在的許多基礎生態位。而這些基礎生態位，才是遏制像伊斯蘭教團，能夠跟伊斯蘭教團進行有效競爭的力量。將來如果說是類似的組織，比如說像是聖殿騎士團或者諸如此類的組織不重新產生的話，那麼可能現有的民族國家體制是不能有效的遏制伊斯蘭教勢力的擴張的。所以我覺得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的，它的挑戰，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初期階段，能夠像是布爾什維克打倒一大批比較脆弱的國家一樣，一下子就打倒了一批比較脆弱的民族國家，造成一個動蕩的真空。然後在這個擴張的過程中，引起相當於中世紀那種亞國家團體，騎士團啊，兄弟會啊之類的組織，重新復活。而那些重新復活的組織，才能夠跟這些教團構成有效的競爭關係。

某聽眾：那是不是說現在伊斯蘭國的行為反而能起到一個對世界的推動作用？

劉仲敬：是個有力的刺激作用。因為挑戰和破壞是很難分清楚的事情。同一件事情你說它是挑戰還是破壞，那是要看你的觀點了。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說經過挑戰以後，無論挑戰結果如何，世界都會變得不一樣。通常你為了戰勝某一種挑戰，你會不得不接受你的敵人和挑戰者帶來的某些特徵，否則你就沒有辦法克制他。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即使失敗了，也不是完全失敗，其中也是有勝利成分在內的。我想伊斯蘭教這種團體，它等於是給民族國家體制提供了一個警示，證明我們原先，二戰以前還認為是完美無缺的、維也納會議和巴黎和會都認為是沒有問題的這個民族國家體制，其實是有軟肋和空白點的。

某聽眾：那您說這種刺激作用是不是對普通人而言會造成一種災難呢？

劉仲敬：是災難。

某聽眾：所以是不是說所有的東西都是必須要經過這個痛苦的過程才能得到提升和完善呢？

劉仲敬：仔細想來應該就是這個樣子的。因為你所有的優秀品質什麼的，都是通過演化論意義上的篩選構成的。你之所以能夠，比如說是具備某種能力，那你肯定是因為在過去的演化和篩選中間，有許多沒有這種能力的個體已經死掉了。進化和退化也是一樣的事情，因為你產生出某些特點或者組織，或者甚至可能是必然會導致另外一些特徵或組織的退化。因為一切資源都是有限的，即使物質資源在某個情況下可能達到近乎無限供應，但是機會的資源或組織資源肯定是有限的。比如說你[在某一時段]中，你關注的對象肯定是有限的，你關注了物理學就不能關注化學，無論你物質上的資源再多的話，你不可能同時關注的。你如果把注意力轉向化學，那你必然要放鬆物理學方面的關注。這是一個同樣的道理。所以可能世界是永遠無法達到完美的。完美只是一種臨時的、暫時的最優平衡態。完美的產生，肯定，在某一方面達到完美的同時，在另外一方面就會產生出空門和軟肋，結果新的挑戰會在你這些空門和軟肋產生。而你原先已經認為戰勝的這個控制和挑戰，則變得不再重要了。

某聽眾：我覺得人類文明是不是不能全按照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來走的吧，總會理性一點吧？

劉仲敬：這個嘛，很難說，因為理性這個東西到底是一種內在的自洽的東西，還是只不過是歷史經驗產生出來的一個邊界條件？這是很難說的。我倒傾向於可能是屬於後者。也許理性本身不是一個整體上的東西，而是巨大的、你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歷代相傳的歷史經驗，給你鋪平了一個道路中間畫出的一條邊界線。這條邊界線之所以能夠畫在這兒，主要是因為歷史經驗剛好推進到這一步。如果歷史經驗沒有推進到這一步，那麼理性的邊界就要畫在另一個位置上了。而且隨著歷史經驗的演變，這條邊界也可能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斷演變之中的。

某聽眾：那是不是說人類平和的改進不如這種衝擊來得好啊？

劉仲敬：不是說不如衝擊來得好。而是因為如果你長期沒有接受到某種衝擊的話，那麼你對這種衝擊的抵抗力就會變得越來越脆弱，於是實際上你等於說是，在更長時期內，造成了你面臨這種衝擊的時候會突然崩潰的可能性。

某聽眾：目前能和伊斯蘭教進行同生態位競爭的有哪些？

劉仲敬：我想，就目前情況來說的話，能夠跟伊斯蘭教進行有效競爭的也就是基督教的傳教團體。

某聽眾：那目前他們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

劉仲敬：這個我具體也不太瞭解。當然將來也可能會產生出更加合理的組織。我認為就是跟這種團體能夠進行有效競爭的團體，除了生態位相近以外，但是也不應該是完全相同的。它應該能夠具備某一些教法團體所不具備的特徵，而這些生態位相近，但是特徵有異的東西，才是它的有效的克制劑。如果是完全相同的話，那就僅僅能夠競爭而不能克制了。所以中世紀時期，十字軍戰爭時期會形成騎士團這樣的組織，聖殿騎士團，或者波蘭王國的騎兵隊這樣的組織，可能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產生出來的。這種演化是自然。它應該產生在鬥爭的邊界地區。也許像現在庫爾德人這樣的組織，就是這種應激反應的一部分。

某聽眾：所以說現在的伊斯蘭國興起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劉仲敬：這要看你從哪個角度來看了。你如果處在沒有做準備就遭到打擊的那個邊界線上，那就不見的是好事。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打擊的話，也就沒有辦法在衝突地區產生出必要的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了。其實人的大部分基因都是轉導的產物，也就是說由其他的病毒或微生物給帶進來的。所以人可能有70%都是由異種基因構成的。連物種和物種之間的邊界都不是明確的。制度和制度的邊界當然也是這樣。籠統的說可以有這種制度和那種制度，但是所有制度其實都是人類基因組這樣的嵌合體，其中留下了很多來源於其他歷史時期留下的制度的痕跡，那是歷史上各種入侵和模仿的產物。但是可能就是這樣七拼八湊搞成的看上去很不規範的東西才有生命力。你如果搞成一種看上去整整齊齊，好像是每一段都是功能明確的基因，這樣的基因很可能在自然界是沒有生存能力的。這種七拼八湊留下的痕跡，恰好就反應了它在過去的漫長歷史中間曾經經歷的各種考驗，而這種考驗是它生存能力的最佳保證。

某聽眾：中國會不會受到大的衝擊？

劉仲敬：會的。這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時間上湊的正好。九十年代以後，基層政權和社會組織傾向於空心化，正好是提供了大好的機會。他們可以填補，多半是已經填補了這個真空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你就不可能說是現在有什麼以河南為中轉站的什麼地下運輸線的存在了。如果是以雲南為中轉站還比較正常一點，因為雲南還是傳統的伊斯蘭教地區，結果中轉站居然在河南。

某聽眾：那山東的回族呢？

劉仲敬：我覺得山東的回族應該是比較老的家族，應該還是相對而言比較固定的。有危險的應該是新來的這種迅速傳播的教派。中國的致命之傷在於基層的空虛和枯竭，資金和人才都被抽空了，就是留下來了一個巨大的真空。任何人想進去的話，阻力都不是很大的。

某聽眾：我們國家歷史上從來都是世俗的國家。

劉仲敬：這個不見得。你說歷史上中國一直都是世俗國家，實際上是因為中國歷史的記錄者是士大夫階級，所以他有意的低估了基層各種怪力亂神的作用。像是張角啦，孫恩啦那些亂七八糟的人。所以你要看士大夫記錄的歷史，就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像張角、孫恩那種人，好像是前幾年歷史上一點痕跡都沒有，大家都在關心著誰當什麼什麼官，誰跟羌人或者匈奴人打仗之類的事情，突然幾年之內，好像全國到處都在鬧黃巾，他們從哪兒出來的？這好像是不可能的。正確的解釋應該是，士大夫階級不願意記載這些不規範的、縉紳鄉紳難言的、不雅馴的東西，直到這些人實在打上門來，不記載也不行了，才用比較歪曲的方式記載下來。像明朝這樣的例子，肯定不會像是明史記載的那樣。它的早期歷史，十拿九穩就跟孫恩、張角他們這批人是差不多的。只是後來被士大夫階級重新給改寫了。早期它就是一個邪教組織，這也應該是沒問題的。

某聽眾：我覺得中國每個朝代的君主都是造反上來的，然後長則幾百年，短則幾十年，又被其他人推翻了。

劉仲敬：所以中國社會的不穩定性比較強，容易發生大動亂或者是大規模的替代。日本這樣的地方就不容易。基督教在日本傳了一百多年，現在成就仍然非常之小，這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它原有的社會比較密閉，基本上是填合了所有可以填合的空間，就沒有什麼餘地可以讓你滲進去的。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地方，外來的宗教或者組織，突然滲透進去，突然替代，那是太容易了。

某聽眾：我的感受是，政府現在對穆斯林的打壓不如對基督教的打壓。

劉仲敬：這個可能是因為中國的正式理論還是把自己當作挑戰者，當作是世界上的革命力量，覺得亞非拉的革命勢力是我們的兄弟，反對美國的都是我們的兄弟，所以想把，多多少少要統戰一下伊斯蘭教的意思在裡面。

附：劉仲敬在休息時的一段談話。時間在此講座之前。

劉仲敬：[我所說的]精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精英，就是說，不能是只是科舉士大夫那種精英，或者是說軍人那種精英，你要的就是出錢的人，坦白說就是要資產階級才行，只有資產階級才有足夠的財政責任感，沒有他們那是不行的。近代民主的優越性就是依靠資產階級專政來建立的。而且隨著資產階級專政的削弱，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所謂資產階級專政的削弱，在西方的核心區，在英美這些國家，就表現為普選制，取消了原來那種天經地義的財產資格。不納稅的人不應該有選舉權，坦白說就是這個原因，這一點至關緊要。

某聽眾：現在都在納稅啊，誰沒納稅？

劉仲敬：間接稅不算稅，消費稅那些是不算稅的。它培養不起責任感。英國人當時所謂的納稅人，就是指鄉紳和商人。地主納土地稅，倫敦的商人什麼的，納貨物稅。他們有職業的責任感。像法國第三共和國就有一個制度，它是規定是，文武官員在選舉時是不應該投票，因為他們是支付薪水的人。還有一個階級是不應該投票的，就是僕人。因為其實僕人是有主人的，他投票的時候很容易受到主人的影響，因此去選舉是不公正的。而文武百官，他也是僕人，但他不是私人的僕人，而是公共的僕人，所以他們參與選舉也是會引起選舉混亂的。總的來說，基本精神就是，出錢的人，納稅階級才應該是投票的人，食稅階級、使用稅款的階級，無論是公家的僕人還是私家的僕人，都是不應該投票的。這才符合政治學的基本原理。

私人的財產權的絕對性受到損害，它不是僅僅影響到民營企業家或者影響經濟，它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可以說，西方文明最成熟、創新能力最強的時代就是牛頓和萊布尼茨那個時代 — — 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表面上看技術還在繼續發展，但是最核心的理論創新實際上是放慢了的，比起牛頓當時那個時代，那種日新月異的情況來說，可以說是，最基礎的理論上的創新是放慢了的，實用技術的發展是增加的。這其實不是個好兆頭，這對文明本身是不利的。因為有很多東西，其實最根本的東西就是理論創新。理論創新產生了，有了突破以後，實用技術是比較容易的。理論創新過不去的話，那你這個層次升不上去，單搞實用技術的話，那等於是一個扁平的橫向發展。

實際最需要的，不僅是中國，就是西方和整個世界，最需要的就是恢復到近代早期十六、十七世紀的政治理論上。這才是正本清源。這裡面有一點是必要的，就是要破除大眾民主、群眾民主和一人一票的影響。大眾民主只有一個好處，就是它運作起來比較簡單，因為一人一票這個東西計算起來比較簡單，但實際上絕對不能證明說是，多數派，或者說是群眾的意見就一定是真理。實際上這個道理就好像是長子繼承權一樣，不能說就是大兒子一定比小兒子聰明，但是為什麼我們要用長子繼承權，因為這樣比較簡單。誰是小兒子不好說，因為你也搞不清楚，你在四十歲、五十歲的時候會不會再生一個。你要說小兒子繼承的話，那現在這幾個兒子誰繼承，誰也說不清楚，說不定將來出了一個繼承人把他擠掉了。這樣繼承人就會變得很不穩定。但是誰是大兒子，這是很明顯的。他第一個生出來，不管再過幾十年，他肯定都是大兒子。

同時長子繼承權也比選賢與能要好，因為選賢與能就說不清楚了。你說你數學好，他說我音樂比你好。按照數學的標準我應該上，按照音樂的標準你應該上，這樣吵起來就沒完沒了。要按照才智和功績競爭的話，最後的結果就一定要搞陰謀詭計。大家都覺得我應該上，搞到最後一定是，由良性競爭轉為惡性競爭，搞到家破人亡的地步。相反的，你說無論你聰明也好笨也好、有功也好沒功也好，只要你是長子你就上。那這樣的話，馬上就可以解決很多具體的糾紛。按照中國古人的話，這叫做大位不以智取。儘管長子本身不一定高明，但是因為長子繼承權這個概念可以一下子消滅很多不必要的爭論，所以這個制度就是有道理的。一人一票也是這樣的。實際上一人一票是沒有道理的，多數人根本不見得正確，群眾根本不見得正確。但是一人一票這個做法的好處在哪裡？它可以防止作弊。你要劃分選舉團的話，誰有資格、誰落選，那麼作弊的機會會多到無窮無盡，人人都想作弊，而為了作弊又會引起很多陰暗的黨爭，這些黨爭對政治的破壞作用非常之大，為了避免這些問題，所以還不如乾脆就一人一票了。真正合理的原因就只有這一點。其他所有的理由都是神話性質的，不值得推敲的。

某聽眾：那如果你說誰出錢誰來決定的話，有兩個問題。其一，如何保證有錢人對沒有錢的人做出的決定是公平的？其二，如果使錢多的人有更大的權力，在大眾民主制下該通過何種方式實現？

劉仲敬：實際上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辦法，其實張五常提過這個辦法，就是選票買賣，公開出售選票。還可以再加一個彭定康式的修正：可以實行一種一人兩票制。一票對應兵役，你投了這一票就要盡軍事義務，就要當兵，如果不當兵的話，你沒有這一票。只要你當了兵，用你的血做了貢獻，這一票就是你的了，不可轉讓。還有第二票是可以轉讓的。你可以不賣，留給自己，但是你要高興賣的話，出賣這個選票是你天然的權利。誰出價高，或者是你看誰順眼，你可以出賣或者贈送這張選票。按照這種形式實行一人兩票制度，可以解決現在大眾民主制引發的問題。

某聽眾：那這跟賄選買票不就是一回事麼？

劉仲敬：賄選是個很正面的現象，它不是壞事。英國人、羅馬人和雅典人在他們的黃金時代，他們的選票實際上都是可以買賣的。

某聽眾：我覺得如果要採取這種選舉制度，必須存在許多政黨。要是只有一個政黨的話，你讓我們選誰去呀，呵呵~

劉仲敬：這個嘛，我說的是理想的政體，這個理想政體不大可能出現在中國的。我剛才提出的那種做法對於西方現在的那種一人一票的社會福利的大眾民主，是一個有效的矯正。按照我這種選舉制度的話，他們現在就不會有什麼福利國家的問題，不會有什麼穆斯林移民的問題，這些問題從源頭上就不存在。至於在中國嘛，在有共產黨的國家，老實說，問題是解決不了的。只要有共產黨存在，你無論多麼好的方案都執行不了，好方案和壞方案完全一樣，反正全都是空想。他無論如何都不肯交出權力。所以老實說，不管你想往哪一個方向改革，你都得要排除共產黨。

而共產黨的問題在於，它有一種犯罪集團的心理，它不是一個可以退休的政治集團，它是有黑歷史的犯罪集團。他退休以後，不可避免的要面臨著無法交代的過去，僅僅憑這一點他就不能退。這是一個共犯結構的問題。比如說我跟你一起賺錢，這一點不能保證我們將來一起團結，因為我在別的地方也可以賺錢，說不定我就跟你撕逼了；但是如果我跟你聯合起來把他給殺了，那麼我永遠不敢背叛你，一旦背叛了你的話，我自己就會暴露，整個就要完蛋了。像上次洛陽不是發生一個綁架案麼，綁架好幾個小姐，最後那個男的聯合幾個小姐殺了其中一個想要逃跑的小姐，所以最後的話，其他幾個人都不敢背叛他，為什麼呢，因為一旦背叛他，她們自己就是殺人的從犯，所以她們不敢面對警察。

共產黨的情況就是這個樣子的。他自己構成了一個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共犯結構，哪怕是表面上看是受害者，實際上在這中間也是有自己的不光彩的一份在裡面，所以是禁不住曝光的。這一點才是他能夠維持統治的根本原因。你想想王實味那些人為什麼受了害還不肯逃跑，像現在那些被打的貪官污吏什麼的，為什麼他不肯辯護呢，說是不能跟黨組織對抗，那是因為即使目前給他加的這些罪名是純粹冤枉的，但他自己另外肯定還有黑歷史在黨手裡面。他不是一個完全無辜的人。沒有黨的話，一旦真相完全曝光的話，他的真正身份肯定是通緝犯。所以即使黨迫害他，他也只能希望，或者是「家雞打得團團轉，野雞打得到處飛」，他是家雞，他永遠離不開黨，他希望黨有朝一日回心轉意，像是胡耀邦時代那樣重新撥亂反正。他絕對不敢到共產黨以外的地方去重新開始生活。這一點才是它能維持團結的真正邏輯。所以你就不能把它當成一個政治集團來考慮，你得把它當成一個有共同黑歷史而且不能曝光的犯罪集團來考慮。按照這種方法來考慮的話，許多事情就可以解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