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蛾與紅爐的愛情：自戀者最後的揮霍

《黃金時代》影評

文明在其積累階段，通常不會產生才子或文人；只有在揮霍階段，才會釋放這些美麗的焰火。焰火的任務就是燃盡膏脂，為種子留下適宜的苗圃。名垂青史的美麗景觀，對焰火本身只是無足輕重的副產品。五四青年及其精神苗裔就是這樣的焰火，以其臨去秋波向行將滅亡的母體告別。焰火就其自身性質而言，最不適合兼任種子的角色。然而，焰火的崇拜者對此經常不能理解。文革以後最常見的神話有兩種：都怪我們沒有堅持真正的馬列主義，都怪我們沒有堅持真正的五四精神。不言而喻：前者通常出自政治家之口，後者通常出自文人之口。於是，今天的文學青年仍然經常重復餘燼發出的哀號：回到五四~回到自我解放的天真時代~

五四精神所強調解放包括政治和社會兩層意義。前者意味著拋棄軍紳政權劫持的代議制，直接訴諸集體和先驗的庶民、平民或國民。後者意味著打破儒家宗族共同體對個人的約束，實現全面的個性解放。從現實政治的角度考慮，國民或人民都是構建以後才會出現的行為主體。構建主要依靠組織和津貼，不久就證明只有國民黨和蘇聯才能勝任。個性解放才是自戀者的終極追求，但也不是有產階級家庭以外的青年所能承受的奢侈品。張中行這種華北農村的小地主子弟覺得，脫產讀免費的師範學校已經構成重大和不容損失的投資，普通城市中學教師的薪水已經足以將他提升到大多數鄉紳不能企及的社會階梯。他沒有能力也沒有慾望脫離舊家庭，只能做余永澤。

典型的文人反叛者猶如美國六十年代的左翼青年，多半出自有產階級的上層。只有他們才有資格高呼革命口號，蔑視出身無產者或有產階級下層的右派和秩序維持者 — — 警察、國民警衛隊、工會會員、尼克松總統和里根州長。無政府主義者巴金和女權主義者蕭紅都是大地主家庭的產物。在內地和農村，階級地位比這更低的家庭根本沒有產生左派的資格。對他們而言，左派身份意味著拋棄內地-農村出身的寶貴通行證，保證從此以後可以混跡於城市布爾喬亞子弟和留學生組成的更高圈子，甚至獲得政治尋租的機會。有錢人才能做左派或自由派，致力於傳統社會的解體。小有產者或無產者的子弟如果有出頭的機會，多半只能做威權主義者、儒家保守主義者或法西斯主義者，例如陶希聖、錢穆和戴笠；因為他們沒有富人專享的反社會資格，小共同體的保護或約束對他們的安全和升遷至關緊要。對窮人而言，五四意義上的自由或解放實在沒有什麼吸引力。

自由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代表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義。五四青年真正關心的自由並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擺脫宗法大家族專制、資本主義經濟壓迫和社會習俗束縛的自由。戀愛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點，遠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他們欣賞國家的強制，如果這樣有利於富國強兵的話；敵視社區的紐帶，因為後者肯定有礙個性的解放。這種組合的怪誕程度，猶如一個人無法忍受蚊子的騷擾，卻不介意將眼鏡蛇養在臥室里。他們心目中的西方社會，似乎只有易卜生和蕭伯納驚世駭俗的主角。他們根本不願承認：西方社會的基本細胞恰好就是諾拉和斯多克芒醫生挑戰的虛偽市民（「結結實實的多數派」），文人發明的邊緣人英雄從來沒有組織共同體的能力。明代士大夫就已經發現：較之天主教徒，儒家社會的性管制可以說相當鬆弛。新教社會對家庭價值觀和嚴肅風俗的重視比天主教徒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本容不下丁玲、蕭紅這種自戀成性的濫交者和殺嬰者。粉紅色新青年對傳教士、救世軍、基督教青年會和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異常厭惡，其實這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倒是當時中國最接近西方的類型。

拒絕家庭和社區的義務，蔑視社會風俗和輿論的柔性規訓，仇恨資產階級腐朽自私的財產觀，懷疑和嘲笑宗教價值觀，信任和崇拜國家的剛性強制。這些元素構成了粉紅色知識浪人的標準畫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締造美國民主的樸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這種人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異乎尋常的批量產生就是洪水即將來臨的徵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歷史任務就是毀滅自己和產生自己的社會。早年的高爾基就是這種人。他曾經對美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結果卻發現：美國人憎惡他混亂的私生活，超過了沙皇憎惡他的政治觀點。他永遠沒有忘記這次侮辱，畢生詛咒和嘲笑金元帝國的偽善。

這種葉公好龍的態度在民國知識分子當中並不鮮見。他們經常從少年時代的崇拜西方轉到成年時代的敵視帝國主義，諸如此類的隱秘屈辱在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遠遠超過他們願意承認的程度。針對西方社會的自卑感、挫折感和報復欲驅使他們投入蘇聯的懷抱，遠比任何階級和經濟的動機更為有力。然而，這種報復的飲鴆止渴性質過於明顯了。魯迅晚年就很清楚：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屬於自己口頭抨擊的舊社會，在這種社會潰滅後幾乎沒有什麼生存機會。問題在於，他的優點和特點就是：正因為出身舊社會，對舊社會的弱點格外瞭解，因此反戈一擊格外有力。他若不能有效地開發利用這些優勢，怎能維持文壇領袖的地位？人生已到暮年，他還有重新選擇的餘地嗎？「我死之後，不管洪水滔天」，將「求為清潔工而不可得」的命運留給下一代，豈不是更加明智？

蕭軍和蕭紅（他們的名字就意味著「小小紅軍」）沒有他們的導師那樣有遠見，更沒有他多年積累的文學才華和社會資本。魯迅同時跟蘇聯人、日本人、國民黨元老、共產黨中央和左聯保持關係，堅定地拒絕任何完全依附一方的建議。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李立三，不會放棄裝甲保護的安全地位。他滿懷輕蔑地告訴周揚，現在還輪不到你來發號施令。他早已放棄真正的文學創作，卻運用左右逢源的政治手段，依靠經營自己的形象，贏得了更大的聲望。他的許多弟子卻像飛蛾撲火一樣，迫不及待地投入紅爐。相形之下，儒家宗族包辦的婚姻和資本主義的壓迫堪稱溫柔敦厚。在他們以前，柔石等人已經在爐火中焚身。做出同樣選擇的小文人大部分都死於蘇區內部的清洗，不會有著名的保護人為他們留名。蕭紅死在這條道路的開端，大概是她畢生最大的幸運。蕭軍和丁玲走到了這條道路的終點，暗示了她本來可能落到的、並不值得羨慕的下場。沒有發生的歷史不可能準確判斷，但我們並非不能根據她前半生的性格和作風推測一二。她和大多數左派作家一樣，是相當自私和冷酷的人，習慣嚴以責人、寬以待己，把一切責任推給萬惡的社會，用政治家的決斷對付親人，不擇手段地索取資源。她和男人的關係就是不斷的投靠和反目，在忠厚者面前殘酷，在涼薄者面前軟弱，尤其酷似丁玲。以她的處事方式，如果長命百歲，未必不會變成另一個丁玲、甚至範元甄 — — 主動認同有能力迫害自己的人，反過來迫害自己的同類。如果這種事情沒有發生，她大概免不了泯滅於「無多幻想要全刪」的眾人之列。無論哪一種情況，她都會喪失今天供人消費的主要賣點。

作為作家，她無疑比丁玲更有價值。她們的佈局都是圖解式的「愚昧與壓迫」，投合當時政策或風氣的需要；但蕭紅對人物和語言有敏感性，丁玲卻沒有。《呼蘭河傳》與滿蒙危機的投機性關係，不遜於《桑乾河》之於國共內戰。她的特殊之處在於不經意間流露的尼採式殘酷，跟她本來應該發揮的意識形態截然相反。這是一個沒有歸屬的世界，在永劫的鐵輪下轉動。刻意的渲染如此虛假，使人無法懷疑她內心的真實想法：發生的一切，就是應該發生的一切。局外人從此經過，無緣亦無因。這些文字屬於這樣的人：她拔掉了聯接自己和世界的無形線索，像失控的氣球一樣飄離曾經沈重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