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25北京吉版訪談（一）

問：隨著英國史、麥考萊、民國紀事本末這些書的出版，您已經逐漸被媒體所矚目，您被認為是一個史學的奇才。我們就特別好奇，您本科是法醫專業，是通過什麼樣的積累達到今天的高度？

劉仲敬：我是歷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歷史的記錄者。等於說吧，我這樣的人要是比較的話，那就是相當於十七世紀在英國經常出現的那些小冊子作家，在這些小冊子作家中間，大部分都寫的是急就章，迅速消失，也有一、兩個像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這樣的人寫的文章被保留下來了。而我卻一點也不像是二十世紀以後、甚至是十九世紀以後的所謂史學專業的人，這不是我自己的問題，而是時間的問題，因為我們還處在歷史生成的過程當中，還沒有到可以以客觀的立場書寫歷史的地步。這一點就是我們所謂「歷史的國際化、與世界接軌」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你要與世界接軌，變成歐洲史學的狀況，那就變成一種純粹技術性的東西，查檔案、積累資料這些東西，但是這種積累是沒有意義的。在十六、十七世紀英國處於國本未定的時候，史學著作是具有明確的政治性和參與性的。像休謨和麥考萊這種人，更不用說克拉林敦了，他們的黨派身份是極其明顯的，他們的歷史著作跟他們當時的政論文章實際上是一回事，更不要說彌爾頓和哈林頓這種人。他們的歷史，照現在流行的說法來說，絕對是不講理性客觀中立的，但他們的價值就在這個地方。

理性客觀中立、純粹專業技術的歷史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在國本已經確定，政治爭論的聲音已經消失以後，在十九世紀末葉，這時候的歷史才會淪為一種純粹工匠性的行業。這時候的歷史，也就是我們想要跟國際接軌的歷史，是一種技工性質的歷史。所有的專業人員在某種意義上都是跟泥瓦工或者是工程師沒有區別的，只是專業上有點差別，但是基本精神是完全一樣的，他們的用途就是積累知識，堅持價值中立 — — 這是一個工程師的立場。但是你如果讓麥考萊本人來說的話，他毫不猶豫地說，這是文書和書記官的歷史，這是紳士所不齒的 — — 他當然是以紳士自居了。紳士是共同體的領袖，毫無疑問對共同體的命運和文明本身的興衰負有特殊責任。這個責任感，就像中國古代士大夫階級所謂的「天下興亡是士大夫階級負有的特殊責任」的概念是一樣的。他們絕對不打算做像文書一樣單單是收集材料這種工作，恰恰相反，文書、書記官收集的那些材料只是給他當作工具用的東西。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分歧。

當然，因為西方史學起步比較早，技術水平比較高，你可以說他們的泥瓦匠和工程師比我們的泥瓦匠和工程師，在技術水平和專業能力上高出了N多個檔次，所以你要講和國際接軌，從這一點講也是有利的，但是不要忘記，中國現在的情況實際上是相當於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英國，國本鬥爭還處在近在咫尺的地步，按照奧威爾的說法就是，鬥爭處在意識的表層，使你根本不可能做到理性客觀中立。在這個基本的差異之下，乾脆地說吧，我們自己是歷史的演員，而不是歷史的記錄者。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你都要更多地依賴於你自己在歷史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史學奇才」這個說法是別人叫出來的，不是我叫出來的。我自己對自己的看法就是，我和其他人一樣，都是正在進行的歷史中的一個演員，有強烈的干預歷史的願望，而且對自己在現在這種國本未定的歷史中所處的位置有相當清醒的意識。其他人像穿新衣的皇帝一樣，堅持假裝他們已經脫離了這段歷史，照米蘭·昆德拉的說法，他們假裝生活在別處，而我不想這樣假裝，這就是我跟他們的唯一區別。所以我說的那些話，我相信大多數生活在歷史中的人如果肯有點耐心收集材料的話，很快就可以知道，如果他們不知道或者不願意說出來，那就是出於皇帝的新衣和生活在別處的緣故。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不是「史學的奇才」 — — 甚至這種功能根本不屬於史學的範圍內，而是一個對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有特殊敏感性、而且有足夠的誠實把這種敏感性說出來的人，這就是我跟其他人的區別。有些人可能敏感性比我差，但是更多的人是根本不想說，他們為自己偽造了一個自欺欺人的聲音，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