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由港的時空拋物線

開明人士或自由主義者非常不適合充當共和之父，至少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旺財不旺丁」的價值選擇。聰明人一般都是秩序消費者，只有甘心做傻瓜的人才能輸出秩序。民族的種子通常是宗教狂熱分子或賠本種地的拓荒者，這些人都屬於「旺丁不旺財」的族類。

1853年4月12日，上海地契（Shanghai Title Deeds）保有人會議決定成立萬國商團上海義勇隊（Shanghai Volunteer Corps）。這支民兵大部分來自不動產承租人和商行職員，他們選舉Captain Tronson為隊長。同年九月七日，小刀會佔領上海縣衙。上海地契保有人會議宣佈租界武裝中立，很快就收穫了中立政策的好處。俄羅斯作家岡察洛夫在《「巴拉達號」遊記》當中記載了自己當時的所見所聞，斷言清軍和太平軍都仰仗租界的武器和物資貿易。大批難民湧入租界，極大地增加了租界的經濟繁榮，但也改變了租界的人口結構，將Balfour領事所謂的英國排他性司法管轄變成了黎巴嫩式的多元司法管轄。難民和民工的後裔最終實現了曼德拉式的喧賓奪主，將收容他們的原業主定義為少數統治者，就是從這次大遷移開始的。

部分業主已經預見到未來的危險，但大多數業主貪圖房租地價暴漲的厚利。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 不無嘲諷地描繪了他們的心態：「執事對於將來發生惡果之推測，自有相當根據……將來或有一日，來此之西人懊悔此時租屋或分租與華人為不當，但吾人一般地主或分租商人能顧及此耶……余之職分在於最短期間致富，將土地租與華人或架成房屋租與華人，以取得百分之三十或四十之利益，倘此為余利用金錢最善之方法，余只好如此做去。」（Capital of Tycoon Vol.I, pp.37–38）

上海沒變成遠東的樸茨茅斯、特拉維夫或鹽湖城，自然有其道理。開明人士或自由主義者非常不適合充當共和之父，至少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旺財不旺丁」的價值選擇。聰明人一般都是秩序消費者，只有甘心做傻瓜的人才能輸出秩序。民族的種子通常是宗教狂熱分子或賠本種地的拓荒者，這些人都屬於「旺丁不旺財」的族類。根據潘光旦的理論，「丁財兩旺」根本不可能。冥冥之中，上帝自有其公正。樸茨茅斯和鹽湖城過於偏僻，一開始就不是能搞物業升值的地方。特拉維夫其實是有條件做貝魯特（近東巴黎）（黎巴嫩首都，地中海東岸）的，但錫安主義工人黨提出：「只有勞動者都是猶太人，猶太國才能站穩腳跟。」如果他們貪圖當時仍然廉價而馴服的阿拉伯農民工，後來又會發生什麼呢？

上海地契保有人的法人團體「道路碼頭委員會」以提升物業的價值為宗旨，其預算不足以支付共同防衛的開支。1854年7月11日，保有人會議決定成立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7月17日，工部局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防務委員會（Defence Committee）。1862年，防務委員會提議華洋各界合併為自由市。自由市的議會由華洋全體業主和納稅人組成的大選舉團選出，產生有能力保護地方安全的強大政府。自由市計劃沒有任何新奇之處，英國人在北美和印度的法人團體都是這樣演變的。或者不如說，五港聯盟、漢薩同盟和中世紀的法人團體都是這樣產生的。東印度公司的民兵打敗比哈爾總督以後，就像莫臥兒皇帝一樣接受印度各君侯的保護費。弗吉尼亞的民兵在華盛頓上校領導下打敗印第安人以後，就在華盛頓將軍的領導下趕走了大英皇軍。大清皇帝的抵抗能力，並不比莫臥兒皇帝強多少。「東亞合眾國」的弗吉尼亞奠基石之所以未能產生，主要是因為封建主義的自組織發源地已經開始衰弱。一百年以前，民族國家還是聞所未聞的事物。英格蘭國王無權干涉馬薩諸塞公司、哈德遜灣公司和東印度公司的特許權，正如他無權干涉倫敦市的特許權。領事只是商團選舉產生的代理人，公司和自治市鎮只對業主負責。

民族國家產生以後，一切都變了。國家的管理不再通過中間自治團體，而是直接及於個人。近代個人權利的申張，至少部分源於國家保護能力的強化和法團約束能力的弱化。亞國家的自治團體，一向都是自組織生成的主要苗圃。歐洲征服世界，正是其自組織資源豐厚的反映。毛毛蟲多，蝴蝶才多。子宮好，嬰兒才好。民族國家興起，有利於官僚組織替代自治法團的保護功能。從此以後，自治法團的活動範圍縮減到經濟領域。於是，自治法團最常見的譯法就由「市鎮」變成了「公司」。官僚組織擴張和自治法團退縮的中間過渡狀態，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經濟」。「保持現狀」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不進則退」才是演化體系最常見的現象。官僚組織的進一步擴張和自治法團的進一步退縮，就造成了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或「中央計劃經濟」。列寧和墨索里尼為什麼對組織國家的勝利信心滿滿，韋伯和斯賓格勒為什麼對文明的前提憂心忡忡，如果忽略了長期歷史演化的背景，都是無法理解的。

林則徐的時代和李鴻章的時代雖然相去並不甚遠，但交涉的對象已經不再是同一個歐洲。「西方衝擊模式」習慣於假定大清和歐洲都是一成不變的實體，漏掉了至關緊要的歷史脈絡。英國公使布萊斯堅決反對「強迫滬上華人納稅供給地方開支，除非清國政府支持。」（Further Papers, reb. Rebllion 1863, II, p.858）Couling的《上海史》評論說，公使大人的口吻簡直像學校老師教育愚笨的孩子。顯然，十九世紀的英國人顯然還不習慣官僚作風，等到工黨執政以後，他們才會懂得為自己優秀的排隊能力而自豪。亨利二世、理查德一世和約翰王不斷頒發的特許狀，構成了《大憲章》和模範國會的基礎。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時代，這樣的特許狀仍然不難取得。Reform Act 1832和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 1835通過以後，特許狀漸漸退出歷史。原先的自治實體變得更加規範和穩固，新生的自治實體變得更加稀少和脆弱。歐洲文明開始步入理性和成熟的時代，開始厭惡毛毛蟲的醜陋和嬰兒的喧鬧，越來越喜歡一塵不染的標本冊和鴉雀無聲的圖書館。摘果人越來越多，種樹人越來越少。只有美洲的荒野，還保存了歐洲青年時代的生態。對宴饗的賓客而言，最輝煌的時刻就要來臨。對掙扎的幼芽而言，最美好的光陰早已過去。對漂流的種子而言，最適當的季節還在未來。十九世紀中葉對工部局而言，已經太遲了；對摩門教徒而言，還來得及。

Jesus （G.A.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聞訊長嘆，上海何其不幸（Misfortune of Shanghai）。1863年3月31日，上海地契保有人會議向公使提出抗議：「依照條約之嚴格文字察之，或曰不謬。然吾人就實論實，謹守條約之精神，則另有說也。清國當局干涉租界之舉，不可不有所限制，關係本埠未來之安全與幸福者，實非等閒。」（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Vol.II,pp.125–126）1864年，北京公使團會議否決了自由市計劃。這次表態不是孤立或偶然的事件，而是遠東條約體系日益穩固的一系列跡象的一部分。條約體系的主要目標就是保全搖搖欲墜的大清，降低列強交涉的複雜性。中世紀的各君侯、各邦國、各法團交涉網絡比近代外交複雜得多，民族國家發揮了化繁就簡的作用。當然從自組織的角度看，這樣的趨勢純屬退化。

1866年修正案將選舉人資格從業主（landowners）擴大到租金繳納者，但難民（也就是大多數華人或今天所謂老上海人的祖先）仍然沒有包括在內。1871年4月到1872年3月，華人所納土地稅（白銀十八兩）不及總額五百分之一（白銀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二兩）。（《上海租界志》財政篇）難民從理論上講仍然是大清臣民，正如貝魯特的巴勒斯坦難民後裔在法律上仍然住在西加利利。業主權利和納稅資格構成英格蘭憲制的根基，這方面的扭曲嚴重妨礙了租界代議制的發展。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工部局通過貨物稅、碼頭稅和執照費規避了外交難題。間接稅和土地稅的憲法意義不同，隱含了難民－業主、順民－主權者的政治對抗和階級對抗結構。執照費以勞動權管制為基礎，刺激了「勞工保護者」分利集團的成長。後來的幫會－黑社會－革命恐怖主義團體，都是在這樣的環境內產生的。路徑依賴在起點還容易扭轉，時間越長就越難以改變。管理的先進彌補不了憲制根基的脆弱性，甚至給後者增加了更多的壓力。

工部局最初由七名董事組成，只有秘書機構。秘書產生總辦，總辦產生總辦處。1865年以後，董事增加為九人。委員會大體是因事而設，臨時決定。最初除防務委員會以外，尚有工務委員會、財政委員會、警備委員會。教育委員會、電氣委員會、樂隊委員會等機構漸次設置。數十年的積累增加了委員會制度的複雜性。到1939年，這些機構已經行使了現代福利國家的許多職能。

財政委員會 ：

診所的退休基金管理 ，治療預算 ，1939財年預算，1938財年的財務報告 ，捐稅，結算和資費， 猶太難民的醫療設施， 市政捐（工程部門會計）豁免 ，一年補助 ，勞動力銀率，工作時間以及生活費統計 ，養老基金，倫敦的經紀人報酬 ，工程部門的財務， 會計檢查費用 ，建設者加工和運輸 ，市政總捐，工程加工。

安全委員會：

人力車，黃包車夫互助會，人力車租金委員會的報告，人力車的銷售額減少，1939財年的義工團、消防隊和警察預算，浴場和按摩許可證制度的建議，鞭炮的限額，乞丐的嬰兒保護，兒童的社會服務，蘇州河北段的駕駛申請，四川北路附近的酒精飲料經銷商營業執照，海軍青年協會，安全第一運動， 飲料的銷售攤位，馬車取消提案，火車和貨車的車停停車場，供水管敷設應用，交通改善計劃，舞廳許可申請。

工程專業委員會 ：

1939年度工程預算的處理， 蘇州路碼頭在中國的公園設施，1939財道計劃， 停車季票， 各種道路擴展和延伸應用程序。

銓敘委員會 ：

兵役條件的常規檢查，男女教師資格證明，已婚女性教師的資歷，還鄉開支，外匯津貼，補貼價格，小工工資，警察每周的休息日和年休假，殘疾和死亡撫卹金和養老金，工資和臨時補貼，長假，工資和安全津貼，基金的匯率，解雇費，警隊獎金，工程苦力工資，警務住所津貼，本地和外國護士培訓。

官方委員會：

麵包車和無軌列車按英里計算的車費，上海製造機電有限公司（上海電力建設有限公司）的火車費，上海自來水有限公司的額外費用，上海燃氣有限公司的額外費用，上海電力公司的額外費用，上海電話有限公司的的貿易條例登記。

健康委員會：

醫療設備，發熱病人的衛生處理，1939財年預算，猶太難民的醫療設備，每年補貼，衛生護理人員，虹口戶外游泳場貸款，建立免費牙科診所的建議，化學物質的應急儲存，疫情設備，精神病院設備，建立靜安寺公墓墓穴的提議，虹橋地區的瘧疾防疫，救護車，結核病患者，牛奶配送標準，猶太難民精神病患者的照顧。

音樂委員會 ：

1939財年預算， 冬季交響音樂會 ，夏季露天音樂會。

圖書館委員會：

1939財年預算 ，書庫檢查 ，英文新書購買，二手書處理。

教務委員會：

1937年度學校電量補貼，1939財年預算，學費，工程，中國兒童的遊樂區和圖書館，初中招生和學校獎學金，教材出版，1938年獎學金。

納稅人會議表示滿意，因為1938年的財政形勢居然不如預計的惡劣，然而這一切只是回光返照，納稅人自主徵稅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汪兆銘政府的上海特別市政府終將實現華洋兩界合併的夢想，然而方式與十九世紀人的設想恰好相反。代議制在遠東歷時最久的實驗，隨著殖民主義的餘波消失得無影無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