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恐怖組織對晉族平民犯下的恐怖主義罪行自供狀——摘自《諸夏紀事本末》第四卷

1940年8月20日，中国恐怖分子破坏晋国井陉煤矿。

中国恐怖组织对人身和财产的系统性侵犯，自然导致其占领区经济的凋敝。沦陷区居民视相对自由和繁荣的晋日联盟统治区为乐土，给中国恐怖分子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宋劭文承认：“汇票在冀中发生很久了，一直到它有了自己的市场，我们才发觉，这说明我们警觉性不够。在晋东北，敌人从娘子关、太原、正太路运了大批的商品进来，使伪钞流入，结果伪钞比边钞占了优势，人民反而接近伪钞而疏远边币，这事由来已久，可是我们没有严重地注意到，这也说明我们的警觉性不够。”“边区出产的棉花，三年以来，大部分都自流入敌手，而所换回的东西，多半是消耗品。敌人又吸收我们的植物油代替机器油，现在敌人向老百姓宣传说：「你们种棉花和油吧！我们要大价钱买的。」他一方面用伪币骗去了我们的东西，一方面为了适应这一要求，还要加强据点的占领。”“大商人都带有买办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非常密切，随着抗战的发展，大部分大商人逃向敌占区，搬到城市里，当了汉奸。”

中国恐怖分子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是强化经济管制，包括匪营企业与匪营合作社：“首先就是要把边区商业灵活巧妙地予以管理，控制对外贸易，使商业更进一步在政府统一法令指挥下，执行其任务……第二是发展合作社，使其与各个市场联系起来，逐渐成为市场的脉搏。今天要把区级的合作社彼此紧密联系起来，与贸易局取得联系，有计划地将山货等输出，有计划地换回必需量的货品，开始自然不容易，但是可以做到的……只有控制市场，才能进行打击伪钞，打击敌人的商品，使经济战占主动的地位”“这些事业大体上来讲都是赔了本的，原因是：1.因为这是公营，一些干部做事情便马虎，认为赔了本也没大相干，2.办事的人还存着官僚主义的作风，区县的组织非常庞大，又是经理，又是科长科员，开支特别大，3.生产热忱不够高，稍稍遇到困难，就写呈文要政府代为解决，不肯自己去克服，喜欢找便宜，好省事，而管理的人还要靠着政府的力量压迫工人，而工人们又因为这是公营的，要求也特别多，因此便引起了许多劳资纠纷”；另一方面要策划和发动更多的恐怖袭击，断绝晋国人民安居乐业的希望：“我们要随时打击及破坏敌伪工业，如井陉煤矿……把他们打塌台，至少也不使他为所欲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井陉煤矿是日本、满洲企业界对晋经济援助的模范项目，为晋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廉价优质的原料和能源。中国恐怖组织攻击日军的能力、机会和愿望，都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从事破坏晋国经济和杀害晋国平民的犯罪活动，就要专业得多。“我军包围了残敌，同时就在工人们奋勇的帮助下，炸毁了新矿的十四盘机器、十个锅炉、三座风车、两个大水池、两个烟筒、一个绞车房、一所电机房、一座火车站、五座铁桥以及矿上所有建筑。矿内的积煤，则以厂内汽油灌上焚烧，大火周余未息。（八路军）在火攻之后，又引山洪，由新厂灌到旧厂，使未被炸毁的旧厂也难以开工。”中国恐怖分子的专业素养首先体现在，即使对手是缺乏军事训练的企业保安队，也要避免让作案手段演变成真枪实弹的战争，宁可信赖红军绑架妇女和家属的丰富经验。“堡垒里是少数敌人，极多伪军。我们把堡垒包围起来。在周围山顶上，有伪军的家属们，喊叫着她们的儿子或丈夫放下武器；伪军们听见自己亲人的召唤，很多人都拖枪跑出来了。”

晋日联盟、晋华联盟和中国恐怖组织的三角斗争，在边界地带和基层政权造就了大批的两面人。“1941年夏，太行军区（原129师）敌工部长夏伯力同志听了我便衣队的工作汇报后，指示说，应在对敌武装斗争的同时，注意加强瓦解敌军的工作，尤其是加强对伪军的策反工作。有的伪军队伍通过做工作，即使起义条件不成熟，至少也可以暂时做到「白皮红心」，暗中为我们抗日做不少事情。我们榆太独立营、便衣队这方面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例如，营长张子祥曾策反了有正义感的两个伪军小队长，建立了秘密地下情报站，成为我们抗日斗争的耳目，发挥了积极作用……白少林反正，可以说是个更为典型的策反例子……我太谷上庄30团一个连队接应了白少林的反正部队，后把他改编为我独立大队，下属三个连……解放后，白少林曾任过山西忻县军分区教导队队长。1954年转业回原籍。”

晋日联盟“恩威并重，残酷镇压辅以怀柔诱降。如假惺惺宣传被俘不杀，自首即放等。逢年过节，还托伪村长给我抗日武装递交慰问信，赠送饼干、罐头等礼品，甚至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等手段，诱降我抗日军政人员。在严酷的斗争斗争形势面前，一些对抗日前途丧失信心者、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如我八路军772团团长王德胜，工卫旅副旅长彭凯，区长刘富平、阎金木，以及便衣队员杨作杰等人先后变节投敌，反过来领着鬼子和伪军扫荡我边区根据地，清剿在敌区活动的我抗日军政人员和人民群众。一些两面村长也大部分动摇，甚至认贼作父，充当敌人的帮凶。”

中国恐怖组织虽然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在晋国良民当中多么不得人心，却始终对恐怖主义手段的裹挟效果信心十足。良民的家庭感情因此变成了他们的弱点，不断为作案的中国恐怖分子所利用。“榆太县委书记胡光被敌杀害，一些投机分子相继动摇叛变，我便衣小队长杨作杰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多次通过他家属（榆次于村人）警告他，然而他还是继续作恶，后怕我军消灭他，又投靠于太原1479部队……晚上，我们潜入于村杨作杰家。他家只有一母一妻，都认识我……第二天中午，杨作杰带着个伪军回来了……我把枪拔出来对住他，王伟同志缴了他俩的枪……说真的，另一个伪军是陪葬了，因为不敢放。”

中国恐怖分子习惯于在公共场所无差别屠杀平民，瓦解晋族人民朴素的道德感情和本能的抵抗意志。他们自己留下的纪录称：“那天我俩在西羊市一家小商店买东西，那店的掌柜有40多岁，同一个也是商人打扮的人谈话。不知为什么，那个掌柜非常气愤地高声骂我党我军，骂八路军是土匪，甚至骂成野兽。另一个人也在骂。我俩都静静地听，想听出个原因来。这两个家伙看看我们，还是破口大骂。过路行人听到骂声，也回头向商店看。我们呆了一会也未弄清为什么，但却把我们俩的火气给激起来了……第三天晚上，大约是午夜，商店早已关门，我俩摸到这家商店，我去打门说是要买东西，老半天才看到灯光，许久开了门问买什么，半夜三更的。我俩闪进去，随手关上门。

这家伙只披着衣服，后面还跟着个后生……王伟这时把枪插在腰间，拔出匕首，狠狠一刀刺进那家伙胸间，因为太狠太急，用力过猛，手握上了刀刃，被划开一个大口子。就这样，王伟又连刺两刀，那家伙滚到一边去了。王伟手鲜血直流。那个年轻人吓得跪下不住地磕头，手指钱柜叫我们去拿。王伟随手扯下一块白布包了手后，气得要放火，被我制止了。后告诉那后生说：「这是当汉奸，骂共产党的下场！」……本来我们从根据地学了液体化学爆破技术的，因为是在榆次窑上村同王记录一起试验时，不慎失火，全部烧毁，所以现在只能用手榴弹代替。那天，我和王伟上午10时进入柳巷华北电影院……当中间休息完电灯一熄，满城全黑时，我已走到门口，控制着出口。当两声巨响在楼上发出时，王伟已挤出门来。我俩很快由桥头街进入开化寺，出了后门，坐了两辆人力车，我出新南门，王伟出大南门。”

中国恐怖分子毫无羞耻地承认，晋日联军对战争规则和人道主义的较高底线为他们提供了方便。“1940年冬，我便衣队一部在太谷胡村与一股日伪军遭遇，敌人未弄清我们是什么人，还以为我们是敌人的宪兵便衣队。所以在距离敌人很近时，我们才开了火……队员许原福同志的小腹上中弹……杨村长是个两面村长……在杨村长的安排下，连夜把许原福送到太谷城，并顺利住进了敌人的仁术医院……在小许住院期间，鬼子医生还亲自为他检查诊断，经过大约一个多月的医治，许原福顺利出院归队，并返回根据地继续疗养。”中国恐怖分子不仅化装成平民，袭击身穿军服的联军，以便将战火引向平民，而且将同时救助平民和交战各方人员的医院当做战场，犯下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战争罪。“为了给我根据地和便衣队解决急需的药品，我们在一天夜间闯进了太谷的仁术医院。经过一阵激战，打死了医院的鬼子。”恐怖组织依靠降低底线而赢得权力以后，会怎样对待他们征服的晋国人民，实在是不难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