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學

“我過去在內地工作，但對香港並不陌生。”

“香港是東方明珠，國際化大都市。”

“祖國也始終是香港最強大的後盾。”

“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

“从党的组织系统上看，当年的全总党团，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党团，军事委员会党团和广东区委都是对中央负责的，而实际上当时所谓广东党是把广东工作的所有党员及其领导机构都包括在内，举凡党的力量配备、干部调度以及斗争策略和步骤等，都是紧密协作，团结成一个人的。例如对肃清杨、刘之役，军委会在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协助下，当然是决策和指挥的党内机构，而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和全总党团书记邓中夏同志、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同志是密切协商的。

军事计划以及军事行动的具体安排等，邓中夏、陈延年同志不仅要知道，而且在某些问题上还须共同决定，分头执行。例如拆搬石井兵工厂机器，断军阀的后路；策动粤汉、广九、广三三铁路的罢工，截军阀的外援；组织各地和市郊农民的声援，缔结工农联盟的基础等，莫不需要分头进行，密切配合，才能奏效。而省港大罢工的领导和指挥机构，固然是以邓中夏、苏兆征、李森（组织部长）等同志为主要核心，而关于罢工的策略、组织，以及工人回省后对香港的封锁、内外斗争、工人生活、教育训练等，都得经由邓中夏同志先出主意，拟具方案和具体计划方法之后，再与陈延年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具体讨论，才作出决定。同时由于罢工回穗工人食宿问题和对外交涉问题等，都与广东革命政府当局有重要的关系，因此又往往得通过孙中山先生聘请来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影响国民党和政府领导人，特别是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这些问题上，鲍罗廷有时也出过主意。

党就是采取上述负责人组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紧接杨、刘肃清之后把省港大罢工策动起来的。在其如火如荼排山倒海的具体组织发展过程中，邓中夏同志倾注了他大量的精力，赢得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景仰和爱戴，被赤色职工国际赞为工人阶级的铁腕组织家。翌年（一九二六年）被请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在罢工进入高潮中，他登高疾呼：”“如果香港戒严封锁，就实行暴动！把英皇冠上的明珠摘下来！”

邓中夏“第一次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身份，被苏兆征同志公开介绍和与会群众见面。邓中夏同志因不会粤语，由一人翻译。”他还曾“利用杨匏安代表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的身份，对各工会中国民党员上层人物更好地进行说服和鼓动，特别是说明罢工工人回穗后接待和安置等具体方案，以使人们更加放心。的确，当时这是一个大问题。

罢工工人回穗后，必须国民党左派掌权的广东革命政府大力支持，特别食宿费用要一笔浩大的支出，如果得不到国民党左派的支出，这笔支出根本就极难解决，罢工也难坚持下去。总之杨匏安赴港的作用，一以坚定一般工会领袖对罢工回穗的信心，一以表明国民党左派的态度，这是无须在工人面前隐讳的。从这一点看来，广东党和和邓中夏同志早已估计到这次罢工的规模，既然是直接打击港英帝国主义的政治大罢工，它的发展一定非同小可，和国内各大城市的罢工自有所不同。如果没有这个估计和设想，就无须杨匏安代表国民党来港了。

杨匏安抵港后，除起了以上的作用外，还利用他在国民党的关系，联系了联义社的上层人物，打通了他们的思想，为运动的发展扫清道路。邓中夏同志在首次返穗之前，还使杨殷同志利用黑社会及小社关系，串连各工团内部黑社会分子，并具体布置了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支持罢工，或至少不反对罢工。又使罗珠同志运用小社关系，以小社一人串连五人的开枝发叶的方法，深入联系工人群众，充分作好行动准备。”

“对于黑社会头目把持的行会，邓中夏也作过仔细而中肯的分析。他很注意对香港市民日常生活存直接关系的市政工人，如电话、肉菜、清洁等工人。而那些工会都还是行会，又都是为黑社会头目所盘踞，从第一次秘密会议就可看出，必须把他们引到一致爱国罢工的路上来，才能立刻影响到香港社会，从而加速罢工高潮的形成。如争取持平工会会长黄金源是有其必要的，其他黑社会头目如车衣工会会长梁子光，茶木箱工会会长冯敬等都各有其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