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黨的演化策略
北京未來的顛覆策略，將會避免兩種錯誤。第一種是冷戰時期的世界革命策略，第二種是韜光養晦時期的悶聲發財策略。第三個三十年和第三代核心的理論除去東方式的諂媚和泡沫，實際上就是卡比拉模式。目標選擇的技術在雙重意義上，都是列寧式的：目標社會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邊緣，缺乏抵抗外來滲透的資源；目標政權位於世界資本主義政治體系的邊緣，非列強所必爭。顛覆者只要對以上兩項指標形成準確判斷，就可以獲得以下的好處：顛覆活動以極低的成本割據一方，不僅獲得合法政權的白手套，而且獲得長期生存發展的機會，甚至可以獲得資本主義核心的合作和支持。
任何商業計劃書的作者都知道，經營的成敗有三分之二取決於目標的選擇。正確的目標選擇雖然不能保證成功，錯誤的目標選擇卻能保證失敗。列寧主義者判斷不同社會的脆弱性，技術非常高超，不能因為他們在建構方面的低能，就予以習慣性的蔑視。事實上，這兩方面都具備演化意義的合理性。
兔子比狐狸跑得快，因為兔子賭自己的命，狐狸只賭自己的午餐。人類存續至今的共同體，都是複雜結構的建構者。他們的合理策略是將大部分資源用於建設，因為他們的組織太複雜，不投入大量資源就建設不起來，一但建設成功，獲得的利益極大，僅僅由於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般的解構者就難以造成不可逆破壞。
他們如果在免疫功能或麥卡錫主義方面投資過多，顯然是不經濟和不可欲的。他們如果將病毒-解構者斬盡殺絕，大部分投資必須由自己支付，主要受益者則是脆弱社會或不稱職建構者，翻譯成世界史的語言就是：列寧對沙皇的勝利或許不利於歐洲，對英國人卻沒有什麼害處。東亞的赤化對於日本，只能說利弊參半。
病毒-解構者需要另一種策略，過多的白手套投資對他們是不經濟的，無論如何建構，都無法跟任何建構者競爭。他們戰勝脆弱社會，不是因為建構能力超過後者，而是因為解構能力超過後者。勝利使病毒陷入困境，因為潛在獵物日益枯竭。解構者需要弱建構者豐富的環境，解構者和強建構者瓜分的環境對前者不利。
突厥人的大臣警告可汗，不要學習定居民族的巨大城市。這些城市既是財富的來源，又是搶劫的目標和弱點的來源。你可以選擇以搶劫為主，住在廉價而且隨時可以拋棄的帳篷裡；也可以選擇以建築為主，用少量資源給自己修一道城牆；但是你不能平均分配資源，這樣只會兩頭落空。
你的城市不足以產生財富，卻足以吸引新的搶劫者；你的武力不足以抵抗搶劫，卻足以使城市破產。可汗的問題在於，他無法跳過中間階段，從帳篷策略的演化安全區域直接進入城市策略的演化安全區域。他只要決定轉型，就必然經過一個金哀宗式的兩頭落空階段。我們已知的所有轉型者，都死在這個階段。
可汗在逼近轉型的不可逆節點時，自然會非常痛苦和猶豫，存續至今的帳篷居民，都是及時回頭的產物。改革開放和韜光養晦的三十年為什麼必須讓位於第三個三十年，不難用類似的演化模型解釋。演化系統的倖存者應該發揮自己獨到的特產，不應該在自己不太擅長的領域東施效顰。
列寧黨最大的特產是什麼？就是鑒別和利用脆弱社會的能力。我們如果指望他們拋棄這種能力，無異於指望六十歲的工程師拋棄客戶，跟一群二十歲的年輕人一起學習做廚師，浪費自己好不容易得來的資源和經驗。列寧黨在世界革命失敗的情況下，最佳選擇不是去做資本主義的學徒，而是把自己的特長用於新目標。
卡比拉和杜特爾特就是這樣的新目標。他們本來註定會是曇花一現的小頭目，得到施主訓練的總統衛隊和幹部團體以後，就可以建立父子相傳的長期統治了。列寧主義的組織技術不僅可以用於建立和維持共產主義，而且可以用於建立和維持任何在當地社會沒有根基的統治。目標只要拆解為更加機會主義的小項目，就能解決潛在客戶枯竭的問題。中亞和東南亞的脆弱社會還相當多，足以支持這種技術輸出。真正的極限在於兩者，北京的財政資源和競爭者。前者的邊界，過不了幾年就會暴露無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