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守衛社會的邊界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書評

公域與私域的界別，正如龔斯當所說，在希臘羅馬的共同體中是不存在的。這些古典世界的宗教、風俗、憲法（以其本義就是「民族的體質」）是渾然不可分的整體。在東方專制主義國家，私域縱然存在，也不過是善意或怠惰的疏漏。以哈貝馬斯之見「國家」與「社會」 、「公權」與「私域」的區別是與絕對主義國家同時出現的，「公共領域」就是二者邊界的守護神，其職能就是規範公權、守衛社會。

如果作一番史的分析，可以發現絕對主義國家出自封建諸領主之最強者。當貴族之首足以懾服群雄，維持領土國家王命和平，以統一的意志與秩序加諸原來支離破碎的區域時，現代國家的胚胎出現了。國家有界、社會無界，國家小於社會。（對照魏復古《東方專制主義》「國家強於社會」論，魏氏哈氏在思想系譜上都是馬克思的傳人，頗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敵視「現實社會主義」正以此。）

在如何對待國家的問題上，19世紀社會主義與19世紀自由主義分道揚鑣。19世紀社會主義如其命名，是「親社會反國家」的，19世紀自由主義則是「親現代國家反教會反傳統」的，前者走得更遠更徹底。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是取消國家的存在理由（勿忘國家是異化的產物），實現社會的全面勝利，是之謂「批判的立場」 — — 徹底在野（在社會不在國家）的立場。

列寧改變了「現實社會主義」的航道，使之自「反國家主義」 一變為「超極國家主義」。 19世紀公認屬於社會的中間社團全部併入國家，「公權」與「私域」的邊界不復存在，自無「公共領域」存身之地。「社會征服國家」的理論一變為「國家征服社會」的現實。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花了數十年來爭論「為（社會主義）目的可以不擇（國家主義）手段到什麼程度」後，與「現實社會主義」各自東西。後者在喪失其思想資源後沒能殘存到一代人的時間。

現在的西馬 — — 哈貝馬斯為其名士之首 — — 惋嘆隨著自由主義世紀的尾聲來臨，甚至在西方「公權」與「私域」的邊界也變得模糊了。力量的天平明顯傾向國家，「公眾輿論」變為「人為公眾輿論」的危險上升，後者是「現存權力機構」柔性操縱導向產物。 「大眾傳媒塑造出來的世界所具有的僅僅是公共領域的假象。」此時，民主虛化，社會碎片化，有自發蘊造極權主義的危險。

守衛社會的邊界，抵制「現存權力機構」侵犯社會，這是西馬的核心思路。其異於自由主義者在於：其一，「現存權力機構」除有形國家外，也含無形經濟文化權威。其二，對「現存權力機構」濫權容忍度更低。故而，西馬毎論西方形式民主遮蓋柔性權威，我朝必有他鄉故知之感，毎論東土「極權主義社會福利國家」， 必有潤之 「我還是喜歡西方的右派」之概。蓋右派天然傾向權威，對權力侵犯社會容忍度反而更高。此事知易言難，面紗扯破，唯禱上帝庇爾靈魂東廠逋爾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