壺中乘化鏡中身

齊澤克和虛象世界所能超越之輕

冷戰結束後，歐洲思想界突然喪失了不能承受之重。一時間，柳絮隨風、桃花逐水，異彩繽紛的肥皂泡漫天飛舞。這時，斯拉沃熱·齊澤克開始為人所知。最近，齊澤克的譯作突然象洪水一樣湧進中國。不到十年間，《實在界的面目》、《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大荒漠》、《伊拉克：借來的壺》、《有人說過集權主義嗎》、《幻想的瘟疫》都出了中譯本。類似的待遇似乎只有村上春樹和安·蘭德才享受過。考慮到大部分西方正典都沒有譯本，這種異乎尋常的積極性尤其耐人尋味。在相當虛榮和時尚的中國思想界，不能流利地引用老齊的妙語，幾乎成了落伍的象徵。

齊澤克何方神聖？他究竟搔中了歐洲人和中國人的那根神經？當然，這些問題只有齊澤克的著作才能回答。齊澤克身為馬克思和拉康的信徒，把文化研究、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他嫻熟地運用多種修辭技巧，比拉伯雷更喜歡不雅笑話；但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的利刃其實只有三把：以社會批判顛覆權力結構、在大眾文化背後發現意識形態、在日常語言背後發現權力結構。我們看著好生熟悉 — — 沒錯，一點沒錯。這三把刀曾經屬於馬克思、葛蘭西和馬爾庫塞。齊澤克只給它們增添了一種元素：福柯式雙重修辭法；愚者可以見愚，智者可以見智。通過《玫瑰的名字》，讀者可以同時在符號學和偵探小說的迷宮中享受假面遊戲的樂趣。這就是齊澤克的法寶：他是虛像世界的大師；袖里乾坤久，壺中日月長。

理論系譜的基礎是共通的心理結構。從馬克思、葛蘭西到馬爾庫塞，基本軌跡可以概括如下：

馬克思對舊自由主義的政治分析框架不滿。他斷言：政治權力只是表象，看得見的政治背後有看不見的經濟；後者才是根本的驅動力。他的權力觀是一種圍魏救趙的思路：如果你覺得現實不合理；不要拿出道德、正義之類含糊不清的口號，攻擊看得見的政治體制。相反，你應該攻擊看不見的經濟結構；那才是敵人的命脈所在。其他門派的社會主義者屬於前者；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屬於後者。二者的區別就象業餘愛好者和科學家一樣大。

葛蘭西總結舊社會主義的挫折，感到經濟分析的框架仍然不圓滿。他主張：在政治和經濟的外圍，有廣袤而重要的文化場域。意識形態的戰爭是真正的陣地戰。如果工人階級在陣地戰當中受制於敵人的意識形態結構，他們的勝利也會自動轉過來不利於自己。馬克思圍魏救趙，堅信打破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就會迎刃而解。葛蘭西圍魏救趙，堅信贏得文化之爭，政治經濟結構才能迎刃而解。

馬爾庫塞經歷了匈牙利事件和老左派的信用破產。這時，左派知識分子如果不能刷新理論體系；就不可能同時對蘇聯現實社會主義和西方後工業社會保持批判立場。他的選擇是：用弗洛伊德的遺產輓救馬克思的遺產。如果你的精神結構陷入疏離；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改造都不能解放你。政治依賴經濟，經濟依賴文化，文化依賴語言。語言是精神的樊籠，實在之家的邊界。圍魏救趙的大進軍必須再多繞一段路，從精神和語言的門戶殺入文化碉堡，然後自然如中肯綮、迎刃而解。

在馬爾庫塞以後，新左就再也離不開精神分析的扶持；彷彿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匯成了阿拉伯河。拉康是這種聯姻的新一代宗師，齊澤克則是拉康的傳人。他們是後現代 — 新左的技術員，發明了最多、最複雜、最具可操作性的批評技巧（語言技巧）；卻沒有開脫新疆域的大功。當然，至少部分原因在於：河水已經接近大海，可供擴大的新疆域已經在視野里消失了。這兩位技術員跟前面那三位理論家的關係，類似奧本海姆和愛因斯坦的關係。

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時勢造英雄比英雄造時勢常見得多。齊澤克個人的成就可能完全歸功於本人及其師承，但他在西歐的名望離不開柏林牆倒塌的衝擊。從上文可見，新左傳統的文化批評自始至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西方，只有胸懷強烈現實關懷的人才有可能成為新左。他們做夢都想改造社會、實現理想（當然，關於如何改造、何種理想的衝突從來沒有停止過）。因此，他們永遠做不成乾嘉之學。現實世界的劇變對他們影響極大。匈牙利事件以後，最大的劇變莫過於柏林牆倒塌。他們亟需新理論。這種新理論必須既能解釋現實，又能保證他們繼續保持批判立場。齊澤克是他們對蘇聯滅亡的回答，正如馬爾庫塞是他們對蘇聯背叛的回答。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新左批評意在政治。他們的假想敵始終是資本主義。他們早已論證蘇聯其實是另一種資本主義變形，因此蘇聯的背叛無損於批評的正確性與正當性；但蘇聯崩潰仍然使他們受到心理上的衝擊。齊澤克身為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異類，天然就處在刷新理論體系的優勢地位。他一點也沒有辜負歐洲左派觀眾的期望：斯大林確實比法西斯更法西斯；但即使斯大林的體系仍有解放的趨勢。【《有人說過集權主義嗎》】東歐的後冷戰馬克思主義者不會高興這種解釋。他們寧願相信而且早已相信：蘇聯模式要為馬克思主義的挫折負責；萬惡的斯大林毀壞了左派的名譽，使他們的事業倒退了二十年或者更多。不過，東歐觀眾和讀者對齊澤克已經不再重要了。

西歐新左急於翻過柏林牆這一頁，還有另一層原因。他們的專業是批判；而不是解釋，更何況為他們早就反對的蘇聯模式做解釋。他們更樂於回到熟悉的領域；繼續批判後冷戰時期的資本主義世界，尤其是世界霸主美國。如果這種批判多少能別開生面，那就更好了。齊澤克恰好符合這種需要。他那條優秀的毒舌經常使觀眾忘記：他只是把前人已經說過的話重新說了一遍 — — 當然是用更有趣的修辭。馬克思的風格是古典式的，甚至是《舊約》先知式的;只想使讀者震撼，絲毫不想讓他們開心。

《伊拉克：借來的壺》就是這種模式。弗洛伊德的笑話確實很好玩。「第一，我從未借過你的壺；第二，我已將它完好無損地歸還於你；第三，當我從你那兒把壺拿來的時候，它已經破損。」美國發動戰爭的理由確實是適合新左批判的好題目。但是，齊澤克在笑話以外還有什麼要說呢?「這些形象的真正有趣之處在於，它們提醒我們，意識形態的角逐不僅在論辯層面，而且也在形象層面一決雌雄，即：哪個形象將主宰一個領域，並且作為某一觀念、某一政權、某一問題的典範化身而發揮功能。」【第3頁】唔。這部書真正有趣之處在於：它用科普的語言介紹葛蘭西八十年前的理論，同時獲得了理論創新的聲譽。而且這種科普的優先權還必須讓給米蘭·昆德拉的《不朽》，後者卻並不以理論自居。

意象遮蔽意識形態，意識形態遮蔽權力關係的實質。這就是齊澤克的萬能關鍵詞。他大部分著作都是運用更多的修辭技巧，發揮同樣的範式。《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大荒漠》並不例外，只是把焦點從伊拉克戰爭轉移到反恐戰爭。如果讀者足夠聰明，足夠熟悉新左的思維模式和批評對象；就能在齊澤克每一篇文章的開頭猜出他的論證內容，只有笑話和雙關語例外。馬克思的風格是複製的，內容是獨創的。齊澤克的風格是獨創的，內容卻是複製的。理論家和技術員的區別就在這一點上。

《大荒漠》真正的論點是：全球資本主義才是國際恐怖主義的真正根源。（筆者如果自誇早已料到這個結論，大概不算過分。而且國際恐怖主義這六個字可以挖掉，換上別的名詞；然後就會構成另一部書的結論。）新資本主義是一場意象的狂歡，任何「真實」都不過是這個無形體系建構的產物。《聖經》迂腐的「真就是真」已經連解構的價值都沒有了。（請注意：這是後現代的基本論綱。）虛象有創造虛象的能力和內在必要性。「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和「敵人」的虛象都是這場遊戲不可或缺的角色。你能指望中世紀的神跡劇作者從劇本中刪除惡魔撒旦這個角色嗎？當然不可能。那麼，你已經有答案了。資本主義不可能消滅恐怖主義。相反，全球資本主義創造了全球恐怖主義；但不是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了無產者」這種意義上的實質創造，而是意象創造。如果有人頑固地追問：這個意象到底有沒有實體；答案只能是：你沒有學好拉康。如果你看懂了這位大師的著作，就根本不會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

「實在界」就是仙家廣成子的壺中世界。凡人一旦進入這個神奇的世界；就可以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世界在你面前沒有任何秘密，因為世界本身就是摩耶的面紗。語言是符咒，創造了多重世界的虛象。你從一層實在進入另一層實在，往往會自以為勘破真理；但你的真理其實只是另一種虛象。培爾·金特早晚會剝完洋蔥頭，發現最後的空無；但後現代主義的洋蔥頭永遠剝不完。你不能贊同他們，也不能反對他們；因為證明和證偽都已經毫無意義，只是意象遊戲的一部分。讀者如果熟悉莊禪之道；就會感到「後現代」其實並不陌生，也並不遙遠。在高人看來，這是更高境界的深刻。在庸人看來，這是更加巧妙的逃避。當然，高人早已指出：庸人不假思索接受的常識就是深層文化結構為奴役他們而創造的虛象。在後現代的語境下，解構是自由的必要條件。在莊禪之道的語境下，情況也是這樣。

然而，對於萬惡的資本主義世界 — — 當然它也是虛象；齊澤克，乃至他的所有當代新左觀眾，意味著什麼呢？深刻的批判。絕妙的修辭。思想雜技團的空中飛人。資本主義的「末人」錯誤地把新左派當作文化消費品的一部分，放在村上春樹小說的同一個目錄下面；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之家已經慘遭解構，貌似堅不可摧的社會基礎已經露出幻象的本來面目。（如果這種現代的、理性的、本質上屬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創造一部分的語言虛擬還可以臨時借用一下的話。）馬克思只是膚淺地攻擊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敵視他，猶如敵視大白鯊。齊澤克深刻地摧毀了資本主義的存在基礎；資本主義卻欣賞他，猶如欣賞小金魚。

這場遊戲正在進行時，中國人加入了欣賞者的行列。從現實的（不得不多借用一會兒這種現代的、理性的語言虛擬）的層面講，中國目前囊括了全世界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和研究經費；但這些人並沒有改變冷戰結束前的工作習慣：總想等待西方左派繼續發明新理論，然後再像以前研究薩特、哈貝馬斯一樣研究他們。然而，西方的社會形勢已經大變。西馬、新左（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承認他們，但還是要研究他們）在狹隘財政的意義上陷入低谷，為數不多的同仁雜誌已經很難持續、按期出版。對研究者來說，研究對象的枯竭不是好消息。他們需要睜大眼睛，尋找既有創新意義、又有廣泛影響的新對象。在當代西方，很少有人能比齊澤克更符合這個標準。

從更深層考慮，中國人引進西學有一項始終貫穿的特點：很少引進西學「正典」，大量引進西學「負典」。換句話說，只有批判西方的西方著作才符合中國人的口味。以前薩特、尼採、當然還有馬克思本人都是在這種背景下傳入中國的，他們都是思想界的「在野黨」。思想界的「執政黨」著作引進一直非常緩慢、吝嗇、零星，直到現在仍然留有大面積的空白。如果我們運用誅心之論，結果大概就是：中國人不大關心理解西方主流；而是很想借助西方非主流思想，超越和破解主流思想的霸權。這種心理結構跟齊澤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後者就是想借助後現代技巧，超越和破解現代的、理性的、本質上屬於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從這樣的基本前提出發，效果自然不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