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人學

“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旬我起义军在汤坑撤退，到最后在陆丰被打散，失败后，周恩来同志负责处理善后工作，其他领导同志设法离开部队。由于那时征战的艰险，他已经患上疟疾了，但他仍然不顾自己发着四十度的高烧，指挥和处理各项大量而复杂的工作，特别是安排二百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撤退工作。最后，周恩来同志才在叶挺同志、杨石魂同志（汕头市委书记）的陪同下到了陆丰县一个姓黄的家。他在黄同志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就从陆丰坐渔船到香港来了。”

“组织决定我去接待老周的第二天，赖谷良同志带我到了油麻地广东道的一间大房子。这是一间很大的古老大屋，客厅很大，里面陈设着一张床和一套酸枝台椅，还有一个挂钟等。屋里面还有一个工人房，当时雇了一个约六十岁的老妈子做厨工，她就住在里面。赖谷良和我进屋后，就吩咐我说：「你就在这里负责啰！」我问他：「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呀？」他说：「你不要急，先等一会儿，很快就会有人来的，是叫你来服侍病人呀！」因为我父亲是个医生，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前夕，我又在何香凝同志主持的中大护士训练班学习过救护工作，因此，组织上认为由我来服侍病人最恰当了。”

“周恩来同志在香港九龙养病，大约是一个月左右。他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来的，到他离开九龙往上海那天，已经是秋凉季节，大约是十一月下旬了。在养病这一个月又零几天的日子里，周恩来同志公开的身份是商人。他打扮成上海富商，改姓李。平时，我们都叫他李先生。杨石魂同志公开的身份是李先生的弟弟，而我的公开身份就是李先生的夫人。我那时改姓黄。送走周恩来同志的第二天，组织上就要我们撤走那个点。”

范桂霞：《回忆周恩来同志一九二七年在香港养病的经过》，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