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路黨與民族發明家

“伊斯坦布爾的統治集團，既然大不列顛控制著比任何國家更多的穆斯林，那麼，英國卵翼下的穆斯林統一，將成為獨立生存的最好的替代性選擇。理想的情況是：英國成為奧斯曼哈里發的保護國，英國向奧斯曼蘇丹保證，給土耳其人在安納托利亞一小塊土地。”（《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二十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第196頁）

土耳其著名女作家哈莉德·艾迪卜在其回憶錄中所說：“在威爾遜原則的激勵和鼓舞下，伊斯坦布爾的一些作家、政治家和律師於1918年12月組成了一個臨時性的威爾遜聯合會。在盲目的仇恨與讓戰敗者寸土不留這樣的傾向盛行之際，人們似乎只能在威爾遜的原則中窺見一絲公正與常識的隱約光明。在醜惡的瓜分陰影之下，開明的土耳其人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威爾遜總統和美國，只有他們對土耳其沒有領土之覬覦。媒介的代表們⋯⋯討論要給在巴黎開會的威爾遜總統呈送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起草了一個計劃，希望美國在財政和經濟上幫助土耳其，派遣專家和顧問來土耳其，保證土耳其一定時期內的和平，並給予土耳其民族組成新的政權並著手內部改革的機會。”（《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二十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第197–198頁）

1919年7月5日，高加索第五軍臨時司令阿里夫給埃爾祖魯姆大會及凱末爾的電報說：“原則上，獨立自然是更可取且值得期待的，然則，若我等宣布完全之獨立，帝國無疑將分裂成數個區域。若是，與僅限於兩三個省的獨立相比，可確保我國統一之託管顯然更好。

敝人以為，解決我民族問題之最妥方法莫過於請求美國實行一定時期的託管，這給予我們保留憲法並派帝國代表前往他國之權利。”（《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二十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第198–199頁）

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熱扎·努爾寫道：“如果美國託管我們，並作風公正而誠實，那麼，在二十年的時間內它就能使我們取得單靠自身一個世紀都無法取得的發展程度。它將使土耳其繁榮、富裕而幸福，並將土耳其人變成一個強大而文明的民族。看看英國統治下的埃及吧。在三十年內，埃及的人口已經增長了一千萬。這個國家是完全的繁榮和有序的，其民族是富裕的。這樣的民族將能夠在一剎那取得獨立地位。”（《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二十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第199–200頁）

西瓦斯大會最終同意了由凱末爾和大會副主席們邀請美國參議院派一個代表團來安納托利亞做調查。有關該問題的信件於9月9日被交給了布朗，並請其轉交給美國的有關部門。在凱末爾的“六日演講”中，他說自己記不得是否轉交過這樣的信件，當然這只是一種政治家的策略罷了，是為了表明自己一直是堅持土耳其之完全獨立的，Cebesoy說，凱末爾的演講掩飾了一項事實，即的確有一份電報發送給了華盛頓的參議院主席，要求派一個事實調查團。這份電報的文本後來在華盛頓發表了。（《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二十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第205–206頁）

凱末爾的《大演講》說：“眾所週知，在奧斯曼統治之下，有著各種政治教條。對我來說，我已經確定，那些教條都不能被新土耳其的政治組織所接納⋯⋯把不同民族統一在一個共同的名字之下，給予這些不同的因素以相同的權利，把他們歸屬於相同的條件下，這樣來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這是一個卓越的和吸引人的政治理想；但它是有誤導性的⋯⋯力圖把所有的現存於地球上的突厥人都統一在一個部落裡，這樣的目標是不可實現的，因為這樣搞，就等於取消了所有的邊界⋯⋯在歷史上泛伊斯蘭主義和泛土蘭主義從未取得成功，他們也從未找到一個實現其目標的基礎⋯⋯奧斯曼國家，建立在塞爾柱國家的廢墟之上，它是伊斯坦布爾的東羅馬帝國的皇冠與王座的主人。在奧斯曼的統治者中，有幾位力圖通過攫取德國和西羅馬而形成一個巨大的帝國。其中一位皇帝希望把整個伊斯蘭世界統一為整體，要領導它、管理它。為此，他取得了對敘利亞和埃及的控制，並承受了哈里發的頭銜。另一蘇丹追求的是雙重目標，一個是控制歐洲，另一個是將伊斯蘭世界納入自己的權威和政府之下。來自西方的不斷反擊、穆斯林世界的不滿和反叛，以及在特定限度內這一政策所人為帶來的不同因素之間的爭執，以同樣的方式與其他的例子一樣，把奧斯曼帝國埋葬於歷史的棺材之中⋯⋯在一個延伸至東方和西方的國家裡，把矛盾的不同因素帶著敵對的特徵、目標和文化硬是統一起來，很自然，這樣的內部是組織有缺陷的，在基礎上是脆弱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對外政策就沒有穩固的基礎，就不能被盡力地實施。在這樣的國家，缺乏成為一個民族的內部結構，在外交上也表現出缺乏這一特徵。因此，奧斯曼國家的政策不是民族的，在清晰性和持續性方面都是欠缺的。”（《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二十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第245–251頁）

伊楠·阿菲特：“人類最高級和最早的文明種族、國家，是阿爾泰與中亞的土耳其人。中國文明之基礎的創立者是土耳其人。在美索不達米亞、伊朗的公元前至少七千年前，人類之最初文明的創造者和人類的最早歷史時期出現的蘇美爾人、埃蘭人、阿卡德人，被給予了這些名字的人，實際上就是土耳其人。在埃及三角洲的土著居民，以及埃及文明的創立者是土耳其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公元前2300年時，著名的閃族人漢摩拉比，在歷史上顯赫的亞述人，歷史上他們都是土耳其人。以古希臘人為名的多利安人，是安納托利亞的土著民、最初和真正的主人，即他們的祖先是被叫做赫梯人的土耳其人⋯⋯我認為，在克里特出現的最早的米諾斯文明，在被叫做希臘的阿卡亞人統治之地的邁錫尼文明，它們的最早創立者是土耳其阿卡亞人⋯⋯拉丁文明之基礎的創造者是被稱為埃特魯斯坎人的土耳其人。”（《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二十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第269–270頁）